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节，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这辈子都活在他父亲的强势之下。
据说他7岁的时候，
被他父亲关在阳台上关了整整一个晚上。
他父亲是一个犹太商人，
对自己的员工也非常粗暴，
但是一个极有效率的成功商人。
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国父亲成功不成功，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像座山倒是真的，
没有什么幽默感，不太关注儿子的感受。
中国的母亲是通过媳妇熬成婆的方式
来获取自己的威权的，
中国的父亲是通过当孙子再当儿子
来获得自己的威权的，
所以中国的文化的视角，
人就是一个从低头到仰头的过程，
很少有平视人的时候，
这是中国文化的顽症。
我看到今天朋友圈内满是“父爱如山”的时候，忽然就想起了那个在阳台上微微颤抖的小卡夫卡。
相比他父亲，
卡夫卡一辈子都觉得自己很失败。
卡夫卡也被人们称之为失败主义大师。
他有一句名言：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
我在粉碎一切障碍。
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
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共同的是：一切。”
他的代表作是：
《审判》、《变形记》、《城堡》。
看这些作品的名字，
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一直在躲避，
一直在做一个壳，他太害怕不确定性了。
这个题目“避难与拯救”，
其实就是来自卡夫卡。
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本非常薄的
黄色封面的小册子，
就是他的一些名言汇编。
册子中有一句，
对我是有震撼性的，
按惯例，
我只能凭我的记忆复述了，
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
就是因为我们躲过了许多次灾难；
但是，我们所要寻找的是得救。
当时，我只是觉得这句话背后
有一种神性的奥秘；
现在，人生多还是历经大小磨难之后，
确实我在内心还是想要得救的。
可是，在这样一个年头，
谁会相信得救呢？
有一个人，我是很佩服的，
当然在他面前，
我也许完全可以照见自己的俗气。
这个人叫李叔同，弘一法师，
他为什么要中年出家？
这是一个千古之问。
他的回答很淡然：“生死事大。”
我以为在东方的语境下，
“生死事大”就是了却避难，
直接呼唤得救。
我以为弘一法师是得救了，
他真的是“花枝春满，天心月圆”了。
得救，
是不是非得要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
才能成全这个词的本义，
我还没有时间来得及细究。
但是，即便是基督教本身，
也必须具备信仰的基本条件。
信仰应该是高于具体教义的存在；
一个内心缺乏虔诚的人，
无论多么深奥高明的教义
也不能让他心起信仰。
卡夫卡说：“你还年轻。
不相信明天的青年就是对自己的背叛。
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
信仰什么？
相信一切事物和一切时刻的
合理的内在联系，
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延续下去，
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大多数人都是在寻求避难；
他们所需要的是各种各样的避难所；
他们并不关心他们最终的归宿。
这就是现代社会所有罪恶的根源。
不确定性，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
我们中大多数人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规避这样一种生活的不确定性。
我们以为量变就一定能够引起质变。
我们的思考并没有比我们的先人前进哪怕一点点：
我们以为有了钱，
只要有足够多的钱，
就可以得救了。
你最终发现：
最多的钱，也只是让你避难而已；
现实是钱在中国往往是通往监狱的道路，
更有可能是通往地狱的道路。
那些最终获得金钱的人们，最为深切的苦恼就是如何处置他们的金钱；
结果为了处置他们的金线，他们正在制造一次比一次更具灾难性的经济危机。
这些深刻的经济危机，
反过来，将彻底毁灭他们既有的财富。
卡夫卡的写作高峰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作为一个失败主义者，他是不会去干预时政的。
他认为除了文学，
其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
文学是他自己精神避难的城堡；
他作为一个个体，
将自己所有对生活的恐惧、
焦灼与不安全部都托付给了文学，
从而影响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他为什么不去干预时政呢？
因为这是他父亲强大的存在。
他无力去改变现实，
他只能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性。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时代。
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名符其实的，
比如现在，
人的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
人们却在谈论故乡。”
我也是这么强烈地感觉的。
现在，大多数国人已经形成了谎言链，
看到一个名词
就条件反射地形成一串一串的谎言。
就像今天的父亲节。
我看不出来真正表达了
除“父爱如山”以外，
还有什么词语
让我感觉父亲伟大的地方来。
我笑了；
这些写“父爱如山”的人，是在避难；
当每一个节日来临的时候，
他们都要毫无例外地避难。
因为，就他们的真实生活而言，
他们真的无话可说，
但他又必须得说，
否则，他会被人遗忘。
我这样写的时候，
就是让自己来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接受有可能从某个角落里砸向我的石头，
我不再想避难；
写作，写我内心真实的感受，
就是走在得救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