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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明夷，时闰四月，新冠之疫已随冬春俱去，神州华夏重返烟火煌煌。
夏至大节，与冬至同，天地日月运行交接之时，可见阴阳柔刚仁义之门。
夏 至：天地大节，惟孚乃化邦
以天地阴阳运转而言，时近夏至，则为易道十二辟卦乾姤相遇之际。
纯阳之气达于极盛，而真阴之气已方生出。故在《易经》中，“乾”卦上九“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与时偕极”，“穷之灾也”。
唐人李长吉有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道无情，故天不老，而诗人李贺却年纪轻轻二十七岁就成为了“诗鬼”。此句出后，唐宋两百年间竟无有人能出对者。直到北宋嗜酒如命的石曼卿对出一句“月如无恨月常圆”来，历史方悠悠一声长叹，而不知是否有恨的酒怪才子石延年，却已经在四十七岁的中年鼎盛时期撒手人寰，再无缘得见大宋才子如云的东京梦华。
盛夏已临，阳极阴生，有陨自天。
故在夏至之后，天地相遇于易道“姤”卦之时。此时真阴之气逐渐生出，所以民间此月份又有“五毒月”之称，所谓毒者，真阴之聚而已发之形势，所以先贤往圣为化民成俗，才为后世立下“端午”之节以及赛龙舟、插艾蒿、佩香囊、雄黄酒、五彩线等等风俗。归根结底，避真阴发散之毒害、疾病与瘟疫尔。
夏至、冬至，均为一年中之大节，古人称为日之“长至”、“短至“，定有君子斋戒之礼。《礼记·月令篇》中，关于夏至之礼，有如下记载：仲夏之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耆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
元典其中有贞义，无缘则不得与闻。然观古人赋予夏至”阴阳争、死生分“、”以定晏阴之所成“的重要性而言，确实配得上《易经》”姤“卦所言之”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刚遇中正，天下大行“、”姤之时义大矣哉“之赞叹！从中亦得见“节”卦中所谓“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之天道仁心。
唯有经历此天地运行大节之人，方能明白 “中孚卦”之彖辞所言“说而巽、孚乃化邦”的真正含义。
明此阴阳之道者，可得与闻元典聖传。
熵 增：礼崩乐坏，惟大时不齐
何为文明？以其合于宗族道德且有人伦秩序之谓也。
秩序为文明之底线，失之与禽兽无异。道德为文明之高度，愈上而与神聖相合。人类自文明开辟以来，有文明无数如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印第安玛雅者，俱随历史化为烟尘，其间之领袖王侯、名臣贤圣也终成传说湮灭黄沙。
西方物理关于热力学有一条著名的“熵增原理”，即一个孤立的热力学系统的熵不减。“熵”，代表着系统中的无序性。熵增原理，如果拿过来解释一定时空中的社会文明系统，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简单的来说，如果没有人为的主动调适，任何一段时空中的社会文明系统，都会逐渐走向无序甚至崩解。
说得直白一些，任何一段时空中的社会文明系统，都是因为人为建立的秩序而成为文明，但秩序的建立却并非一劳永逸。人为调适适当，则文明得以延续。失当，则文明必定走向无序化的崩解。更简明扼要地讲，文明是因为有伟大的人在与时偕行有所作为，而秩序崩解走向无序混乱才是真正的常态。
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任何时代都如同《易经》“系辞传”中所言，“君子之道鲜”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熵增导致的无序化，是历史上诸多文明社会最终走向崩解湮灭在时间长河中的根本原因。
我们今天经济界所言“黑天鹅”、“灰犀牛”等偶然突发的现象，其实在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进程中比比皆是。就如同庚子新春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一样，熵增的无序性从未停下其对任何社会秩序系统的挑战，不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西方许多敏感的专家学者，已经隐约从疫情之中预感到了东西方文明未来不同的命运。这是自大航海时代近五百年来西方文明系统遭遇到的最大挑战，而挑战却只是刚刚开始。新冠是第一只熵增的黑天鹅，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是第二只灰犀牛，紧随其后的将是无数不可知的熵增恐惧。
