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风俗，其含义有广、狭之分。本章所言风俗，内含上层社会，特别是朝廷、国家的礼仪风俗（礼俗）与平民百姓的礼仪风俗两个大类。百姓的礼仪风俗，内容繁多，共设七节进行论述。于风俗一节，只介绍节庆的风俗，然后介绍婚俗。于婚俗之下，按衣、食、住、行分别介绍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等方面的风俗，最后介绍丧祭的风俗。
这期有美食
一 礼俗
后金（清）上层社会的礼仪、礼俗包含的内容很多，这里主要就与朝廷、国家军事、政治、外事等方面重大活动有关的礼仪、礼俗分列即大位、朝仪、祭天、郊迎、盟誓、迎婚、丧祭以及家人礼八个方面，分述如下。
（一）即大位
在努尔哈赤建国即位以前，当然不会形成朝廷的礼仪制度。而即位典礼，与朝廷的礼仪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开启了朝廷的礼仪制度的建设。这里，介绍努尔哈赤的即汗位、皇太极的即汗位与即帝位、福临的即帝位。福临的即帝位，是按照后金（清）的礼仪制度进行的，是后金（清）皇帝即位制度内容的组成部分。即汗位与即帝位的前奏，是“上尊号”的舆论准备。
努尔哈赤的即汗位，《满洲实录》的记载较为详细：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又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扎尔固齐十员。太祖五日一朝，当天设案焚香，以善言晓谕国人……凡事，扎尔固齐先审理，次达五大臣。五大臣鞫问，再达诸王。如此循序问达，令讼者跪于太祖前，先闻听讼者之言……太祖上体天意，下合人心……因是诸王大臣会议恭上尊号，遂表闻于太祖。丙辰岁（1616）正月朔，甲申，八固山诸王率众臣，聚于殿前排班。太祖升殿，诸王大臣皆跪，八大臣出班进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敦辖、额尔德尼、巴克什接表。额尔德尼立于太祖左宣表，颂为‘列国沾恩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帝于是离座，当天焚香，率大臣三叩首毕，陞殿，诸王大臣各率固山，叩贺正旦。时，帝年五十八矣”。详细记载了努尔哈赤即大位的具体过程与仪式。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太祖努尔哈赤驾崩。据《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一）记载：“天命元年（1616），太祖以上为和硕贝勒，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上居四，称四贝勒。”“太祖崩，储嗣未定。代善与其子岳托、萨哈璘以上才德冠世，与诸贝勒议请嗣位。上辞再三，久之乃许。”九月庚午日，皇太极率贝勒大臣告天，行九拜礼，即汗位于沈阳。贝勒大臣及各官朝见，诏以明年为天聪元年（1627）。次日（辛未），皇太极“誓告天地，以行正道，循礼仪，君臣交儆”。
皇太极的即汗位仪式内容，据《东华录》摘录如下：
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定储继立之议……天命七年（1622）三月，太祖谕分主八旗贝勒曰：“尔八人同心谋国，或一人所言有益于国，七人共赞成之，庶几无失，当择一有才德能受谏者，嗣朕登大位。”十一年（1626）八月庚戌，太祖宾天，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璘告代善曰：“国不可一日五君，宜到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次日，代善书其意以示诸贝勒，皆曰：“善。”遂合词请上即位。上辞曰：“皇帝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惧弗克善承先志，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其事綦难。”辞至再三，自卯至申，众坚请不已，始从之。九月庚午朔，率贝勒、大臣告天，行九拜礼即位。贝勒、大臣及各官朝见，诏以明年为天聪元年（1627）。
皇太极即汗位后，于天聪十年（1636）接受臣下“上尊号”的动议，改元称帝，定国号为“大清”。皇太极即皇帝位仪式，《清史稿》的《太宗本纪》等文献有如下的记载：
天聪十年（1636）三月，丁卯，外藩蒙古十六国四十九贝勒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俱以请上尊号至盛京。夏四月己卯，大贝勒代善等满、蒙、汉文武各官数百人，多尔衮捧满文字表、土谢图济农捧满蒙文字表、孔有德捧汉文字表，诣阙跪进，上尊号曰：“恭维我皇上承天眷祐，应运而兴。当天下昏乱，修德礼天，逆者威，顺者抚，宽温之誉，施及万姓。征服朝鲜，混一蒙古。遂获玉玺，受命之符，昭然可见。上揆天意，下协舆情。臣等谨上尊号，仪物具备，伏愿愈允。”上曰：“贝勒、大臣劝上尊号，历二年所，今再三固请，朕重违尔诸臣意，弗获辞。朕既受命，国政恐有未逮，尔等宜恪恭赞襄。”群臣顿首谢。庚辰，礼部进仪注。壬午，斋戒，设坛德胜门外。
崇德元年（1636）夏四月乙酉，祭告天地，行受尊号礼，定有天下号曰大清，改元崇德，群臣上尊号曰宽温和仁圣皇帝，受朝贺。始定祀天太牢用熟荐。遣官以建太庙，追尊列祖，祭告山陵。追尊始祖为泽王……丁亥，群臣上表贺。谕曰：“朕以涼德，恐负众望。尔诸臣宜同心匡辅，各共厥职，正己率属，克殚忠诚，立纲陈纪，抚民恤众，使君明臣良，政治咸熙，庶克荷天之休命。”群臣顿首曰：“圣谕及此，国家之福也。”以受尊号礼成，大赦。
即位典礼之后，内官奏定仪仗品数，叙功册封大贝勒代善以下为亲王、郡王、贝勒等有差。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
福临的即位仪式，据《东华录》摘录如下：
太宗龙驭上宾，礼亲王代善集诸王贝勒议所立，以为天位不可久虚，惟上天纵徇，齐昌符协，应爰定议，同心翊戴[8]嗣皇帝，共上誓书，昭告天地。
诸王誓词曰：“代善等不幸，值先帝登遐，国不可无主，公议奉先帝子缵承大位，嗣后有不遵先帝定制，弗殚忠诚，藐视皇上幼冲，明知欺君怀奸之人，互徇情面而不行举发，及修旧怨、倾害无辜、兄弟谗构、私结党羽者，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
诸臣誓曰：“阿山等谨誓告于天地，我等如谓皇上幼冲，不靖共竭力，如效力先帝时，谄事本主，兴谋悖乱，仇陷无辜，见贤而蔽，抑见恶而徇隐，私结党羽，抅启谗言，有一于此，天地谴之，即加显戮。”
又，诸王贝勒公议，以济尔哈朗、多尔衮辅政，誓告于天地曰：“今公议以济尔哈朗、多尔衮辅理国政，我等如有应得罪过不自承受，及从公审断又不折服者，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又，两亲王誓告天地曰：“兹以皇上幼冲，众议以济尔哈朗、多尔衮辅政，我等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
既而，郡王阿达礼谋逆，欲立睿亲王。事泄，阿达礼伏诛，籍其家。八月二十六日，福临皇帝位，年方六岁。御殿之时，回首对侍臣说：“诸叔伯兄弟朝贺的时候，是应当答礼呢，还是坐在那里接受呢？”侍臣回答说：“不应当答礼。”即位典礼完毕，颁发诏书大赦，宣读福临的即位诏书：
