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道家哲学智慧与管理者的潇洒人生
台湾电视连续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注：歌词内容为：“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唱出了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矛盾多的现代人渴望从“人间多少的忧伤”中解脱出来、构建潇洒人生的急切心声。那么，应该如何来构建现代人的潇洒人生呢？我们或许能够从道家哲学智慧中得到某些启示，并在它的指导下，由“一半清醒”、“一半醉”变得完全清醒。管理者要想在人间“潇洒走一回”，至少要通过“名利关”、“情欲关”和“生死关”三道关。只有从人生观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才能在人间构建自己的潇洒人生。
一、“身重于物”与“淡泊名利”
管理者要想潇洒走一回，通过的第一道关就是“名利关”。
管理者要想在人间“潇洒走一回”，必须在人生价值取向上摆正“名”（功名、权位）、“利”（金钱、货财）与“身”（生命）之间的关系。只有摆正这三者的关系，清醒地认识到“名缰利锁”对人生命的危害性，牢固地树立“身重于物”的生命理念，真正做到不为“外物”（名、利）所累，方可在人间“潇洒走一回”。
名、利与身的关系
那么，如何摆正名、利与身的关系呢？或者说，三者相比，哪一个更为重要呢？这是每个人都要回答的人生问题。对此，有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
一是“物重于身”，即认为名、利与身三者之中，名、利重于身。持这种人生观的人，往往为了获取名利、权势而不顾自己的生命，把名利、权势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他们“争名于朝（官场），争利于市（市场）”，在社会上往往造成“贪夫殉利，烈士殉名”的悲剧。庄子清醒地指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外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牺牲）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外物》）在庄子看来，他们在人生价值取向上，都是以“物重于身”为其导向，造成“今世殊死（死刑）者相枕也，桁杨（古代刑具）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贤者伏处大山嵁岩（深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慄乎庙堂之上”（《庄子·在宥》），整个社会都充满着恐惧和忧愁。这是道家对三代以下世人“物重于身”价值理念的有力批判。
二是道家在批判“物重于身”理念的基础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珍惜生命、爱护生命的“身重于物”的理念。认为名、利与身三者相比，身（生命）比名、利更为重要。
老子在名利与权势的迷宫中，破天荒地发现了人的“生命”价值。他从“全生”的立场出发，认为生命贵于名、利，追求名、利是为了人的生命，如果名、利有害于人的生命，宁肯抛弃名、利，也要保存自己的生命。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四十四章）意思是说，官名权势与生命哪一个更亲切？生命与金钱财货，哪一个更重要？获得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一个更有害？他认为过分地追求声名，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过多地收藏财货，必定招致更快的丧亡。因此，一个人只有“贵以身为天下，若（乃）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对每个人来说，名、利和生命相比，生命更重要。因为名、利毕竟是身外之物。如果为获取名利而导致生命丧失，那就是舍本逐末了。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老子的“身重于物”的思想，为杨朱、庄子学派所继承、发扬。“杨子（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杨朱主张“贵己”，认为“利天下”虽是大利，但却是身外之物；胫上一毛，虽是小物，但却是身上之物。所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是杨朱的“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氾论训》）生命哲学的宗旨。
庄子从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出发，明确提出了“身贵于隶”的命题。他说：“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庄子·田子方》）这里所谓“隶”是指仆隶...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种“身重于物”的观念，在《庄子·秋水》、《庄子·列御寇》、《庄子·盗跖》等篇中，也都有反映。庄子借盗跖之口指出，世上所谓贤者、义士、忠臣，在孔子道德说教的影响下，重名轻死，皆“不足贵也”。比如，伯夷、叔齐辞让孤竹国的国君而饿死于首阳山下，尸体没有人埋葬；鲍焦行为高洁，非议俗世，抱木而枯死；申徒狄谏君不被采纳而负石投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因晋文公背弃他，抱木而烧死；尾生与女友相约于桥下，女友未来而洪水至，抱梁柱而死；王子比干剖心而死，伍子胥尸沉江中等，皆违背“身重于物”的价值观念，重名而轻死，无故践踏生命，皆“不足贵也”。
