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襄阳小友"晖光日新"文章，诠释明代中徐学谟《游隆中记》……（三国隆中记）

襄阳小友"晖光日新"文章如下:

诸葛亮躬耕地南阳、襄阳之争在明代已出现，由此诞生了“南阳说”，古人是如何看待“南阳说”的呢？

读古文《游隆中记》，可知明代学者是如何批驳“南阳说”的。

其作者徐学谟(1522-1593)，嘉定(今属上海)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职方主事，明穆宗即位，学漠起用为南阳知府，升湖广副使，分巡襄阳，仕至礼部尚书。原文如下:

《游隆中记》

明·徐学谟

跨汉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盖有两隆中云。（案评一:徐学谟陈述当时地理现状，诚然已经是两个"隆中"现实存在。）

隆中者，为汉昭烈三顾孔明处。（案评二:隆中，与诸葛亮的关系——三顾茅庐发生地。）

其一距襄阳城西三十里，在今伏龙山中；其一在南阳者，薄城八里，即所谓八里冈。冈势蜿蜒如带，高仅数丈，即其上以祀孔明，亦曰隆中。（案评三:徐学谟陈述两个隆中的地理坐标。）

今宛、襄人争互是之不能决，余盖尝两游焉。（案评四:徐学谟因为南襄争议，想亲历两个隆中之游历，以辩真伪——这也是他书《游隆中记》之目的。）

苏长公《万山诗》曰“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盖指今伏龙山云。（案评五:徐学谟认为苏轼《万山诗》，大概是指今伏龙山云——这是徐学谟个人猜测，但苏轼的《万山诗》地理坐标明确，其对万山周边江景、环境风景描述清晰——但万山是万山，伏龙山是伏龙山，地标明确且不同。苏轼在万山游历之时，还只限于是"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柘美"。

原诗文:

西行度连山，北出临汉水。
汉水蹙成潭，旋转山之趾。
禅房久已坏，古甃含清泚。
下有仲宣栏，绠刻深容指。
回头望西北，隐隐龟背起。
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柘美。
月炯转山曲，山上见洲尾。
绿水带平沙，盘盘如抱珥。
山川近且秀，不到懒成耻。
问之安能详，画地费簪箠。

从苏轼诗文记载看得出，此时的苏轼没有去过伏龙山。诗篇描绘的都是万山周边环境风景——万山之曲、禅房寺院、月亮、汉水、沙洲等景致。

苏轼的诗文中"回头望西北，隐隐龟背起。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柘美"。诚然，苏轼站在万山，回头望西北，看到远处"龟背起"的景色，这是传云中的古隆中，有"万树桑柘"的美丽风景。

显然，基于徐学谟的理解，与苏轼的西北望，"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拓美"不是一个方位地理坐标——伏龙山在万山以南偏西方向二十里左右。）

万山缘江诘曲南走，至伏龙山，隐隐若龟背起，口西向缺啮。（案评六:这是徐学谟的理解，万山缘江诘曲南走，至伏龙山——隐隐龟背起。但与苏轼的"万山西北望"，已经是南辕北辙之地理方位坐标。）

行者跋趿而入，其中参然草木蒙翳，即白日如晦。稍陟其椒，天光始彻，游目连嵏，林立而交戟者不可胜数。闳遐邃眇，非若八里冈之陀羡迫嚣而处。（案评七:徐学谟描绘了古隆中当时环境，"跋趿而入"——地势、道路极其难行。

"参然草木蒙翳，自日如晦"——杂草茂密，树木参天蔽日，白天如夜晚。

"稍陟其椒，天光始彻，游目连嵏，林立交戟"——稍陟其椒，间或透一些阳光下来，依凭些许日光方看得清楚:林木交植如戟。

问襄圆朋友:这是人待的地方吗？如何生存？原始森林？吃啥？喝啥？能种地吗？

"白日如晦"环境下，人不会生病吗？生病如何出得去？又何处求医？

这是襄阳"强人之难"让一个16岁或一个12岁少年"隐居种地"的地方吗？他们能活下去吗？）

古之隐者，入山惟恐不深，疑宛人之不能攘隆中而有之，不待长公之言而始信。（案评八:古之隐者，小隐于林，大隐于市。无论小隐大隐，衣、食、住、行、医是基本的生存前提——后人以传讹文化，去美化一个16岁及12岁诸葛兄弟，在此原始山林之间"隐居"，自耕自食，已经不符合人类之基本生存之情理。