“我太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丕基，懋建鸿功，贻厥孙子。皇考大行皇帝，嗣登大宝，盛德深仁，宏谟远略，克协天心，不服者武功以勘定，已归者文德谟远略，克协天心，不服者武功以勘定，已归者文德以怀柔，拓土兴基，国以滋大，在位十有七年，于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上宾。今诸伯叔兄及文武群臣，咸以国家不可无主，神器不可久虚。谓朕为皇考之子，应继大统，乃于八月二十六日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顺治元年（1644）。朕年幼冲，尚赖诸伯叔兄大臣共襄治理。所有应行赦款，开列于后，布告中外，咸使闻之。”
又遣官颁哀诏于朝鲜、蒙古诸国，诏曰：“我皇考盛德宏功，凡属侯服，咸深爱戴。本年八月初九日，龙驭上宾，中外臣民罔勿哀悼。属在藩服，咸使闻知。其原定丧制，开载甚明。凡祭葬礼仪，悉从简朴。仍遵古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诏书到日，国王以下，各照旧举行丧礼。”
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即汗位、即帝位的上述四次典礼仪式，不仅揭示了后金（清）时期帝王即位典礼的内容，也表明了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王权、皇权逐步加强的趋势，因此在典礼的仪式也有所反映，增添了新的内容。从皇太极即帝位典礼仪式中的“礼部进仪注”“行受尊号礼”“始定祀天太牢用熟荐”可知，大清皇帝即位典礼的仪式，在皇太极即皇帝位的时候大体上已经确定。福临即皇帝位的时候，仅仅是年方六岁的儿童。因此，福临即位典礼的仪式，所反映的是大清入关前政治文化礼仪的积淀。
（二）朝仪
后金（清）的朝廷礼仪，始于后金国家政权的建立。即汗位、即皇帝位的典礼仪式，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他朝廷礼仪方面的内容，也是随着王权、皇权的逐渐加强与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而逐渐形成的。它体现着汗王、皇帝与百官之间以及百官上下级关系之间隶属与尊卑的等级关系，服务于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需要。
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扎尔固齐十员。太祖五日一朝，当天设案焚香，以善言晓谕国人……凡事，扎尔固齐先审理，次达五大臣。五大臣鞫问，再达诸王。如此循序问达……诸王大臣会议恭上尊号，遂表闻于太祖。丙辰岁（1616）正月朔，甲申，八固山诸王率众臣，聚于殿前排班。太祖升殿，诸王大臣皆跪，八大臣出班进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敦辖、额尔德尼、巴克什接表。额尔德尼立于太祖左宣表，颂为‘列国沾恩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帝于是离座，当天焚香，率大臣三叩首毕，陞殿，诸王大臣各率固山，叩贺正旦”，是对后金建国时期朝廷礼仪的一段较为详细的记录。
皇太极继汗位之初，仍然是按照努尔哈赤生前的规定，在朝廷之上，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并列而坐，共理国事，即“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天聪三年（1629）正月，皇太极以关心三大贝勒身体为由，皇太极改变了四大贝勒按月分值，“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剥夺了三大贝勒提供“值月”来掌理一切机务的权力。天聪四年（1630）六月、天聪五年（1631）八月，皇太极又以两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的“罪状”为由，剥夺了两大贝勒的权力，与皇太极共理国事的大贝勒只剩代善一人了。
天聪五年（1631）十二月，礼部参政李伯龙奏请改变“朝见不论旗号，惟以年龄为序”的旧例。皇太极因势利导，将李伯龙奏议，命代善与诸贝勒“其议”。代善领会了皇太极的意图，在共议时首先表态：“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礼也”，“自今以后，上南面独坐，以昭至尊之礼”。天聪六年（1632）正月初一日，皇太极接受众臣朝贺时，按新规定的礼仪，“上始南面独坐，代善与莽古尔泰在两旁侍坐”。皇太极的“南面独坐”，结束了皇太极与三大贝勒共理国政的局面，朝廷上的礼仪制度也因此而改写。
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对中央政权实行重大改革。为了适应这一改革，朝廷上的礼仪制度也要相应地做出调整。天聪六年（1632）正月，后金出台新制定的“朝仪”，皇太极率诸贝勒拜天谒神，然后御殿，接受朝贺，实行“新定朝仪”。这是后金（清）朝廷礼仪的一次重大变革。
天聪五年（1631）正月初一，皇太极命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投降后金的三位汉人将领，与八和硕贝勒同列第一班行礼。开启了汉人大臣与满人大臣在朝廷上并列第一班的先例。自努尔哈赤即汗位始，朝廷之上重大典礼与议事活动，大臣“排班”的次序是“八固山诸王率众臣，聚于殿前排班”，八大臣排在前面第一班。皇太极与努尔哈赤的不同，体现在他的新的“满汉一体”政策上。
（三）祭天
在明代的一些女真部落和部族中，对天神的崇拜越来越具有突出的地位，实现了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向以“天”为主宰的神教的转化。自明代中叶以来，建州女真开始以“祭天”为主要的宗教活动。“祭天则前后斋戒，*牛以祭。又于月望祭七星。然此非常行之事，若有疾病祈祷则有之耳。”上述祭天活动，都由萨满巫师来主持。
后金政权建立前后，“祭天”已成为女真人征战、凯旋、会盟等重大节日必须举行的祭祀活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声称“天之子是汗，汗之子是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是民，额真（主）之子是阿哈（奴隶）”。他为自己确定的尊号就是“天命覆育诸固伦（诸部）英明汗”，因此凡遇大事，必举行祭天活动。自后金建国后，祭天就成为主要是体现汗王“君权神授”的政治、军事、盟会等方面的重大活动。祭天的地点有时在野外（如盟会的时候），有时在祠堂。据《建州纪程图记》的记载，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就建有祭天祠堂。史料又载：“奴酋之所居五里许，立一堂宇，缭以垣壁，为礼天之所。凡于战斗往来，奴酋及诸将胡必往礼之。”后金在迁都辽、沈后，都在城外设有堂子，举行大规模的祭天活动，按照惯例由皇帝主祭，贝勒、大臣、将士陪祭，由萨满司仪。
自后金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政治活动、最隆重的典礼，莫过于即大位的典礼。而即大位的典礼中，首要的仪式就是祭天。在仪式上，大臣的上尊号、读表劝进是“因”，汗王、帝王接受劝进是“果”。努尔哈赤即汗位时的“帝于是离座，当天焚香，率大臣三叩首毕，陞殿”；皇太极即汗位时的“率贝勒、大臣告天，行九拜礼即位”，即帝位时的“祭告天地，行受尊号礼”；福临即帝位时的“共上誓书，昭告天地”，都表明祭天是即大位典礼仪式中的首要环节，以“君权神授”来昭示万民。帝王的祭天，也体现在每年正月初一的祭天活动，行祭天礼后再接受群臣的朝贺。天命七年（1622）元旦，努尔哈赤就曾“率八旗诸贝勒、大臣出城，到堂子和庙里叩头”。
在后金（清）时期，除了即大位、正月初一的祭天典礼外，在出征、凯旋、会盟等国家的重大活动中，也往往举行祭天的仪式。现将史书所载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一些祭天活动，摘录如下。
