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深度阅读｜独家专访：阿甲的22年儿童阅读路

阿甲，童书作者、译者、研究者、推广人

爱阅童书100 评委

受访嘉宾丨阿甲

童书作者、译者、研究者、推广人，红泥巴读书俱乐部创始人，“爱阅童书100”评委。出版作品包括《图画书小史》《李娜：做更好的自己》《让孩子着迷的101本书》等。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

作者丨王欣婷

爱阅公益童书创作者专访负责人。著有长篇小说《远行的少年》《蓝茧》，采访集《寻找童书的真生命》。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2022年3月16日，阿甲获得艾瑞·卡尔荣誉奖的桥梁奖（Bridge），是历史上第一位获此荣誉的中国人。获奖消息公布后，祝贺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童书圈内的朋友们都怀着过节般的喜悦心情，争相送上自己的祝福。

艾瑞·卡尔荣誉奖每年对图画书领域中具有奉献精神和创造性视野的个人或组织进行表彰。作为国内深耕童书领域二十余年的重要儿童阅读推广人、译者、研究者、故事人，阿甲被授予桥梁奖，实至名归。

阿甲1971年出生于广东陆丰，从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法律行业工作了八年。他先后做过法院*员、律师事务所律师、民办大学副系主任，还创办了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律师考试培训网站“律师资格考试自助排档”。虽然从进入法院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就打定主意要离开，但阿甲依然力求把每项工作做到最好，这是他的原则。

1999年，阿甲的女儿出生。2000年，他与哥哥萝卜探长共同创立“红泥巴村”网站。2002年，红泥巴转型为线上书店，也逐渐开始举办丰富的线下读书活动。也是在这一年，阿甲完全离开了法律界。

在那个国内童书尤其是图画书极其困乏的年代，阿甲如饥似渴地搜罗任何可以找到的童书和与阅读相关的理论书籍。他不满足于只阅读中文版，想尽办法也要找到原著。他活跃于以妈妈们为主的各大亲子论坛，海绵一般吸收着新鲜的知识，充满激情地交流讨论，也毫不保留地共享自己的资源。

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阿甲渐渐成为了“领路人”。他为许多公益组织提供阅读服务，为公共图书馆培训故事人，担任多间学校的阅读顾问，汶川地震后，带领志愿者在泥巴地上搭起帐篷，为孩子们读书。2009年到2013年期间，他还深度参与了如今已取得巨大成效的“石头汤悦读联盟”项目。

阿甲在合肥学校图书馆里上阅读课

阿甲的另一个身份是译者。他目前已翻译超过200本童书，其中包括许多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图画书，如19本李欧·李奥尼的作品、16本安东尼·布朗的作品、莫里斯·桑达克的《野兽出没的地方》、玛格丽特·怀兹·布朗的《晚安月亮》、“比得兔的世界”、“米菲绘本”系列等等。对作品背后的创作者们，阿甲也如数家珍，并以撰写文章、开设“阿甲说书”播客等多种方式，将这些故事分享给普通读者。对创作者生平细致的了解也反馈到了阿甲的翻译中，帮助他更准确地还原作者的原意。

在众多创作者里，李欧·李奥尼是阿甲最欣赏的一位之一。李奥尼的前半生为生计努力工作，49岁时辞去《财富》杂志艺术总监的职位，去追寻从小藏于心中的艺术梦想。命运眷顾于他，让他在偶然的机会中，开始了图画书的创作。或许在李奥尼的经历中，阿甲也看到了自己。不断追寻八年之后，他找到了令他如痴如醉的儿童阅读事业。

在一个周五的下午，我跟阿甲聊了三个半小时。阿甲讲述了那么多童书创作者的故事，这一次，让我们来听一听关于阿甲自己的故事。

1

八年法律人

“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很清楚自己不想做什么。”

爱阅公益：您是哪里人？我好像一直没弄清楚。

阿甲：我父母都是广东潮汕人，我出生于陆丰的甲子镇。没到一岁就随父母搬到了湖北，所以其实对陆丰没什么印象。父母当时在一个安装火电厂的公司，经常搬迁。我在湖北的轨迹是先在黄石，然后去了沙市，接着是荆门，最后才到了武汉。在武汉先是在汉口，然后又去了武昌。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家又搬到了广州。

我们家有个玩笑，三次搬家等于一次失火，三次失火等于一次逃难。我到高中，就已经有一次逃难加一次失火的经历了，搬了十二次家。所以完全没有家乡的概念，就是这样长大的，说不上哪里是我的家乡。

爱阅公益：您童年阅读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阿甲：我们那时候没有早期阅读，一是人们不太了解，二是一直处在搬家的状态。但那个年代有个好处，可以随便地玩，就是这么玩着长大的。

在我的早期教育里，象棋是重要的一部分。在我大概4岁的时候，家人教会了我下象棋，5岁多我在父母的火电安装厂里就挺有名的了，因为我老是摆摊儿自己跟自己下棋，有些工人就跑来跟我下棋玩儿。大部分大人的水平都很平庸，不是我的对手。甚至我上小学，也是因为下棋，校长才收了我。本来校长觉得我太小了，不应该收。后来我跟校长下了一盘棋，校长竟然跟我和了。

