彼时，身为工匠的鲁班正在给楚国打工，为楚王攻打宋国提供攻城技术支持——制造云梯。云梯已做好，楚国战队整装待发。
墨家学派的导师墨子，得到了楚国即将攻打宋国的消息，日夜兼程急赴楚国。墨子到了楚国郢都，先对鲁班发起了拷问五连：
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少而*众，不可谓知类。（《墨子·公输》）
墨子将此行为称为不智、不仁、不忠、不强、不知：楚国土地已经很富余了，却去争夺宋国的小地盘，这是不明智的；宋国没有罪，却去攻伐，这是不仁；鲁班明知其中的道理，却不去向楚王谏言，这是不忠；谏言却不能达到目的，这是不能坚守；出于道义不肯替我去*人报仇，却帮助楚王*死更多的人，这是不知晓深明大义。
鲁班在墨子的这一番连环拷问下，被说服了；但鲁班也表示，自己已经答应帮助楚王攻宋了。
于是墨子又继续劝说楚王放弃攻宋计划，在用语言难以说服的情况下，墨子只好当着楚王的的面，用模拟实战的方式与鲁班展开了攻守战：
墨子解下带子围作城墙，用小木片当作守城之械。鲁班变换了九种攻城之法，都被墨子一一化解。鲁班用以攻城的装备、方法用尽了，而墨子的守城之法还没有用完。
这场模拟攻守之战的胜负已判。最终，因为墨子的胜出，楚王暂时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
在这场看似公平的攻守战中，以失败者形象出现的鲁班，与后世人们心目中的木匠祖师显然有着太大落差。实际上，这种胜负之分是不公平的——记述此次著名事件的典籍出处，本就是出自墨家学派的《墨子》，也就是说，评判胜负的话语权，掌握在墨子和其弟子手中。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墨子的胜出，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同样是工匠，评判技艺高低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墨子说了算在墨子的话语体系中，鲁班已经不是一次以失败者的形象出现。鲁班在《吕氏春秋》中被夸赞为“天下之巧工”，但到了墨子这里，却成为毫无用处的、“不利于人”的，因此墨子判定鲁班是“拙”，意即从社会伦理价值层面上是失败的。
楚人与越人展开了舟战，鲁班为楚国制作了钩强，靠此装备，楚人打败了越人。鲁班就以此事问墨子：“我舟战有钩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言外之意就是，我制作的钩强能在舟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你所倡导的“义”，能不能像“钩强”这样发挥作用？墨子马上以“交相钩，交相强，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进行道义层面的反驳，意思是说，你发明的武器装备，不过是加重了人们之间的互相伤害，而我倡导的义，比你的作战武器更有普世价值。这就是墨子在社会道德层面上打败鲁班的一个例子。
鲁班用竹木做了一只鸟，在空中连飞三天不掉下来。墨子对鲁班的此种“至巧”再次不屑于顾，认为没有实用价值，“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墨子认为，比起做大车的工匠来，鲁班是“拙”的。墨子的评判标准就是：“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 墨子的此种评判标准，也用在自己身上：
墨子用三年时间做成了木鸢，飞了一天就坏了；弟子夸赞墨子手巧，墨子并没有接受弟子的赞美，反而觉得制作木鸢的技艺，远不如自己制作车轮的技艺高：“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这个标准，与评价鲁班的话如出一辙。惠子亦对墨子的技艺作出同样的评价：“墨子之巧，巧为轮，拙为鸢。”
由此可以更深入全面地看出墨子与鲁班的技艺孰高孰低了。如果从单纯的技艺精巧角度，墨子还是差着鲁班一大截的，你看：墨子用了三年才做成一只木鸟，飞了一天就坏了；而人家鲁班的木鸟飞了三天不掉下来。但墨子并不觉得自己在手艺上输给了鲁班，而是觉得自己擅长的制作车轮更实用，根据他的口吻和惠子的评价，在这方面要胜过鲁班许多。
从墨家学派构筑的故事情节跳出来看，虽然墨子和鲁班同为工匠，但两个人从事技艺创造的道路，却是沿着两个不同方向前进。墨子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型工匠走出来，更多地关注工匠行业之外的社会价值伦理等问题，并且，用融入了墨家理论的这种评价标准，去评价技术型的鲁班，这对于鲁班来说，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说到墨子，就不能不谈到他的墨家学派和众多弟子，在春秋战国时代，墨家一度成为与儒家分庭抗礼的颇有影响力的学派，战国时期著作《韩非子》中有言：“世之显学，儒墨也”。有着工匠身份的墨子，又何以能够在社会上拥有如此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周朝的“工执艺事以谏”职能延续有关。