明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征讨乌拉国布太，“十月初一日，太祖出营以太牢告天祭旗”。
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檄文，率步骑兵二万分两路向明军发动进攻。出兵前，努尔哈赤“以此七恨兴兵。祝毕，拜天，焚表”。
天命六年（1621）正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与代善等诸王“对天焚香祝曰：‘蒙天父地母垂祐，吾欲强敌争，将辉发、乌拉、哈达、叶赫同一语音者俱为我有。既而征明，又得其抚顺、清河……皆天地之默助也。’”天命八年（1623）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命阿巴泰率兵三千征讨扎鲁特部，凯旋。“五月六日，帝出城迎之，至四十里古城堡南相见。因克敌，乃竖旗八杆，吹螺，拜天。毕。陞帐。”
天聪元年（1627），“正月乙巳朔，上诣堂子拜天。还，御殿，行朝贺礼”。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亲征察哈尔，凯旋。“上还沈阳，谒堂子，还宫。”天聪六年（1632）正月，“新定朝仪，上率诸贝勒拜天谒神，毕，御殿受朝贺，行新定朝仪”。
崇德二年（1637），“二月丁酉，上亲征察哈尔，率预亲王多铎等谒堂子，起行”。崇德三年（1638）八月，“命多尔衮等率兵分道伐明。多尔衮等师行，上谒堂子，幸演武场，赐敕印，面授方略，亲送之”。崇德五年（1640）三月己亥，“命济尔哈朗往修义州城，行屯田……上谒堂子，亲送，授方略”。
（四）郊迎
所谓郊迎礼，通常是指国君远出郊外迎接贵宾的礼仪活动。后金（清）时期，联合蒙古各部以及黑龙江流域各部，集中力量与明王朝进行军事斗争，是后金（清）王朝的重大战略方针。努尔哈赤、皇太极对前来归附或朝见进贡的各部族，往往给予较高的礼遇。因此，这一时期的郊迎活动主要是迎接上述部族首领的礼仪活动。此外，对于凯旋的将领或敌对营垒投诚将领，也往往给予郊迎的待遇。与郊迎相联系的，是宫廷宴请，有时候也对郊迎来的贵宾予以饯行的待遇。依据《满洲实录》的记载，对后金（清）时期重大的郊迎活动摘录如下。
天命二年（1617），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来朝，努尔哈赤“与皇后率猪大臣迎至百里外……入城，每日小宴，越日大宴，留一月，赠礼甚厚……送三十里外，一宿而还”。
天命四年（1619），“六月初八日，六月遣穆哈连收东海虎尔哈部遗民千户，丁男二千而回。帝出城接歀降者，置酒二百席，宰牛二十只，大宴赐所降路长……”
天命八年（1623）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命阿巴泰率兵三千征讨扎鲁特部凯旋。“五月六日，帝出城迎之，至四十里古城堡南相见。”
天命九年（1624）正月，喀尔喀把岳忒部台吉恩格德尔携郡主来朝，“帝出东京迎至张义站，大宴之”。
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命雅护、喀穆达尼二人领兵讨东海北卦尔察部，时获人二千而来。帝出城迎之，大宴而回”。皇太极命令三子阿拜、六子塔拜、九子巴布泰“领兵一千征东海虎尔哈部，二路进兵，俘其众一千五百。四月初四日乃至。帝出城迎之，大宴而回”。
天命十一年（1626），“科尔沁部奥巴洪台吉来叩见……将至，帝谒庙，乃出郭迎十里，陞帐，奥巴率部属列于帐前同贺……大宴奥巴，赐以汗号……自回本国，帝率诸王大臣送之，路经一宿，设大宴……”
天聪三年（1629）春正月，“土谢图汗额驸奥巴来朝，上郊迎十里，还，御殿宴之……奥巴辞归，上复率贝勒大臣出郊饯之，越宿而还”。
天聪七年（1633）“夏六月，孔有德、耿仲明至沈阳，上以礼迎之。上闻知孔、耿至，率贝勒出德胜门，十里郊迎，行抱见礼，以示优异。旋召入宫赐宴”。
天聪八年（1634）“夏四月乙丑，降将尚可喜如朝。上出迎十里外，恩礼一如孔耿时”[44]。
（五）盟誓
后金（清）时期的盟誓活动，主要发生在后金与蒙古各部及女真其他各部之间，也含有后金与明王朝地方官员之间的盟誓活动。现依据文献资料摘录一些重要的盟誓活动，以见这一时期盟誓活动的仪式及其基本内容。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叶赫、乌拉、哈达、辉发一同遣使与努尔哈赤和好结亲，“*牛设宴，宰白马削骨，设酒一盃，肉一碗，血土各一碗，歃血会盟，四国相继而誓曰：‘自此以后，若比结亲和好，似此屠牲之血、蹂踏之土、剐削之骨而死；如践盟和好，食此肉，饮此血，福禄永昌。’誓毕，太祖亦誓曰：‘汝等应此盟言则已，不然，吾待三年，果不相好，必统兵伐之。’”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三月，“太祖欲与明国和好……遂会辽阳副将抚顺所备御，宰白马祭天，刻誓辞于碑曰：‘各守两国边境，敢有窃逾者，无论满人与汉人，见之即*。若见而不*，殃及于不*之人。明国国负此盟，广宁巡抚总兵、辽阳道副将、开原道参将等官，必受其殃。若满洲国负此盟，必受其殃。’誓毕，沿边立碑以为记”。
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初一日，帝令额克星格、绰护尔、雅希禅、库尔缠五臣赍誓书与喀尔喀五部贝勒等，共谋连和同。来使至冈千塞忒勒黑孤树处，遇五贝勒，宰白马、乌牛，设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对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祐我二国同心，故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今与喀尔喀五部贝勒等会盟，与明国修怨，务同心合谋……若践此盟，天地祐之。饮此酒，食此肉，寿得延长，子孙百世昌盛，二国始终如一。永享太平。’”《满文老档》太祖卷13记载这次盟誓说，后金与喀尔喀蒙古五贝勒结盟“对天*白马，对地*黑牛，放上一碗烧酒，一碗肉，一碗土，一碗血、一碗白骨、以忠诚之言对天立誓”。
天命九年（1624）二月，努尔哈赤命库尔缠、希福与科尔沁奥巴等台吉“会盟，宰牛马置白骨酒肉血土各一碗，焚香而誓曰：‘满洲、科尔沁二国因有察哈尔欺凌之愤，故以盟言昭告天地，愿同心合意。既盟之后，满洲若为察哈尔馈赠所诱，中其奸计，不令科尔沁知而先与之和者，穹苍不祐，降以灾殃……’”天命十一年（1626），科尔沁台吉奥巴来朝，上待奥巴以殊礼。奥巴请婚，上以台吉图伦女妻之。“宰牛马盟于浑河岸，当天焚香献牲。帝率奥巴三跪九叩首。毕。将二誓书宣于众，焚之。”
天聪元年（1627）正月，努尔哈赤派贝勒阿敏等出兵朝鲜，朝鲜国王逃入江华岛。三月庚午日，朝鲜不得不与后金签订“城下之盟”，“刑白马乌牛，焚香供酒、肉、骨、血、土各一器，偕盟。焚誓词毕。壬申，诸贝勒还沈阳奏捷”。
天聪六年（1632）四月，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出征察哈尔，驻军归化，致书明朝大同、阳和、宣府各边城将领，劝他们与后金修好。于是，与明朝总兵沈棨等人*白马乌牛，盟誓于张家口。
（六）迎婚
后金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努尔哈赤家族与女真各部及蒙古各部的联姻活动频繁，不胜枚举，其仪式内容含应聘、聘礼、郊迎、婚宴等，现依据文献摘录几次重大的婚礼仪式。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叶赫、乌拉、哈达、辉发一同遣使与努尔哈赤和好结亲，“于是，叶赫布扬古妹欲与太祖为妃、金台石女欲与太祖次子代善贝勒为妻。太祖乃备鞍马、盔甲等物以为聘礼，更*牛设宴……”
