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在中国，江湖更是无处不在。
市井中有江湖，山林里有江湖，朝堂上亦有江湖。
有江湖就有利益纷争。
市井中的诉求最为简单，只是求个输赢；
山林里比较血腥，一般要决个生死；
朝堂上最为复杂，轻则赌上个人命运，重则赌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今天，我们主要说一下江湖在朝堂上的重要表现形式：党争。
01何谓“党争”在封建官场中有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结党营私。具体来说就是一群人组成一个小团体或者派系，形成合力共同为个人或团体谋取利益。
他们一般以血亲、乡谊、师生、同学（年）等关系为纽带，互帮互助，互依互仗，形成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
这在古代是一种官场常态，是封建政治与宗派观念相结合在官场上的反映。
像唐代有“牛李之争”。牛僧孺、李宗闵两个父辈积下的恩怨被儿子和学生们发扬光大，在从宪宗朝到宣宗将近40年的时间里，你上我下，不死不休，最后以李党被驱逐、牛党半死不活而告终。如果再加上因宦官专权而失控的大唐王朝，此争最后可谓是三败俱伤。所以后来唐文宗感叹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到了宋代，阶级斗争虽然有了新动向，但党争仍旧阴魂不散，除了洛党、蜀党、朔党的新旧之争外，改革派和保守派也喋喋不休了几十年，最终断送的是老东家北宋。
明代党争最激烈、最长期也最恶劣，早期有淮西（李善长）与浙东（刘伯温）之争，中期有清流（徐阶）与浊流（严嵩）之争，晚期则阉、浙、楚、齐、昆以及最大的妖孽东林党轮番上场，一直把大明搞垮了也没停下党同伐异的脚步（持续到顺治朝才被分割压制）。
这几大党争特征明显，牛、李是血亲和师生为界，后几者则多以地缘为纽带，即成员间要么是一家人，要么是老乡。如明代浙党党魁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他这一派则基本都是在京的浙江籍官僚，与此相应，楚党的几个首领官应震、吴亮嗣和黄彦士都是湖广籍，齐党亓诗教、周永春则是山东人。
唯一一个略显例外的就是明中期清流、浊流之争。
清流，原意为清澈的流水，后引申为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或贞洁德高的女子。
这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二十二》：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亦载：故能令义士宗其风景，州闾归其清流。
清流第一次以正义的面目出现是在东汉末年。时值宦官、外戚轮流掌权，双方斗争激烈。不学无术、只知为非作歹的宦官集团虽然在皇帝的支持下在朝堂上占得上风，但在口碑上却落了下乘；经术传家、文质彬彬、举止有度的文官士人集团反而得到了舆论的一致推崇，像“三君”、“八俊”、“八顾”等清流代表皆为一时之秀。
三君：窦武、刘淑、陈蕃；
八俊：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
八顾：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
这帮人或称“一世之所宗”（三君），或称“人之英”（八俊），又或称“能以德行引人者”（八顾），均成为当时的万民榜样和道德楷模。发生在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和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两次“党锢之祸”反应地就是这个群体与宦官集团的残酷斗争，也算是“清流”、“浊流”的第一次正面硬刚。
如果说东汉末年的清流集团尚实至名归的话，那么，“清流”在历史上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名不符实了。
在明代，“清流”的代表群体是怼天怼地怼社会的言官集团，代表人物是斗倒严嵩的徐阶，极端个例则是海瑞。他们时刻高举道义大旗，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制高点上，俯瞰众生、臧否人物、指摘天下，一副离了他们就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天下大乱的模样，像著名的东林党也自诩清流。按照大儒黄宗羲的理解，天下所有人都得接受东林党的道德评价和道德批判。
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明儒学案》）