《庄子·让王》篇是庄子后学阐述“身重于物”思想的代表作品。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借用15个寓言，反复论证以生命为贵、以名位利禄为轻的人生哲学，指出：“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主张“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比如，韩、魏互相争夺土地，魏国贤人子华子对韩昭侯说：“欲得天下，或废右手或废左手，你愿意吗？”韩昭侯表示不愿意。子华子说：“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由此可知，“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鲁君使人以币求得道之人颜阖，颜阖逃之，认为：“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丧生以殉物，岂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可谓不以国伤生矣。
战国末年，《吕氏春秋》作者进一步发挥老、庄的“身重于物”的生命价值观，在《本生》篇中指出：“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在《本生》篇作者看来，外物是用以养性（生命），而不是用性（生命）以养外物。肯定生命为重，养生外物为轻，绝不可本末倒置，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追求外物。比如国家设立官职本是用以保护人的生命（“立官者以全生也”），将人的生命价值置于外物之上，然而“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这就是“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完全颠倒了生命与外物的关系。
在生命与情欲的关系上，《贵生》篇作者提出了“莫贵于生”的观点，认为“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这就是说，耳目鼻口之欲要服从于生命的存在，有利于生命则为之，不利于生命则去之，以保全生命为准则。尧把天下让于子州支父，而子州支父推辞自己有病而拒绝。《贵生》篇评曰：“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这说明，保全生命比过度满足情欲需求更为重要。
在春秋战国的动乱时代，血与火的残酷现实，严重地践踏了人的生命价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道家学派力倡“身重于物”，虽然可能会从中引出苟且偷生、丧节活命的消极思想，但它毕竟在名利权势背后，发现了人类自身的生命价值，唤起了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实在是一种惊世骇俗之论，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转换。在这里，老子对人类初期文明弊病的揭露与剖析，是对人类初期文明负面作用的深刻反省。由物质文明而造成的争利之心和由道德文明而造成的争名之心，激起人们对财富、权力、贤名的强烈占有欲，驱使人们去争夺、盗窃、抢掠、*害，以致出现了“重物轻身”的本末倒置现象。人们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而创造了物质文明，但是物质文明反过来又成为损害人、妨碍人进步发展的异己力量；人类为了追求美名，不惜扭曲自己的本性，损害自己的身体，以致牺牲生命。这种重名利轻生命的现象，道家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贡献。
管理者的潇洒人生
管理者从道家“身重于物”的哲学思想中，可以悟出构建潇洒人生的真谛。道家的“身重于物”的人生哲理，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深远影响，在现代生活中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管理者要想“潇洒走一回”，构建潇洒人生，必须树立“身外之物”观念，淡化名利思想。
（1）树立“身外之物”的观念。
所谓“身外之物”，是说名位、钱财、女色、美言等身体以外的东西。这些东西，既不能随人生而带来，也不能随人死而带去。所以，把它们称之为“身外之物”，表示对名位、财势等的轻视之意。古人诗云：“拔毫已付管城子（指笔），烂胃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樽（酒器）俎伴风流。”清代金缨在《格言联璧》一书中指出：“以外物言，无论功名富贵，即四肢百骸，亦躯壳耳！”他主张“毋嗜欲*身”，论证说：“鱼吞饵，蛾扑火，未得而先丧其身；猩醉醴，蚊饱血，已得而随亡其身；鹚食鱼，蜂酿蜜，虽得而不享其利。”世上贪利者，大率类此。鲁迅在《智识即罪恶》中也指出：“大约钱是身外之物。带不到阴间的，所以一死便成为清白鬼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人把“不追求名不追求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每当人们官场失意或市场失败之后，常常会听到一句劝人的话：“名利不过是身外之物。”这句话，常常会使失败者在心理上得到调解和平衡，起到自我安慰的作用，把人们从名缰利锁中解脱出来。
（2）淡化名利思想。
