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
被慈禧太后寄予厚望的五位大臣即将踏上出洋考察之旅。自庚子之后，清廷更加处于风雨飘摇的局面。一边是革命党人不断地在各地暴动，一边是改良党人不断地催逼朝廷立宪。时值日俄战争结束，新兴的日本战胜了传统强国俄罗斯帝国，这让改良党人们欣喜若狂。人种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宪，只要能立宪，那么国家就可富强，如日本一样。只要能立宪，那么在各地暴动的革命党也就没有了借口。于是，在这个背景下，慈禧太后决定效仿明治维新时日本的出洋考察团，派遣五位大臣出洋考察。而9月24日，正是选定的“黄道吉日”。
车站内外岗哨密布，五大臣在接受完朝廷贵戚的送行后，登上列车。当机车挂上车厢时，车体震动了一下，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但是，今天却不一样了。伴随着震动的，是一声巨响！炸弹！竟有人在五大臣出洋之际，携炸弹欲谋刺！
刺客系安徽桐城人，姓吴名椒。其人笃信暗*效用，听闻五大臣出洋，立即自东北入关。在没有任何引爆装置的情况下，孤身潜入车厢，欲以身殉爆，炸死五大臣。然而天不遂人愿，车身震动引发了炸弹爆炸，吴椒当场身亡。而五大臣中仅载泽、绍英轻伤。
出洋五大臣
这次波澜没有阻挡五大臣出洋。在更换了成员后，以五大臣为首的54人考察团开始了行程。他们兵分两路，遍访欧美诸国。历经半年时间，于1906年夏，递交了《考察宪政报告》。这份报告其实出自于立宪派大佬梁启超、杨度之手。通过这份报告，正式向清廷提出君主立宪。回到北京后，载泽上密折，言道立宪有三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这令慈禧颇为动容。更重要的是，密折中，载泽言道宣示立宪，不必立刻立宪，咱们总得有个准备期。日本用了8年，咱们也不能少于8年。于是，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宣示立宪预备谕》，著名的清末预备立宪由此而来。
一时之间，立宪派纷纷响应。不单国内各省，海外立宪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07年。清廷筹建资政院，以此“预立上下议院基础”。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一切，仿佛都昭示着以改良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在一步一步实现着自己的政治目标。
然而，当他们看到《钦定宪法大纲》时，不由大跌眼镜。23条条款，竟有14条的内容是“君上大权”，规定皇帝拥有立法、司法、行政、人事、军事五项大权，并且可以解散议会。而且立宪预备期竟然长达9年！更可恶的是，1911年5月，清廷终于在压力下裁撤军机处，设立了责任内阁。那个以贪腐著称于海内外的庆亲王奕劻竟然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而13名阁员，旗人9人，汉人4人，而皇族竟占了5人。
《钦定宪法大纲》
立宪派顿时觉得上了大当，本来他们是要通过立宪来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结果现在的宪法一点权力都没给他们，内阁没有立宪派一人。自1905年五大臣出洋始，至1911年5月责任内阁设立，前后折腾了6年多，结果竟是皇帝的专制权力以法律的形式得到确认，立宪派一点好处没捞到。这下立宪派对清廷彻底放弃了希望。
资产阶级通过清廷自导自演的立宪闹剧，达成了难得的统一。于是，在清廷设立责任内阁后仅仅不到半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短短两个月内，十五省宣布独立。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经香港自日本回国。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受到热烈欢迎，同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代表齐聚南京，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于南京宣誓就职，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
孙中山到达上海，受到热烈欢迎
而在孙中山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北方十五位将军联名通电，誓死反对共和。
以上就是自清末立宪至民国建立的历史。接下来，历史出现了微妙的转折。孙中山在看到十五将军通电后，随即发表声明，只要时任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支持共和，赞成清帝退位，自己可以辞职，并让位于袁世凯。1月3日，清廷驻外诸公使通电，敦请皇帝退位。1月22日，英法俄日四国公使发表声明，赞成清帝退位。1月26日，北洋军将领发表以时任江北提督段祺瑞领衔的47人联名通电，要求清帝退位，赞成共和。 2月5日，段祺瑞再次领衔，通电清廷，敦促退位。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清帝退位。2月13日，孙中山宣布辞职，并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8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通过。3月10日，袁世凯于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2日，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同时，各列强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北京政府。
袁世凯身着陆军上将常服，于北京宣誓就职
上述的历史事实，在教科书中有一个标准结论，叫“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这个结论使人会产生一种“袁世凯取得政权是偶然的”的概念。而实际上，在当时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而之所以说这种结局是必然的，是因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导致的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困境无法破局，进而出现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的危机。而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无法也不可能找到除了把政权交给袁世凯之外的其他解决方法。