但其实，在当时，这个所谓的正义集团早已忘记初心、背离宗旨，明借清流之名，暗行党争之实。平时只会在朝堂上嚼舌头、尚空谈，“标榜风节”、“严义利之分”，甚至扛棺尸谏，大义凛然，但实际上却是不切实际、眼高手低和“放言高论”，尤其是一到关键时候，要么变缩头乌龟，要么成为投降变节的“急先锋”，像钱谦益、侯方域这两位大名臣、大才子。
尤其是明中期清、浊之争的两位主角徐阶和严嵩的现实表现可能更说明问题。
大明嘉靖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受坑爹儿子严世蕃的牵连，已经退休三年的严嵩被抄家。事后清算，这个独霸朝纲二十余载的大奸臣果然可恨，除了珠宝金银外，单良田一项就霸占了四万余亩。
几年后，隆庆上台，斗倒严嵩的“清流”代表、大忠臣徐阶也被勒令致仕，回到老家松江府颐养天年。
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调任应天巡抚。甫一上任，他就秉承其“刚锋”本色，严惩豪强，尤其勒令他们退出多占田地。于是，刀子就动到了赋闲在家的徐阁老头上。
为什么呢？
徐在事久家富，传言有田十八万亩，诸子嗜利，奴仆多藉势纵横。（《皇明史概》）
原来，和严嵩一样，徐阶也有一群不省心的子侄，他们借徐阶之势，横行乡里，大肆购置甚至霸占田产，累至巨富，仅田产就达到了二十万亩——这里面离得了徐清流的默许和纵容吗？
所以，海瑞让他退还一半，即十万亩。
因为知道海瑞的为人，吃了哑巴亏的徐阶不甘心，他先用三万两黄金贿赂给事戴凤翔，继而通过张居正命令给事陈三谟罢免了海瑞。为此，时人嘲讽道：退休宰相仍能左右朝政。
家居之罢相，能逐朝廷之风宪。
甚至因此称他为“权奸”。
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无论从霸占和兼并土地数量，还是报复政敌这一细节来看，还真分不出谁清谁浊，孰忠孰奸。
而到了清代，“清流”一词的涵义发生了改变。
如果说在明朝之前它还只是侧重于反映道德理念的话，那么，到了晚清时则已经发展为一个政治派别的名称。
他们继承了前代清流的思想遗产，致力于切言直谏、评议时政、整饬纪纲乃至后期的救亡图存。
19世纪末叶，在帝、后两党的权力博弈和中法战争失败的影响下，清流派崛起并慢慢演化为前、后两支。前支以军机大臣 李鸿藻为代表，后支则以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为党魁。
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由于在对外战争中连连失利，不仅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整个民族甚至有了亡国灭种的危险。
对此，林则徐、魏源等人率先站了出来，呼吁“睁眼看世界”，对标国际，变法图强。
与此同时，出于对天朝上国的谜之自信，一群由僵化的八股取士培养出的死板书呆子，也在光绪年间隆重登场，他们要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意图以“谈理论”和“喊口号”的方式来完成对旧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
这就是晚清“清流派”。
不过，不用对这个群体抱什么希望，就汉、明两代清流而言，此两者或是道德楷模，或是能臣干吏，都还可以和“清流”沾点边。而清代这群“清流”，其主要精力已经完全放在了虚妄、空谈和“党争”上，不仅自己不务正业，还视维新、洋务等为洪水猛兽，极尽抵制、阻挠、掣肘之能事。尤其在对外事务的态度上，他们无视群狼环伺、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地叫嚣武力对抗，一步步把中国拉入了被瓜分甚至灭亡的泥潭。
清末维新派领袖唐才常就怒斥道：“数十年来之主持清议相议以忠义奋发者，不曰用夏变夷，即曰闭关谢使，且动以本朝海禁之开相诟詈。”
日相伊藤博文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不用担心中国会通过变法实现自强，他们的传统根深蒂固，一旦有人想改变，立马就会有言官跳出来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由进行阻拦。只有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想起努力一把，但危机一过，就会故态复萌、安于现状了——有这群文官从中作梗，根本不用敌国动手，大清就会自行堕落。
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晚清这群“清流”的真实成色，被一个外国人剖析地淋漓尽致。
而清流代表人物翁同龢也没有辜负伊藤博文的“期望”，借清流之名，不惜公报私仇，以私害公，掀起晚清“党争”逆流，不仅导致清廷在与日本的军备竞赛中慢下半拍，更让李鸿章和中国赔上了整个北洋水师！