古隆中出行之不便，环境之恶劣，诚然是与野兽为伍，狩猎为生吗？山间一分薄地，够野猪供食吗？

现代人的头脑里，没有山中野外生存之概念，而全凭想象及臆想！

出门之沟壑，荆棘林木交织密布、山洪暴雨为泄、开垦一条出路需要多少年？

蒋介石曾经使万人修古隆中之路，其艰难之行可见一斑。诸葛亮一家于此地，抚琴高歌，悠哉乐哉~这些朋友们真是想得美啊！

襄阳说者专家学者们，可以在今日之古隆中小住一月，无水无电，野外生存，体味验证一下可以吗？或由此能够找到诸葛亮"躬耕"生活的可能性好吧！）

然予按史，孔明故琅琊人。其在襄阳，亦飘然一侨居客耳。贫家门巷，不过编蓬筑土为之；非有玮丽绝特之观，如今山阴之有兰亭、豫章之有滕王阁，可以久存于世者。矧经乱离、兵燹之余，其掬为蒿莱、瓦砾，莫可踪迹久矣。今复去之千载，即伏龙山之隆中果是，其山绵亘数十里，又何从而得其草庐故处?（案评九徐学谟质疑:诸葛亮一个外向侨客，贫家门巷，不过编蓬筑土为居——假如伏龙山隆中果是，其绵亘数十里，又何从而得其草庐故处？徐学谟难道想不到:一个16岁及12岁少年，放置此地，以何存活呢？）

道士云，孔明祠旁有八角眢井一，为草庐之据。（案评十道士云:孔明祠有八角井，为草庐依据——八角井是古隆中唯一证据。）

（徐学谟质疑道士所云）:往年襄简王寇其地而竁之，竟以乏嗣，人以为卧龙之英灵不死，其说尤谬悠无当，假令孔明死而有知，何不能阴褫典午氏之魄，以稍嘘炎祚，而乃区区吝情于生前莲庐之幻业?必不然矣（徐学谟质疑其不合情理之说）。

余从道士觅管井，井制颇宏敞，非贫家所宜有也（徐学谟质疑八角井非贫家所用，亦非孔明这个外乡侨客所能使用）。

客曰：然则南阳之卧龙冈果非也？乃《出师表》又何以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阳”?（案评十一"客曰"——假如南阳卧龙岗不是真的？为何诸葛亮出师表认定"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予曰：汉时宛、襄并属南阳郡，后世始析而二之。贤者之迹，所至增重，其死而神游，宜无不之也。宛、襄皆故南阳，则今之各祠而伏腊之也，讵可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哉?（徐学谟回答以"模棱两可"处之，以"宛襄皆故南阳"回复之——徐学谟对"东汉南郡和南阳郡以汉水分界线于南北"，无从得知其亦清楚。）

总结徐学谟《游隆中记》，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中古隆中的地理环境及"生存环境"，把一个如此原始山林、野外之所，强加给一个16岁及12岁少年之"生存之地"，显然违背人类"求宜居"的基本常识。

襄圆小友"晖光日新"总结如下:

（晖光日新文章）:因古文难懂，故简单解释一下。文章刚开始便叙述了当时出现了两个“隆中”的社会现象，其一在襄阳西伏龙山，另一在南阳八里冈。究竟谁真谁假？作者然后进行了论述。作者通过引用了苏轼诗作里的“谁言襄阳野”;比较伏龙山和八里冈的当时的情况谁更适合隐居;伏龙山孔明祠里的八角井(作者笔误，应为六角井);襄简王破坏襄阳隆中建筑等这些史料来证明了襄阳隆中才是真隆中，批驳南阳说“南阳之卧龙冈果非也”。

【案评】襄圆小友"晖光日新":徐学谟不知道"八角井"和"六角井"之区别吗？道士亦"八"和"六"不分吗？显然，襄圆小友"晖光日新"自作聪明，掩盖关于古隆中今日"六角井"之荒唐论述。