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革命性与妥协性的双面特征。而这一特征 ，在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表现的犹为明显。中国的资产阶级肇兴于晚清的“实业救国”理论及其实践。在列强打开中国的国门后，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本就承受土地兼并、苛捐杂税之苦的中国农民再次承受了外来资本的盘剥。大量的*农民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成为大地主的佃户；要么进入城市，成为外国工厂的雇工，这也就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也就是说，中国的无产阶级要早于资产阶级诞生，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的。而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地主缙绅丧失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上升通道，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也受到了冲击，加之“实业救国”理论的影响，一批地主开始将剥削农民得到的红利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扩大土地转移到投资城市中的店铺、工厂。他们由封建地主转化为城市工商业地主，这也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由来。这一现象，在电视剧《大染坊》中有很清晰的体现。
《大染坊》中的卢老爷(剧照)。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工商业地主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形式，决定了他们的资本是分散的、薄弱的。在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领域，这种资本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参与到投资金额大、回报周期长、技术要求高的重工业领域。因此他们的资本主要投向在纺织、粮食粗加工等轻工业领域。而近代化工业的特点是排斥劳动、密集资本。因此，当拥有大量劳动密集产业管理经验的地主们面对着机器和厂房时，开始变得无所适从。这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举步维艰的内因。
而面对着资本雄厚、管理先进和占据着技术优势的外资同行，民族资产阶级想要抗衡本就已经是以卵击石，再加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外资可以享受的特权加持，这让民族资产阶级几无可能与之竞争。而清政府的经济压榨和政治压制，更是上民族资产阶级雪上加霜。而为了生存，妥协与退让成为了必然的选择。而这种经济上的生存要求，很快地通过政治渠道表现出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资产阶级右派会寻求自上而下的改良，而非自下而上的革命。但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资源释放，这就要求自上而下的利益稀释。这对于当时的统治集团来说，无异于剜肉之痛。清廷以惊人的短视制定了反动政策---预备立宪，这让资产阶级右派非常失望。因此，他们决定与左派达成统一------推翻清廷。
而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无论左派右派，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时，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妥协。这是可以理解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地动员群众，因为他们惧怕群众的力量会让自身的利益受损。而在不彻底动员群众的前提下，让弱小的中国资产阶级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未免太过于强求他们了。而帝国主义列强并不希望一个统一、独立、自主的中国出现。英美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因此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而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分裂中国的目的，支持孙中山，坚决反对南北议和，企图让中国成为南北朝。但是日本人的支持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来说，却是口惠而实不至。政府之源是财政，而南京临时政府根本没有钱，堂堂民国政府财政部金库，存款居然只有10元。没有钱，政府的基本维持都办不到，更遑论统一中国。而在袁世凯迅速调整了对日关系后，日本帝国主义很快抛弃了孙中山，转而支持袁世凯。至此，南京临时政府对内无法彻底动员群众，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对外无法获得列强的承认，只能关张歇业，把流血牺牲得来的政权拱手交给了袁世凯。
辛亥革命毕竟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但是，说“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未免太过了。这次并不彻底的革命，推翻的仅仅是一个皇帝的名号，而专制独裁的观念，并未推翻，仅仅是把皇帝换成了大总统、执政、督军而已。辛亥革命真正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推翻了家天下，使得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初步觉醒。从这个意义来说，孙中山先生无愧于“国父”称号。但是，阶级局限带来的妥协与退让，使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领导中国走上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这也正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双面人”的群体悲哀。
国父孙中山先生
中国已经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制度，推翻了公认的祸首---满清王朝。但是中国并没有走向富强，依旧是兵祸连结、民不聊生于内，任人欺凌、毫无尊严于外。中国的未来到底该往何处去？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艰苦、曲折的探索之路。请看下篇:从鸦片战争到觉醒年代(五):呐喊---石破惊天的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