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紧接上期）
第五节 刺帝谋反
黄巾民变和凉州羌乱是体制外的人对现实不满进行的武装反抗，那么，体制内呢？仍然有人对现实不满，也想通过非正常手段来予以改变。
就在废史立牧前后，发生了两件体制内的人意图谋反之事。
第一件事是冀州刺史王芬密谋行刺灵帝，改立合肥侯。
汉中平五年（188年），冀州刺史王芬、著名党人陈蕃的儿子陈逸、擅长天文阴阳之术的术士襄楷在一起聚会，谈及时局。襄楷说道:“我夜观天象，发现了不利于宦官的征兆，这些人中的显贵要遭到灭绝。”父亲陈蕃死于宦官之手，得知宦官即将覆灭，陈逸自然非常欣喜。
王芬也仇视宦官，自告奋勇承担起诛*宦官的组织者责任。宦官都在京城洛阳，怎么*呢？也是无巧不成书，正好灵帝打算带着十常侍等宦官显贵到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市）故乡巡视（看来皇帝也不能免除衣锦还乡之俗啊）。王芬一方面向朝廷上书，借口境内黑山贼猖獗，需要起兵对抗，求得在境内招兵买马的权利（汉制，无朝廷许可，刺史郡守不能擅自征兵）。一方面联络许攸、周旌、华歆、陶丘洪和曹操等人前来相助，计划在灵帝巡视河间之时行刺灵帝，*掉十常侍，改立合肥侯为帝。
灵帝丝毫没有察觉冀州有只大网等着他去钻，兴致勃勃地准备动身。临行前一天，太史来报，说北方天空从东到西充满赤气，预示着有惊天阴谋，不宜北行。灵帝取消了北行计划，派人前去探查，发现了王芬阴谋的蛛丝马迹，立即下令王芬停止招兵，回洛阳待查。王芬害怕，自*。
一个低品秩官员敢组织军队来实施兵变，图谋刺*皇帝，改立新君，已经可以说明灵帝的不得人心，朝政的混乱不堪。
不过此事有些喜感，起止原因都是两个望气者的话，感觉像是法师斗法，难怪也有学者怀疑此事的真实性。要不是《三国志》在卷一和卷十三都提到这件事，我也不信。还有一个遗憾之处，他们要立的合肥侯究竟是谁，不大清楚。
曹操因拒绝参与此事而免受牵连。
第二件事是原信都（今河北冀州市旧城）县令阎忠劝说左将军皇甫嵩起兵自立。
也在这年年底，王国率西凉叛军围攻陈仓（今宝鸡市陈仓区），朝廷无奈再度起用皇甫嵩为左将军，以前将军董卓为副，各率兵两万解围。这就是著名的陈仓之战。
皇甫嵩兵临陈仓安营扎寨，董卓提议立即进攻叛军，解陈仓之围。皇甫嵩断定叛军攻不下陈仓，就没有采纳，反而是采取守势，消耗叛军。
局势的发展正如皇甫嵩所料，陈仓城坚粮足，王国围城八十多天，仍无法破城。实在是打累了，就放弃围城，准备撤军。
此时董卓又提了个建议，主张穷寇莫追，任叛军撤退。皇甫嵩还是没采纳，自带本部两万兵马全线追击，令董卓殿后，取得了斩首万余人的特大胜利。
皇甫嵩两次没有采纳董卓的提议，让董卓大失颜面，尽管他的提议都是馊主意，但他却不这样想，反倒认为是皇甫嵩故意与自己作对，从此怀恨在心。这就是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小人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哪怕错了，也不会自省，都要找理由怪罪到别人头上。君子则是首先反省自己有没有错，不会因为自身错误而怪罪别人。
就在皇甫嵩与王国在陈仓相持期间，原信都县（今河北邢台西南）令阎忠前来游说皇甫嵩拥兵自立。
阎忠先从皇甫嵩功高震主的危险性说起，以韩信的遭遇提醒皇甫嵩有性命之忧，希望以此激起皇甫嵩的反叛之心。这是说客的技巧，可以忽略不计。但紧接着说的一番话则一针见血地描述出当时的社会状态。他说：“朽木不可雕，衰世难以辅佐。若要想辅佐衰败的世道，雕刻腐朽的木头，这就象往山坡上推石滚，在江河里顶风行船，岂是那么容易吗？况且如今宦官狼狈为奸，专权乱政。你在昏君之下难以久居，你有不赏之功，别人也会嫉妒诋毁你，不早点想办法图谋大事的话，你会后悔无及。”
皇甫嵩是个愚忠之人，自然不会听从阎忠的劝告。
不光是阎忠这样劝告皇甫嵩。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长史梁衍都劝过，可惜皇甫嵩未能听从。其最终也未能挽救朝廷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局面，自己的老命还差点被董卓拿走。