在古代，“贪夫殉利”、“烈士殉名”，比比皆是；在今天，也不乏其人。所以，人们依据道家的人生哲学，主张淡化名利，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汉代扬雄深知道家人生哲学的奥秘，能够自觉地做到“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汉书·扬雄传》）。在人生过程中，每当居官之人被解除公职后，人们总是安慰他说：“无官一身轻。”宋代苏轼在《贺子由生第四孙》中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回中，某官解职后自我安慰说：“从此之后，我无官一身轻，咱们痛痛快快地叙他几天。”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无论是官位还是利禄，是福也是祸，是乐也是忧，是天堂也是地狱，具有二重性。对名利善处之，则为福，为乐，为天堂；不善处之，为物所累，则为祸，为忧，为地狱。所谓“位尊身危，财多命殆”是也。
身处高位者，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权力焦点上烤，使自己成为“责备之地，嫉妒之门，怨尤之府，利害之关，忧患之窟，劳苦之薮，谤讪之的，攻击之场”。如此，你能潇洒起来吗？这叫做“为官所累”。
财富厚积者亦有种种之苦。金缨指出：“夫人厚积，则必经营布置，生息防守，其劳不可胜言，则必有亲戚之请求，贫穷之怨望，僮仆之奸骗，大而盗贼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窃，经商之亏折，行路之失脱，田禾之灾伤，攘夺之争讼，子弟之浪费。”（《格言联璧》）如此，你能潇洒起来吗？这叫做“为利所累”。
不管是“为官所累”还是“为利所累”，都是“为外物所累”。因为居高位者，不知进退，将有生命的危险；聚财富者，“不以义取”、不“乐善好施”，亦有性命的危险。这就是老子反复说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九章）的道理。
从“名利之累”中解脱出来
那么，如何解脱“名利之累”而快乐呢？答曰：凡是外物者皆应“平淡视之”，一平淡便会潇洒起来。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既需要激发人生存发展和追求名利的*，以推动社会前进，又需要以“身重于物”的观念来淡化过于强烈的名利意识，以缓解由于利益冲突和权力之争而尖锐化的人际关系，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调解人的生活节奏，维持个体生命的心理平衡。否则，权、利之争就会导致许多历史悲剧。道家“身重于物”的价值观念，在现代文明中至少可以起到一种解酒剂、清醒剂的作用，为某些淡泊名利的人提供理论根据，提供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
从现代英雄人物的人格中，我们几乎都可以找到“淡泊名利”的思想，他们都把“个人名利淡如水，国民事业重如山”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刘志丹曾说过：“什么官不官的，都是淡事。人生在世，要为百姓办些好事，才不愧是个人。”邹韬奋也说过：“一个人光溜溜地到这个世界来，最终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才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当代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孔繁森死后，西藏人民将他安葬在阿里地区狮泉河烈士陵园，在刻有“孔繁森烈士之墓”的主碑两侧还有两块碑，碑文是：“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城置民族事业重如冈底斯山。”战斗英雄孙明芝从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征战30000公里，参加战役战斗近百次，荣立战功11次。在朝鲜战场上，他第一次用高射机枪打下美国飞机，被授予特等功臣称号，荣获朝鲜国旗勋章。但是，他退伍后，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要求在个人名利上给予照顾，扎根农村默默奉献30年。这种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为人所感动、所敬仰。
二、“少私寡欲”与“知足常乐”
管理者要想潇洒走一回，通过的第二道关就是“情欲关”。
为了维持人的生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适度地满足人的情欲，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何对待情欲，却有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
老子主张“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老子》六十四章），认为“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三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正）”（《老子》三十七章）。在这里，“不欲”即是“无欲”。所谓“无欲”，并不是完全放弃人的*，而是“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意思。老子说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庄子说的“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都是道家“少私寡欲”思想的形象写照。
据《荀子·非十二子》载，先秦它嚣、魏牟主张“纵情欲，安恣睢”。《列子·杨朱》是一篇典型的纵欲之作，它认为人生目的是“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主张“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香，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无限地追逐名利无益
