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特约评论员 宋金波
5月18日，曾闯入黑龙江省密山市某村庄的东北虎在被成功救护后，在穆棱林业局有限公司施业区被成功放归自然。专家表示，这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并放归野生东北虎。
新华社《新华视点》为此还刊发了一篇《放虎归山，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介绍了“放虎归山”可能面临的问题。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放虎归山”，面临的关键问题有两个：如何在放归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人虎两安全，如何尽量让老虎在野外顺利存活。后一个问题，主要是通过了解虎自身有没有疾病或其他健康隐患，以及确认放归地选择是否能满足野生东北虎的生存需求来解决的。
给虎“体检”是一个比较单纯的技术活，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科研工作起步不算特别晚，特别是大型兽类研究，已经有相当多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积累。即便还有欠缺，国外的相关研究资料也不会太少。够用了。
难办的大概在放归地“选地方”。
至于“如何在放归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人虎两安全”，是安全问题，然而主要大约不是虎自身的安全，而是虎会不会发生新的与人类的冲突，甚至造成人员伤亡。这个风险，也很现实。
放归地问题与安全问题也有重合。选择一个放归地，就意味着与周边居民的安全产生了联系，安全因素就要考虑周全。
技术上，无论是对虎的健康评估，还是对虎的风险性评估，包括电子项圈定位等，多年前就已经相当成熟。这些技术问题，不会对“放虎归山”造成较大的限制。在决策是否放虎归山、如何放虎归山过程中，最大的变量，其实是安全责任的评估分配机制，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
中国社会对安全问题非常敏感，多年来，安全问题都是“红线”所在，要“一票否决”，自然，也就意味着，在有些情况下，对安全风险的极低容忍度，造成一些环节需要承担近乎“无限责任”。也就是说，可能决策失误或者操作失误在造成安全问题的因素中比重很小，但问责力度却可能非常大。这也必然导致，除非有足够强的压力，否则很多决策者会选择不一定最好但安全系数最高的决策。
比如这头名为“完达山一号”的东北虎。假如你在决策者的位置上，不考虑其他因素，主要从安全性上考虑，你会选择把它关到某个驯养繁殖基地或动物园，还是冒着一定的安全风险，放归山林呢？
我个人认为，考虑到上述背景，如果决策者选择前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像各地地铁都配置了安检设备，那么某地决策者如果不跟进，万一出现安全事故，他的责任就会无限大。
我不认为在此次东北虎事件中，决策机制有了根本变化。所以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变量，是网络围观的民意。
除了大家都看得到的，事件早期人们怀着新奇、刺激的心理“围观”关于东北虎的各种段子、视频，我也很早就注意到，当东北虎被控制后，很快互联网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对这只东北虎未来命运的关注，而且其中多数意见都认为，野生东北虎应该回到它熟悉的大自然中去。
这种关注及倾向不是偶然和孤立的。“五一”期间爆出的杭州几头豹子逃逸的新闻，也引发了类似强度的大众围观。普遍而言，人们对这件事的态度，并非对豺狼虎豹的恐惧，更有点像家中走失了宠物的焦虑。
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关注及倾向不是一直以来都有的。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相关机构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都在致力于提升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这两次“虎豹事件”中传递出的情绪与价值取向，正是野生动物保护者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结果。而这一变化，一方面是日积月累、润物无声的教育之功，另一方面，与近几年来对生态保护的格外强调密不可分。
民众的大规模围观、关注，无疑成为一种对冲力量。围观在客观上促成了决策的透明化、公开化，它可以使决策者可能担负的无限安全责任有所降低。
“完达山一号”的潜在安全风险虽然不大，但不能排除。在相对公开透明的决策下，相关决策者的选择天平，才有可能向着“科学合理”而非“万无一失”一侧倾斜。即便未来“完达山一号”出现了安全问题，可以想见，此次决策的决策人承担的也是“有限责任”而不是“无限责任”。
自然，寻找野外放归地，也需要足够好的自然条件。2000年以来历次大规模的生态保护工程，以及东北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变化，包括相关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设立，也为野外放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良自然条件。
“完达山一号”顺利放归充分说明，野生动物保护的核心问题，主要还是人类社会内部的调适问题。很多事情做不到，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利益调整或者决策博弈出现问题，而不仅仅是自然环境本身的限制。同样，很多问题能够解决，也有赖于全社会的思想观念转变、安全责任的合理分担、决策机制的公开透明。
当然，这里不能忽略过去数十年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积累下的丰硕成果，在自然生态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再平衡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也为未来圆满解决类似难题提供了必要条件。
从“完达山一号”从出现到成功放归野外的整个历程来看，在社会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观念整体性发生了跃升进步后，互联网“围观”的民意，与职能部门和专家的决策，是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毫无疑问，仅就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
责任编辑：李勤余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