明万历四十年（1612），“太祖闻其（科尔沁部贝勒明安）女颇有淑范，遣使欲娶之。明安贝勒遂拒他部之请，送其女来。太祖以礼亲迎，大宴成婚”。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四月十五日，扎鲁特部钟嫩贝勒送女与太祖次子古英巴图鲁贝勒为婚，贝勒亲迎，大宴仍以礼受之。二十日蒙古扎鲁特部内齐汗送妹与太祖三子莽古尔泰贝勒为婚，贝勒亲迎，大宴仍以礼受之。科尔沁莽古思贝勒送女与太祖四子皇太极贝勒为婚，贝勒亲迎至辉发国扈而奇山山城处，大宴以礼受之”。
天命十年（1625）二月，“科尔沁寨桑贝勒子吴克善台吉，送其妹来与四王为妃。四王迎至沈阳北岗宴之。将至，帝与诸王及后妃等出迎十里大宴，入城，复设宴，以礼成配。因其送婚，遂优待之。赐以人口、金银、蟒缎、布帛、盔甲银器等物，令之还”。
天命十一年（1626），科尔沁台吉奥巴来朝，上待奥巴以殊礼。“奥巴令贺尔禾代拜思噶尔二人闻诸王曰：‘汗曾许我以女，若果允之，吾可娶也。’诸王转奏之，帝乃择定大设宴，具奁资，以图伦台吉女敦哲妻之。”
（七）丧祭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九月，“内中宫皇后薨。后姓纳喇，名孟古哲哲，乃叶赫国杨吉砮贝勒之女，年十四适太祖。其面如满月，仪笵端重，器量宽宏……太祖深为悼惜，将死婢殉之。宰牛马各一百，致祭斋月余。日夜思念痛泣不已。将灵停于院内三载，方葬于尼雅满山”。
天命五年（1620）三月丙戌，“左固山一品总兵官费英东卒……帝欲临丧，后妃及诸王谏曰……（帝）坚执行以往，哭之恸，惆怅良久，漏下三更始回”。
天命六年（1621），“六月十四日，左固山一等总兵额亦都卒……祭奠之日，帝临其墓，哀痛三次而回”。
天命八年（1623），“十二月二十日，大臣达尔汉辖卒，年四十八，帝亲临痛哭之”。
天命九年（1624），“四月，内命宗弟铎弼王善贝和齐，往祖居虎拦哈达（山名）黑图阿喇处（岗名）移先陵。三人承命，至皇祖考妣及皇后诸陵前，用太牢祭毕，乃移诸陵灵衬，肩舆以行……逐日宰牛祭奠，沿途无间。将至，帝率诸大臣，令众军披挂，出东京二十里迎至接官亭。命束草为汉人形，放炮呐喊，斩草人以夺其地。帝暨诸王、军士俱俯伏道旁候。皇祖考及皇后灵过，乃起。至东京城东北四里岗上，建立请寝殿奉安之。乃盛陈祭仪，宰牛羊，多焚金银纸张以祭诸灵。躬诣祖考灵前，跪奠。祝曰：‘吾征明国，以复祖父之仇，遂的广宁、辽阳。今迎先灵葬于所获之地，乞祖父上达土地神祇，冥中默祐可也。’祝毕，再拜而起”。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于“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初更，至沈阳，入宫中。诸王大臣并官民号恸不绝。帝后原系叶赫国主杨吉砮贝勒女，崩后复立乌拉国满泰贝勒女为后，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怿，虽有机智，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为乱阶，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初迟疑未决。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泣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锦衣玉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尔衮、多铎当善抚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友爱，是忘父也，岂有不善抚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殓，巳时出宫，安厝于沈阳场内西北角。又有二妃阿吉根代因扎亦殉之”。
（八）家人礼
天命十年（1625）正月元旦，“帝谓诸王曰：‘吾宗室中有拜珠扈、祜星阿二兄者，昔日惟知贻我之忧，毫无裨益我也。又乌拉国岳母及叶赫国岳母等，皆抅其夫与我为难，有何益哉？虽然，爱敬之礼，亦不可废。’遂令人请二兄并岳母皇姨及叶赫国布寨金台石二人妻入中宫，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先百二兄，后拜四媪。回至东榻下铺，毡而坐。后妃三人亦行妇礼。毕。设宴。帝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后妃亦遥跪，令宫婢劝饮。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
二 风俗
风俗，包含内容繁多。这里只介绍相见礼仪、节庆风俗、竞技娱乐、歌舞乐曲等方面的风俗，然后介绍婚俗。于婚俗之下，依次介绍饮食、服饰、居住、交通以及丧祭方面的风俗。
（一）相见礼仪
相见礼仪，或曰“见面礼”，是社会各阶层人们日常的礼仪风俗之一。在女真族社会，所谓“相遇之际，抱腰相戏”，即是以互相抱腰作为相互见面的常见礼仪。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杨宾的《柳边纪略》，所记载的康熙年间东北地区满族的风俗民情，在时间上距满族入关相去不远，是了解后金时期满族风俗的宝贵资料。据《柳边纪略》《宁古塔记略》等文献记载，在努尔哈赤时代，亲朋之间相见，“以曲躬为礼，别久相见则抱”。在同辈之间是“彼此相抱”；长幼之间则幼者两手抱长者之腰，长者“用手抚其背而已”。妇女之间相见，一般“以执手为亲”，以右手指加于眉端，点头为拜。如果是跪下，又以手抚额点头，那就是行大礼了。
抱见礼用于至亲久别相见，或贵宾来临，抑或重要的外交场合。行礼动作为行礼人右腿抢上一步，两手张开，左膝着地，双手抱住受礼者腰部，头轻轻顶于受礼者胸下，受礼者略弯腰，双手轻抚施礼人的头。晚辈双手抱长辈腰，长辈则用手抚少者的背。一般平辈之间，常彼此相抱，然后抓手问安。对长辈、尊者施此礼时，必须取得对方点头示意后方可。
自皇太极时代起，随着政治制度的改革与等级制度的逐渐森严，抱见礼仪也随着发生变化。下级官员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抱见礼逐渐减少。天聪七年（1633）降将孔有德、耿仲明至沈阳，皇太极率贝勒出德胜门，十里郊迎，行抱见礼，以示优异，已成为少见的特例。从崇德改元起，皇太极即皇帝位，开始采用汉族统治者的三跪九叩礼，与臣下之间不再行抱见礼。但是，在平民之间，仍通行抱见礼。
（二）节庆风俗
满族的节庆既有传统的节日，亦有与汉文化交融而相近或相同的节日。如农历新年的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节、正月二十五祈求来年过“添仓节”、农历二月二是“龙抬头”节日，还有五月的端午节、六月六“虫王节”、八月十五日中秋节等。自明代以来，辽东地区汉族的节庆习俗对女真族影响很大。满族的节庆大多与汉族的节庆日期相同，习俗相似，但无不具有浓厚满族的特色，现一一介绍如下。
春节。满族的春节源于汉族习俗。天命三年（1618），后金军队进入辽阳、沈阳地区，与汉族杂居共处，满族人逐渐吸收了汉族的许多习俗。春节虽然成为满族与汉族共俗的传统节日，但习俗上也有所不同。例如，除夕夜家家门外烧马通、店铺门外烧炭，等等。
上元节。即正月十五日，俗称“元宵节”。满族同汉族一样，也有元宵节挂彩灯和吃元宵的习俗。但具有满族习俗特色的是女子的“走百病”或“卧冰”。当时，每年正月十六日“妇女群步平沙，曰走百病；或连袂打滚，曰脱晦气，入夜尤多”。杨宾写诗描述说：“百病年年行走惯，阿谁打滚到沙场。”至于卧冰，时人记载说：“俗以正月十六日，女子无老少，率以往河冰上卧起，如绂禊戏。”正月十五扭秧歌，又是当时一景。“上元夜，好事者则扮秧歌……舞毕乃歌，歌毕更舞，达旦乃已。”
添仓节。正月二十五日，满族农家过添仓节与汉族略有不同。届时，家家讲究煮黏高粱米饭，放在仓库，用秫秸秆皮编织一只小马插在饭盆上，意思是马往家驮粮食，象征着丰衣足食。第二天，再添新饭，连着添三回。也有的人家用高粱秸皮编两把锄头插在饭上。