在道家看来，人的欲壑难填，如果无止境地追逐情欲、财货、权势，是毫无益处的。
（1）从个人养生上，“益生曰祥（祸害）”（《老子》五十五章）。老子认为，声色犬马，饮食男女，本是人的生理需要，但是人如果过分地追求它，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伤，差失），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老子》十二章）
《庄子·天地》篇作者发挥老子的思想进一步论证说：
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指羶、熏、香、腥、腐）薰鼻，困惾（袭刺之意）中颡（鼻腔受刺）；四曰五味浊（败坏）口，使口厉爽（病伤）；五曰趣（取）舍滑（乱）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有些人本来可以长寿，但其之所以短命，是“以其生生之厚”（《老子》五十章），即放纵嗜欲所致。
（2）从个人道德上，过分地追求名利财货，不但无益于贵生，反而会行伤德坏，身败名裂。这就是老子说的“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妨害）”（《老子》十二章）的意思。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的说法，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道家思想的正确与深刻。
（3）从人性复归上，老子认为“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少私寡欲”是“见素抱朴”人性复归的重要条件。庄子也认为“将盈耆欲，长好恶，则性命之情病矣”（《庄子·徐无鬼》）。“欲恶之孽为性，萑苇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寻擢吾性。”（《庄子·则阳》）“病性命”、“擢吾性”，就是人欲的危害。在庄子看来，只有“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只有通过“少私寡欲”或者“无欲”的途径，才能保持与恢复人的自然朴素的本性。
（4）从治国爱民上，老子认为，社会混乱、国家难治，是统治者贪得无厌的结果。他认为“朝（朝廷）甚除（污），田甚芜，仓甚虚”（《老子》五十三章），是统治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的结果。“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老子》七十五章）。打开中国的二十四史，随处都可以看到封建帝王的骄奢淫逸生活，如齐宣王的“田猎”、楚灵王的“章华宫”、秦始皇的“阿房宫”、隋炀帝的游江南等。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总是引起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只有提倡“少私寡欲”之说，才能“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三章），“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这些都可以证明老子思想的深刻与正确。
明代思想家吕坤深谙道家“少私寡欲”的真谛，在《*语》一书中，具体地阐释说：
天地间之祸人者，莫如多；令人为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声令人多听，美物令人多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寝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恋，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皆祸媒也。不美则不令人多，不多则不令人败。
在吕坤看来，人间这“十二美”对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人们不但想占有，而且想多占。而过多地占有和享受，就必会招致灾祸。比如，美食过多，营养过剩，就会患肥胖病，引发心血管病、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美色过多，不但可能因纵欲而患艾滋病等性病，还可能因嫖娼、包二奶等引发官司导致家庭破裂。由于迷恋金钱万能，拼命挣钱，累死者有之；因走私、贩毒、拐骗而被判刑者有之；因贪污受贿而被罢官并被判刑者有之；等等。所以，清代学者金缨告诫人们：
浓（纵欲）于声色，生虚怯病；浓（热衷）于货利，生贪饕病；浓（嗜好）于功业，生造作病（虚伪病）；浓（看重）于名誉，生矫激病（矫情偏激病）。（《格言联璧》）
这就是现代所谓的“荣誉病”和“富贵病”。功名利禄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需要的，但如果在它的诱惑下过分地追求和享受，就会跌入陷阱，一不小心就会由天堂跌进地狱。在获取富贵中，有些人为物所累，度日如年，忧郁、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不可避免地钻进了人生命运的怪圈，哪里还有潇洒可言？
对于人来说，适度的*，应当满足。因为不能满足人的适度*，使人处于“迫生”境地，也是痛苦的。但是，过度的情欲追求，也会给人带来痛苦和灾祸。庄子指出：
贵、富、显（显赫）、严（威严）、名、利六者，勃（通“悖”，乱也）志也；容（容姿）、动（举动）、色（颜色）、理（辞理）、气（气息）、意（情意）六者，谬（通“缪”，束缚）心（心灵）也；恶（憎恶）、欲（爱欲）、喜、怒、哀、乐六者，累（负累）德也；去（去舍）、就（从就）、取（贪取）、与（付与）、知（智虑）、能（技能）六者，塞（阻塞）道也。（《庄子·庚桑楚》）