未来百年，幸运的世人将会看到，一个历时四百多年、经无数西方精英智者之手苦心打造的有序的西方世界系统，将会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重演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看到的“礼崩乐坏”之春秋大剧！只不过这一次的礼乐，却和当年周公所制定的文明礼乐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次，不是西风压倒东风，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有陨自天的天下有风！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常常会展现出令人惊异的相似。
大时不齐，惟明天地之道者，方能与时偕行。
诛 卯：孔子为政，惟仁者有情
孔子之伟大，不在于后世所打扮的儒教教主素王神像，亦不在其子孙后世门徒所塑造的万世师表聖人。孔子之伟，在于其面对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历史时空，却选择了必须有所作为的人生。孔子之大，在于其已经听到了战国时代的鼓角争鸣，却依然选择了用生命去守护春秋之前的文明薪火。
熵增导致文明系统崩解，而聖者却用生命守护文化。
孔子就是这样的聖者，虽然他从未言聖，只称自己是一个好学的贤者。但他终其一生，都在和一切裂解社会文明系统的人与事作斗争，至死不休。
孟子称孔子为“聖之时者”，其实这对孔子而言几乎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一个周游列国四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夫子，怎么能称得上得“时”者？孟子不过是在借孔子自况而已。和指点江山、笑傲王侯也说尽大话的孟夫子相比，孔子的一生堪称温良恭俭让的典范，或者说憋屈委屈的典型。
但孔子却在五十多岁担任鲁国大司寇摄相事期间，连着干了三件令后世惊叹不已的大事：夹谷会盟以礼乐斥责齐君收回汶上三城、朝政七日而诛*闻人大夫少正卯、以违制之名毁鲁三桓重臣之城邑。
夹谷会盟属外交，隳三桓之都为内政，皆为孔子分内职责，古今皆有定论。唯独诛*少正卯一事，却成为两千多年来后世众说纷纭的聚讼公案。
近代新学开辟，从西方学得自由思想皮毛的疑古学派，马上就将嫉妒少正卯才华、控制言论自由、打击政治对手的帽子扣在已被推翻孔家店的孔夫子神像头上。据说后来批林批孔期间又被再次拉出来，作为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罪证之一。往上推溯千年，儒生们也因为祖师爷孔子诛*少正卯之案，争吵得不可开交。自汉唐而下，大部分儒家学者都认为历史上确有诛少正卯一事，司马迁在《史记》中早已经言之凿凿。
然而对于那些手无缚鸡之力已经拜倒在“大成至圣先师”牌位之下的宋后学者而言，一个动辄就*人的孔子，是很难符合自己心中温良恭俭让的万世师表伟大形象的。怎么办？擅长考据义理的特长一旦发挥出来，还是很厉害的。最终考证的结果是，孔子诛*少正卯一案，纯属子虚乌有的诽谤！
可能至此会有人忍不住会发笑了。也太离谱了些吧！如果考证出孔子诛*少正卯一案为他人诽谤聖人的学者，就是影响华夏文明宋后近千年、大名鼎鼎的程朱理学大师奠基者朱熹老夫子呢？恐怕许多人就笑不出来了吧。朱熹在《晦庵集·舜典象形说》中，有如下论断：
若少正卯之事，则予尝窃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聖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吾又安敢轻信其言，而遽稽以为决乎？
以儒家学者而言，真心为孔子辩驳不为过。但对同样是儒门前贤大师的荀子直呼其名，甚而斥责其齐鲁陋儒、以夸其权之类的话，如非亲见，很难相信出自朱老夫子之口！对于朱老夫子而言，非《论语》记载，子思、孟子所言，连位列汉唐宋千年五经、十三经的《春秋左传》都不可信，更遑论太史公的《史记》了。
这样的学者，其学问竟成为华夏宋后千年的主流！我不知道这是一段悲哀的历史，还是历史的悲哀。近代以来的陆沉、沦落，甚至险些被逐出世界文明之列，大概并非黄仁宇说的万历十五年之根源，怕是早在南宋朱晦庵老夫子的书卷案头，早已经埋下了沉沦的祸源吧？
司马迁在完成《孔子世家》后，有一段文字，比起朱熹固执地为孔子辩护没有诛*少正卯来，倒是更能令千百年后之人感动：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朱熹之失误，不在其真心辩驳，而在于其境界格局均为空间所困。
他一厢情愿地以为，社会文明系统的秩序是静止且万世不易的。在朱熹看来，周公礼乐、孔子聖传、孟子心法、二程之学，均为经世之纲纪。夹谷会盟、隳三都为鲁国之内政外交、孔子摄相之职责，而诛*少正卯这样的事情，只有无情的法家术士如商鞅、韩非之流才会如此不择手段，定非孔夫子这样的仁者之所能为！