作为工匠，在先秦时代有着一项特殊权力，就是向天子、国君进谏，可见其身份的不一般。比如在《尚书》中提到了“工执艺事以谏”、在《国语》中提到了“百工谏”，都说明，工匠作为掌握着特殊技能的群体，有着谏言的特殊权力。
而且，对于工匠行业的细致划分，也能看出在周朝时对于这一职业的重视。
《考工记》中将工匠分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等类别，还在木匠类别下又细分为七类，即“轮、舆、弓、庐、匠、车、梓”，墨子所擅长的制轮，即在这一官方所分条目之下。由此也可以理解，墨子对自己的制轮技术是引以自豪的，而对制作木鸟这种小创造却是不愿细研、也对鲁班的类似技艺持否定态度。
墨子所持的这种态度，也与周朝的社会制度延续有关，比如《吕氏春秋》中提到了工匠的职责：
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在官方工匠的理念中，没有太多实用价值的木鸟，应被视作是“淫巧”之物的，所以才被墨子所排斥。
工匠向国君谏诫的记载，屡见于《左传》《国语》《庄子》等典籍，可见工匠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权力，在春秋时期依然持续存在。
比如《国语》中记载的匠师庆。鲁庄公准备将宗庙的柱子涂成红色，将椽子雕刻得华美些；这时身为工匠的匠师庆就进行了劝谏：“先君倡导节俭，可是您却奢侈，这样会泯失先君的美德，我劝您停止这种行为。”鲁庄公没有听从劝告。但由此事可以看出匠师庆在面对国君时所拥有的职权。
再如《左传》中记载的匠庆。鲁国的定姒去世后，因为丧礼不合礼法，此时作为工匠的匠庆，即以训诫的口气对鲁国的正卿季文子进行谏言；匠庆又向季文子请示，用蒲圃东门之外的木料给定姒做棺椁，季文子没有同意，但匠庆还是用了。而季文子也没有阻止。由此记载可以看出，工匠的话语权甚至在某些时候超过了正卿。
再有《庄子》中提到的梓庆，同样是以木匠的身份，通过阐释技艺之道，向鲁侯谏言治国之理。
在西周时期的礼法制度下，用以维系工匠官员身份的“工商食官”制度还能够发挥作用，使工匠能够同时拥有“艺”与“谏”的双重职能。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周礼制度约束力的减弱、以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变革，“工商食官”制度也逐渐消解，从而使原有的工匠群体发生了诸多变化。
在春秋战国时期，曾记载过三次工匠群体的起义。
一次发生在前520 年的春秋时期，“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左传》）。在这次宫廷王位之争中，工匠在其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同时，也从中可以看出工匠处境的变化，即“丧职秩”，也就是失去了职位与俸禄。在这种形势下，让传统的工匠群体不得不选择新的谋生方式，其中就有像鲁班这样的个体从业者。
还有两次工匠的起义，发生在卫国。前478年，“公使匠久⋯ ⋯ 石圃因匠氏攻公”（《左传》）；前470年，“公使三匠久⋯ ⋯故褚师比⋯ ⋯因三匠与拳弥以作乱”（《左传》）。在这两次起义中，工匠的话语权以“攻公”“作乱”的形式来体现，说明这一群体的地位仍不可忽视。
墨子所处的这种生存环境，即为其墨家学说提供了源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墨子工匠身份中“谏”之职能的延续与延伸——墨子之所以提出了尚同、尚贤、兼爱、非攻等理念，正是因其所处的动荡社会环境使然：
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 ⋯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纷乱不止，墨子如果还想用西周时期的谏言方式来改变社会现状，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就需要他结合新的社会变化，在其工匠身份的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言论体系，并通过这种不同于儒家学说的谏言方式，来达到宣传其理论主张、实现其政治抱负的目的。
《淮南子》记载，墨子早先是学习孔子的儒家知识的，即“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到后来，墨子则认为儒家学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其礼烦扰而不说（悦）”，便放弃了他认为劳民伤财而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儒家学说，而是转向“法夏”，走上了与孔子“从周”不同的道路。