这说明，如果过分地占有和享受，使情欲成为心灵自由的沉重负担，就没有潇洒可言了。所以，在获取名利的过程中，要做到“知足常乐”；在功成名就之时，要善于“功遂身退”。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从极度膨胀的情欲困惑中解脱出来。
纷争与罪恶源于不知足
在老子看来，社会上的一切罪恶和灾祸，人间的一切矛盾和纷争，都源于“不知足”。老子指出：“罪莫大于可欲（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痛苦）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又指出：“甚爱（过分爱声名）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这就是说，只有“知足”才能“不辱”，只有“知止”才能“不殆”，只有“不辱”、“不殆”，才有人生的欢乐。
清代学者金缨在《格言联璧》一书中发挥说：“饱肥甘，衣轻暖，不知节者损福；广积聚，骄富贵，不知止者*身。”他还进一步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说：人间“贫贱是苦境，能善处之自乐；富贵是乐境，不善处之更苦”。他不但静态地承认“贫贱是苦境”、“富贵是乐境”，而且动态地肯定贫贱之苦可以转化为乐，富贵之乐也可以转化为苦。“困辱非忧，取（自取）困辱为忧；荣利非乐，忘荣利为乐。”在这里，苦与乐的转化条件是“知足”。也就是说，富贵与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所谓“知足”，既不是禁欲主义的“无欲”，也不是纵欲主义的“多欲”，而是适度的“寡欲”。“无欲”与“多欲”都会给人带来痛苦与灾祸，只有适度的“寡欲”，才能给人生带来幸福与欢乐。正如金缨所指出的：“人之心境，多欲则忙（忙乱），寡欲则闲（悠闲）”，“人之心事，多欲则忧，寡欲则乐”。在他看来，凡为外物（声名、利禄、权势等）所累者，就没有人生快乐可言。只有奉行道家的“知足常乐”的人生信条，才能“潇洒走一回”。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四十四章）这一人生信念，被历代中国人奉为金科玉律。
西汉宣帝时，疏广和他的侄子同时做皇太子的师傅，“朝廷以为荣”。疏广对其侄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奉命终，不亦善乎？”（《汉书·疏广传》）于是，二人“辞决而去”，被人称颂为“贤哉二大夫”。
宋朝洪迈也倡导“人当知足”的人生哲学，指出“其安分知足之意终身不渝”。
明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的短篇小说中，描述了穷书生曹可成投书吏部，以钱求官，由福建同安县丞升为泉州府经历，再升为广东潮州府通判。此时，其妻赵春儿劝他道：“当初坟堂中教授村童，衣不蔽体，食不充口。今日三任为牧民官，位至六品大夫。太学生至此足矣。常言：‘知足不辱。’官人宜急流勇退，为山林娱老之计。”曹可成遂托病辞官，衣锦还乡，重振家业，尊贵不减当年。
道家根据“少私寡欲”提出的“知足常乐”原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片面性。在现实生活中，既需要“知足”，又需要“不知足”，“知足”与“不知足”是相辅相成的。在人生历程中，由“多欲”而萌生的奋发进取的“不知足”，既是事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源泉。但有时又需要清静无为的“知足”，以防止由贪心而产生的祸殃，以保证身心放松，精神自由，恢复精力，以利再搏。由于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满足人生的一切*。如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不能同时满足，事业与爱情无法兼顾，工作与娱乐常常发生冲突，名与利也难以双收。在这种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根据具体情况，有的取不知足态度，有的则取知足态度，只有把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才能调节人的生活节奏，维持人的心理平衡，获取人的精神愉悦。这是一种高超的生活艺术。
“功遂身退”是一个重要的人生信条
“功遂身退”是老子依据“少私寡欲”原则为管理者提出的又一个重要的人生信条。老子认为“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如四时更迭，“弓满则折，月满则缺”，这是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因此，效法天道的圣人，亦应“成功而弗居”（《老子》二章），“成功而不有”（《老子》三十四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所谓“功遂身退”，是说当人功成名就之后，应该急流勇退，以保天年。常言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就是这个道理。俗语“官大有险，树大招风”、“功高震主者身危，名满天下者不赏”，也是这个道理。中国历来不少名士都把“功遂身退”作为保全自己的有效法宝。东汉李固指出：“天地之心，福谦忌盛，是以贤达功遂身退，全名养寿，无有怵迫之忧。”（《后汉书·李固传》）宋代欧阳修《渔家傲》云：“定册功成身退勇，辞荣宠，归来白首笙歌拥。”明代焦竑在《玉堂丛语》中指出：“及乎名成身遂，而犹有天伦之乐，福寿如公，世之一人而已。”