再大一点儿了我经常去书摊租小人书看。我父母在他们那一代人里面还是有文化的，我爸是肄业的研究生，我妈是师专毕业，后来在大学管资料室。我陆陆续续能够接触到一些书，但还是以成年人的书为主。记得我六岁时特别想读书，家里人就给了我一本《张思德》，根本不适合我看。上了初中，我说找本书给我看看吧，他们就给了我一本《共产党宣言》，我读了好几遍。

之前Helen Wang在采访时问我小时候最有印象的书是什么，我说一本是《奇妙的九》，讲数学的，还有一本是小人书《李尔王》。后来我也一直爱收集莎士比亚的作品，大学拿到的第一笔奖学金，30块钱，就买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

那时候还看武侠小说，没有整本的看，一本书被拆成30多个小薄本，编上号。今天抢到了第11本，明天抢到了第26本，抢到哪本就看哪本。入迷到什么程度，在家里不敢看，被大人说不务正业，就带着书跑到路灯下看。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特色。

爱阅公益：我感觉您的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也蛮深的，这是长大以后积累的吗？

阿甲：古文的话，我高中有一段时间挺喜欢的，可能也受高三语文老师的影响。那位老师普通话说得不好，用粤语念古诗，听得特别舒服。

后来在大学我又去学了唱古诗的课程。当你把古诗唱起来的时候，就会进入到一种超越自我的感觉，一种迷失的状态，那种快乐很难描述，会让人上瘾的。这属于一种业余爱好啦。

2021年，阿甲在教师阅读培训上唱《蒹葭》

爱阅公益：大学为什么选了法律系呢？

阿甲：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文学，但一方面父母认为太文的学科作用不大，另一方面我担心万一把兴趣当了专业，可能又不一定喜欢了。

学法律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很多我欣赏的人都是读法律的：马克思、巴尔扎克、马尔克斯、卡夫卡……那我为什么不学法律呢？

学法律也算是跟父母的妥协吧，他们想让我在广东读大学，但我不想留在广东，学法律至少能让他们高兴点。本来有去北大的推荐名额，也放弃了，因为那时候不喜欢北京。当时就是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做选择，我抛硬币，抛了三次都是北京，我一生气，就选了上海。

爱阅公益：毕业以后又回到广州了？

阿甲：对，因为户口在广州。而且我在上海待了四年以后，又不太喜欢上海。当时复旦有一位研究中国法制史的老师，看了我的两篇论文后，特别希望我能读他的研究生。对这位老师我非常感激，但这个机会我也放弃了。反正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躁动的状态，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很清楚自己不想做什么。

爱阅公益：后来做法律的工作是因为喜欢，还是只是看作是谋生的手段？

阿甲：从一开始就觉得是临时的事情。我进法院的第一天就计划好了，一年之后要离开。法律有两面，理论和逻辑层面是非常迷人的，另外一面也非常现实。如果你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就知道了。

要在法律行业谋生，你就必须接受这种现实，找到一种平衡，包括内心的平衡。我也尝试过，我在法院做过，在律师事务所也做过，都做得非常好。在法院，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被退回卷宗记录的*员。即使不喜欢，我也会做得很好，这是我的原则。

在法院七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至少有三四个小时是泡在隔壁图书馆的。我只需要集中两三个小时，就能很好地完成工作。我统计过，那一年读了50本书。其中有一本对我影响特别大，弗洛姆的《占有还是存在》。

爱阅公益：法律工作做了多少年？

阿甲：做了八年，一直做到2000年。在法院做了一年以后我就辞职了，在市场上找了将近两个月的工作，去应聘记者什么的，都没有人要。两个月没有工作就得吃父母的了，还是要解决生存问题。后来看到广州第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金鹏的招聘，一去他们就收了我。但也就干了三个月，就离开了。我去了一所新创办的民办大学南华工商学院，他们设立了律师系，但整个系一个学法律的老师都没有。我喜欢从无到有的事情，最开始几年的课程设置都是我一手策划的。1993年底去的，到1998年离开。

出来之后我梦想着要创办一个网络大学，因为我发现能上网以后，一切都在改变。那个年代其实特别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最初的网络世界也是理想的共享主义。我最早做的是教别人考律师的网站，叫“律师资格考试自助排档”，在律师考试界非常有名，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我的网名“阿甲”就是从那个时候用起来的，“律考排档阿甲”。通过这个网站，我帮大概四五百人考过了律师考试。

爱阅公益：您好像一直对网络很有兴趣，或者说觉得是很好的工具。

阿甲：因为网络真的是改变了这个世界，逻辑变了、规则变了、可能性变了，想想就特别激动。

爱阅公益：您自己是会建网站吗？

阿甲：我会写网页，早期的静态网页不少是我自己做的。能上网以后我完全沉浸在网络世界里了，头发也因为上网掉了一多半。

爱阅公益：所以您是个文理都很厉害的人。

阿甲：其实我最好的科目是数学，当时在广州是文科生中的数学状元，这跟小时候下棋有关。不过我在高中之前都是比较平庸的学生，你知道武汉的竞争特别激烈。广州的学风一般，本地人不大爱学习，到高二，突然发现自己一览众山小，最牛的一次六科考了五个第一。

2

浸泡在亲子论坛的爸爸

“就是这样一群可能素未谋面的人，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积极地尝试。”

