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信仰的至上神，拉丁文称Deus，明朝末年到中国来传教的利玛窦音译为“陡斯”。中国人弄不清“陡斯”是什么，中国儒者瞿太素建议利玛窦将Deus译为“上帝”。从此以后，中国的基督教徒，包括罗马公教（中国称“天主教”）和新教（中国称“基督教”）的信徒，都把自己信仰的至上神称为上帝。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英国一度成为“日不落帝国”，英文也成为世界最通用的语言。在英文中，基督教的至上神称God。
本文我们就从中国古代的上帝信仰谈起。
一、商周时代的上帝信仰
商代的君主称“帝”，周代称“王”。从商代到周代，国家信仰的至上神称为“天”或者上帝，其尊称为“皇天上帝”或“昊天上帝”。儒经《诗经》《尚书》《周易》，还有《周礼》，都有明确记载。
这位上帝是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它可以任命君主，也是自然界的统治者，主管日月运行，风雨阴晴。因此，它是人们崇敬和畏惧的最重要的神。
据《周礼》记载，当时的国家设立了六个部门：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其中春官的首要职责，就是祭祀昊天上帝及其所属的重要神灵。
二、汉唐时代的上帝信仰
秦朝是个过度性的朝代，他们祭祀的上帝共有四位：黄帝、炎帝、白帝、青帝。其中白帝是秦人的祖先少昊，青帝就是画八卦的伏羲，他们都是上古的君主，也被认为是皇族的祖先。依此推测，商代和周代祭祀的上帝，也当是他们的祖先。
伏羲（图片来源:sohu.com）
秦朝灭亡前夕，在戎马倥偬之中，刘邦问臣子们：听说上帝有五位，为什么现在只有四位？臣子们都答不上来。刘邦说，我知道了，这是让我来补齐的。于是他开始祭祀黑帝颛顼，就是黄帝的儿子或孙子。因此，汉代初年的上帝就凑足了五位。
汉武帝时，山东人谬忌上言，说天上的最高神是“太一”，五帝只是太一的辅佐。于是这个来历不明的太一就成了最高的上帝。有位方士叫公孙卿的还告诉汉武帝，说黄帝是成仙上天的。武帝兴奋地说，我要能像黄帝那样，扔掉妻子儿女就像扔掉旧拖鞋。于是他进行了长期而规模宏大的寻找仙药运动，希求成仙。神仙没有做成，倒是把国家弄得民穷财尽。
汉武帝以后，汉宣帝、王莽等都曾经希求成仙。如果皇帝们都这样干起来，国家就要遭殃。于是儒者们创立了两套新的上帝名称，其中一套被国家所采用，即青帝灵威仰，炎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也作汁,读“协”）光纪，黄帝含枢纽，企图和原来的五位人帝划清界限。王莽当政时，则从儒经中找来“皇天上帝”一词，作为最高上帝的名字。从此以后，上帝以及其他神灵，都要按儒经来确定名号。
刘秀推翻王莽，建立东汉，但祭祀方面仍然沿袭王莽，称首位上帝为“皇天上帝”，加上灵威仰等五位，这样上帝就共有六位。东汉末年大儒郑玄注儒经，认为上帝就是有六位，称“六天说”。
东汉灭亡，三国并立。蜀国自认为是汉朝的继承者，所以仍称首位上帝为“皇天上帝”。曹魏则称为“皇皇帝天”，以示更新；孙吴政权则从《论语》中找到“皇皇后帝”，作为首位上帝的名称。
曹魏时期，儒者王肃反对郑玄，认为最高的上帝只能有一位，不能有六位。王肃是司马氏一党，所以晋朝建立，就采用王肃见解，把《周礼》和《诗经》中的“昊天上帝”作为最高上帝的名称。
由此开始，郑玄的“六天说”和王肃的“一天说”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尽管儒经中明明讲昊天上帝之下还有五帝，但是统一的国家只有一个皇帝，所以上帝也不能有多位。最后王肃的意见获得胜利。隋唐时期，“一天说”终于站稳脚跟，其名称也固定为“昊天上帝”。
三、昊天上帝及其意义
唐代儒者在长孙无忌（一说是许敬宗）带领下，依据儒经《毛诗·黍离篇》对于“苍天”的注释，对“昊天上帝”进行了理论说明。其说明后被载入唐玄宗时制定的《开元礼》，成为后世遵循的权威解释。其说明道：
昊天上帝者，盖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开元礼·神位》）
也就是说，人们所信仰的上帝，就是头顶上那一大团元气。
依据中国哲学传统，所有的物体，从土石到植物动物，还有人，都是由气凝聚而成的。唐代高僧宗密曾经向这种哲学提出问题说：
且天地之气本无知也，人禀无知之气，安得歘起而有知乎？草木亦皆禀气，何不知乎?（《原人论》）
其实这个疑问还包含着更大的问题：那头顶上无知的气，如何能够作为世界的主宰呢？