范蠡、文种是越王勾践的两位大臣，越王勾践在他们的辅佐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十年终于灭吴称霸，范蠡称上将军。但他深知“功遂身退”的道理，自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主动辞去官职，乘舟浮海而行。在山东沿海，由于他的超凡智慧，积聚田产数十万。齐王欲请他任宰相，他回答说：在野有千金之财，在位有宰相之名，以匹夫而言，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然而过度的荣华却容易形成祸根。说罢，便将万金家财分给亲戚、师友和穷人，移居于定陶，安度晚年，老死于定陶。范蠡官到高位而不贪权害己，家有万金而不做守财奴，能聚财又能散财。正因为他不为外物所累，故生活得十分潇洒。当范蠡辞去越国高官厚禄之时，曾给文种一封信，劝诫说：“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由于贪恋富贵，不肯离去，终遭*身之祸。
张良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他自少攻读黄老之书，深知“功遂身退”的奥秘，所以在他被封为留侯之后，即上书称曰：“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他急流勇退，学成仙之道，以享天年。而刘邦的另一位开国功臣韩信则不悟“功遂身退”的道理，虽然蒯通曾以范蠡、文种之事告诫过他，但他依然迷恋富贵，为富贵所累，封他为楚王而不满，口出怨言，被降为淮阴侯，直到被汉室缚住械击，才醒悟到“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但终以“谋反”罪名被*于长乐宫。
楚昭王因伍子胥攻打楚国而逃亡随国，隐者屠羊说在楚昭王流浪途中不但为他出谋划策，还在衣食住行上多方照顾。所以，楚昭王复国后，奖赏他，但他拒绝了，表示愿意重摆羊肉摊。后楚昭王又派司马子綦请他任三公高位，他拒绝说：
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贵于屠羊之肆（职业）也；万钟之禄，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岂可以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说不敢当，愿复反吾屠羊之肆。（《庄子·让王》）
屠羊说所以能够做到“成功而弗居”，因为他深谙“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的道理。
秦相范雎是使秦国富强的一位功臣。后来，秦王疏远了他，君臣之间互相猜疑。于是，燕王辩士蔡泽在秦国到处扬言要夺取范雎的相位。迷恋相位的范雎就责问他：“你要夺我的相位吗？”蔡泽回答：“是。”蔡泽列举了秦孝公时的商鞅，楚悼王时的吴起，越王勾践时的文种三人，指出三人虽忠于国君而最后被*；同时，他又列举了闳夭、周公二人避开险境的故事。他对范雎说：“现在秦王不对功臣施恩，你还没有商鞅、吴起、文种三人的功劳大，虽然一时显赫，但终究会被人忌恨，不知难而退，恐有*身之祸。”范雎即推荐蔡泽做相国，而自己则急流勇退，保命终身。这些生动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功遂身退”的信条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人生艺术，也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
管理者要学会放弃权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现代企业中，总裁、董事长好比是企业王国里的国君，在企业中精明能*总经理好比是企业王国的功臣。身居总经理之位的人，由于既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又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果他不善于克制自己，到处张扬的话，就有可能“功高震主”，引起企业老总和公司老板的疑心，产生“君臣”不和的局面。一个“功高震主”的总经理，危险与荣誉是成正比的，你的功劳越大，荣誉越多，危险也就越大。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功遂身退”，主动请辞，离开企业。
在企业中，“功遂身退”还牵涉到总裁、董事长如何学会放弃权力的问题。现代企业如同国家机关一样，如何处理好高层权力的交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首先，老总们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到交班的重要性。道家要求管理者学会超越权力，放弃权力。道家一再告诉世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刺伤他人，也能刺伤自己。在某些情况下，有权势者，有财富、金钱、尊严、价值，前呼后拥，八面威风，门庭若市，一呼百应，何等荣耀！但一旦失权，则门庭冷落，逢迎换白眼，无人理睬。对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企业，在晚年时要交给他人，有些老总难以接受，总是不情愿退出权力中心，往往酿成人生和事业的悲剧。在企业高层*更替之时，企业的重要*应按照道家的“功遂身退，天之道”的人生哲理，尽量淡化自己的权力意识，把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全体企业员工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进退的重要衡量标准。只要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和企业员工的根本利益有利，就应从权力的旋涡中解脱出来，只有学会放弃权力，才能顺利地完成企业最高权力的交接工作。
其次，交班也要讲究时机。时机不成熟，过早地放弃权力，有害而无益；贪恋权力，过晚地放权也会酿成祸害。唐高祖李渊在位时，已看到三个儿子为了争夺皇位，矛盾日趋白热化，而李渊却迟迟不肯将皇权交给太子李建成，终于酿成兄弟相残的玄武门政变。如果李渊能够早点将皇权授予太子，或许可以避免这一场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
