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三国有两个人不得不谈,一个是关羽而另一个就是诸葛亮。本想把两人放在一篇文章中进行论述,但受限于题目字数的限制,题目中只好就忽略了诸葛亮的名字。
为何想要谈及这两个人呢?实在是因为他们二人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民间的地位过于特殊了。
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哪那么几个人,完美的完成了“由人及神”的转变,那毫无疑问,关羽是首当其冲的。诸葛亮或许略逊于他,但也是一个重要的民间信仰。
或许有人会说,关羽、诸葛亮的封神之路是源于《三国演义》。这种说法实乃大谬,《三国演义》对他们的成神有着催化之作用,但绝非决定作用。
毋宁说,如果没有关羽、诸葛亮早已被民间封神的现实状况,就没有后来《三国演义》中两个深入人心的形象。
小说形象之所以深入了人心,是因为“真中有假,假中有真”。鲁迅先生虽然评价诸葛亮是“多智而近妖”的,但读者并没有因为这一评价而否认了孔明先生。大家喜欢《三国演义》就是因为小说“假的很真”。
即便是历史研究者,早已知道了《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故事,关羽的故事,有夸大、虚构之嫌,可只要没有涉及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大家也不愿去戳穿这一点。
至于读者嘛,大家就算知道那是假的,是杜撰的。可依然会愿意去相信,那些事就是关羽所做得,或者是诸葛亮所做的。而之所以会有这种信,盖因为他们二人早在《三国演义》之前就深入人心了。
在我国,民间信仰有很多,由人入神之人,要真举例子的话也是不少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不管你是批孔也好,亦或者尊孔也罢。我们都不能否认,老夫子对中国历史影响之深远。
老夫子今日已然成为了一个画像,他放在那里,后人愿意如何去评价就评价去吧。可一座座孔庙,让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就算天神之中缺少了老夫子的位置。民间的信仰崇拜也不会辜负老夫子的。
除却孔老夫子之外,再提及到的民间信仰,怕就是关羽和诸葛亮了。不过,作为本文的主角,暂时我还不想提及他,我想提及另外几个人。
西汉的苏武、东汉的班超、三国两晋间的杜预、隋唐时期的李靖、五代十国时期的李存孝、北宋的杨家将、南宋的岳飞,这些人都是我们所熟知的民间信仰。
套用《苍兰诀》中的一个定义,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民间之信仰,无外乎他们占据了两个字的概念——英灵。
答案呼之欲出了,如果一个人不符合英灵这一特性,那这个人断然不会成为民间之信仰的。
英灵为何能够成为民间信仰,用最粗浅且真实的一句话给出答案,那就是英灵代表了人民的寄托。是人民的力量,推动了信仰的力量。这种由人及神之路,是因为民间的期待,绝非是一个两个小说家就能完成的。
不过,大家如果再去反观民间信仰的共性,就可以发现一点,凡是能够成为民间信仰的人,或是具备了悲剧色彩,或是具备了飘逸色彩。
诸葛亮与关羽也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民间信仰,所以悲剧我们要放到后文来说。在这里,我们说得是“飘逸”。
具有“飘逸色彩”的民间信仰有谁呢?上文提到的杜预、李靖是飘逸的,还有一些没有提及的,譬如张良、李白以及那个集合了飘逸与悲剧的刘伯温。
为何飘逸之人能够成为民间的信仰呢?那是因为人们对于神仙的向往。世间是否有神,这是千百年来,无数的人都在进行的一种自我拷问与社会拷问。
而神仙除了长生之外,飘逸也是必须要具备的。所以,越是飘逸的人,人们就越会觉得他们接近神仙,久而久之,这些人便完成了由人及神的演变。
与其说,人们是在信仰这些人,毋宁说人们是在信仰神仙。因为在世人心中,他们代表了神仙。
自张良而始,结刘伯温而终。上述这些人无一不是让人觉得他们像极了神仙,像极了那个缥缈的概念。没人会否认他们的存在,而他们便是这人间之仙。
喜剧是让人开心的,但缺少了反思。而悲剧则是让人反思的,除了反思之外,我们大多都会去铭记。
从西方的《哈姆雷特》到东方的《窦娥冤》,绝大多数能够被人铭记的剧作,多数都是以建立在悲剧基调上的。
作品如是,而认其实也是如此。悲剧的人物,更容易被后人去铭记。当然这种铭记多是以“祭奠”为标准的,而绝非简单的记住一个名字。
那些具备了悲剧特性的人与生命,是这个社会中,道德上的约束力。人们在怀念悲剧人生的时候,其实也就在自己的身上套上了一个道德的枷锁。
