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历时十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芜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自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失难以取得进展。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只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录都荡然无存。
变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爵制改革，它是以这个爵制改革为轴心，来铺开他的变法的，把这个爵，从贵族专有物变成了一个庶民也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打破了原来非常严格的贵族社会。
商鞅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名田制。名：意味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庶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卒、士伍、庶人，可占有一顷田一宅，二十等爵位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田1.5宅，爵位越高，田地的数量就越高，至十九级的关内侯，可占田95顷宅95宅，是普通庶人的95倍。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承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如果说富国之本集中体现在农业上，那么，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如果没有军功，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籍。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用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罚，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进爵之路。变法措施，严重的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制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然而秦人几百年来，野蛮粗鄙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商鞅面对的是整个秦国社会的强大阻力。
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700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这样的法律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年，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驷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珡黥刑，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刑，就将太子的两位师傅分别实行了黥刑和割鼻的劓刑，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三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史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咸阳位于丰水和谓水交汇之处，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是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通衢，孝公十二年，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栎阳迁到咸阳，并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此时，商鞅已被封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他将更加彻底地推行变法，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传统的分封制正迅速向郡县制转变，商鞅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聚等自然部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置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31个县，县设县令，掌管一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全力高度集中于秦国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堪称一项创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统一帝国的根本原因。
标准化的制度，使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地运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又精确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引领着这架战车隆隆启动。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成为战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孝公八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孝公二十一年，齐国、魏国在马陵交战，魏十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太子申被俘，这是商鞅等待了二十多年的最佳时机，更是秦国被魏国夺去河西之地四十余年后洗刷耻辱，争雄天下的最佳机会，商鞅马上向秦孝公建议，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即秦并魏，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向东迁徙，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制诸侯。秦孝公立即听从建议，派商鞅率军出击，一举击溃魏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担心秦国再次来袭，被迫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约一百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当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商鞅新法。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的再现了秦穆公的辉煌，孝公十九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霸），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将於，商十五邑封给商鞅，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充满*机的巨大阴影，正在向商鞅不断靠近。
公元前338年，孝公年老病逝，太子驷继位，号惠文王，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倒商势力，为首的就是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师傅公子虔，他们誓与商鞅不共戴天，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
不久，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秦军*死，惠文王命人将商鞅的尸体运至咸阳，施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五马分尸。然而，尽管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作为秦国的新国君，他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新法已经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
公元前221年，在商鞅变法138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进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业，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