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聂丽平
12月19日，备受关注的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控告遭受性侵的民事诉讼案胜诉，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裁决前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赔偿伊藤诗织330万日元。当日下午，山口敬之召开记者会对外宣布有意上诉，而伊藤诗织则以记者身份参加记者会。
这是日本历史上女性首次公开具名指控性侵，而伊藤诗织以记者身份出席，更让人看到她身份的多元：她不仅是性侵受害者，也是一名优秀的记者，更是超越了符号存在的活生生的人。
伊藤诗织以记者身份参加山口敬之记者会。
性侵叙事从来不应该是单一的，受害者不应该被遮蔽、沦为一个符号化的存在。今年9月，斯坦福校园性侵案的受害者，一直以化名艾米莉·多伊（Emily Doe）存在于强奸故事里的混血华裔女性张小夏，以真名出版了回忆录《知晓我姓名》（Know My Name）。据悉，《知晓我姓名》的中文版权已由世纪文景购得，预计于2020年出版。
在书中，艾米莉·多伊回溯自己2015年被布洛克·特纳（Brock Turner）性侵的经历，她讲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文学背景，以及自己在遭受性侵之后如何重建生活——她用丰富的细节重构了自己的身份：她不是姓名被隐去的“派对上的醉酒女孩”，也不仅仅是性侵受害者或是作为勇敢发声的案例，她是有着*、野心，会感到愤怒、抑郁的鲜活的女性：“我将在这里介绍我自己，因为在这个我将讲述的故事里，一开始我没有名字和身份。”
无名的非完美受害者：“派对上的醉酒女孩”
她的名字叫查妮尔·米勒（Chanel Miller），有一半华裔血统，中文名张小夏。
2015年1月17日午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联谊会派对后，醉酒之余的张小夏遭布洛克·特纳性侵。当时，她躺在一个垃圾桶旁，衣衫不整，失去意识，两位骑车经过的斯坦福毕业生发现了布洛克·特纳的性侵行为，制止了特纳，并随后报警。
当年23岁的张小夏，刚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毕业，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她的身份并未公开，她被描述为“派对上的醉酒女孩”、“一个失去意识的女人”，而布洛克·特纳被描述为游泳冠军、斯坦福大学高材生和“正直的年轻人”。
在性侵案件中，受害者常常不得不“自证清白”：一个衣着与行为都很保守的年老白人女性，在家中不幸遭遇入室强奸——这大概是最完美的受害者图像。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张小夏显然并非“完美受害者”：人们质疑她喝醉酒的行为，将她视作一个未能充分保护自己的女人。
她为什么会参加派对？她在派对上都做了什么？她为什么会是一个人？她的着装，她的性关系、性历史……这些问题被反复追问，将其塑造为一个“荡妇”将是十分有效的辩护策略。而布洛克·特纳声称他无意强奸张小夏，罪魁祸首是酒精。
《Know My Name》（Chanel Miller，Viking2019年9月版）。世纪文景已购得中文版权，预计于2020年出版。
除了自证清白，受害者还需要写一份“影响声明”，以说明遭受侵犯给受害者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在《女人无名》（艾米莉·温斯洛著，徐晓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4月版）里，遭遇入室强奸的艾米莉·温斯洛写道：“假如他们要给我的案子定罪，就得要求我成为一个完美的、内心破碎的小公主。我得装得跟个傻子似的，但又不那么傻，愣愣地一字一句地说‘他把他的阴茎放到我的阴道’里”，“只有让我的情绪真实地流露出来，才能让陪审团看到我所遭受的精神创伤，但我同时还是得注意把握好尺度，不能因为太过愤怒而冒犯了他们”。