那是因为朱老夫子生得其时，遇上了宋朝的两世繁华，很难如孔子一般得见春秋礼崩乐坏之乱世而已。更可能是因为朱老夫子忘记了，孔子是曾经向老子深度学习过的。而老子的临别赠言中，是还有一句“为人臣者毋以有己”的。
且不要忘了，老子《道德经》中“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之类的话，你就肯定孔夫子就没听过？朱熹只是读出了《论语》学而篇的味道，成为了一个好的教书先生而已。恐怕连《论语》的第二篇《为政》，都是他都不曾看明白吧？
《论语·为政》开篇即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的“为政之德”，不是后世陋儒所谓弱不禁风的王道仁政，而是为对抗熵增以捍卫社会文明系统有序性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为政之德”，即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盛世大治之基础，即为周公所定之礼乐之本源；即为《乐记》所言“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即为《易经》系辞传中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即便在《论语·为政篇》的结尾，孔门弟子也记下了孔子有关为政者的谆谆教诲：“见义不为，无勇也。”
如果明白了这些语句，你就会明白，孔子在其任上的所作所为中，唯有诛*少正卯一事，对捍卫华夏文明的核心系统价值而言，才称得上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大事！因为在后来战国时代，齐鲁之间的汶上三城之争，甚至于齐鲁两国本身对于改变历史走向来说，都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失败的“隳三都”不仅没有遏制陪臣执国政的局面，在战国时代到来之后别说鲁君，就连周天子都要被诸侯迁出洛邑。
当历史时间之长河荡涤尽乱世的污泥后，孔子诛*少正卯一案，方显示出聖者为政时的高瞻远瞩、大义凛然与心境之坦荡抵定！
如果说夹谷会盟、隳三都是孔子在展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阳关正道，那么诛*少正卯，就是他对坤德“黄中通理、正位居体、至柔而动刚、至静而德方”最完美的阐释。
为政者必无私情，惟其如此，方称仁者。惟仁者，乃可见天地万物之情。
荧 惑：群小足忧，惟大化同圜
一叶障目者，不见泰山。困于书卷者，难通古今。
无论朱熹如何为心中的聖贤辩驳，孔子诛*少正卯一案在聖者为政的短短几年中，都不应该被忽略。所以《论语》中所不载，是因为编辑《论语》时颜回已经死去多年，当年都曾经离开孔门跑到少正卯老师那里听课的孔门弟子，现在怎么好意思在《论语》中告诉后辈自己当年做的这些糗事呢！但《孔子家语》却不同，孔夫子不计前嫌，未免他的后代不会。“相鲁“列《家语》之首，紧接着第二篇“始诛”就记载了诛*少正卯一事。
至于朱熹所说的子思所不言，那是因为子思传下的著作，大都经过了孟子之手的加工改造罢了。孟子搞“内圣、仁政”那一套，看不懂孔子诛卯案的关键，不愿心中的孔夫子有*人恶政的污点。荀子却不一样，他所传承的儒家一脉，却正是从孔子诛*少正卯捍卫文明的正义之处为起点，并由此推出了“外王、法治”一系。虽然后来的韩非子被归于法家之流，但从师承上而言却仍归根于荀子、孔子为政之德。秦始皇一统六国的功业背后，也应该有韩非、李斯背后的荀子、孔子一脉的智慧支撑。这里需要提醒一点，德治与法治，并非后世二货学者们所理解的对立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也相反相持。
对于后世二货而言，孔子的“仁”与孟子的“仁政”是等同的，而关键恰巧就在此处。孔子的“仁”，是对天地阴阳之道的人心体悟，是形而上的；孟子的“仁政”，却是形而下的，是游说列国诸侯期待付诸实施的治国之术。孔子之“仁”，是对阴阳时空的完整表述，而孟子的“仁政”却只是一定空间中可以操控的政策而已。在孟子“仁政”的角度看来，孔子宽待注水羊贩子和揭发老爸的儿子是“仁政”，而诛*少正卯却是算不得的。
但在孔子和荀子看来，对于捍卫社会文明的正常秩序而言，诛*少正卯恰恰是最大的大仁大德！这一点，我一直怀疑司马迁和汉武帝也都看懂了，但却还是不能让孔子诛*少正卯之后所说的那一段话出现在《史记》之中，我也怀疑司马迁的原本《史记》里面是有这段话的，汉武帝删除的可能性有50%，而宋明朱熹之流删掉的嫌疑则为100%。
孔子诛*少正卯千年聚讼公案的背后，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该君王、君子究竟该如何面对和处理与小人的关系。这也是困扰人类文明延续的永恒课题，而今我们现在把它表述为治国理政的智慧。