最后，一定选准接班人。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没有早日选定既有仁慈之心又有才华的长子扶苏为皇位继承人，结果在他暴死沙丘之后，赵高、李斯遂托遗诏令扶苏自尽，扶植残暴昏庸的胡亥登基，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一代名君李世民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方面也是失败的。他错误地将皇权交给体弱多病、懦弱无能的儿子李治，从而为武则天篡权创造了条件。在皇位继承上汉武帝是成功的，他晚年时选定了刘弗陵（汉昭帝）为接班人，不但委托大臣霍光精心培养和辅佐昭帝，而且下令弗陵生母钩弋夫人自*，以防皇太后擅权，避免吕后专权悲剧的重演。历史证明，权力更替之际，选定和培养接班人是极为重要的。
目前，在中国现代企业的最高权力的交接中，有不少企业未能顺利地完成权力过渡，导致了权力纷争和组织混乱，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棘手问题。当然，在企业主要*的更替上，也有少数企业是成功的。企业重要*能以自己的超人智慧，按照“功遂身退”的道家哲学，顺利地完成了高层权力的过渡。
中国科龙集团创始人潘宁，以多年的心血把科龙打造成中国第一制冷企业，创造了中国家电行业的奇迹。1998年12月1日，在66岁之时，他以一种超越权力的愉悦心态，公开宣布辞去科龙集团总裁职务。第二年4月9日，又自愿从董事长的职位上退下来。而接任这一最高职位的人就是与他风雨同舟，小他17岁的王国瑞。据了解，潘宁退休后，除了作为企业顾问继续发挥余热外，他的理想生活是：打高尔夫球，摄影，开车，读书，旅游。他的晚年生活是何等潇洒！年事已高但仍居企业最高权力之位的总裁、董事长们，不妨从“为权所累”的常规思想中解脱出来，按照道家“功遂身退”的人生规则，适时地放弃权力，潇洒地度过晚年，这样既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也有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何乐而不为呢？
三、生死寿夭如昼夜交替
管理者要想潇洒走一回，通过的第三道关就是“生死关”。
古今中外，死亡都是人们探索的一大难题。一般说来，人总是本能地“悦生恶死”，把死亡看成是人生的最大悲剧，沉浸于对死亡的恐惧而不能自拔。西方哲人所以重视“终极关怀”，是因为他们灵魂深处畏惧死亡。他们为了超越生死界限，或者宣传灵魂不死，热衷于构建上帝天堂之说；或者以非理性的思考构建各种死亡哲学，这些学说总是笼罩着对死亡的恐惧与忧伤。
中国儒家以“三不朽”之说来超越生死，虽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但它仍未把生死放在宇宙大化流行中来考察。
道家为了使人们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改变“悦生恶死”的忧伤心态，以博大的宇宙情怀，展开了对生死之道的冷静思考，既不赞成“悦生恶死”，也不赞成“悦死恶生”，要求生则乐生，死则安死，以扫除悦生恶死情绪对人的心灵的外在干扰。主张“不乐寿，不哀夭”（《庄子·天地》）、“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通‘欣’），其入不距（通‘拒’）；悠然（逍然，无拘束状）而往，悠然而来”（《庄子·大宗师》），以一种洒脱的宁静心态直面人的寿夭和生死。这就是道家的“外生死”（或“齐生死”）思想的真谛。“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古今中外，能看透人的生死奥秘者，莫过于道家。
“归根复命”
道家为了超越宗教神学和儒家的“三不朽”之说，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人的生死放在宇宙大化流行中去考察，将人对生死的恐惧与忧伤理性地转化为对宇宙大化流行的观照。老子依据“万物得一（即道）以生”（《老子》三十九章）的宇宙论思想，认为人的生命产生于道，经过生长、发育到衰退、死亡，最后又复归于“道”（即回归于生命的根源处），老子谓之“归根”。“归根”既标志着旧生命的终结，又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老子谓之“复命”（复原生命）。这就是老子所谓“出生入死”（《老子》五十章）、“归根复命”（《老子》十六章）命题的真实含义。这样，老子就把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转化为对“归根复命”、“出生入死”的理性认识，从而把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对生死规律的冷静思考，将人的有限生命融入无限的宇宙生命之中，既消除了因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而带来的人生忧伤，又赋予人生以达观的态度。
“死生存亡之一体”
庄子全面地继承与发挥了老子的“出生入死”的生命观，从气学的新视角，提出了“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以死生为一条”（《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之一体”（《庄子·大宗师》）的命题，为构建潇洒人生提供了更加深刻的哲学理论。这些表述虽然不同，但都是说“出生”是气之聚，“入死”是气之散，人之生死不过是气的不同存在形式，人之生死具有相属性、连续性和一体性。《庄子·知北游》指出：
生也死之徒（徒属，连续），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规律）！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一体化）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从宇宙论上看，庄子认为人之“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逍遥游》）人与天地同生于道，又皆回归于道，人之生死不过是道的循环，人又何必为生死寿夭而恐惧忧伤呢？