二月二，俗称“龙抬头日”。满族人家过“二月二”，是在早晨把灶灰撒在院中，灰道弯曲如龙，称作“引龙”。然后在院中举行仪式，祈求风调雨顺。这天，全家人吃“龙须面”和“龙鳞饼”，妇女们全天不能做针线活。
清明节。满族人清明上坟祭祖的时候，要在坟上插柳枝。柳是满族人的图腾崇拜，插柳枝是为了表明后继有人。
虫王节。六月季节容易起虫灾，满族人在六月初六这天，一户人家要出一人到虫王庙朝拜，*猪祭祀，求虫王爷保佑免灾，秋天能有个好收成。
端午节。满族过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其风俗与汉族大致相同。
中元节。满族人以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俗称“鬼节”。届时，各处寺院设立道场，燃灯念经，还要举行各种超度亡灵仪式。
中秋节。满族人家过中秋节也吃“团圆饭”。此外，月亮初升之际，还要供月。祭时，焚香磕头，妇女先拜，男人后拜。
腊八节。满族人家腊月初八要泡“腊八醋”，煮“腊八肉”。除全家人吃外还要分送亲友。
小年。满族人过小年的习俗与汉族相同。届时家家户户要祭祀灶神，俗称“送灶王爷”。
颁金节。满族的“族庆”节日。天聪九年（1635）农历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发布谕旨，废除“诸申”（女真）旧族号，正式改族名“女真”为“满洲”，这一天就成为满族的民族诞生日。
（三）竞技娱乐
满族传统的文艺体育等方面的竞技娱乐活动，与满族的生态环境、生产与生活方式、政治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内容丰富，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骑射、球戏、角力、技艺、冰戏、嬉水、博弈、游戏娱乐等多方面的内容，展现了满族的民族风貌和猛武、粗犷、睿智、进取的民族精神。
1.骑射
骑射是满族先民狩猎的一种基本技能，满语为“niyamniyambi”，汉语意为“射马箭、马上射兽”。弓箭是满族先民狩猎和战争的主要工具和武器。用弓箭射柳枝的比赛，源于女真族的拜天射柳。每逢重五，女真人有拜天射柳的习俗。《金史》卷三十五《礼志八》对此习俗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女真族的骑射技能，用于战争的冲锋陷阵，在金军南下中原的一系列战争中有淋漓尽致的展示。
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将这种技能主要运用于军事战争。在以冷兵器为主的年代，各种兵器相比，弓箭的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往往决定战役的胜败。
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及其与明军的一系列战争中，建州女真的骑兵更是所向无敌。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进攻乌喇部，充分发挥弓箭的优势，将士奋勇*敌而攻取乌喇城池。是时，“布占泰率三万兵步行，列阵以待。两军相距百步，满洲兵亦下马进战。太祖见两军之矢，如风发雪落，声如群蜂，*气冲天，心中奋甚，遂*入。诸王大臣皆奋勇冲击，乌喇兵遂败，十损六七。其余抛戈弃甲，四散而逃。满洲兵乘势飞奔夺门，遂破取其城。然挺身而入，诸贝勒率军士鼓勇纵击，大败乌喇兵”。
这场战争消灭了乌喇部。在总结战争胜利的经验后，弓箭的作用受到了高度重视。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将四旗扩展为八旗，吸取三年前攻取乌喇的经验，制定了军阵的模式：“兵刃相接之际，重铠执利刃者令为前锋，被披短甲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相机，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预画胜负谋略，战无不胜。”努尔哈赤为后金所制定的以骑射为核心内容的“阵法”，后来一直被他的后继者视为克敌制胜的法宝，被奉为大清国的“立国之根本”。满族入关后，重视骑射的传统不但没有削弱，还得到了加强。后代的大清皇帝每年都在春秋两季，带着文武百官和皇子皇孙到木兰围场，以狩猎方式演习骑射；军队也经常开展骑射训练活动。
骑射既然被奉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大清立国之根本，因而与骑射相关的体育竞技活动项目可谓不胜枚举，现列举如下。
跳马、跳骆驼。满族的骑射，是从儿童开始训练，并不论男女。男孩六七岁开始学骑马、骑骆驼，十几岁就能佩弓箭驰逐于山林赛场。满族妇女不裹脚，执鞭骑乘亦不逊须眉，故有“马上民族”之称。跳马、跳骆驼是指飞身上马、上骆驼，坐骑奔驰。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动作，其方法有二：一是当两匹马或骆驼并驾齐驱的时刻，骑者从一匹马上或骆驼上飞越到另一匹马上或骆驼上；二是跳马、跳骆驼的人站立不动，当马或骆驼在人前面跑过的时候，飞身跃上。跳马一般是侧面跳上，跳骆驼则是从后面跳上。这个项目最初是清朝八旗士兵提高体质和作战技巧、飞身跃上马背擒敌的军事训练项目，后来到和平时期逐渐演变成民间的体育活动。每当春节及秋收后，满族人民都要举行跳马、跳骆驼比赛。
与骑射相联系的，是骑术与赛马都成了军民共有的传统体育项目。除了赛马之外，射箭比赛的项目也有很多。
射香火。在夜间或暗室内，把香点燃后悬于高空，参赛者按序号，依次站在固定点上射箭，以射灭香火者为胜。
射月子。在布上绘出箭靶，然后将箭靶挂到五十米或百米以外的地方，参赛者按次序射箭，以一箭射中靶的中心点为上。
射鹄子。高悬箭靶，参赛者用响箭射击。鹄子分层次，各有名称，大小不一，最小者称羊眼。高手不仅能射中羊眼，而且一箭射中，靶非但不落，且呈现花篮状，可评为最好。
射米团。把米团放在盘中，悬挂半空，以小角弓箭射之，一箭射中可以食用米团。
2.球戏
满族的球类运动主要有珍珠球、踢熊头、打马球等项目。
珍珠球，原名叫采珍珠。采集珍珠是满族先人从事渔猎、采集等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在采集珍珠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采珍珠”的游戏。起初，他们用牛毛滚成“绣球”，把“绣球”比做大颗珍珠。游戏场地只设有水区、蛤蚌区和威呼区：采珍珠的人在水区要想办法冲破蛤蚌区人的阻拦，把绣球投到威呼区的同伴手持的筐篓里。如有投中，就表示“采到了珍珠”，预示吉祥。后来，人们又想象出蛤蚌既然能生成珍珠宝贝，那它也一定会成精，定能张开巨壳保护珍珠而不被采走。于是就用“蚌壳”阻挠“绣球”被投入筐篓，创造了攻守兼备的体育活动——采珍珠。采珍珠这一体育活动，在明末清初盛行于松花江、鸭绿江、牡丹江等流域的女真族集聚区。
踢熊头。满族先民在猎得熊这类等猛兽时，认为是山神的赐予，将熊头割下供奉于树桩上，向山神烧香磕头，求得山神保佑。接着，众人围着树桩歌舞饮酒，烤食兽肉。当人们欢乐的气氛高涨时，便从树桩上取下祭神完毕的熊头，群起争先恐后地踢熊头，看谁踢着的次数多，比谁踢得远、踢得高。后来踢熊头的比赛逐渐改变成踢形头（相当于足球）比赛。天命十年（1625）正月初二，努尔哈赤在浑河冰面上兴高采烈地主持蹴鞠（踢形头）比赛。努尔哈赤立于中央，各贝勒和他们的侍卫随士兵参加，连踢两场，每次均奖以银两和酒席。
打马球。渤海国时期的靺鞨人就擅长打马球。打马球的人是骑在马上用杖往门里击球，杖击球的那一端形如偃月，又与打冰球的曲棍相似。
3.摔跤
摔跤比赛，古时称角抵。天聪八年（1634），蒙古的各个部落贝勒来盛京朝拜，皇太极命令蒙古三贝勒下三旗的力士“先与小力士角抵摔跤，尔后又命令阿尔萨兰将其一一高举而掷之。三贝勒并满洲、蒙古、汉人，无不称其奇勇”。