（晖光日新文章）:文中后面还对当时人们疑问的《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进行了解释说明，认为“汉时宛、襄并属南阳郡”，“宛、襄皆故南阳"，这与现代史学家的论断基本相同，即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指的是东汉南阳郡，而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属于南阳郡管辖，而不是在宛县(当时的南阳县)。

【案评】襄圆小友"晖光日新"之言:"汉时宛、襄并属南阳郡"，这显然是小友"晖光日新"借古人徐学谟模棱两可之语，又把东汉荆州州府所在地之襄阳，卖给南阳郡的把戏。东汉荆州州府襄阳归属南阳郡吗？想想这一种脑回路之论述就让人们笑喷。

以前一个"襄阳隆中三顾地"小友，把南郡"中庐县"卖给南阳，结果没有"卖成"，闹出来了大笑话——襄圆还有多少"卖地"的朋友呢？

东汉末年汉江以北地区归属南阳郡，古隆中居汉江以南，归属南郡中庐县县境。我们让史证"说话"吧！

我们需要解析东汉及三国时"南阳郡"地理坐标及相关历史记载。

案(一): 东汉张衡在《南都赋》中所说的南都（南阳郡）位置是“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78年—139年），他对家乡南阳的地理位置自然非常清楚～时南阳郡居汉水以北，南郡居汉水以南。

案(二)《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唐•张守节著）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释名》云：“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

案(三)《晋书·地理志》又云：“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其他相似的记载还有《楚地记》云：“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见《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四十五）

案(四)《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 条的记载，《路史•国名记》中引《地纪》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也” 的记载。

案(五)《元和郡县志》也载：“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荆州可以代称南郡。

案(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襄阳县志》载：襄阳，西汉初年建县，“辖汉水以南，邔县以北，中卢县以东，属荆州刺史部南郡”。江北，即今樊城一带，为古邓县，“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

案(七)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襄阳记》中记载“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汉因之”。

以上史料为什么会有"汉水以北"或"汉水以南"这样的边界方位记载？这是缘于南阳郡和南郡交接边界的这一段汉水趋于东西走向的特殊性。

汉水在南阳郡境内和南郡境内的河段属于东南走向，只有“茨河—东津”间的汉水趋东西走向，两郡在此交接并以汉水分界南北。此处分界可以与文献中所载的：“汉水以北（或汉之阳）为南阳郡，汉水以南（或汉之阴）为南郡”互相印证。两汉时的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分界著述清晰，没有相互交叉辖制的记载。

所以，对于秦置及两汉时期的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地标分界南北，自秦、汉之始及后来的各朝各代都是这么认为的，历史史著、文献也是这么记载的，这是对两郡的汉水边界的共同历史认定。

案(八): 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界的改变，始自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东汉丞相曹操占据南郡北部后立襄阳郡，割走南阳郡山都县划治给襄阳郡（《襄阳府志》记载）:惟时郡境，北界汉水，西界万山～汉水以北之邓县西临襄阳郡山都县），分南阳郡西部地区设置南乡郡。

综合以上史料文献辨析:东汉时南阳郡居汉水以北，南郡居汉水以南；曹操立襄阳郡后，襄阳郡有跨过汉水以北辖治山都县的记载。

三国时代的南阳郡，更无可能辖治汉江北岸一带。魏黄初公元222年置义阳郡，邓县南部邓城置县(樊城一带)、同鄾县、山都县归属襄阳郡，邓县北部亦邓县划治给义阳郡。南阳郡居义阳郡以北（新野县边界以北），已无法隔着义阳郡、隔着邓城县去辖至汉水。陈寿和诸葛亮了解曹魏置襄阳郡、义阳郡、南乡郡这些行政区变化吗？当然知道。227年诸葛亮出师表奏章里曰"躬耕于南阳"，而这个南阳亦是义阳郡以北的南阳郡，故陈寿著述"邓艾，义阳棘阳人（新野县东北）"等，却没有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之南阳做任何特别注释。