爱阅公益：到了2000年，是什么契机开始做红泥巴？

阿甲：当时做律考排挡特别累，最高纪录一天回复200多封邮件。为了调剂，我做了一个“休闲一刻”栏目，把我侄女小时候的照片和故事发出来，一看到小孩大家就放松了。

我侄女的爸爸，也就是萝卜探长看了后觉得，应该做一个专门的儿童网站，他自己取名叫童网星探。然后就有天使投资人希望我们能够把它做成一个商业性的儿童网站。

爱阅公益：这时候就完全离开法律界了吗？

阿甲：律考培训做到2002年，慢慢就不太喜欢那些事情了。我摸透了考试的窍门，完全没有法律基础的物理系本科生，跟我从零开始学，一个月就考过了。但问题是他并没有真正法律的基础。法学博士考了两三次都没有过的也大有人在，他们找不到考试窍门。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除了能羞辱一下出题人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爱阅公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儿童阅读非常重要，希望将全部精力投入进去？

阿甲：肯定是因为当爸爸了。在这之前，我的世界里完全没有童书。我关心的都是社会议题，希望能够通过传播法律意识来改变一些东西，还帮别人起诉过珠江啤酒厂，差点就成了维权律师。我热衷于做这些事情，好像就是看不惯那些不公正的事情。

爱阅公益：女儿出生以后，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接触和了解童书和图画书的？当时国内这方面也只是起步阶段。

阿甲：对，最初就只能坚持不懈地找书来给她读，她能接受什么就读什么。我们做红泥巴网站的时候也要找儿童爱读的书，就接触到杨鹏啊，王林啊，王林当时还在读博士。慢慢就跟儿童文学圈认识了，发现有这么一片天地。

爱阅公益：是因为红泥巴才从广州来到北京吗？

阿甲：对，2000年过来的，主要因为风险投资人在北京。北漂22年了，哈哈。

爱阅公益：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红泥巴这些年做的工作吗？

阿甲：最早红泥巴是个儿童网站ICP，像乐园一样的社交平台，孩子们可以在上面玩角色扮演。因为我和萝卜探长都挺喜欢读书的，我们的游戏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阅读。比如说我们先一起读一本科幻小说，然后再做角色扮演，每人包办一个星球，一个星球就是一个论坛，你的小王国，你要以国王的身份和其他王国外交。这既是阅读游戏，又是虚拟身份的社交游戏。

红泥巴网站图片

到2002年，红泥巴就改做网上书店了。在这之前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崩了，随后网络也崩了，最早的那些儿童网站也崩了。红泥巴理论上也得垮掉，因为没有后续的投资了。但后来我和萝卜探长想，既然我们爱书，干脆就把它变成一个网络书店来卖童书。即使卖不动，自己可以读读书，也不是坏事。可以说是苟延残喘吧，从开张到能给自己发出工资经历了23个月。

2002年，萝卜探长和阿甲在红泥巴书店

2003年，阿甲讲故事

早期的网购是网上呈现信息，然后进行邮购，我们给会员寄邮购的小期刊，叫《泥巴书虫》。我就是期刊的主要作者兼主编兼美编兼印务兼邮务。

做书店你想要通过网络去营销也有限制，所以慢慢我们也做一些针对会员的线下服务，比如儿童故事会。

到了2006年左右，我们开始为公益机构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包括在图书馆做故事人培训，为打工子弟学校配书、培训志愿者等。也有纯公益的工作，比如以推广阅读的方式去灾区赈灾。

红泥巴组织的方素珍在首都图书馆的故事人讲座

我们跟媒体也有合作，比如从2005年开始和《父母必读》一起创建了“优秀童书TOP10”的排行榜。

到了2009年，我们参与了更大范围的阅读推广服务，比如在合肥的“石头汤悦读校园联盟”，还担任了北京地区多家学校的阅读顾问。不过2012年之后，我自己的兴趣发生了变化，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写作和翻译上。对我来说，活动不是目的，我更喜欢去探究背后的原因。

爱阅公益：红泥巴会员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阿甲：应该过万。那个年代都是用邮件建立联系，为了不让邮件变成垃圾邮件，就要模拟一对一的发送，要发一天一夜才能发完。等到微信时代，这些方式都落寞了。新媒体说实话太消耗人的精力，节奏太快了，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微信我个人都很少用。

爱阅公益：但您在微博上很活跃呀。

阿甲：微博是博客的传统，博客又是BBS的传统。网络非常好，要用你自己觉得最有效的那一部分，但不能被它绑架了。

对比微信，我喜欢用邮件跟别人沟通。我最怕有人在微信上问我“你好，在吗？”我永远在这个地球上啊。1998年开始上网以来，邮箱里的邮件我都保留着，所以如果你问我2003年翻译的一本书，为什么是这么处理的，我可以查出来，再告诉你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微信沟通就像空气一样，说完就消失了，太不认真了。

总之，我比较希望把沟通的速度，控制在我能应付的范围内。前段时间我得了艾瑞·卡尔荣誉奖的Bridge奖，每个人都来祝贺，我从早上一直回复到晚上，睡前冥想了40分钟才回过神来。