1886年，光绪皇帝十五岁，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按清制，无论年龄大小，皇帝一旦大婚，就意味着完全亲政。于是，慈禧太后便假惺惺地对大臣们试探道，她要结束垂帘听政，归政光绪，为其亲政作准备。
但是，此举却被文武百官同时给拦了下来。
这里面有讲究。作为自己一方的政治靠山，太后一党当然不乐意慈禧归政；而光绪帝一方进行阻拦，则是想效仿古贤的“三辞三让”假作一下姿态。但没成想，慈禧本就不愿归政，大臣们一呼吁，她就顺水推舟，说既然国家还需要我，那就勉为其难，再训政两年——注意，不是“听政”，而是“训政”，意思是让光绪当家作主，自己只当高级顾问，当年乾隆皇帝禅位于嘉庆的时候就搞了这么一出。
两年后也就是1888年，光绪大婚。因为上有祖制且有言在先，慈禧就不顾大臣们的“阻拦”，搬到颐和园去住了。这样，虽然没有明下懿旨，但形式上也就相当于归政了。
于是，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大清国上层政治架构变得复杂而微妙：虽然国家最高权柄仍然掌握在慈禧手里，但光绪毕竟也有了一定的权限，这就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二圣临朝”的二元政治。
“二圣临朝”说来好听，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政治架构不仅帝、后二人感到非常别扭，文武百官也是无所适从，久而久之，从来都是铁板一块的大清朝堂，居然在垂暮之年出现了“党争”，这就是“帝党”与“后党”之争。
光绪帝一方。亲政前的1884年（光绪八年），慈禧太后发动甲申政变，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被慈禧罢免，翁同龢也只保留在毓庆宫行走。光绪亲政后，由于年轻且没有根基，早已复职的帝师翁同龢就成了自己实施皇权回收计划的主心骨。而翁也不负重望，利用两朝帝师和军机大臣的身份，将一批言官笼络在自己周围，以风节为标榜，以匡时为己任，在朝堂形成了有南派清流之称的“帝党”。
慈禧一方呢，经过近三十年的深耕，这个权力欲极强且极富政治心机和手腕的妇人在朝堂上早已根深叶茂，其权威更是不可撼动。尤其在甲申易枢后，她安排傀儡醇亲王奕譞总揽朝政，并把掌握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干臣李鸿章拉入己方阵营，形成了以压制“帝党”、控制朝堂为己任的“后党”。
在这种形势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图扩展权力版图的“帝党”和死守权力寸土不让的“后党”不可避免地矛盾日深，双方你来我往，冲突渐趋白热化。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
与实干家相比，清流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他们相信“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只要读懂了圣人，那么世间再无难题，万事万物无不信手拈来、迎刃而解。
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卷在手，天下我有。在他们眼里，圣贤书不仅是最高真理（其他都是异端邪说），而且还是衡量人才与否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学问不够高，做事能力再强也是渣渣。
有这么一个群体存在，实干派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
首先被质疑和抵制的是“洋务运动”。
由于承继了自乾隆以来对所谓天朝上国的谜之自信，他们视洋务或为洪水猛兽，或为雕虫小技，避口不谈洋务成为清流士大夫们的共识和底限（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和平时期，他们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武器视为奇技淫巧，根本不屑一顾；战争时期，在被国外坚船利炮摁在地上摩擦的时候，又认为太高端学不了。
以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洋务推行三十年中，无论是兴西学、办学堂还是建船厂、修铁路，也无论有益无益于国计民生，无不受到这群封建士大夫的阻挠甚至抨击，让本就单薄脆弱的自强运动更加举步维艰。
帝、后两党的分歧让矛盾和对立进一步激化，清流领袖翁同龢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李鸿章提倡的，他一定会反对；凡对李鸿章不利的，他一定要促成。