然而,所谓的悲剧人生,其实不一定是悲剧结局的人生才叫悲剧。过程悲剧,亦或者对当事人而言的悲剧人生也是悲剧的。
有些人的人生不是以悲剧告终的,但我们每次提及他,都觉得这个人是悲壮的。譬如说班超,譬如说范仲淹,譬如说韩愈,再譬如说诸葛亮。
班定远的人生旅程,我们作为旁观者来看,那是豪迈的,豪横的,不可一世的,难以替代的。
很难有人会觉得班定远是一个悲剧,可恰恰这个被忽略的悲剧真得是一个悲剧。
班定远无疑是爱国的,爱国与爱家有时候是要取舍的。可事实上,越是对国家至诚的人,这个人的内心动力就越充沛,这些人对家的感情也极其深刻。
班定远成就功业的时候已经是中年了,中年之人成就功业之后,很多人都想要回家看看。
中年之功与少年之功的区别在于,少年之功是功后而有家,你的家庭与功业那是息息相关的。但中年之功却是家后而有功,功与家往往是割裂的。
班定远自西域立功之后,就一直留在了西域。他多次提出归国的申请,可都被那些敬他、爱他的西域人挽留了,而朝廷也因为他在西域的威望,屡次拒绝他归国的申请。
他留在了西域,建立了他的不世之功。可这不世之功的背后有一个困扰了班定远一生的悲剧,那就是“归”。
他想要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求而不得就是班定远后半生的悲剧。虽然最后终于归国了,可早就垂垂老矣,亲朋故友都早已离开。
在他建功异域,万里封侯的,不能归家的那段时间里,他最为敬重的哥哥离开了人世。以个人牺牲的悲壮,换取了西域的平和,班定远是悲剧,所以他成了信仰。
范仲淹如是,韩愈如是,诸葛亮的人生,也是如是。诸葛亮的结局不算悲剧,毕竟是正常死亡。
虽是鞠躬精粹,死而后已,可那个年代,能活50多岁,虽然不是长寿也不短了。当然了,如果不是因为北伐而积劳,或许丞相可以活得更久。
诸葛亮的悲剧在于“失望”。诸葛亮一生致力于一件事,那就是匡扶汉室。他毕生的行为都在践行的自己的理想,可最终理想没有能够完成。
从《隆中对》的少年,到《出师表》的北伐,再到五丈原的陨落。我们在丞相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执着。一种从少年到老年,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执着。
所以,我们说诸葛亮的人生是悲剧的。恰恰也是这种悲剧,让人们铭记住了这个纯粹的人,才有了后来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人生的悲剧是被反思的,而结局的悲剧,更是被人们所怀念的。
关羽的人生,从登上历史舞台,直到最后的陨落,基本上都是辉煌的。越是辉煌的历程,遇到了悲剧的结果,就越是容易被人去怀念。
让我们想一下吧,项羽、关羽、李存孝、岳飞不都是这样么?在他们最终结局之前,他们是何等的荣光。而他们又无一不是在极度荣光之后,走到了人生的悲剧尽头。
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那是其人生最为豪迈的一战。只要东吴不对他进行偷袭,他就可能进军中原,完成匡扶汉室的理想。可结果却是东吴偷袭,属下背叛,关羽败亡。
文学故事中,经常爱塑造反差型悲剧。而关羽的人生,也恰恰就是这种文学家最喜爱的反差型悲剧。
悲剧的结局,成为了人们怀念的理由。越是反差大,人们越是怀念。当怀念成为一种普遍,就会成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我们所谓的民间信仰。
开启尊刘贬曹的人不是罗贯中,而是刘义庆。他在《世说新语》中就开始以“汉室后裔”的身份进行贬曹了。
而怀念汉室的,在那个年代自然不止是刘义庆。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江南各地百姓,都是极其怀念大汉的。虽然,彼时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后世的汉概念。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去追忆一个时代。
两晋的统治,我愿意用黑暗两个字来形容。虽然统治中,出现过一些微弱的光芒,譬如说王导、谢安,但这只是人的光芒,而非时代的光芒。
看看中国历史,我们找不到哪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之君能够像司马炎一样。这个王朝的创始人,他从执政能力到道德品质都在告诉人们一件事——西晋好不了。
果然,不久之后八王之乱,永嘉南迁,五胡十六国祸乱中原。中原百姓遭遇了自古以来最惨烈的黑暗。
遍地的*戮,战争,异族欺凌,而且还深入到了腹地,占据了整个中原。我先民百姓何曾遇到过如此的待遇。