早在宗密之前，半是儒生、半是道士的葛洪就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
山川草木，井灶洿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网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同上）
在葛洪看来，由气凝聚而成的物体，就有精神。这些物体之中，天最大，所以它是世界的主宰。
到宋代，张载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张载说：
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正蒙·乾称篇》）
也就是说，那凝聚成各种各样物体的气中，本来就有“神”（精神、灵魂）和性（本性）。所以任何事物之中，都有鬼神存在。说得简单一些，就是说，人的精神，是物质的气中固有的东西。
理学创始人之一的程颐，则对昊天上帝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解说。他说：
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程氏易传·乾》）
也就是说，那浩大元气，是天的形体。因为它主宰世界，所以称为“帝”。它是那样的神妙难测，所以被称为神。按照程氏的哲学，气中有理，理和气不可分割。理气之间，理是主宰者。因此，真正主宰世界的，就是那气中之理。所以到朱熹，就明确指出：“天即理”。
《论语》中有一句话：“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朱熹注道：
天即理也。其尊无对，非奥灶之可比也。逆理则获罪于天矣，岂媚于奥灶所能祷而免乎。（朱熹《论语集注·八佾》）
这个“即理”的天，也和以前的天或上帝一样，主宰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命运。它赏善罚恶，是人的命运的决定者。
宋代以后，国家接受了由程颐、朱熹加以完善的上帝观。只是到明朝嘉靖年间，国家将长期使用的上帝名号又改称“皇天上帝”。清朝沿袭明朝，现存天坛公园中的上帝神主牌，写的仍然是“皇天上帝”。
天坛祈年殿的牌匾（图片来源：baidu.com）
四、古代国家与上帝信仰
据《史记·封禅书》，黄帝时就已经“郊祀”上帝，即在郊外祭祀上帝。据现存文献，则至少尧舜时代就祭祀上帝。经历夏、商、周，到汉朝，郊祭上帝的礼仪逐步趋于规范。
从唐代开始，朝廷将国家祭祀的神祇分为大中小三等，上帝是头等的“大祀”。祭祀时，放在天坛的最上层；陪同的，是开创该朝基业的祖先。以下陪同的是级别不同的神祇。王莽主管祭天时神祇最多，有1700多位。宋代压缩，也有600余位。
每年较大的郊祭活动一般有四次，以冬至这次最为隆重。祭祀时，每个神位都要设置祭品，并有复杂的行礼仪式。朝廷官员依照级别高低，分别向不同的神祇献祭。加上服务人员，其壮观场面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祭祀以后，各个神坛庙宇平常也要管理和进行规模较小的祭祀活动。据《汉书》有关数字粗略统计，汉成帝时，平素在祖宗神庙的服务人员大约有十多万人。加上祭祀天地神祇，其数字就要加倍。
汉朝当时的人口不过四五千万。大约有百分之二三甚至百分之四五的成年人，都是为神祇服务的人员。为了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著名的“凿壁偷光”的儒者匡衡作宰相时，一下就废除了数百座神祠。
主张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世时，有人建议说，现在国家财政困难，希望能减少祭天的次数。董仲舒回答说，皇帝是上帝的儿子，因为财政困难不祭天，就像儿子因为穷困就不给父亲饭吃。如果这样，上帝如何还能保佑你！
到南宋时，一次祭天活动，就花费当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到了元代，儒者袁桷作《郊祀十议》，说祭天时，“牲犊尊罍之数不胜其烦，其郊礼之费，竭九州之贡赋不足以供。”虽然如此，国家仍然无法减少上帝祭祀的次数，更不用说中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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