整个淮系都进入清流的打击范围之内，弹劾成为常规操作，李鸿章手下凡是叫得上名的将领甚至幕僚，除了聂士成之外几乎被全覆盖。清流派打手、御史李念兹就明确表示：
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
但是，如果和北洋水师所面临的困境相比，淮系所遭遇的弹劾又简直不值一提。
众所周知，国际竞争最终比得就是谁的拳头更硬，比拳头就是比军队，军强则国安，军弱则国危，作为大清最著名的裱糊匠，李鸿章深谙此理，所以他才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海军。
但是，养兵可能是世界是最为烧钱的行当之一，北宋就是被“冗军”给拖垮的。所以，最让李鸿章费神和头大的就是如何保证军费。
悲催的是，主管户部、掌控钱粮的恰恰就是清流代表、两朝帝师翁同龢！
北洋水师的命运和大清的国运就此注定。
光绪十三年（1887年），北洋海军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诸事用钱。此时，从宋代就频频作妖的黄河又一次决口了，地点是郑州。
人命关天，赶紧补呗。
老佛爷和光绪帝一声令下，户部也效率极高，第一时间颁布《郑工捐》（又称《郑工事例》），让有钱的人按此"事例"拿钱捐官，朝廷则用这钱来救灾。
正常情况下，捐官在古代也算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汉武大帝就经常干这事。但是，翁同龢却奏请光绪，在同一时间将李鸿章的《海防事例》停办了。
这就很不正常了：因为北洋舰队的新舰购置虽然是靠朝廷每年的400万两拨款（逐级截流，实际到帐120万两左右），而日常运行和维修就主要靠《海防事例》的捐官钱了，这钱一停，就等于让这些舰艇自生自灭。
再个说了，两个《事例》并不冲突，完全可以同时进行，用得着立此废彼吗？难道说救灾用钱，海防就不用钱了？或者救灾重要，海防就不重要了？
李鸿章急了。但还没等他开口，翁同龢又打出了第二记重拳：他亲自炮制了一份赈灾筹款计划《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李鸿章和他的北洋舰队，说近十多年来，国家的钱都浪费在海军这个无底洞上了，为了救灾，海军的所有项目必须全部叫停。
窃计十余年来，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且外省设有机器制造局，福建设有船厂，岁需经费以百万计，尽可取资各处，不必购自外洋。迩来筹办海防固属紧要，而河工矩款，待用尤殷，自应移缓就急，以资周转。拟请饬下外省督、抚；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
这一招极其歹毒，对于北洋海军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李鸿章简直欲哭无泪——吃了亏还没法说，因为朝廷本就忌惮他权力过大，如果力争，则更坐实了拥兵自重的嫌疑。
但这还没完。
几年后，河患终于暂时解除，李鸿章刚要长出一口气，翁同龢的后招又来了。
光绪十七年（1891年）五月，翁同龢再次上书，说国库没钱了，现在天下太平，海军方面两年别买东西，把钱省出来用到该用的地方。
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藉资弥补。
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光绪当即下旨，即日起，两年内不买洋船洋炮。
是月起，停购外洋船炮二年。
于是，从1887年一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七年间，北洋水师没能外购一艘新式战舰（航速快）、一门新式火炮（速射）和一发新式炮弹（开花弹）——不要小瞧这几点差距，以开花弹为例，海战中，“来远”、“致远”、“广甲”三舰合击日炮舰“赤城”，“赤城”共中弹30发，其他像“比睿”、“西京丸”也多次被305毫米炮弹击中，有的甚至形成对穿，但都因不爆炸而未能对其造成致命打击。而反观邓世昌的“致远”舰，就是在撞击日舰的途中被开花弹击中鱼雷发射管才爆炸沉没。
翁同龢之所以自始至终都对李鸿章进行着不遗余力的打击和掣肘，除了帝、后党争和权力之争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
晚清对翁同龢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
一方面，此人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像导致一百多名官员集体落马的清末最大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就是在他手上实现翻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藏污纳垢的晚清官场，他居然能基本做到两袖清风，出淤泥而不染，因此被称为时代之楷模。