爱阅公益：在微博上也看到您不停地在回复，或许有的人就不会每个人都回复了。

阿甲：噢！那这是最基本的礼貌，不管认不认识，他跟你打了招呼，就应该回。我的邮箱到现在也是保持着每一封都回复。

爱阅公益：完全不认识的也会回。

阿甲：对。比如差不多十年前我收到过一封邮件，发件人叫孔阳新照。当时她在南京读广告专业，快毕业了很困惑。因为我的邮箱在网上是公开的，她就给我发了一封有点类似问卷调查的邮件，问我童书行业是不是景气啊，前景是不是乐观啊。她喜欢写童话，可又学了广告，很痛苦。

我完全不认识她，还是回复了一封蛮长的邮件，说一个行业的前景跟你是否选择它关系不大，一个行业再不好，你能成为里面的翘楚，也可以做得很好。如果你有强烈的兴趣，我建议你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

前不久孔阳新照又给我发来邮件，说她已经出了第一本绘本了，叫《不要和糯米团捉迷藏》。我看完特别高兴，还真的查到那封邮件了。她后来放弃了广告，跑去日本读大学，现在已经读到博士了，导师是《小蛇散步》的作者伊东宽。《小蛇散步》的导读刚好也是我写的，就是这么巧。

爱阅公益：再回到阅读推广的话题。您创立红泥巴的时候，中国儿童阅读的基础比较薄弱，您是如何了解到其他国家的理念，然后介绍到中国的呢？

阿甲：这就是网络的力量。我一直活跃在网络上的各个专业领域，比如在幼儿亲子这一块，我就活跃于热门的亲子论坛，包括新浪亲子、小语论坛（亲近母语的那些人就是在这儿认识的）、三叶草、蓝袋鼠，做儿童户外的有一个“成长网”等等。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论坛上。我喜欢共享，有什么资料，只要没有版权问题，我都会发给大家。

这些网站里，有一群特别活跃的海归，或者人就在海外的妈妈，比如娃娃小小妈、伊然等等。这些人会把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带过来。有时候她们来北京，我们就线下聚会。还有的妈妈回国定居了，我就跑到她们家去玩，去看书。我最早读到《田鼠阿佛》《野兽出没的地方》《母鸡萝丝去散步》等作品的英文版，就是2001到2002年期间，在这些海归妈妈家读的。我如饥似渴地去学习海归妈妈带来的信息，有的书买回来反反复复地看，都读烂了。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阵地是小橡树幼儿园，它的创始人王甘老师是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网上的名号叫当当妈。我们也是特别要好的朋友，后来我女儿筱音也去上了小橡树幼儿园，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幼儿园，不亚于《窗边的小豆豆》里的巴学园。幼儿园里面就有很多他们从各个渠道搜罗来的英文图画书，小橡树是我知道的第一家把阅读图画书变成日常的幼儿园。

我读书的另外一个渠道是蒲蒲兰，那时候他们在中国还没有成立公司，只是在SOHO那边有一个办公室。我经常去他们那儿看书，很多日文的书也看不懂，就看画，特别过瘾的时候抓一个人来给我讲。当时给我讲得最多的就是张冬汇，大家叫她小汇姐。我还找蒲蒲兰借了一本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揣在大衣口袋里，走到哪儿读到哪儿，还给他们的时候，外皮已经全是毛了。

早期的那一群人就是这样互相帮忙，特别友好，因为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人能认同图画书。

爱阅公益：您吸收了这么多观点，是怎么形成自己的理念，然后又再输出的？是靠实践吗？

阿甲：对，就是学以致用，一定要拿来用。先从自个儿家的闺女练起呗。

另外交流也很重要，早年BBS的网络环境比现在要好很多，允许不同的观点，很少有恶意的攻击。大家长篇累牍地在上面讨论，一天能写几千字。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原理，当你把好的想法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最受惠的不是听众，而是讲者。我是通过大量地讲给别人听，收到他们的反馈，然后在整理的过程中，自己受益良多。

打个比方，最早《朗读手册》的资料是我整理发在网上的，然后有一个温州的老师把它全都打印下来，反复地读，应用在他们班上，然后又跟我分享。就是这样一群可能素未谋面的人，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积极地尝试。

爱阅公益：您自己也会去看一些外国的网站吗？

阿甲：这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愿意追根溯源。我这个人有时候不招人待见，就是因为我老是告诉别人，“这个东西的源头不是这样子的”。你说某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说了一句话，我得知道原话是怎么说的，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说的。

我最早读到的介绍阅读的资料，大部分是大陆人介绍台湾人是怎么做的，但对我来说不够，我一定要去找到最初的源头。比如《朗读手册》的台湾版已经是第五版了，我就直接去国家图书馆找到了第一版，我要知道崔利斯最初是怎么说的。佩里·诺德曼的《说说图画》、芭芭拉·贝德的《美国图画书：从诺亚方舟到野兽》等等我也是找的英文原文来读的。那时候买书很不容易，要辗转托人，三四个月后才能买到一本英文书。拿到以后真是如获至宝，简直馋疯了。

爱阅公益：一般人读书都想买最新的版本，但是您却要找到第一版。

阿甲：对，我想知道这个人最初是怎么想的。比如说《朗读手册》，最初的版本是充满激情的，后面到第五第六版的时候工具性很强，但缺少将人点燃的激情。

爱阅公益：您是从小英语就学得比较好的那种吗？

阿甲：完全不好。所以我妈就说，想不到晓晞还能翻译书啊！我学得很偏，口语特别糟糕，听力好一点，因为我要大量地听一些东西，阅读特别好，因为我就是想要知道为什么。我读得很杂，在广州有一次遇到一个学历史的英国人，跟他聊起来，他说我读的东西比他还多。我说你学历史的连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没读过，他说那种书怎么读得下去。