4.民间游戏
除上述竞技性活动项目外，满族民间还流传许多娱乐性的活动项目，如抓“嘎拉哈”、撞拐、老鹞子叼小鸡、翻绳等，其中抓“嘎拉哈”在满族民间流传最广。
抓“嘎拉哈”。是用动物獐、狍、鹿、猪、羊等的骨头（趾骨）制成，并涂有各种颜色。玩法多种多样，室内、室外、地上、炕上都可以玩。女孩子一般在室内玩弹嘎拉哈、拉珍儿、抓对等，男孩子一般在玩时常常还伴有“布口袋”“钱马子”等辅助玩具。
撞拐又称格蹬。这种游戏是指双手搬起一脚，用一只脚来蹦跳，以膝盖互相冲撞，被撞倒者为败。
老鹞叼小鸡。这是满族儿童喜爱的一种游戏。参加游戏的儿童，一人扮作“老鹞子”，一人扮作老抱子（母鸡），其余的人排成一队，前后相互扯着后衣襟，躲在老抱子后面。老鹞子左右扑捉小鸡，老抱子则张开双臂，竭力保护身后的“小鸡”。一边玩，还一边互相问答。老鹞子每抓到一个小鸡，便让其背着自己走一段路，然后“吃掉”。依次抓扑，直至叼完为止。
翻绳。又称“解股”，为满族女孩子喜欢玩的一种游戏。玩这种游戏需要两个人，首先以细蝇结成绳套，一人先将细绳在双手上翻出花样，然后另一个人用两手将之翻成新的花样，相互反复翻绳，直至一方不能再翻或者翻乱者算输。
（四）歌舞乐曲
女真族的歌舞乐曲源远流长。在建州女真时期，每当有贵客来临，部落首领往往设宴款待，伴以歌舞。如明弘治十年（1497），建州卫首领李达罕等设宴款待朝鲜使臣至建州卫，在宴会席间，“或弹琵琶，或引屎屎音，或击拍板，达罕醉舞”。待到努尔哈赤时代，已有专业的乐工和优人。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努尔哈赤曾设宴招待使节及女真各部首领，“厅外吹打，厅内弹琵琶、吹洞箫、爬柳。其余都围绕站立，拘手唱曲，以助酒兴”。努尔哈赤本人也“自弹琵琶，耸动其身。舞罢，优人八名各呈其才”。
满族歌舞，于正月的扭秧歌外，还有在新岁或喜庆时举行的莽势舞：“两人相对而舞，旁人拍手而歌”。莽势舞的舞姿简单明快：“大率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盘旋作势。”众人以唱“空齐”配合，谓之“空齐曲”。
三 婚俗
满族的婚俗，可上溯到明代建州女真时期。明初建州女真人的婚姻状况已经脱离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发展，但女真的酋长或贵族家庭大多娶妻纳妾，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在女真的贵族之家，缔结婚姻时开始讲求门当户对，各部的女真酋长或部族首领一般不与属下通婚。“大抵斡朵里酋长，不娶管下，必求婚于同类之酋长。或兀狄哈、或兀良哈、或忽刺温。”即“满洲旧俗，婚娶必视其氏族之高下”。在明代后期，女真人的婚姻已经冲破地区和民族界限，周围各部族之间均可相互婚媾。当时，女真人的诸部内部，女真人与蒙古人、汉人、朝鲜人之间，通婚的事例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中可谓不胜枚举。如“迎婚”习俗中，对努尔哈赤家族与女真各部及蒙古各部的联姻活动多所记载。从《满洲实录》的大量记载来看，当时努尔哈赤家族的婚姻不仅讲求门当户对，而且大多是与女真各部及蒙古各部的首领联姻的。
明代女真人沿袭金代女真续婚制的旧俗，例如建州女真的“兄死则弟娶兄妻，例也”，海西女真的“父死娶其妾，兄亡娶其妻”。这些记载表明，接续婚制在女真诸部中曾一度盛行。又如海西四部之一的哈达部，其首领王台死，王台之妾再嫁与王台之子康古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明末女真人的婚俗，由于受汉族的影响，在程序、礼仪上逐渐复杂起来。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婿家先以甲胄、弓矢为币，而送于女家。次以金盃，次以牛二头、马二匹，次以衣服、奴脾，各因其家之贫富而遣之。富者三四年而成礼，贫者虽至十年之久，而犹未得成礼。”这条史料表明，聘礼是十分厚重的。另据《柳边纪略》等文献记载，一般百姓家庭的婚俗，也是选择门第相当，求年长者为媒，经女方家长同意，男方家长率子到女方家订婚，与之簪珥布帛为聘，称为“过礼”。次日，女方父母回拜，称为“下茶”，娶亲那天，多数人家是“无帖贴，无鼓乐，无男女傧相”。出嫁的姑娘乘轿车，“前悬筛罗及镜”，挂红绿绸，或有鼓乐。第二天，“设席待亲戚，贺者至，饮酒三杯辄去，择日更设席谢之”。
天聪六年（1632）四月，皇太极颁布法令：“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永行禁止”，以法律形式对旧有的接续婚制习俗加以禁止。同时，对女真人的早婚习俗加以限制。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下诏规定：“凡女子十二岁以上者许嫁，未及十二岁而嫁者罪之。”皇太极把女子出嫁年龄的底线定为十二岁，可见此前女真女子出嫁年龄之低。多尔衮的生母就是十二岁嫁给努尔哈赤的。
四 饮食
在明代，女真各部在饮食上受分布地域、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影响，而又有所差异。在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南迁之后，农业生产在女真人的生活中已占有主要地位。到明代后期，粮食成为女真人主食，主要有各种面食、米饭、粥和肉食。但是，在饮食习惯上还保持着本民族的一些特色，如主食上“饮食最嗜胾肉、油饼，而面食、酒醪皆合以酥”；在副食上“禽兽鱼鳖之类，疏菜瓜茄之属皆有之”，见于《建州闻见录》的相关记载。女真人还大量饲养猪、鸡、鸭、鹅等畜禽，以满足饮食的需要。此外，饮酒饮茶之风在女真人中也很盛行，既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宴会、待客的必备品。
（一）内类
后金（清）时期的饮食习俗，或曰饮食文化，首先是源自满族先民以渔猎经济为主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在鱼肉类方面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民族特色。满族先民长期生活在物产丰富的白山黑水地带，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形成了丰富而独具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饮食习俗。早在辽金时期，各种山禽野兽、家畜和鱼类曾经是女真人的主要食粮，常常以肉类为主食，使得他们的后人——满族的肉食做法多种多样，诸如烤肉、白肉、血肠、炸鱼肉丁、晾干肉、风干肉等诸多肉食类食品的传统制作方法与手艺。女真人在后来以粮食为重要食品之后，这些传统食品的制作方法与手艺也一直被长期保留下来，发展成为满族饮食文化的重要内涵，现介绍如下。
烤肉。烤肉源于满族先民的狩猎时代。他们把狩猎到的禽兽肉用篝火烤吃，别具风味。后来，改用炉灶烤肉，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熏肉、酱肉。
白肉血肠。白肉血肠源于满族先民萨满祭祀的供品“祭肉”。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满族祭祀用的供品仍然来自各部落的特产野味，后来代以毛色纯黑而且是阉割过的公猪，取其肉味鲜嫩。在宰*的时候用血灌肠，制作成血肠，作为敬神的供品。祭品的制作，是将宰*的猪肉煮成八分熟，供于神案。祝祷后，再放于锅中煮熟，用刀片食。食用敬过神的肉，又称为“福肉”“祭肉”。白肉由于是用刚宰*的新鲜猪肉清水烧煮，保持了猪肉的本香、本味，十分可口，因此流传至今。
晾干肉、风干肉。满族先民在一年四季狩猎中，所获猎物往往是一时吃用不完。为长期储存食用，便将兽肉切成薄片，放到阴凉处“风干”，即成“晾干肉”“风干肉”。这种肉也便于狩猎活动携带食用。