案由:《三国志》中的人物籍贯，许多人以为是以晋初的行政区划来表达，亦谬也。

魏晋两朝衔接，本身行政区划就是大部沿用大体相同，因此容易给人错觉。

实际上，陈寿《三国志》中是用东汉、三国时期的行政区划来表述人物籍贯的。《襄阳府志》和《襄阳县志》等文献记载，也是按照魏置划治，记载行政区变化的。

案《三国志》:【李典字曼成，山阳钜野人也】，实际上晋泰始元年(265年)以山阳郡置高平国，如果后来陈寿以晋初行政区划书写人物籍贯，当写为：李典，高平钜野人也。

又案《三国志》:【许禇字仲康，谯国谯人也】，事实上晋初无谯国之封，只有谯郡。谯国乃魏黄初元年(220年)由郡改为封国，实为三国行政区划。

再案《三国志》:【雍州剌史郭淮遺广魏太守。】，“广魏一名，晋泰始中已更名为略阳"。

由此可见，陈寿《三国志》中的人物籍贯的行政区划界定，乃东汉、三国时期。

司马光资治通鉴也是用”义阳"来表达人物籍贯，如义阳魏延。

胡三省注：魏文帝分南阳郡立义阳郡，又立义阳县属焉；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书也。如果义阳终废，则当追书"南阳"。说明司马光及胡三省手里没有义阳废置的。

所以，我们可以由"义阳棘阳""义阳新野"这些描述中得出结论:魏置义阳郡，包含"新野""棘阳"。

再考《三国志》"邓艾，义阳棘阳人，甘露元年进封邓侯。"按常例三国时封爵之制多以本郡邑为封土，则艾之邓侯封邑当以邓县为主，艾之为义阳人也，反推之，邓县亦属于义阳郡焉。

综合上述，魏义阳郡当为东西贯通分割旧南阳郡的一个大郡，未废，应包括新野、棘阳、邓、穰等县在内，郡治可能就是新野（新野亦曾为魏荆州治所）。

钱大昕"晋义阳郡当是因魏之旧耳"之论，然也。

《晋书》云义阳郡“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十二县为：新野、穰、邓、蔡阳、随、安昌、棘阳、厥西、平氏、义阳、平林、朝阳。

考《三国志》黄初三年(222年)改封章陵王据为义阳王，又有景初元年(237年)十二月己未…分襄阳郡之鄀叶县属义阳郡。

因此，义阳郡“黄初三年置而景初犹存的说法是为正确"。

但对于曹魏曾废义阳郡的"说法"似为不妥。

案司马彪《战略》中:“景元二年春三月…使烈督万人径造沮水，荆州、义阳南屯宜城。"此处义阳南当为《三国志》中分襄阳郡之鄀所言之"鄀"地也。说眀魏义阳郡在景元二年(261年)仍是存在的，此时距晋武帝开囯泰始元年(265年)仅四年时间。

而对于晋义阳郡为太康中置的说法来自《晋书地理志》，谬也。《文献通考》与《通典》俱云:"魏分南阳置义阳郡，晋宋并因之"。

清代历史学家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记："按武帝泰始元年即封从伯父望为义阳王，是义阳置郡不始于太康当是因魏之旧耳，叙例以为魏文帝置"，钱氏在此清楚地表达了对正史记载的疑问。

案《晋书卷三十七》：“义阳成王望，字子初……武帝受禅，封义阳王，邑万户，给兵二千人"。

又案《读史方舆纪要》：“晋武帝泰始元年，封从伯望为义阳王，治新野，领义阳县"～足见钱氏的说法是有所根据。

周振鹤先生曾指岀: "泰始元年司马炎行分封"。

田余庆先生亦曾指岀：“西晋诸王，或随例于太康初年就国"。

从两位先生的话语种可以推测出这样的结论：泰始元年司马炎即大封诸王，但各种各样的原因，诸王大多是太康年间就国，导致了后世人误以为一些郡国为太康中置，或如义阳郡。

再观《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中，咸宁三年，即太康元年："其无官者，皆遣就国。諸王公恋京師，皆涕泣而去。"