这样的朝廷有什么可忠的呢？还不如反了吧！
汉末社会上下，体制内外，都对以灵帝为首的朝廷失去了信心，人心思变，废史立牧只是加速了皇权的衰弱和领土的分裂，导致了汉末群雄割据的格局。
第二章 夺嫡之争
第一节 灵帝驾崩
凉州之乱成为汉帝国心腹之患，为尽快平定这次叛乱，灵帝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五月，以征西为名组建西园军，设立西园八校尉：
上军校尉－－－小黄门·蹇硕；
中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
下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
典军校尉－－－议郎·曹操；
助军左校尉－－赵融；
助军右校尉－－冯芳；
左校尉－－－－谏议大夫·夏牟；
右校尉－－－－淳于琼。（八校尉人员及称谓有不同的版本）
八校尉以蹇硕为帅，大将军何进也在其下。宦官成为朝廷最高军事长官。
十月，灵帝建造长乐观，在里面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自称“无上将军”，持剑骑马检阅八校尉所属各军（明正德皇帝是学的他吗？），还自鸣得意地在讨虏校尉盖勋面前炫耀，结果被盖勋直接指斥为“黩武”，自讨没趣。
陈仓之战后，战败的王国被韩遂、马腾废黜，二人推举原信都令阎忠为帅。阎忠内心不愿，忧愤而死。凉州叛军一时群龙无首，这似乎给帝国的平叛大事带来了转机，谁知灵帝却一病不起，平叛之事只能暂时中止。
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十一日（公元5月13日），洛阳皇宫，南宫嘉德殿，病入膏肓的皇帝刘宏奄奄一息地躺在御榻上，殿内只有小黄门、上军校尉蹇硕陪侍。灵帝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对蹇硕嘱以后事，让其扶立小王子刘协继位为帝。说完后黯然去世，享年33岁。
如果根据史*载的话，中国历朝历代的末代皇帝除了傀儡外，都不是好东西。这些皇帝的谥号也多是恶谥，哀、殇、炀、幽、灵等，人性阴暗面中所有的残暴荒淫似乎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二个还可以理解，如果无一例外的如此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试着分析一下，完了再接着讲故事。
先确定一个前提，是河南大学王立群先生的观点，自秦始皇开创皇权专制体制以来，一直到清宣统皇帝退位，其间所有的皇帝都是暴君，区别仅仅是残暴的程度不同而已。这点很重要，千万不要被那些什么明君、仁君的赞歌唱昏了头，皇权专制体制下产生不出什么明君、仁君的。唐太宗是明君吧，*兄、射弟、逼父。康熙是仁君吧，大起文字狱，*起汉人来眼都不眨一下。
其一，末代皇帝，都是身处朝代衰竭期。短则几十年，长则上百年本朝历史的所有矛盾和弊端都集中在这个时期，积重难返，要靠一己之力来力挽狂澜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明崇祯皇帝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崇祯谥号烈，还不是恶谥，除了崇祯本人还不算太坏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清朝要收买汉人人心）。帝国要垮，人心已散，内贼蜂起，外寇又来，怎么办？只有严刑峻法，重税重赋，挖肉补疮来尽力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因此形成恶性循环，加快了朝代的灭亡。而所有这些恶政、恶果、恶名都落在了末代皇帝身上。
其二，就是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那句话——“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新的朝代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一个最简便有效的方法就是抹黑前一个朝代。