炸鱼肉丁、煎鱼肉片、鱼肉丸子、生鱼片、咸鱼、焙鱼等。满族先民曾长期以渔猎为主要的经济生活。他们把从江、河、湖中获取的多种鱼类产品，制成上述各种美味食品，因美味可口，别具风味，也一直流传至今。其中的“咸鱼”“焙鱼”制品，主要是为了储存以备长期食用。
（二）粮食
在努尔哈赤时代，农业生产在经济生活已占有主要地位，人们已经以粮食为主食，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类。满族的主食与祭品大多是用粟米制作的，如“馓子”“撒糕”“黏米糕”“淋浆糕”“萨其玛”“搓条饽饽”“豆面饽饽”等，现介绍如下。
馓子。馓子大多是用荞麦或黏高粱磨成的面粉作原料，和面后搓拉成细条，上笼屉蒸或用油煎。食品熟后拌卤酱成汤，吃起来很“筋道”。满族祭祀时常供馓子，制作的方法是将馓子过油，再切成方块，供奉于神位之前。
撒糕。撒糕所用原料是粟类粮食磨成的黏米面，先在蒸屉上撒一层小豆，然后再撒一层黏米面；蒸熟后再撒第二层，以至于多层。用这种方法制作的撒糕，其味甘美、细腻可口。
黏米糕。黏米糕的做法与撒糕大致相同，只是所用蒸笼有别，底部有若干小孔的陶制盆，又称为“盆糕”。食用的时候，用刀切成片状，亦称“切糕”。因为原料是大黄米面，颜色金黄，味腻如脂。
淋浆糕。淋浆糕的原料为秫米面、黄米面、江米面。制作方法是将面搅拌均匀后，置于布袋中，使淋成的汁滴于容器中。淋好后，上笼屉蒸熟，切成方块或棱形块。淋浆糕细腻香甜，味道可口。
萨其玛。萨其玛源自满族的一种传统糕点“搓条饽饽”，所用原料为大小黄米或江米，将米蒸成黏饭，淋以清水，放于打糕石上锤打成面团，然后蘸熟黄豆面搓拉成条状，油炸后切成块，再撒上一层较厚的熟黄豆面即开食用。
上述食品都属于黏食类食品，是满族人喜爱的主要食品，除香甜可口外，主要特点是“耐饥”，便于狩猎、远征时食用。
五 服饰
明末建州女真人的服装，仍然是以皮毛为主原料，在漫长寒冷的冬季皆穿用毛裘，用皮毛制作帽子，用鹿皮、猪皮或牛皮制成的鞋也称作“兀剌”（“乌拉”）。当时的普遍情形是“富者缉麻为寒衣，捣麻为絮，贫者衣狍鹿皮，不知有布帛”。随着女真人的朝贡和马市贸易发展，汉族地区的布帛开始不断地输入女真人生活地区，衣服的原料也逐渐多样化。各部落首领的家族开始穿用布帛制作的衣服。明孝宗弘治年间，建州卫首领李达罕及其属下三十余人，皆“衣绿纱胸背”，而另一名酋长土老及其麾下四十余人则皆“衣大红衮龙团领”。据《建州闻见录》记载：当时建州女真人穿衣无等级贵贱的差别，即“杂乱无章，虽至下贱，亦有衣龙蟒之绣者”。直到天命年间前期，女真族在服饰上等级贵贱之分。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位统治期间，后金与内地商人通过马市贸易，输入大量绸缎，主要是为了上层社会贵族的需要，以及用来与黑龙江流域其他少数民族的垄断性贸易（用绸缎换取貂皮等），一般百姓包括八旗士兵衣服所需要的布料数量极大，通过贸易活动是难以满足的。
努尔哈赤为了解决百姓衣服问题，于天命元年（1616），“布告国中，开始饲养养蚕，缫丝织缎，种棉织布”。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纺织品不足以满足百姓的需要，努尔哈赤下令各八旗“辛勤地种棉花织布，给包衣阿哈穿，如发现包衣阿哈穿坏衣时，将没收阿哈，转交给善于养阿哈的人”。
他且告诉阿哈，今年“收获新粮、新棉后，衣食不足，就要告状”。同年六月，在实现“计丁授田”的时候，规定每丁种地六垧，必须用一垧地种植棉花。天命八年（1623），努尔哈赤在衣服用料上做了贵贱之别的规定：诸贵族大臣及其侍卫穿“好衣服”；护军及普通民众穿葛布、翠兰布、毛青布等制成的衣服；只许妇女穿罗纱。
自明代以来，女真族上层社会的男子服饰，大多是身着长袍，盘领、窄袖，两侧开叉，腰中束带，便于骑射；女真妇女则穿直统旗袍，圆领、大襟、窄袖，四开禊、带扣绊，束腰带，以便于骑乘。女真人的帽子，“寒暖异制”，夏帽或“笠”、或“纱”；冬帽“以毛皮为之”“上放耳掩”。各种帽顶之“上皆加红毛一团饰”。
皇太极即汗位后，推出一系列社会改革，包括衣冠服制的等级制度改革。天聪六年（1632）十二月，皇太极下令制定冠服之制。天聪七年（1633）六月又对其进行补充。至此，女真—满族的衣冠之制基本上得以确立，除了有等级标志外，也保留了女真族所特有的箭袖、马褂、旗袍、缨帽等特点。
后金（清）时期女真人的发式，基本沿袭了辽、金时期女真人的发式。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明万历中叶，“胡俗皆剃发，只留脑后小许，上下二条辫结以垂”。《建州闻见录》亦记载：“男胡皆拔须剪发，顶后存发如小指许，编而垂之左。”可知，后金（清）时期女真人的发式与明代女真男子的发式基本相同。女真人少女梳单辫，成年待嫁始蓄发。出嫁后妇女开始挽髻，在发髻上插以金银珠玉为饰。
以海西女真、建州女真为主体所形成的满族，其服饰大体上有如上述。而生活在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赫哲、鄂伦春、费雅喀、恰喀拉等民族，则因其所在地域及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在服饰上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生活在黑龙江下游的赫哲人，“衣服多用鱼皮，而缘以色布，边缀铃，亦与铠甲相似”，“夏衣鱼皮，冬衣犬鹿皮”。鱼皮衣的背部，则“缀满着也是用鱼皮剪剔的花纹”[99]。使犬鄂伦春人“男女的夏装通常用鱼皮做成”，即或是用布料制作的女袍，边缘也“缝缀着五光十色的丝绸和装饰着各种颜色的鱼皮”。费雅喀人（在明代被称为乞列迷人）的男女，也是穿着用兽皮和鱼皮缝制的衣服，冬季“衣犬皮，夏日则用鱼皮为之”。库页岛南部的库野族“亦有衣鱼皮者”。鱼皮衣是用槐头、哲罗、草根、狗鱼、大马哈鱼的鱼皮制作，以大马哈鱼皮为主，这些穿鱼皮衣的部落，又被称为“鱼皮部落”。
包括黑龙江上游鄂伦春人在内的“各民族的服装及装饰五光十色，异彩纷呈，各有特点，它固然反映了各个民族的生产水平与自然生活条件，同时也体现了各个民族的创造性与审美价值观”。例如，黑龙江中上游的达斡尔、索伦、鄂伦春人的服装，体现了他们猎人的风貌，头戴的狍头帽“双耳挺然，如人生角”，身穿“反披狍服，黄毳蒙茸”。黑龙江上游的鄂伦春人，男子“多半是披着垂落肩上的、蓬乱的黑头发，很少有人剪短发或蓄长辫”，男女冬天的皮衣不去毛，穿短裤，裤脚与靴相连。
费雅喀人身着直筒衣，夏季服装用鱼皮制作，冬季服装用狗皮制作。他们的服装包括鱼皮裤、长袍、海豹皮靴和桦树皮帽。女袍比男袍长，下摆缝缀许多铜片，冬季，妇女在长袍外面再套一件翻毛皮衣；男子冬季行猎或外出时，在长袍外面套一件海豹皮裙，头戴耳罩和毛皮帽。费雅喀人蓄发，大多编成一条辫子，垂于脑后。男、女皆“耳垂大环，鼻穿小环”，“赤股无袴，以皮遮其前后”。
恰喀拉人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与赫哲族的剃发黑斤部都有鲸面的习俗。恰喀拉人“男女均蓄发作辫，从耳后分垂肩前，即自耳下用红绳束辫如双椎，令垂乳上。又以彩线或剪鱼皮为穗，上贯五色圆粒如珠，系于椎下颈后，以绳贯珠或小海蚌及铜扣三四串，横连双椎。有丧，则解椎使垂。置棺平地用木合之，华人以为木葬”。“男女俱于鼻傍穿环，缀寸许银铜人为饰。男以鹿皮为冠，布衣跣足。妇女则披发不笄而襟衽间多刺绣纹。其屋庐舟船俱用桦皮，性游惰无蓄积，土语谓之恰喀拉话。”
六 居住
满族先民的居住习俗经历了从穴居到地面居室的过程。所谓“地窨子”，即是这种半地穴式的居室地下室。辽金时期，女真人居室由穴居变为地面居室。明初女真人的居住，大多沿袭金代的居住风俗。居室一般是联木为栅，覆以木板或桦树皮，墙壁亦以木为之，以火炕取暖。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南迁后，海西女真首领的居室出现了砖瓦建筑。据考古发现，建于嘉靖初年的哈达王城，就有大量建筑用的条石、青瓦、灰瓦等遗物。