爱阅公益：红泥巴一直很注重书籍的推荐，您也是很多书目和奖项的评审。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自己的理念吗？

阿甲：我有一个理念可能跟很多人标榜的不太一样。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推荐的书是客观的，符合某种标准的，我则一直坚持我的推荐就是主观的。所有的推荐都是主观的，包括诺贝尔奖，它只不过是通过一个程序把各种主观平衡在一起。就像是英国等国家的法律，好的判决就是完成了正当程序所达到的结果，程序的正当性是基于你对人性的理解、大量的经验和妥协等等。

再好的书目和奖项都是主观的组合，但是，你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判断者、选书人，眼光很重要。眼光取决于你是不是一个好的读者，我做任何项目的评委，必须记住的是，我首先是一个读者，不是专家。在一个领域读得多了、看得多了，就成为专家了，所以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要训练自己的眼光。现在我在判断一本书，尤其是一本新书的时候，也会大量参考不同评论家、读者群的看法，因为你自己也是有局限性的，你要尊重未知的领域。所以了解来龙去脉、追根溯源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专家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专家以后，可能就有害了。

阿甲参与“爱阅童书100”评审会

爱阅公益：您为很多作品撰写导读，关于导读，您有什么自己的理念吗？

阿甲：在大陆最早建议为图画书写导读的人是我。当时爱心树要出六本“可爱的鼠小弟”系列，他们愁得不行了，字这么少，读者会买吗？我说没问题，我们可以为它做个小册子，把字全写在小册子上，告诉家长这些书怎么读，好在哪儿。但我有一个原则，建议尽量不把导读直接印在书上，要分开做个小册子。它就是一个扶手，一个阶段性的东西，有一天你看导读看烦了，恭喜你，成为一个比较专业的读者了。但这不代表其他人不需要。

我们在读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的作品时，常常有翻译者或研究者在前面写个序或者后面附一个跋，讲述作品的来龙去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家生平等等。他并不试图告诉你这本书是讲什么的，你必须去怎么读，而是说阅读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译者和研究者也是读者。

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以专家的身份告诉你，这本书就是讲什么的，你必须这么读，这样的导读我觉得没有必要。或者有的是完全个人感受的读后感，对你去了解这本书没有提供任何额外信息，我也不是很喜欢。总的来说，只要是读者对读者平等的交流，什么样的形式我都是欢迎的。这也是我写导读时的语气，我就是一个读者，我找到了哪些相关资料，哪些东西让我惊讶，文图叙事有什么特点等等。

3

落在肥沃土地里的种子

“自愿、自主、自由的阅读，这才是阅读的本质。”

爱阅公益：现在国内阅读推广机构经常使用的钱伯斯阅读循环圈理论，是您最早介绍到中国的吗？

阿甲：绝对不能这么说，应该是有一批人在做这件事，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王林肯定是最早的之一，还有他的同学张嘉骅。台湾的是陈卫平、沙永玲、林文宝等等。但可能大规模地、坚持不懈地一直推荐，我是最热衷的一个。

我不是最早知道的，但我一旦知道，就会追根溯源，把钱伯斯这方面所有的书全都买来，这是我的风格。我查出来钱伯斯最早提出这个观点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一开始的模型没有中间的“有协助能力的大人”。这个模型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这就是历史，历史不只是讲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事情是怎么发生变化的。既然这些事情能够发生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因素是什么？历史还能指引我们今天的选择，所以历史其实是为今天和明天准备的。

钱伯斯阅读循环圈理论

爱阅公益：陈一心家族基金会的石头汤悦读校园联盟做得很成功，您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他们的？

阿甲：详细说起来很长，简单来说是这样的。陈一心家族基金会本来是去做一个叫攀登英语的项目，到合肥发现他们学校的阅读状况太差，就想捐钱改善阅读状况。这是最初的想法。然后屯溪路小学当时的校长陈雪梅特别有胸怀（她后来做了这个区的教育局局长），说光他们一家不够，就带着区里最初是六个学校一起做。

他们一开始的做法也很理想化，老师、家长和孩子三方代表共同去书店挑书，由基金会买单。然后把这些书放在教室门口的小车上，随时可以借阅。听上去很好对吧？但结果是老师、家长和孩子共同选出来的书，孩子自己不爱看。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原因是他们一起选书的时候，倾向于选别人觉得很好的，可以拿得出手炫耀、装门面的书。但其实这些书并不是孩子爱看的。

后来他们邀请我和萝卜探长参与，是因为红泥巴之前参与了好些公益的阅读项目，包括微笑、新公民计划等等，也有一些名声在外。最打动他们的可能是我们去四川汉旺的帐篷学校，志愿者每人背了几公斤的书，在泥巴地里搭了帐篷，带着灾区儿童读书。那时候对我也算是做田野研究，我写了一本书叫《帮助孩子爱上阅读——儿童阅读推广手册》，里面的概念大部分是从世界范围内搜罗过来的，自己还没真正操练过。操练了之后，发现特别有效。