生死寿夭如昼夜交替
庄子根据“死生存亡之一体”的生死观，认为人的生死寿夭如昼夜交替一样，完全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他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又说：“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庄子·盗跖》）“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阳光掠过空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庄子·知北游》）既然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那又何必因“生物哀亡，人类悲之”呢？何不“解其天弢（弓袋），堕其天帙（剑袋）”，返归于大自然呢？
以死为归
根据道家“死生存亡之一体”的生死观，庄子进一步提出了“以死为息”、“以死为归”的思想。《庄子·刻意》云：“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这就是说，人活着的时候，为外物所惑，好像漂浮不定的游物，既劳形又劳神。只有死去，才是人生的彻底休息。《庄子·庚桑楚》又云：“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也。”庄子站在宇宙大化流行的角度，把生视为自幼流落于外、漂浮不定的孩子，把死看成流浪孩子的回家。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落叶归根”的意思。那种“悦生恶死”之人，就好像一个流浪漂泊、痴迷于外而不知回家的可怜孩子。《庄子·齐物论》指出：“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所以，只有“以无为首（头），以生为脊（脊梁），以死为尻（尾）”者，才可以同体道者做朋友。《庄子·大宗师》指出：“夫大块（自然）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人从生到死，完全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只有懂得“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人，才能从死亡恐惧中解脱出来，成为潇洒的人。
以死为乐
庄子根据道家“死生存亡之一体”的生死观，在“以死为归”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以死为乐”的思想。他在《庄子·齐物论》中论证说：
一受其成形，不化（或曰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即磨），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劳碌）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病困之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道家在揭示人生悲哀困境的同时，又通过各种寓言形象地论述了“以死为乐”的观点。
其一，庄子妻死。惠子去吊丧，看到庄子正蹲坐着“鼓盆而歌”。他批评庄子说：“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至乐》）庄子解释说：“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哀伤呢？但观察她的开始，好像不曾降生；不仅未降生，而且本来就没有形体；不但无形体，而且本来就没有气。只是在若有若无的恍惚之中，忽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为死，这就好像春夏秋冬四时的交替运行一样。现在，她安静地睡在天地之间的巨室中，而我却在一边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样做是不通达生死由天的道理，故而不哭。”
其二，庄子见髑髅。《庄子·至乐》篇讲到，庄子到楚国，看见一个空枯的髑髅，他用马鞭敲敲后，就把它当作枕头睡觉。半夜里，髑髅在梦中对庄子说：在人间，不管是“贪生失理”、“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还是“不善之行”、“冻馁之患”，皆人生之累也，死则无此矣。髑髅进一步为庄子描述“死之说”，指出“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从容自得和天地共长久），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反问道：“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指朋友），子欲之乎？”髑髅听后，忧愁地回答：“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其三，弟子为庄子葬。《庄子·列御寇》云：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赠物），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从上述三则寓言中看出，道家确实看透了“生死白头”之谜。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平静地走向死亡，在死亡面前，他们是何等洒脱！何等逍遥！这是一种经过道家理性净化了的人生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