明万历十五年（1587），建州女真修建费阿拉城，就是在汉族建筑工匠的帮助指导下兴建的砖瓦建筑。这种地上的建筑，火炕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女真人喜欢火炕，这是沿袭先人之居住俗，“四壁之下皆设长炕”。其中，以西炕为尊，南炕为大，北炕为小。这种“四壁长炕”，即是后来满族之家普遍砌筑的“万字炕”。万字炕是为了适应东北地区冬季较长、气候寒冷的特点而设计的。
房屋建筑的结构设计，有“正房”与“厢房”之别，一般为一正两厢，即正房与东西厢房。正房为主，左右为东西厢房，成口形。满族建房有“以西为贵，以近水为吉，以依山为富”之说，盖房时，须先盖西厢房，再盖东厢房。落成的正房，也以西屋为大，称上屋。辽金以前，满族先民崇尚太阳升起的东方，房门东开。满族有敬老习俗，暖和的西屋为长辈居住，祭礼于西屋举行，祖宗神板也供于西屋炕上方，形成了以西为贵的风尚。
“炕”“炕洞”“弯子炕”“地炕”，是满族卧室布局的特点。环室的三面火炕，即“弯子炕”或称“蔓字炕”“万字炕”。南北炕为大炕，西炕为窄炕，下通烟道。西炕不摆充杂物或坐人，因在西炕墙上端供奉着“祖宗神板”。满族住宅的“烟囱”建于屋侧，早期多用空心整木制成，后来也用木板围成。烟囱的底部有窝巢，以回风挡逆风，可使烟道保持通畅。
这种住宅的墙体建筑有垡筑、泥筑、拉核墙三种。垡筑，是用沼泽、湿地高出水（地）面生长青草的泥草根部盘结成的“塔头墩子”来砌墙，即所谓“野甸泥块土草结成，坚如砖”，切割成块，用来砌墙。泥筑，即“墙壁以木为之”，“污泥其上”。上述三种住房墙体，以拉核（拉和）墙最有特色，较为流行。拉核墙又称“挂泥墙”，建筑方法是在房屋四壁木框架上，“层施横木，相去尺许，以碱草络泥，挂而排之”，然后墙体里外涂泥。
住宅的屋顶苫盖茅草，即“覆以莎草，后二尺许，草根当檐际”。为了防止大风掀开屋顶的茅草，于是“斩绹大索牵其上，更压以木”。住宅大多坐北朝南，也有不少是朝东南，俗称“大朝阳”，都是为了更好地采取日光。当时，糊在窗户木棂上的高丽纸，俗称窗户纸，需要“搅盐水，入苏油渍之”，“借以御雨”。
民间住宅，每栋多为三间或五间，中间的一间为“堂屋”，以西屋为“上屋”，“就南北炕头做灶”。在住宅前方的两侧，“为碾坊，为仓房，为楼房”。所谓楼房，是指“柱埋于地，露二尺许，造屋其上，贮耐潮湿之物，望之如水榭者，曰楼房”。
每户住宅都有一个庭院，四面筑有低矮的土墙，“土垣高不逾五尺，仅可阑牛马，门亦如阑，穿横木以为启闭，中土人居之始为墙”。多数庭院的四周设木障子，以栅为门。最简陋的，是“惟沟其宅之四面为界”。
七 交通
后金（清）时期的驿道、驿站，本书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从衣食住行的角度，介绍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居民出行时水路、冰路、雪路所使用的几种传统交通运输工具：爬犁、狗爬犁、独木船、整木船、桦皮船。
爬犁、狗爬犁。东北地区特别是北部的高寒地区，积雪长达半年之久。积雪经人们行走踩踏而成为光滑而坚固的路。此时，满族的传统交通工具爬犁、狗爬犁便成为非常便捷的交通工具，在冰雪路面奔驰如飞，畅通无阻，极为方便。爬犁的制作，是用两根一丈多长的硬杂木木杆，煨成弓形，前端如同滑雪板前端那样高翘，于两杆上架起一副车架子，举架不高，上面坐人载物，靠两根杂木杆在冰雪地上滑行，牛、马或狗来拖拉爬犁，简捷轻便。在黑龙江下游地区的赫哲、鄂伦春、费雅喀、库页等民族中，爬犁是他们在冬季的主要交通工具。
赫哲人“夏航大舟，冬月冰坚则乘冰床用犬挽之”，或“足踏木板，溜冰而射”。所谓“冰床”即是爬犁，又称雪橇；“足踏木板”即是滑雪板。冬季的狗拉爬犁或马拉、牛拉爬犁，成为黑龙江下游地区赫哲等民族出行的交通手段。《清稗类钞》描绘说：“黑龙江有爬犁，如凌库，不施铁条，屈木如辕，驾二马以行于雪上，疾于飞鸟。”
“独木船”，又称“整木船”。其“长二丈余，阔容膝，头尖尾锐，载数人，水不及船常寸许，而中流荡漾，驰如竹箭，此真刳木为舟也，遇河水暴涨，则联二为一，以济车马”。小一点的独木舟被称为“威乎”，再小一点的叫“扎哈”：“小船也，较威乎尤轻捷，载受两三人。”后来，所制作的类似的木制小舟，亦称“威乎”。
桦皮船。船长10余尺，宽3尺左右，两头尖而向上翅，用松木做骨架，外以桦树皮为外壳，用松香类的树脂胶合。这种船的船体很轻，大者可乘坐四人。黑龙江下游沿岸的各民族普遍使用桦皮船，费雅喀人“以桦皮为船，止容一人，用两头桨。如出海捕鱼，则负至海边，置水中，遇风便归”。
八 丧葬
在明代，包括野人女真在内的女真各部，丧葬习俗因地区、部落以及死者的地位与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比较多样化，有火葬、土葬、水葬、风葬（树葬、鸟葬）等。例如，索伦、鄂伦春、赫哲等族实行的风葬，又称树葬、鸟葬，即“东北边有风葬之俗，人死以刍裹尸，悬深山大树间，将腐，解气悬，布尸于地，以碎石逐体薄掩之，如其形然”。居住在呼伦贝尔的布特哈人则“人死挂树上，恣鸟鸢食，以肉尽为升天”。黑龙江下游的“鱼皮部落”在人死后用片棉裹尸下棺，然后“以木架插于野置棺于架上”，待棺木将要腐朽的时候才入土埋葬。
明代中叶以后，女真人在汉族影响下大多实行土葬。在建州女真，“亲死则殡于家，亦*牛以祭，三日后择向阳处葬之。其葬之日，常时所服之物并葬之。且*其所乘之马，去其肉而葬其皮”。在富贵人家，死者的随葬品则大为增加，如瓷器、铜饰品、日用品、铁制兵器，以及玛瑙珠海贝，等等。
明代女真人还较为普遍实行火葬。从明朝初年开起，女真人凡是在战争中战死的，都实行火葬，将骨灰送归其父母妻子。建州卫女真在庆源战斗中，“其死者烧尸作灰，盛于布囊，或裹草而去”。战时之外，因其他原因而死于外地的，其亲属也会采取火化的方式，将其骨灰带回家乡。
在努尔哈赤时代，建州女真的一般葬俗是：“死则翌日举之于野而焚之。其时，子孙族类咸聚会，宰牛马，或哭或食，蒙白二三日除之。”这一时期，女真人的火葬大多是将骨灰盛在罐或坛中，然后将罐（坛）葬在砌好的墓室中，开始有了“二次葬”。努尔哈赤、皇太极二人死后，也是采用火葬的方式。一般来说，女真人的葬礼及随葬品比较简单、质朴，有的甚至不举行丧葬仪式。
早期女真人有“人殉”的遗俗，在明代的女真贵族人家，“人殉”的遗俗仍然存在，例如努尔哈赤死后，以乌拉纳喇后及两名庶妃殉葬；皇太极死后，以章京二人殉葬。女真人的“妻妾殉夫，奴婢殉主，是满洲旧俗，并不仅限于殉君上”。
火葬与土葬作为后金（清）时期两种主要的丧葬方式，丧葬的礼仪习俗也是颇为讲究的。当时，女真族的酋长大都实行火葬，厚葬的葬礼也较为隆重。在死者皮冠上，缀有百鹿（皮）布，前蔽面目，后垂于肩，穿直身衣。火葬后，每遇七七日，*牛或马，煮肉以祭。直到努尔哈赤时期仍有此俗，见于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的上述记载。
满族的土葬可分两类，一类是先火葬，将骨灰装进瓦罐再土葬，多用于远征在外的阵亡将士。有时，将辫发割下，和骨灰放在一起，因辫发是灵魂寄栖的地方。一类是入殓棺材的土葬。这是最通行的葬俗，其葬礼仍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出殡，一般选单日出殡，由丧主执幡前行，后面是鼓乐、纸彩、灵柩、亲友。灵柩外面要罩上长方形尖顶棺罩，在灵柩前用长白布做成牵绳由死者子孙拉着。
出殡后的“烧饭”，即是将祭祀之物焚烧。作为女真的旧俗，皇太极曾规定：和硕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卒，只许烧夏衣、春秋衣、冬衣各三件；平民只许烧各一件。所以，满族的“烧饭”比较简单，一般平民仅焚枕头内的荞麦皮、谷物和纸制的祭奠品，如车、马、人。焚烧时面向朝北。
死者入土后三天，家人还要到坟地来祭奠一次，称“圆坟”。有的地方有烧七七（四十九天）之俗，有的地方则烧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