四川汉旺帐篷学校

我们去了合肥的学校以后，首先就是大规模配上图画书。那时候很多人不能理解，小学为什么还要用图画书。用图画书并不是说他们的阅读水平就只够看图画书，但图画书对于改变人们对童书和儿童阅读的观念，是很有*伤力的。图画书进去一下子就改变了学校的阅读面貌，之前的书没人看，现在一抢而空。

陈一心当时的外国顾问Henri James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念，叫做school in library，图书馆中的学校。他的观点非常好，但以他的能力没办法落地。这个问题在我的《儿童阅读推广手册》里在理论层面已经解决了，我也特别激动地想去试试看落地。那时候每个月都要去合肥，一待就是一个星期，北京的很多事情都放掉了。

2010年，阿甲在合肥的学校

爱阅公益：大声朗读和持续默读是您实际操作中比较推崇的方法？

阿甲：大声朗读和持续默读这些方法大家都知道，但是你要怎么去评估呢？你到了一个学校，观察的要点是什么？有那么多要素，什么决定了阅读做得好不好？太多了也眼花缭乱，很多人拿不出好的方法和工具。

在我看来，学校的阅读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就像一个园丁在侍弄花园，园丁之所以能打理好一个花园，是因为他知道如何解决生态系统里的最小因素，这就是生态学里的最小因素原则。我去看一个学校，也要关注最小因素。这个最小因素就是书、时间和人。书是有没有足够的书，以及书的流通是否充分。我要看图书馆的借阅数据，人均每天的借阅数量是多少。

第二是是时间，孩子在学校读了多长时间的书。你不要跟我说他回家读了多少书，我不管，没有意义。他在校阅读时间越长，回家读的时间就越长，这是一个基本原理。也不要跟我说做了多少活动，没有意义，我要看阅读时间在课表里是怎么体现的。因为我是学法律的，特别关注学校制度的设计。制度最重要，口号没有意义。

第三个，老师整体的阅读素养如何，包括对儿童和童书的看法等等，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把这三点看完了，就知道学校阅读做得好不好。我当时是列了三个大等级，九个小等级。我们就是这样不断地去看学校，给他们很多建议，后来打造了几个相当完美的学校。

在合肥长丰小学阅读课上持续默读时间

爱阅公益：跟这么多学校和机构合作推动儿童阅读，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阿甲：还是人，看他是不是真心愿意去接受这样的观念。有很多志愿者会跟我说，这个地方谈了一两年都搞不下来。我说你尽力就好，有些东西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每个人真正的诉求不一样。怎么办？就广泛播种吧。就像《圣经》里说的，有的种子落在荆棘里，有的落在石头地上，有的落在肥沃的土地里，土壤适合的就自然生长出来了。

爱阅公益：您怎么看现在有的老师很重视教授阅读策略？

阿甲：是有不同的流派。这些策略大多数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你要知道一个背景，就是美国的英语教育是没有像我们那样的语文课本的。它有各种各样的教学资源，书就是一种教学资源。所以他们肯定得通过书籍的阅读，来实现他们的教学目的，也包括各种各样的阅读策略。

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一套法定要教的教材，所以只能拿出额外的时间来做阅读。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就知道国内的孩子在学校最大的困难，不是没有这种策略，而是没有阅读时间。如果你要把仅有的一点阅读时间拿出来搞阅读策略的话，那还是没有时间阅读，除非你能够让他们在家里充分阅读。或者有的学校阅读做得特别好，每天都有四十分钟以上，那你把丰富的在校阅读时间，拿出来三分之一来搞阅读策略，也无妨。再多我觉得没有必要。自愿、自主、自由的阅读，这才是阅读的本质。

在我参与实验的学校里，我的建议一般是每天有固定的大声读和持续默读时间，然后一个星期一两节阅读课，阅读课里还是第一大声朗读，第二持续默读。把这些做足了，才再上一点阅读策略课。但阅读策略的前提是任何文本都不是标准答案，都是可以批评的。

在图书馆里和学生聊书示范

4

童书翻译

“写作需要情境，画画需要情境，翻译也需要情境。”

爱阅公益：您是在什么契机之下，开始翻译童书的？

阿甲：翻译图画书最早是从批评开始的。当然，我都是非常善意地批评，而且只是跟编辑们私下里说，从不公开发表负面批评意见。因为早期做图画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那时候一年就那么几本、十几本，你再翻译得不好，多可惜啊。

图画书的翻译和其他书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文本直接的对译，而是图文翻译，你一定要结合图画反复揣摩。图画书的可讲述性也非常重要，你要考虑它的翻页、发出的声音、念的口感、潜在读者的年龄等综合要素。

我早期也没有系统的理论，只是读书读多了，讲故事讲多了，就会有一些经验。当我拿到一些文本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地方这么翻译不好读，或者图文关系有些脱节等等。

最早出版图画书的有几家，一个是信谊，一个是爱心树，还有蒲蒲兰，后来还有二十一世纪，敖德在那边做。他们的书出版之前，大多数都会拿来给我看，我是义务帮他们读稿。如果有的翻译我觉得不合适，就会写给编辑，建议他们重新考虑。一般你提出了意见，还要给出可能的译法，要有解决方案。