想当初,先秦也好,两汉也好,异域之人打到边境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屈辱。而这一次,是中原面对异族的第一次全盘失守。
于是,人们开始思考一件事,为什么这一次的汉、夷之争,中原全盘失守了。归根结底一个原因——大汉王朝没了。
大汉王朝是何等之辉煌,四方来仪,万邦敬仰。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屈辱,但那种屈辱只是统治阶层的妥协,绝非是全民的灾难。
所以,距离东汉灭亡最近百姓,他们最是感念汉王朝给他们带来的庇护。他们无一不怀念那个荣耀、强劲的王朝。
可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无力重建汉王朝,他们只能在思想中回忆。因此,他们痛恨让汉朝灭亡的魏、晋,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曹家与司马家,他们依然能够活在一个强力王朝的庇护下。
恰恰是这种怀念,让关羽和诸葛亮成为了信仰之力。以为,就在大厦将倾之际,他们二人是距离匡扶汉室最近的人。
关羽,如果没有东吴的背叛,那北伐必然成功。诸葛亮,如果身体能够在挺几年,那么北伐也会成功。
他们成功了,汉就不会亡。大汉不亡,四方蛮夷就不敢欺凌中原。
在原本,我的小标题是想用道德的力量的。可后来把道德改成了品质,是因为我觉得关羽、诸葛亮二人由人及神的原因不仅是道德问题,而是比道德包括的更为广泛的品质。
勇、智这两个概念,我们无法说他们是道德,但却可以归属入品质的范畴。关羽、诸葛亮二人成为民间信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二人是勇、智的代表。
关羽是勇的,具体有多勇,《三国志》告诉了我们,关羽是历史上罕有的真正做到了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
有此称呼者,历史上不再少数。但真正做到斩将*敌,斗将取胜者,历史记载不过五人,关羽就是其中之一。
古人是崇尚“力”的,而“勇”就是力的代名词。崇拜关羽,除了或宗教或庙堂给予的称谓与重视外,百姓们很多是出于“力量崇拜”。
诸葛亮则是智慧崇拜。诸葛亮的智慧是蜀汉建立的基石,如果没有诸葛亮的智慧,根本不会有后来的刘备建立蜀汉。
历朝历代的关键性帝王与重要臣子的关系,经过辨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一点。帝王是起到决定因素的,臣子再重要也是锦上添花而非决定因素。
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一系列的皇帝,身边即便缺少哪个重要辅佐之人,所影响的只是王朝建立所有时间之长短,个人成就之大小。而不会出现“有”或“无”的区别。
但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是不同的,如果刘备没有诸葛亮,那蜀汉政权就是“无”。可以说,诸葛亮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而非催化剂因素。也因为诸葛亮如此之关键,这就让诸葛亮有了后世的地位。
我们把品质缩小一下,该提及道德了。在古人心中,最为重视的道德其实无非是三种,一种是“忠”、一种就是“义”,一种是“仁”。
待君以诚是为忠,待友以真是为义,待敌以宽是为仁。
在这三种道德规范中,诸葛亮无疑是忠、仁的代表。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足以证明了他的忠诚。对待政敌,诸葛亮也能够宽和待人。
而关羽更是千古忠义代表。千里走单骑的故事虽有编纂成分,但其框架却是是真实存在的。关羽对待刘备之忠义,是他被后人敬仰,常常被后人提及的重要原因。
其实,以关羽和诸葛亮在刘备集团的地位。他们都有对君主“桀骜”的资本。但事实上,关羽虽然本人骄傲,但对刘备从来是敬重的,而诸葛亮更是极其重视自己行为的度。
他们的这种做法,亦是本后人所称赞的原因。这种品质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自我约束力,放到古代就是“礼”的概念。
忠、义、礼、智、勇这些古人最为重视的品质,在他们的身上能够很好的展现出来。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民间信仰力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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