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联合国村”如何传承“稻鱼共生”

文化遗产|“联合国村”如何传承“稻鱼共生”

首页角色扮演火龙二合一更新时间:2024-06-26

龙现,浙江青田县方山乡一个村庄,位于县城西南部,距县城20公里,平均海拔高度300米左右,土地面积461.2公顷,耕地面积520亩。进入村口,即可发现费孝通先生题字“中国田鱼村”。现在的龙现村因“稻鱼共生”与“联合国村”而闻名。

费孝通题字:中国田鱼村。按地方上解释,1999年,费孝通先生“中国田鱼村”题字为面向青田县,而“青田田鱼”主要分布在小舟山乡(村)与方山乡(龙现村)等地。本图片为旧版照片,新版题字匾墙的地基较以往有所抬高。图片来自青田县方山乡人民政府。

龙现村是全球首批、国内乃至亚洲首个获得联合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认证的村庄。同时,华侨众多的龙现村也是国内第一个设置有外币实时兑换服务点的村庄,而且,村内多项活动都具有“跨国色彩”,绰号“联合国村”。

龙现村“吴氏宗祠”(作者拍摄)

“联合国村”因何起

龙现村现辖有9个村民小组,264户,820人,此外还有800多人侨居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若论村民在海外曾经的工作地,则超过100来个国家和地区。现今,全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华侨,而村民日常问候之一为“欧元今天有涨嘛”。近两年,为便于管理,村居外墙一般都设置有“华侨之家”铭牌,内含“姓名、侨居国家、出国时间、从事行业”等基础信息。

挂有“华侨之家”铭牌与飘有异国国旗的龙现村居(作者拍摄)

按地方上介绍,龙现村也是“青田侨乡”最重要的缘起地之一。龙现人吴乾奎(1873-1937)是青田华侨先驱之一。吴乾奎是最早把青田石雕销往欧洲的青田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青田石雕在比利时和意大利行业赛会分别获得银牌和上等奖,这是青田石雕第一次获国际大奖。其后,在吴乾奎与同乡共同营销推广下,青田石雕的国际声誉日益广为流传。在吴乾奎等华侨先驱引领示范下,走出国门的青田人日益增多,去海外闯荡拼搏终成为一种地方风尚。龙现则成为“有家有华侨”的华侨村。

2005年,受益于联合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证,龙现村成为全国首个“GIAHS”保护实施地,逐渐也被媒体称之为“联合国村”。

“传统稻鱼共生农业系统”资质证。图片来自青田县侨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稻鱼文化

在龙现,还有着源远流长的“稻鱼文化”,与之直接关联的载体是“稻鱼米和田鱼”。“田鱼”因种养植于稻田而得名,属于淡水鲤科鱼类一支,是水稻与养鱼共存模式的产物。“青田田鱼”养殖传统可以追溯到唐晚期,在青田之外浙南等地也被称之为“瓯江彩鲤”,肉嫩可口,鳞片柔软可食。

青田(龙现村)稻鱼共生场景(图片来自青田县方山乡人民政府)

“稻鱼米”,其特点在于米粒纤细密实、色泽洁白若脂,煮成的米饭洁白润泽且清香弹齿,也是传统稻田养鱼农耕生产方式的产物。这种生产方式的学名为“传统稻鱼共生农业系统”,向来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等国际组织所推崇。

通俗而言,“稻鱼共生系统”特点在于“稻田养鱼鱼养稻,稻谷增产鱼丰收”。在该系统中,水稻和杂草构成了系统生产者,鱼类、昆虫和其它水生物构成了系统的消费者和分解者。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松土增肥、提供氧气,吞食害虫等功能,从而有助于生态农业循环的实现,保证了农田生态平衡。

龙现鱼灯表演(图片来自青田县方山乡人民政府)

农民丰收节里的惆怅

2018年是“乡村振兴战略五年规划”实施第一年,中国政府正式设立了“农民丰收节”,龙现村也举办了相应的庆祝活动,而与“稻鱼”有关民俗活动的模拟再现自然必不可少,但要保护传承和发掘利用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对龙现村乃至乡和县的层面,都尚任重道远。

其一,由于“稻鱼共生系统”多处于海拔较高地带,且常伴随“梯田”现象,主要依赖人力,难以机械化操作,或可以比喻为“见缝插稻/养鱼”。因而,无论“稻鱼米”还是“田鱼”,能保证质量的产量通常并不高。尽管市场价格相对较高,但这两类产品的经济价值非常有限,这或许也应和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设置指向古老而濒危农业系统的本意,但与项目“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的目标差距较大。

