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北京地铁8号线上的“平西府”站名字的前世吗？平西府作为王府只存在了17年，但作为地名却沿用至今。在中国历史上，这座清朝唯一不在内城的王府，记录了清朝唯一一个皇太子的最后时光。本文选自《康乾盛世下的郑家庄：从康熙帝两废天子看清朝百年皇权之争》，较原文有删节修改，部分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康乾盛世下的郑家庄：从康熙帝两废天子看清朝百年皇权之争》，申红宝 著，北京出版社2023年2月版。
提起允礽，稍微对清史有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人。他是清朝开国至灭亡二百九十五年中唯一的一位被公开册立的太子，也是清朝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先后两次被废立，在太子位上一待就将近四十年，但最终却没能熬到继位的那一天，反而被囚死的皇太子。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神秘，也充满悲情色彩，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今天的人们对他的生平际遇和最后的不幸结局仍然充满了好奇和同情，他的一生似乎仍然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后人去发现和挖掘，以至于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和文学工作者，都对他充满了兴趣。他的故事被不断地搬上银屏，不断地被研究着和演绎着，成为普通百姓茶余饭后都喜欢谈论的话题。他虽然死去二百九十多年，但仍然是一个活跃在今天人们视线中的“公众人物”。
公开册立皇储是皇权与旗权的折中
允礽原名胤礽，为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烨的第二子，也是康熙帝的嫡长子。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初三，生母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是顺治帝临终前顾命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索尼的孙女，领侍卫内大臣承恩公噶布喇之女，当朝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的侄女。赫舍里氏十二岁嫁给康熙，两人恩爱，但不幸在生育允礽时因难产而死，年仅二十二岁。康熙帝与这位早逝的皇后感情深，因此对允礽也就格外钟爱。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十三日，允礽才两岁时，康熙帝为他在太和殿举行册封大典。由皇帝来公开册立皇储，在有清一代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皇太子秘史》（2004）剧照。
清朝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初，女真各部落刚刚得到初步统一，内部的矛盾还相当尖锐，甚至连努尔哈赤对这一政权的发展都信心不足。正如《皇清开国方略》所说的那样：“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立之议。”为了加强新生政权内部的凝聚力，鼓励上层贵族建功立业，努尔哈赤制定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规定军国大事，均由八旗旗主决定，在汗位的继承上，当然也必须由八旗旗主共同来推举。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努尔哈赤曾明确告谕八位旗主：“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
这一制度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有力地制约了上层贵族之间政治力量的平衡，对巩固后金政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后金政权的不断发展，“皇权”与“旗权”之间的矛盾开始突现出来。至清太宗皇太极死后，实力较强的诸王大臣们在推举皇嗣的问题上，几乎要兵戎相见，使这个建立起来不久的政权差点分裂。
清廷入关之后，全国的政治形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本统治着东北一隅的后金政权，一下子变成了全国性政权，皇权与旗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顺治帝病逝前，就想不遵祖制，建立皇储，以削弱旗权，但可惜顺治只活到了二十四岁，这一愿望没有来得及实现。最后由顺治帝与孝庄太后、诸王、大臣等商量，决定由皇三子玄烨来继承皇位，四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辅政，算是皇权与旗权取得了折中，才算没有引起政权的动荡。
康熙帝继位之前，清朝一直延续以前的“八和硕贝勒共议朝政”制度，旗权对皇权形成的制约还非常严重。康熙帝要加强皇权统治，削弱旗权对于皇权的制约，正好可以通过册立允礽为皇储这件事，借助辅政大臣索尼家族的力量，帮助自己达到废除八旗旗主推举继嗣的目的。由此可见，允礽能在刚出生后不久就被册立为皇太子，其实只是当时清王朝上层“皇权”与“旗权”政治斗争的需要。允礽不幸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和家庭，就注定了他一出生，就要被推到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的命运。