另一方面，他空谈成风，只说不干，更由于在掌管户部时的掣肘和打压，北洋水师多年未购一舰一炮，最终导致了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可谓千古罪人。
这两点孰是孰非已是见仁见智难以甄别，但此人人品不佳、空有虚名却是共识。
翁之发小、晚清名臣潘祖荫评价说，同为官二代，两人自小就关系极好，但翁对潘却总是耍心眼。所以潘认为翁以后必定会因为这些小聪明而栽跟头，不信走着瞧。
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
民国名士费行简先生对他也不以为然，说翁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不管对错，一律说好，谁也不得罪。
临事喜纳群言，而不能别其是非，持论不免两歧。（《近代名人小传》）
从日后表现来看，二人的评价可谓精准而中肯，就人品而言，翁同龢确实格局不大且精于算计，尤其面对李鸿章和北洋水师时，不惜以私害公，把家仇凌驾于国难之上。
两人的恩怨来自于翁同龢的大哥翁同书。
此事需追溯到太平天国时期。
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守定远，太平军陷城，翁同书守城不力，不仅没有死节，反而舍下城池和一众部下独自逃到寿州。
对此，朝廷因用人之际，也没追究他的罪责。但是，翁同书在寿州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才能和魄力。不过他运气不错，在因围剿不力手足无措的时候，却无意间招降了太平军的“奏王”苗沛霖。
剿抚并用，以贼制贼，这本来可以算是大功一件，却不料翁同书太过草包，不仅无驭人之能，还无识人之明。苗沛霖骄横跋扈，降叛无常，一看陈玉成势大，竟然转而联合陈玉成攻打寿州。这不仅导致皖北地区一片大乱，还严重影响了曾国藩在南面的剿匪计划。
曾国藩对此恼怒异常却又无可奈何，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同治皇帝的老师，所以这状根本没法告。
看到老师如此为难，尚在曾府幕僚、地位未显的李鸿章站出来说，这状子我来写。
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大义战胜了私情，曾国藩便让李鸿章代笔拟状。
李鸿章洋洋洒洒，挥笔立就，在状中不仅有理有据地历数翁同书的各项罪名，更在篇末大义凛然地说道：虽然翁家地位尊崇，但因为职分所在，我也不敢循私隐瞒。具体怎么处理，请皇上定夺。
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这句话很鸡贼也很有份量，因为这么一来，不仅翁家不敢求情，同治皇帝也不能法外开恩，这罪是非治不行了——也是因为这句话，曾国藩从此才对李鸿章另眼相看。
果然，不久朝廷即下令将翁同书褫职下狱，会审之后，依律定斩。
还没等到砍头，其父翁心存却出事了：老爷子贵为帝师，平素极为自矜和要面子，儿子这一出让他感觉老脸丢尽，郁结气滞，居然一病不起。
同治看不下去了，给翁同书作了个保释，回家给老爷子送完终，然后借势减刑、改戍新疆了事。
这件事无论是对于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都说得上是公事公办，其中绝无诬告和打黑枪之意。但是，心胸狭隘的翁同龢却将此牢牢记住，当政之时，曾国藩早殁，所以这仇就落到了李鸿章头上。
对于翁同龢的以私害公，当时很多人看在眼里，其门生王伯恭在日记《蜷庐随记》记录这么一件事情。
当时知强我弱是很多人的共识，但翁同龢却惘顾事实、极力主战。王伯恭去和他讨论的时候，翁同龢说了实话：我就想拿对日开战这件事作文章，如果败了，正好借机整垮李鸿章。
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甲午战败，李鸿章代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成了人人喊打的卖国贼。
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可以说，翁同龢的目的达到了。
对此，当代文史大家苏同炳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评论道：“他（翁同龢）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和所去急的问题了。”
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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