此条也说明，泰始初封王后，诸王大都赖在京城，太康年才迟迟就国。

故从以上史料文献辨析，三国时的南阳郡居义阳郡以北，南乡郡以东。

三国两晋:三国时，南阳为魏国所有，隶属荆州。

三国时的南阳郡，入晋朝时名南阳国，治南阳城，辖宛、西鄂、雉、鲁阳、犨、淯阳、博望、堵阳、叶、舞阴、比阳、涅阳、冠军、郦十四县。

从上面史料文献辨析:三国时的南阳郡隔着义阳郡、襄阳邓城县，不能辖至汉水。

而假如诸葛亮自谓的"躬耕地"在三国时南阳郡郡境之外，于东汉时南阳郡境之内的其它36县任何一个地方，作为一个西晋史学家，以治史严谨而著称的陈寿一定会采用以魏置义阳郡、南乡郡、襄阳郡这些行政区划治变化来记载。陈寿一定会对"南阳"做一个标注，而注明地标所在地。所以，东汉时南阳郡与三国时南阳郡的重叠区域的一致性，这个"南阳"符合诸葛亮认定的"躬耕南阳"郡望，符合其"迩来二十有一年矣"南阳郡望认定。

这就是公元227年，诸葛亮曰"躬耕于南阳"，而唯一能够把"躬耕地"郡望所属表达明白的三国南阳郡，这一点也符合陈寿或以东汉行政区、三国当时魏置行政区来记述三国相关人物的记载历史办法。

故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郡望，就是三国现状划治下的南阳，这不仅是一个三国军事家对"今天下三分"的行政区划治现状认定，更是智慧体现在多年以前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时，对行政区现状划治的这一种认知存在。即或这个"南阳"迩来二十年有一矣"，但这个"南阳"在三国时依然有自己的郡望及行政存在，而不是被分割出去多年的东汉南阳郡所属的那些不再称呼为"南阳"的地区；若不然，诸葛亮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南阳郡望"说清楚？

习凿齿自谓:"襄阳有孔明故宅"，《资治通鉴》亦曰:"（建安）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故宅就是亮家、就是襄阳隆中，所以"号曰隆中"归属襄阳辖治而不是南阳邓县。习凿齿自谓:"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亦否定汉水以南的"号曰隆中"归属汉水以北的时南阳之邓县所辖。

故《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是一条逆反历史边界记载的伪历史论述，这是一些人为了附会"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而杜撰了一个"号曰隆中"归属南阳邓县的伪历史记载，以"便于"让诸葛亮躬耕于"号曰隆中"。

故据以上史料、文献记载得出结论:居于汉水以南，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绝不属于东汉时南阳郡邓县县境，因为南阳居汉水以北；也不归属三国时的南阳郡，它居义阳郡以北；更不是具备资格剥夺郡治宛城、宛县可以名称南阳的城市历史传承的独有属性。

诸葛亮的历史主证认定"躬耕于南阳"，不仅指向东汉时自汉以北的南阳郡，更是指明三国历史演绎下居于义阳郡之北的南阳郡或南阳郡城，这是三国军事家诸葛亮对"今天下三分"行政区划治的现实认定。

依据以上史证辨析，从历史主证上得出结论:汉水以南的"号曰隆中"属于南郡或后来的襄阳郡，不是属于汉水以北的东汉南阳郡或三国时南阳郡，所以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与居于汉江以南的"号曰隆中"没有任何关系。

明代中徐学谟《游隆中记》发生在公元1560年左右，而明嘉靖年间【嘉靖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的年号，明朝使用嘉靖这个年号一共45年）】，对于南襄两地关于诸葛亮的"争议"，缘两地因为"赐额"问题，引发争议。此案卷上升到时明嘉靖都察院的通过司法判决，并经过皇帝题准，下发翰林院传达执行。

500年前明嘉靖皇帝都察院钦差大臣右都御史蒋曙，时处理南襄两地发生的诸葛躬耕地之真伪纠纷，在调取廊坊人许复礼奏章和襄府光化王奏章，审查、调查后判定:卧龙岗隆中是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地和寓居。皇帝题准:是！

此事件过程被凿开记载，古碑就伫立在卧龙岗隆中之上。下面提供碑文，供明理朋友们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