宋后千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大师们看似争吵得不可开交，其实找到的答案却是出奇的一致，那就是不分大小一律干掉！朱熹的格物致知如此，王阳明的心外无物亦如此。他们的脑袋里面，其实一直住着一个不死的孟子。荀子的想法则不同，面对破解秩序的小人，他的策略是先利用小的干掉大的，再把小的教化成捍卫守护文明秩序的君子。他的学生李斯、韩非，估计觉得老师的两步走战略太麻烦，就拿第一步简单改造了一下，就帮秦始皇搞定了六国。第二部战略，他俩谁也不会，就只能作为一个历史课题，留给了汉武帝和董仲舒们。
而孔子的答案，显然是要高明得多。因为孔子的背后，站着郑子产、管仲、周公、姜太公、周文王甚至是辅佐商汤的伊尹。面对文明秩序的破坏小人，他老人家的策略，可以归纳为“宽猛相济”——这也是一代春秋名相郑国子产留下的为政智慧结晶。
对待给羊注水的羊贩晓之以理、明之以法但可以从缓处理，以观后效。对待揭发父亲犯罪的儿子，没有从官府角度给予奖励，而是把父子俩都关起来冷处理，从动之以情到化之以心，最后达弃恶从善、家国兼顾。对待死不悔改、妖言惑众、已到思想癌症晚期、更不可能再回头重新做人的少正卯，则不但要通过正当的朝政手段在两观之间将其诛*，还要朝堂上暴尸三日以警示后人！
孔夫子诛*少正卯手段之残酷，着实令后世儒家信徒心惊胆寒。他们的小脑瓜子，可以理解孔子对待羊贩和告发父子的宽宏大量，却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祖师爷的雷霆之势，只好钻进故纸堆里给老人家编写辩词了。
确切地说，对于少正卯，孔夫子其实也是有两套方案的。如果少正卯只是一个普通的名人（闻人），讲学表达个人观点，大概无论如何也罪不至死，春秋时代还有比他更出格的人。但少正卯必死的原因却有一条，那就是他的鲁国大夫身份。以国家高级官员的身份，却散布别有用心的观点，就只能以乱政之名诛*了。
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大概才是少正卯之死的根本答案。少正卯死后，纵横家苏秦、张仪走出鬼谷学派，三寸不烂之舌搅动天下之势，最终怎么样？太远了没感觉，看看希特勒，那演讲的气派与煽动性的蛊惑语言，怕是连罗马帝国的政治家凯撒、屋大维们都相形见绌吧？结果怎么样，千百万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希特勒自己又怎么样？再看看大洋彼岸的大统领，是不是也有种与历史似曾相识的感觉？
孔子诛*少正卯后，留下了一段震撼人心的语句，最后一句话他引用了《诗经·邶风·柏舟》里的诗句：“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小人成群，斯足忧也。孔子所忧惧的，不是少正卯这个具体的人，而是这一类人。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同理也可以推出大奸若忠、大伪似真。
对于社会文明秩序系统而言，破坏力度最大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在人祸之中，又以少正卯这种极具蛊惑煽动性、别有用心的大奸似忠者最为恐怖。对于孔子和后世任何为政的君子、君王来说，防范小人要远比培养君子更加困难。换句话说，真君子和真小人都好办，最可怕的是伪君子。就如同唐僧取经路上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妖魔鬼怪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扮成妖魔鬼怪的人！
艰难困苦不可怕，可怕的是荧惑。而荧惑，恰恰又是造化赋予小人的根本武器。从时空而言，孔子*掉少正卯，并不能阻止鲁国的衰亡和春秋时代的天下动荡。因为在随后的战国时代，比少正卯更加厉害的角色会更加肆无忌惮地登上历史舞台，一步步证实孔子对少正卯之流蛊惑人心、祸乱天下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但孔子诛*少正卯，其实真正捍卫的是华夏社会的文明系统。在这一点上，他与后世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没有本质的差别。甚至可以说孔子诛*少正卯，是在超越时空替后世诛*祸乱之根源。
在《论语》中，孔子常把君子小人对比说理，其根本之意，正在发明天地阴阳之道。熵增的无序性，最终必然会掉社会的文明系统，而无序性的根源即在于少正卯这样的藏大阴于至阳者，——这才是孔子诛*少正卯的根本。
聖者与大化同圜。
文王《周易》之本，不在坤德而在乾道，守护乾道即为守护文明。培养治世君子是在自强不息地践行乾道，诛*乱世之奸雄更是在守护大明终始的人间正道。对于君子而言，在盛世间养浩然正气是人间正道。在风雨如晦的乱世严冬，仍能不计代价地守住那一颗天地仁心，则更加难能可贵。