例如,近年来,如不是青田政府采取“五统一”方式收购“稻鱼米”,相应产区的农地抛荒和劳动力流失或更为常见。这其实也并不为怪,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无论龙现村、方山乡,还是青田县,其华侨传统的形成与当地“地力贫瘠”都有较高关联度。即便在当下,在“稻鱼共生”相应产区,人均也不过三分地左右。因而,无论是“稻鱼米”,还是“田鱼”,如仅依赖物质性产品的产出本身,难以为种养殖家庭户提供持久的经济保障,遑论走上致富之路了。

其二,“美丽乡村”建设成为热潮,乡村旅游不约而同成为各地乡村发展新产业的重点扶持对象。但乡村旅游究竟如何定位,如何提升(比如,无视所在地历史文化根基,“禅修项目设计”堆成堆;再如,本末倒置乡村文旅产业发展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关系),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其中,迷信于一蹴而就、名目繁多的乡村产业规划绘制,或终将沦为“规划规划,墙上挂挂”。毕竟,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配套设置和服务供给,缺失产业地整体发展的产业,终将难以持久维系。这也意味着,“产业、产业地与产业地上人的利益关系”需要仔细权衡和处置。

例如,一位多年扎根“稻鱼共生”产区的乡镇干部提出了他的疑虑:丘陵地带发展乡村休闲农业,往往需要连片土地才能造就景观效应,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屡屡遭遇“宁可抛荒也绝不流转”的尴尬,而“土地确权”更是不同程度地助长了此类不合作风气。

参依中央关于农用地“三权分置”准则,地方上可否有所弹性执行,例如,面对长期抛荒行为,村集体是否有权收回土地经营权,同时保障承包户的承包权和收益权。当然,应对这类发展难题,需要考虑的不只是土地利用方式的探索,还涉及乡村产业项目选择等事项,而如何协调人的利益问题将始终是第一位的。

有着丰富海外经验的龙现村长,交流时提及如何有效发掘华侨潜力。他的观点可概括为“利主情辅、兼容并蓄”。因为,海外华人对华投资是一个“寻利”和“觅情”相交织的过程,“利主情辅”是其投资的本相所在。至于具体操作方式,杭嘉湖地区近年来试行的“乡贤”与“民间志愿者”机制,值得交流和借鉴。

其三,截止2018年2月,中国拥有15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位居世界第一。关于农业文化遗产,政府层面主张“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口号提法都不错,但关键是如何依据各地实际资源禀赋和发展潜质去贯彻落实。正如联合国“GIAHS”项目主管 Parviz Koohafkan所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出路在于“动态性保护和适应性管理”机制的建立和运行。

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首个挂牌保护区,龙现村“稻鱼共生系统”自有其独特之处。不过,“稻鱼共生”并非青田特有,浙南多个县域都存在,而福建、广西、云南等分布有“梯田”的村域,也都存在类似的农业系统,只是在具体称谓和种养殖内容方面稍有差别。如果仅停留于(稻鱼米和田鱼)产品本身的生态和经济价值开发,或静态历史文化的宣扬,未来可能面临着不可小觑的同质化竞争。

因此,为促进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更加“本色展演”,基于自身相对优势,面向在地化、“贴近生活的”农耕文化底蕴及其对应生态和经济价值融合的行动策略,或值得予以尝试。可以探讨以下几点:

1、探寻最能打动青田(龙现、方山)人的事项(有形和无形均可,或二合一),先致力于推进认识的趋同。

2、如何统合民众意见,可以倡导从利益相关的小事做起,让参与人能从中获益,比如卫生层面村容村貌的持续性维护。

3、以“产业 文化”方式探索具体的“地域活化”路径,比如,尝试“以趣味引领深度,以社区/社会议题撬动产业行销”,而非相反。努力设计出能吸引人参与、凝聚人气的活动,进而将乡村旅游的休闲设计嵌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之中。

尤其需要尝试“年度主题式、在地农业相关产业节庆活动与在地文化延展性创意活动之间的组合嫁接”,而“地方文化特色的保存活化离不开在地社区的融入和参与”。

而“华侨文化”可能是青田有别于相似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独特性,也是难以复制的在地化元素。因此,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开发的整体定位,或可考虑:“华侨文化,乡愁经济”,打好“联合国村、镇、县”这张特色牌。因为,一切活动设计,需要与当下的人、真实场景的人(行动者)存有相关性。

参考文献

1、闵庆文,孙业红,Frank van Schoubroeck,梁洛辉,Mary Jane Dela Cruz.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项目实施框架[J].资源科学,2009,(第1期).

2、李美玲. 地方文化特色的保存活化及社区参与,第十届沪台民间论坛两岸社区治理(上海)研讨会演讲,2017年6月5日(上海“乡愁经济学堂”整理,2017年9月1日)

(注: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系2018年9月成立的浙江省重点培育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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