在法庭上，张小夏宣读了长达7244字的影响声明。她谈及自己遭受性侵的种种证据，并说道：“最后你说，你想让人们知道，喝酒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那是指你的生活，而你忘了我的生活……喝酒可以毁掉两个人的生活。你和我的。你是导火索，而我承担了后果。你把我拖进了这个地狱，把我一次又一次拽回那个夜晚……我受到的伤害是内在的，是看不见的，它一直伴随着我。你剥夺了我的价值、我的隐私、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的安全、我的亲密感、我的自信、我自己的声音，直到今天。”
她陈述自己被毁掉的生活，并表示不得不努力让自己从受害者的身份中走出来：“你让我成为受害者。在报纸上，我的名字是‘失去意识的醉酒女人’，十个音节，仅此而已。在一段时间里，我相信那就是我的全部。我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新学习我真正的名字，我的身份。重新认识到这不是我的全部。”
而在游泳教练、前女友、父亲等人的陈述下，布洛克·特纳被塑造为一个有望成为奥运会选手的游泳健将，他过去的成就与现在的痛苦被夸大。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布洛克·特纳的父亲丹·特纳在法庭上表示，儿子不应该因性侵而入狱。他称儿子的性侵行为是没有使用暴力的“事件”和“20分钟的行为”。
丹·特纳称，儿子在审判后变得抑郁焦虑；还说，被定为性侵者，且对一些曾经偏好的美食丧失了胃口，这已经是足够的惩罚：“过去，我总是非常高兴地给他买大块里脊牛排烤着吃，或者给他买他最喜欢的小吃……现在他吃得很少，仅为了维持生命。裁决已经在很多方面摧毁了他以及我们全家人。”
虽然陪审团裁定布洛克·特纳犯有三项强奸重罪，检方建议判处特纳六年监禁，但圣克拉拉县高级法院法官阿伦·珀斯基（Aaron Persky）最终判处20岁的特纳六个月监禁（实际服刑三个月），缓刑三年。在陈词时，阿伦·珀斯基引述特纳的良好品格和醉酒事实，认为考虑到特纳的年龄和没有犯罪经历，“监禁将对他产生严重的影响……我认为他不会给其他人带来危险”。
“治愈”典型：勇于发声的沉默打破者
张小夏为此感到愤怒与失望，她认为对特纳的判决过轻，审判过程不公平：“缓刑官把这一事实考虑在内——他放弃了辛苦赢得的游泳奖学金。布洛克游得多快，并不能减轻他对我做的事情的严重性，也不应该减轻对他的惩罚的力度。如果一名社会下层的初犯被指控犯下三项重罪，而且除了饮酒之外没有其他理由解释他的行为，那么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判决？布洛克是一所私立大学的运动员这一事实，不应该成为宽大处理的理由，而应该被用作一个机会，传达这样的信息：不管社会地位如何，性侵都是违法的。”
判决第二天，张小夏以化名艾米莉·多伊将法庭上完整的影响声明发布于BuzzFeed。几天后，斯坦福大学的法律教授和社会学家米歇尔·道贝尔（Michele Dauber）把特纳父亲的陈述发布到了Twitter上。
斯坦福大学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抗议判决结果。
这桩性侵案很快引发众怒，张小夏的陈述在网上得到疯狂转发，被阅读超过1800次，CNN的一位主播阿什莉·班菲尔德（Ashleigh Banfield）在直播中朗读了整篇陈述。此后，案件引发了全国性的辩论，即美国司法体系是否对富有的白人男性更有利。
后来，法官阿伦·珀斯基被加州选民请愿罢免，并获得了超过半数选民的支持。这使他成为加州近100年以来第一位被选民罢免的法官。加州法律也在张小夏案后进行变革，对强奸的定义扩大到任何形式的、未经双方同意的性侵。此外，新的法案还规定，当性侵受害者处于意识不清状态时，即使没有反抗，其最低刑期也应当不少于三年。
这是鼓舞人心的变革。张小夏从“派对上的醉酒女孩”、“失去意识的受害者”变为勇于发声的“艾米莉·多伊”，她的形象从匿名的“不完美的受害者”、沉痛的幸存者变为励志的打破沉默者。
然而，“受害者”、“幸存者”、“打破沉默者”——每一个单一向度的符号都不足以定义张小夏。在《知晓我姓名》里，张小夏写道：“我不是布洛克·特纳的受害者。我不是他的任何东西。”她的故事，在布洛克·特纳进入她的生活前就已经开始，她的伤口也并不因为受到了巨大的关注，甚至改变了法律就因此而愈合，破碎与勇气是共存的：“我有自己的声音。他剥夺了我的声音，让我瞎摸索了一会儿，但我一直有自己的声音……我的成功，我的存在，不应该归因于他，他没有创造我。”