人虽无法选择历史，但在任何时代，人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聖 者：逆从阴阳，惟与时偕行
孔子终其一生，都未将自己列为聖者之等。
唯有子贡称其师孔子为“天纵之将聖”，但孔子诛*少正卯之后，却将自己最终送进了聖者之殿堂。《易经》乾卦文言中，孔子曾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来赞誉替天行道之“大人”！孔子终其一生所为，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都是在做“后天而奉天时”之事，唯有著《春秋》和诛*少正卯，则属于“先天而天弗违”之举！
孔子说过后世“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的话，以后世“乱臣贼子俱”的影响来说，著作《春秋》的功效已然实现。对于诛*少正卯，孔子则对提问的子贡，说出了下面的话：
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丑谓非义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春秋之时，面对滔滔乱世，老子选择遁世无闷与时偕隐，孔子选择周游列国与时偕行。二者同为当时天地之心，并无高下之别。老子好比一年之冬至，隐身以保存此真阳之气以待将来，此养阳之道。孔子则好比夏至，在一个阴霾已生的乱世诛*奸雄少正卯，此退阴之道。颜回殁后，孔门之道已然分崩离析。后世好事者，自有分别心而已。
天地阴阳之道，《易经》乾坤两卦已尽言之，其道易知而难行。
《易经》乾卦中，初九潜龙勿用，非阳在下，不得其时也。上九亢龙有悔，非盈之过错，不可久而已。《易经》坤卦中，初六“履霜”，阴始凝也。凝，即为群阴之气已达到极致，正冬至时节一阳真气所生之象，亦为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之本因。上六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为真阴之气已成之形，正夏至一阴生之象。“阴疑于阳”则必战，是故夏至端午之时上古先王教民以艾草、雄黄、菖蒲驱除瘟疫，正是借乾阳之力与真阴之势交战之义。唯有“战乎乾”，才能“劳乎坎”，进而“成言乎艮”。从“疑”到“凝”，从“勿用”到“有悔”，正是乾坤两卦的关键之处。
艮，正为连山易天下文明之世，亦是《大学》所言“止于至善”之所在。
孔子诛*少正卯，不正是在践行乾坤周易之沧桑正道之举乎？春秋不诛*少正卯，到战国恐怕出现的就不再只是苏秦、张仪之辈了吧？历史无法假设，但在正位居体之时，不给于阴霾势力以雷霆致命之一击，等到时过境迁，就只能徒叹“亢龙有悔“了。在野兽食人的战场上，对于披着人皮的禽兽，难道真的需要如佛陀般舍身饲虎的仁慈之心吗？！
易道有言，损益盛衰之始也。大抵阴阳之道，天生阴而地生阳，天地岂能等量相较？故易道之中，阳一而阴二。大衍之数，阳二十五而阴三十，故阴多于阳。先贤于是便于阴极之三十离卦处，开始起修“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之后天文王易道：经历羑里七年之囚禁、陈蔡绝粮七日之困厄，方能证得“大明终始、万国咸宁”之纯阳正道！而诛*少正卯，践行“禁民为非”之大义，于守护华夏文明历史而言，不过只是孔夫子人生九九八十一难之浪花一朵而已。
《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曾借黄帝之口论述古今弘道之人，真人“把握阴阳”，至人“和于阴阳”，聖人“从八风之理”，贤人“逆从阴阳”。以此论之，孔子称自列于贤人之伍，并非过誉或自谦之词。至于聖者，则为孔门弟子景仰爱戴之心而已，人情所不免。
孔子虽诛*一少正卯，而千百年以来，少正卯之流却仍如过江之鲫、累世不绝。宋后千年，为学者不困于程朱，则困于陆王。为政者，不困于秦皇汉武，则困于唐宗宋祖。口言道德而不知何谓，心系君子而不知何行。惟独面对少正卯之类的人物，则几乎和除去颜回之外的孔门弟子一样，全部都失去了免疫力。
春秋一世，一颜回能定孔子聖者之门。
即便没有颜回，分辨不出少正卯之面孔，但对于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诸子百家仍有其共同道德之坚守。
唐宋之后，聖门元典废弛，玄邪之风盛行，至明清而下，御人之术纷出，逐渐演变为令人咋舌的厚黑之学，后人称其为酱缸文化，则已堪扼腕矣！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夏至将至，日月双食，乾阳重出。
放眼天下时局，又将再起海雨天风。
华夏文明之乾坤再造，亦或迎来千百年未有之机遇。
有为君子，当体察孔子所赞凡益之道，以能奋发而与时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