这在中国古代史中屡见不鲜。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多数是武装夺取政权，而不是合法继承。胜利者为了凸显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就必须把对方说成是非正义的一方，让自己武装夺权的行为变得合理合法。
而中国古代修史的一贯做法是胜利者一方政权稳固后，派本朝大臣领衔，集中已经归化本朝的文人来写。谁敢指责本朝的不是？坏人只能由前朝最后一个皇帝来当咯。就算隋炀帝和唐太宗是亲戚，父辈还同朝为臣，一个圈子里的人，尽管知道唐玄宗时仍在用着隋朝留下来的钱粮，尽管国家人口和财政收入仍然比不过隋朝，但还是要把隋炀帝说成一个大大的坏人，而且是坏透了（当然，隋炀帝不是好人，但不至于像唐朝人包括今天还有人说的那么坏）。
其三，皇帝看上去是个很风光的职业（说皇帝是个职业的话是皇帝自己说的。1931年，文绣与清逊帝溥仪上法院离婚，登记表中有“职业”一栏，溥仪思索了半天，填了个“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莫不生*予夺，何其快哉。但是，也是一个最危险的职业，随时得提防着有人谋反，把自己从皇帝宝座上拉下来。
中国没有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体制，也没有欧洲只能由具有王室血统的人才能当国王的规矩。中国的皇帝是随机性的，就是所谓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是由中国君权天授的理论体系所决定的。
天选择有德的人来做皇帝，“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没有其他的条件，只要有德就行。如果皇天认为你无德了，就另外辅佐一位有德的来代替你。所以人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当皇帝，泥腿子陈胜就可以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历朝历代的农民民变也都是以推翻现在的皇帝，由自己取而代之为终极目标。
在中国古代没有为改革体制而兴的民变，造反都是为了当皇帝。新的朝代建立初期，皇帝大多会与民休养生息，制定许多轻赋减徭，还利于民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疗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生产，促进人口增长。再加上开国君主一般都比较开明，有威望，能够凝聚社会各阶层齐心协力开发社会生产力。这也是各个朝代的所谓盛世都出现在初期的原因。到了末代就尾大不掉积重难返了。皇帝耽于享乐，官吏忙于贪腐，土豪乐于兼并土地。官场腐败，社会黑暗，以至于民不聊生，铤而走险。历史又由此进入一次新的循环。这个时期的皇帝最难做，干啥啥不成，还得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位置，会身不由己地自动开启亲小人远贤臣，荒淫残暴的昏君模式。
顺便说说桓灵二帝的差别。桓灵二帝一向被人相提并论，以至形成二人都是相同的昏君。特别是诸葛亮的《出师表》里说过“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出师表》被选入中学教材里，其影响非常广泛，更加深了桓灵一体的认识。
其实，二人是有差别的。再次声明，集权体制下的皇帝都不是好东西，这里并不是为桓帝翻案，只是为了正确认识历史人物。
政治上，桓帝比灵帝成熟。
桓帝与宦官厕所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消除了外戚梁氏势力，自然会重用宦官，所谓一日五侯，就是桓帝所为。但他知道掌握宦官与文官集团的平衡，在宦官势力过大时会予以压制。桓帝有所谓的“三断大狱”，一是诛灭梁冀；二是废免邓氏；三是禁锢党人。第一不用说了，第二、第三就是在宦官与党人之间寻找和建立平衡。在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废免邓皇后的过程中，曾经如日中天的“五侯”及其继承人全部由县侯降为乡侯，终结了与这批宦官的六年蜜月期。桓帝时的党锢时间也不到一年就结束了。李膺*张让弟弟张朔，济北相腾延*侯览、段珪宾客数十人，桓帝都没听从宦官的诬告处理李、腾二人，反而升了二人的官。