张小夏依然是不完美的，却是鲜活的。当她褪去“艾米莉·多伊”的面具，她是艺术家和作家，从2017年开始写作，她的母亲是一位中国作家。根据BBC的报道，她喜欢给儿童读物配插图。她的画有点超现实主义，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充满邪恶。”她还研究陶瓷和漫画书，做过单口喜剧。
在《知晓我姓名》最后，张小夏讲述了她和斯坦福大学为一块牌匾所展开的拉锯战。斯坦福大学希望在她遭性侵的现场放置一块牌匾，但他们对上面刻什么产生了分歧，她建议使用影响声明中的一句话，但斯坦福大学认为这些话不够振奋人心。
然而，疗愈大众并非张小夏的责任。她在书里写道：“作为一名幸存者，我觉得我有责任为痊愈的复杂性提供现实的看法”，“我不是来重塑特纳在校园里制造的混乱状况的。我没有义务将他的所作所为变成社会能够消化的治愈性话语。我的存在不是为了变成永恒的火焰或者灯塔，也不是为了变成你花园里绽放的花朵。”
“打破沉默”不是义务
在伊藤诗织今年7月的中国行中，一场新书发布会的主题定为“拒绝沉默，勇敢发声”，而在现场，伊藤诗织表示：“我们不用坚强地站出来说出这件事，首先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自己——怎样对自己来说才是最舒服的？”
伊藤诗织、张小夏……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沉默的依然是大多数，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报警。根据日本政府2017年的数据，遭遇强奸的女性受害者中，只有4%主动报案。美国最大的反性暴力组织“强奸、虐待和乱伦国家网络”（RAINN）估计，每1000件性侵案中只有230件报告给了警察，这意味着有四分之三的受害者保持沉默。而在2005年至2010年间没有报案的性暴力案里，有20%的受害者称她们因为害怕报复而不报警，13%的人认为警察不会给予帮助。
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美剧《难以置信》中，当玛丽·阿德勒报警称自己遭遇入室强奸后，因为她并非“完美受害者”，身边的人和调查人员都怀疑她是否真的遭到性侵。在调查人员几次三番的粗暴对待和强迫下，玛丽改称自己撒谎，称她并没有遭到强奸。
在接受BBC采访时，张小夏认为，因为没有一个可以汇报的机制，所以很多人不站出来，“受害者为什么要相信别人？我们需要为她们做更多的事。”而无论是张小夏、伊藤诗织，还是无数其他受害者，在报警、发声之后所遭受的二次创伤，都在回答为什么大多数人依然保持沉默，为什么伊藤诗织说打破沉默并非义务——非人性化的、缺乏尊重的取证过程，被告对性侵指控的否认，对性经验等隐私的拷问，非完美受害者所面临的荡妇羞辱……都让受害者不敢或不愿站出来。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张小夏说，对于自我保护而言，最开始的匿名是必要的。她讲到，就在她要上庭作证时，一张她的生殖器特写作为证据出现在法庭上。在审判过程中，她会受到匿名男子的死亡和强奸威胁，这些人是在网上为特纳辩护的人。为此，她很担心自己的安全。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小夏开始认为匿名不利于从伤痛中走出来——虽然她是受害者，却不得不面对被性侵的羞耻感。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张小夏说：“羞耻感喜欢在封闭的环境中生长，这是它恶化和滋长的唯一方式。你必须喘口气，这样才能洗刷掉一些羞耻感。”
“当沉默和羞耻消失后，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了。当我们的嘴被封上，身体被进入，我们不会再呆立一旁。我们将会说出来，我们将会发声，我们将会直言。”张小夏在《知晓我姓名》中如是写道。
作者丨聂丽平
编辑丨徐伟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