墨子在推崇夏代管理模式的理念下，才会对禹的“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落实到自己的节用主张中，他把自己的“法夏”推而广之，为了推广其“非攻”“兼爱”等主张，也会继续精研攻战防御器械工艺，继续进行工匠技艺创造，同时也必然要加强论辩之术研究实践。由此背景，也可以理解他所创立的墨家学派的言行特点。
墨子在原有工匠身份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学说，在其时代拥有了重要话语权，也与《庄子》中提到的“好学而博”有关。
在一次去往卫国的路上，墨子的弟子见墨子车中有很多书，问其缘由，墨子答道：
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墨子》）
墨子对周公旦的勤于读书倍加追崇，自己也努力以此为榜样鞭策自己。而其中所提到的“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也说明，墨子现在的身份，既不隶属于国君管理的官员之列，又高于基层体力劳动者，他和他的弟子们，已经成为具有独立生存方式、并拥有言论号召力的群体。
正因其学说的影响力，在《墨子》中记载，当时的越王对墨子发出邀请，想让墨子到越国做官，愿“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这也是墨子具有相当程度话语权的证明。
剧情的反转：鲁班是从什么时候从墨子设定的形象中走了出来，成为神一般的存在鲁班与墨子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结束而结束。
当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代替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曾经与儒家并立的墨家学说，则在儒家的话语主导权下，被进行了重构，墨子的主角光环则趋于黯淡。
相反，倒是在墨子话语体系中常常以失败者形象出现的鲁班，在从墨子话语体系中脱离出来后，被不断赋予着愈加丰满的形象，再到后来，其形象已经被神化。
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弗果从。
“公输若”即鲁班，在一次丧事上，幼年的鲁班为了减轻人力负担，请求用其发明的“机封”来进行起重操作，很多人都表示同意；但作为传统派的代表公肩假表示反对，结果还是用人力来操作。在此记载中，鲁班作为工匠形象出现，虽然其发明创造未被使用，但已不同于《墨子》中被墨子以技艺打败的形象。
旧有忖留神像。此神尝与鲁班语，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很丑，卿善图物容，我不能出。”
在此记载中，鲁班“善图物容”的高超技艺，从神仙口中说出，就更有了不同的含义；而且在情节设定上，让鲁班能够与神仙对话，就使鲁班已超出世俗工匠的范畴，已经蕴含了普通民众对鲁班的技艺崇拜；再到后来，忖留神像的这一代表着鲁班“神迹”的遗留，更为鲁班在工匠行业内的神化增添了现实寄托。
还有在南朝《述异记》中，鲁班“神迹”在不同区域内的反复出现，更说明鲁班的“神化”形象已在民间有了广泛基础：
七里洲中有鲁班刻木兰为舟 ……天姥山南峰，昔鲁班刻木为鹤……鲁班刻石为禹九洲图，今在洛城石室山。东北岩海畔有大石龟，俗云鲁班所作，夏则人海，冬复止于山上。
在这些描述中，鲁班的技艺被夸大、被神化，而且同样还有一些遗迹，比如大石龟，为神化的鲁班提供现实寄托。
随着鲁班崇拜在民间的深化，在为鲁班附加神话传说、增添“神迹”注脚的同时，还将这种技艺崇拜延伸到知识传播层面，比如成书于元明的《鲁般营造正式》《鲁班经匠家镜》这类工匠行业的专业技术书籍，即是托名鲁班而作。虽然明知此类书籍并非出自鲁班之手，但因其有了鲁班崇拜的情结融入，从而提升了其传播的广泛度；也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工匠行业内更为长期的鲁班崇拜。
鲁班与墨子在先秦时期的技艺较量，不能单纯地从工匠技艺的角度来衡量胜负；如果真的只是以工匠技艺论输赢的话，鲁班未必是输的一方。在当时墨子占据主导权的语境中，鲁班被设计成失败者形象，则是出于墨子传播践行其学说的需要。
当墨家实力足以与儒家并列的时候，墨子的出场，自然是胜利者的形象；而当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结束，墨家学说趋于衰微时，墨子的主角光环，自然也变得黯淡。
而在先秦典籍中没有太多记载的鲁班，却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越来越丰满的形象，并且在其主角光环之上，又增添了神化成分。鲁班由失败者形象反转为民间崇拜的神化形象，与不同时代的民间话语权有着直接关系。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墨子与鲁班的行业技能交集与社会职能分化，让其分别成为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