翻译有的时候就是妥协的结果，比如我之前给懂一点中文的老外说，我把wild things翻译成野兽，他哈哈哈大笑，说太可笑了，怎么可以这么翻。我问他那你说怎么翻，他想了一分钟，说还是野兽吧。有时候也不是说这个译法就是最优的，是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一开始我就是义务私下提一些建议，我是卖书的，希望书拿到我手上来卖，不要有那么多遗憾。后来他们说，你既然提这么多意见，为什么不自己译呢。但我一直不觉得自己的英文好，怎么能够翻译呢。后来他们说关键要看你的中文，我想，那也是噢，就试试吧。

爱阅公益：翻译图画书的时候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阿甲：从一开始我就有自己的策略。比如有一种是先把文本全部摘出来，抛开图片单独考察文本，因为图画书的文字有时候像诗歌，前后的句子会有内在的呼应。这一步做完以后，再跟图画放在一起，加上页码观察翻页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效果。我觉得图画书翻译最好是一个storyteller，故事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跟人讲故事。

有一本书叫《图书馆狮子》，不是我翻译的，但是是我帮他们审的稿子。书里这句话出现了两次：There’s a lion. In the library. 正常翻译应该是“图书馆里有头狮子”。两次的情境和语气虽然完全不同的，但在当时的情境下，先说“有一头狮子”再说“在图书馆里”更具有戏剧性，如果按照常规的译法，照顾“没毛病”的中文语序，就没有讲故事的趣味了。

爱阅公益：翻译的时候，您还很注重了解作者的生平。这对您的翻译有哪些意义？

阿甲：这也是翻译中非常有趣的理论。翻译不是简简单单的文本对文本，而是从原始文本的对象到目标文本的对象，要实现相同的效果。也就是说，你英语这么说，中文不一定非得这么说，而是还原作者原本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翻译的时候常常不能逐字逐句地翻译，我在想的是，如何在中文里达到同等的效果。实现同等效果最基本的原理，是你一定要知道作者是谁，他想说什么。如果我有作者的邮箱，会给他写信的，比如莫·威廉斯，我就给他写过信。但大多数时候你没有原作者的邮箱，也可能讨论不清楚，这个时候了解作者是非常必要的。有时候一个人说一段话背后的意思，跟他的生平是有关系的。

举个例子，莫·威廉斯的Knuffle Bunny，我翻译成《古纳什小兔》。为什么威廉斯要用knuffle这个词？因为他是荷兰后裔。Knuffle在荷兰语里的发音是很自然的。故事里有一个情节是小宝宝想告诉爸爸忘记拿古纳什小兔了，可是讲不出来，叽里咕噜说了一堆，爸爸也听不懂，憋着特别难受。那转换到中文，我就得研究，中文里哪些是孩子早期发不准的音。这时候就不是直接翻译英文了，而是找到对等的效果。

写作需要情境，画画需要情境，翻译也需要情境。比如我翻译李欧·李奥尼的书，我知道英语是他的第四门语言，他会用老派的、形象化的、欧洲人使用英语的方式去写，所以翻译李欧·李奥尼的时候，不宜翻得特别顺，要有一点点文绉绉的味道。

“冬天来了，当第一场雪飘落时，五只小田鼠躲进了石墙里的藏身处。”编辑看了说，怎么能翻译成“藏身处”，洞里不就完了吗。英语里是hide-out，李欧·李奥尼在多本书里都用了这个词。对人类来说老鼠是不好的，他们要像逃犯一样藏起来，对老鼠来说，又是自己的家。所以我就用了藏身处，这样一个中性的词。听起来对幼儿可能难了，但其实是很形象化的词语，而且准确地翻译出了原意。

爱阅公益：之前也了解到，您翻译《田鼠阿佛》里面的那首诗的时候，把原文贴在墙上三个月，每天对着看。您翻译一本书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比较难的那种。

阿甲：在我看来韵文的故事图画书是最难的，你必须同时照顾韵文和叙事。我翻译过的书里最难的有两本，一本是还没出版的格林纳威大奖作品《消失的词语》，我真是读了好几遍才读懂。还有一本是《稀奇古怪动物岛》，完全是荒诞的韵文。

翻译诗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完全对应很难押韵，发音的结构也和中文不一样。《田鼠阿佛》里面的诗是五音步抑扬格，它的翻译如果是一个长句中间略微有所停顿，读起来就会特别舒服。因为这个音律的要求，你就被绑住手脚了，严格按照字面翻译，无法实现同等效果。达到了某种押韵，孩子又可能听不懂。我认为必须是变成流畅的歌谣体，还要有形象感。我只能是每天百般尝试，有一天想法可能噔就跳出来了。

《田鼠阿佛》诗歌

《田鼠阿佛》最大的难度并不是这首诗。最难的是最后一句话，其他小老鼠对阿佛说，“but Frederick, you are a poet!” 然后阿佛鞠了个躬说，“I know it.” 这种对话中的自然押韵简直是神来之笔，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又诗意到不能再诗意，达到了趣味和哲理的最高境界。

我当时其实就是为了最后这句话来挑战这本书的，但其实它给你的空间非常少。我想了好久好久，最后没办法，把每个词都查查吧。我发现but这个词太有意思了，在我们的《英汉大词典》里面有十一种解释。《田鼠阿佛》里的but，其实是表示惊叹的意思，不是“但是”的意思。那在中文里就是“真想不到”。最后我翻译出来是“阿佛，你是个诗人，真想不到！”阿佛鞠了个躬，害羞地说：“是的，我知道。”一下子就对上了，欣喜若狂。