同时桓帝在用人上也比较灵活，在朝廷中枢里不再以郭、马、袁、杨为主（前二者是开国元勋及外戚的后代，后二者就是两家著名的四世三公豪门子弟），西北边陲将领也不以邓、马、耿、窦等世袭将领为主，都另外从基层、民间提拔人才，著名的“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与段颎）就是因此才崭露头角，成长为方面人才。
灵帝则一味地依赖纵容宦官，在评定黄巾民变时，豫州刺史王允拿到了张让门客与黄巾军联系的信简呈报给灵帝，灵帝居然训斥几句就算了。无限延长党锢时间，加剧党人与朝廷的矛盾。设置鸿都门学，截断太学生的仕进道路，引发和加深新的社会矛盾。宦官给狗戴进贤冠、穿朝服、佩绶带，摇摇摆摆上朝，灵帝起初没认出是一条狗，近前一看，居然哈哈大笑，还连声夸奖说：“好一个狗官啊！”这对满朝文武来说，是莫大的羞辱，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经济上桓帝比灵帝节俭。
桓帝也卖官，灵帝卖官还是从桓帝那学的。但二者还是有差别（卖官是商鞅变法内容之一，秦汉时都卖官。汉时武帝为征匈奴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开始卖官）。
桓帝卖官始于延熹四年（公元161年）。那年是个灾年，瘟疫、水灾、地震接踵而至。还有多个地方的羌人反叛。赈灾平叛都要钱，桓帝继承的是个烂摊子，没有钱。于是，就先减官员俸录。不够，再找诸王侯借半年租（欠借的钱桓帝后来用濯龙中藏钱，就是私房钱还的）。还是不够，没办法了，就只好学汉武帝卖官。卖的官都不是重要位置，主要是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关内侯和五大夫为爵位，有位无封地。前者有少量的食邑和收取几户农户的税收，可世袭；后者仅本家得免役。其余的只是宫廷卫士之类的士兵）。这些低级别官员并没有影响朝政的能力。桓帝卖官后又以种种理由来削减这些官员的俸禄。卖官得来的钱主要就拿来赈灾平叛。
灵帝卖官则没有限制，什么等级的官都卖，甚至三公职务都卖。这些职位对朝政影响就非常大了，官员不称职，甚至能直接影响朝廷的兴衰。比如前面提到的张温、崔烈之徒。并且灵帝卖官得来的钱主要是拿来自己挥霍享受。
个人享乐上，桓帝没有灵帝那么骄奢淫逸贪婪无度。
桓帝好色，后宫妃嫔、宫女最多时达六千多人，这点和灵帝不相上下。但桓帝除了给母亲起造过宫殿外，几乎没有新建什么宫殿。桓帝时皇宫内经常失火，许多宫殿都被烧坏了。也许主要是没钱吧。因为他曾想扩建鸿池，被侍中赵典谏止。以至于灵帝继位后，看到破烂的宫殿和空空如也的国库时嘲讽桓帝不能作家居。
灵帝就太能作家居了。将加收的田亩税和卖官钱拿来翻新南宮，扩建西园。有学者算过一笔账，灵帝仅从每亩增收十文钱的加税中就获利200亿。而这200亿还不够他修建宫殿，又开始卖官。在宫中建集市，太监、宫女在其中模仿民间集市买卖，百戏杂呈。这些人趁机偷窃珍宝，运出去倒卖。还在宫中修建一千多间房，让人采来苔藓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渠水绕门环流。渠水中种植着南国进献的荷花，花大如盖，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名叫夜舒荷。又因其这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展开，月神名望舒，又叫望舒荷。灵帝与众多宫女裸游其中，嬉戏追逐，竟然还恬不知耻地亲赐花园名为裸游馆。
桓灵二帝还有哪些差异呢？灵帝死后二子夺嫡的情形及结果如何呢？下期再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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