翻译最好玩的地方也是在这里。最早他们才给了三百还是四百块钱的稿费，我可是用了洪荒之力啊！

爱阅公益：现在找您翻译的人应该很多了，您一般怎么选择？

阿甲：现在真的是时间和精力有限，我一般会选择我特别喜欢的或者在图画书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书。还有一些故事如果稿费特别高，只要内容不错我也会考虑。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另外如果是比较稀缺的种类，比如有人找我来翻译越南的、波兰的图画书，我也会翻译。

爱阅公益：另一本您翻译过的重要图画书是《野兽出没的地方》，宋珮老师的版本叫《野兽国》。对这两个不同的书名，您的看法是？

阿甲：翻译没有完美的，不同的翻译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

《野兽国》这个书名不是宋珮老师发明的，最早是汉声一个大的合集里面，有一本是《野兽国》。那一本的翻译是有一些瑕疵的，比如说主人公麦克斯来到野兽出没的地方的时候，英文里用了四次terrible。译者可能怕重复，每个terrible都找了一个新词，显得很文学。但是在幼儿文学里，“他们都发出可怕的吼叫声，露出可怕的牙齿，亮出可怕的眼睛，伸出可怕的爪子”，这样层层叠加是非常好玩的。

翻译前我对这本书本身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最后麦克斯“回到了他出发前的那个晚上”，这种翻译在中文是不通的，但是在英文里也是不通的，那为什么英文不通你可以接受，中文就不能接受了呢？

这本书的图像和文字都充满隐喻，所以翻译的时候不宜太顺溜，我希望保持原来隐喻的可能性。我的译本一定是最适合讲故事的，读下来口感特别好，但可能也会有丢失。所以我给这本书打分也就70分。我给自己打分最高的书是《小房子》，离原文近又符合意境，是我最满意的。

关于书名，我当时写过一封信给编辑。这本书太经典了，对经典的书我们一般会选择尽量保留原有的趣味，这是我的侧重点。原文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长长的，是把一个从句直接搬过来了。这是民间故事标题的一个经典处理方法，直接截取文本里某个重要的地方。

“麦克斯扬帆起航，过了一夜又一天，过了好多个星期，过了几乎一整年，去到野兽出没的地方。”这样读起来就佷顺，很舒服。改成“去到野兽国”，就没有那种感觉了。而且麦克斯刚去的时候，那里也还不是一个国。

台湾人为什么用“国”这个字？它有点古义，像古时候说小人国，野马国，就是一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国家。现在台湾人说话，还是会说“这个人是我朋友，他跟我是一国的”。所以在台湾当代汉语的使用习俗里，可以理解为野兽们成伙扎堆的地方，是合适的。但是大陆现在已经很少用“国”来表达一个地方了。

爱阅公益 ：在这么多童书创作者里，您自己最喜欢的，或者对您影响最大的有哪些？

阿甲：排第一的应该是波特小姐。我们对很多创作者的了解是比较单一的，就是他们创作的能力。但波特小姐的方方面面我都很喜欢，对她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她这个人了不起。英国湖区我去了三次，是真正的发烧友了。

安东尼·布朗是我在图画书语言方面研究得最多的。李欧·李奥尼的人生对我的启发非常大，一个艺术家真正给世人留下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李欧·李奥尼做了非常好的表率，他给了我们去看世界的某种视角和眼光。他带领我们向外看，也向内看。他的书很有灵性（spirituality）。

桑达克我花的时间也是够多的，他对人潜在心理的描绘让人着迷。汤米·温格尔也很有意思，是个特别好玩的人。新的创作者里像麦克·巴内特和乔恩·克拉森不可小觑。埃米莉·格雷维特的书拿来我一定会翻译，任何条件都可以。杨志成我也超级喜欢，我们见过好几次面，他不断地超越自己。

爱阅公益：您对这些创作者的故事简直是痴迷。

阿甲：对，因为作品是一个人的延伸，一个人人性的延伸，一个人趣味的延伸，一个人整个生活的延伸。生活不总是可爱的，但人选择跨越艰难的方式是可爱的。比如波特小姐如何跳出城市中上产阶级的牢笼，变成一个扎根乡土的环保主义者。埃米莉·格雷维特从一个流浪式的女孩，变成富有家庭责任感和创造性的人。这种变化会让你沉迷很久。

爱阅公益：最后，请问您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可以分享吗？

阿甲：有一点可能特别重要，尽量一个时间段只做一件事情，所有其他东西都屏蔽掉。每两到三小时为一个单元，这时候我就六亲不认了，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

然后我们可以每天专门集中一个时间，来处理沟通的问题。很多人会要我的微信，然后说来聊聊什么事吧。我的天，一个小事就要聊一上午。这时候我可能会说，你发个邮件给我吧，听上去可能不礼貌，但其实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当你写好邮件给我的时候，已经把这件事想得比较明白了。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锻炼。以前跑步，膝盖伤了之后就开始骑单车。回来之后就得考虑今天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一定要列清楚。今天因为要跟你聊，我五点半就起来了，把本来要做的工作提前做完，这样我们聊的时候，我就很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