允礽是康熙时期诸子争嗣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康熙帝在册立允礽为皇太子以后，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允礽六岁以前，康熙“亲教之读书”，后来又为他选择了名儒张英、李光地、熊赐履为师，稍长，又特召江宁巡抚、著名理学家汤斌为詹事府詹事。允礽天资聪颖，加上有康熙帝的精心安排和名师的指导，很快就能“通满、汉文字，娴骑射，从上行幸，赓咏斐然”。为了让允礽得到更好的锻炼，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1696—1697年），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先后有十多个月的时间不在京城，都让二十二岁的皇太子允礽坐镇京师处理朝政，让他“代行郊祀礼。各部院奏章，听皇太子处理。事重要，诸大臣议定，启皇太子”。允礽也能克尽厥职，博得满朝文武的称赞，“举朝皆称皇太子之善”。康熙帝“不胜喜悦”，认为有允礽这样的接班人乃“朕之福泽，想由行善所致耶”，对他寄予了莫大希望。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康熙帝分别册封了已成年的诸皇子为郡王、贝勒，其中：封皇长子允禔为多罗直郡王，皇三子允祉为多罗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俱为多罗贝勒。并给他们分拨佐领，各有属下之人。这些受封的诸皇子都参与国家政务，各自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允礽深感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此时允礽已在太子的宝座上苦熬了二十余年，而其父康熙帝的身体依然非常健康，在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中，皇帝、皇太子与诸皇子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朝中就出现了拥护皇太子与反皇太子的两大政治势力。眼看着皇太子与诸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已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而且蔓延到了朝臣之间，康熙帝非常伤心。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康熙帝首先以“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之罪，将支持允礽的索额图拘禁于宗人府，接着又逮捕了索额图诸子，朝臣中只要与索额图稍有牵连的人全都受到了株连，索额图不久死于幽所。索额图被治罪，实际上就等于彻底剪除了朝臣中允礽的死党。康熙帝这样做，是想给允礽一个警告。但这一做法却又客观上助长了朝中反对皇太子的势力。
诸皇子中，野心最重的首先是皇长子允禔。那时候，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在清王朝贵族中已是深入人心，在允禔看来，他是皇长子，又有他的舅父大学士、内大臣明珠做他的后盾，为他谋划，一旦允礽从太子之位上跌落下来，那么太子的宝座就非他莫属了。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十一日，康熙帝巡幸塞外，命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皇十七子、皇十八子随驾。在随驾巡幸期间，康熙帝“命直郡王允禔善护朕躬”，允禔认为这是父皇给了自己一个机会，乘机在康熙帝面前不断地打允礽的“小报告”，说允礽暴戾不仁，恣行捶挞诸王、贝勒、大臣，以致兵丁“鲜不遭其荼毒”等等。这些小报告，有些是不实之词，但是康熙帝深信不疑，认为皇太子的行为是“欲分朕威柄，以恣其行事也”，开始对允礽越来越不满。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刚满七岁的皇十八子允祄在随从康熙帝巡幸途中患了急病，康熙帝十分焦虑，而作为皇太子的允礽却面无戚容，无动于衷。
这不由得使康熙帝想起了十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的另一件事：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乌兰布通之战前夕，康熙帝出塞，途中生病，令皇太子与皇三子驰驿前迎。允礽到行宫给父皇请安，看到天颜消瘦，竟没有忧戚之意，也没有良言宽慰。康熙帝认为这位皇太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就先把他打发回京了。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允礽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父皇的不满，康熙帝从这时开始认为皇太子不孝，不堪重用。后来康熙帝在废皇太子时说已包容了二十年，就是把这件事作为起点，可见此事给康熙帝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当年君父生病，皇太子就不关心，现在幼弟生病，他还是这般冷漠。康熙帝气愤地责备皇太子：“伊系亲兄，毫无友爱之意。”但是皇太子不仅不接受批评，而且还“忿然发怒”，这件事使康熙帝觉得皇太子实在冷漠无情，缺乏仁义之心。在返京途中，康熙帝发现皇太子夜晚靠近他的帐篷，从缝隙向里面窥视，便立即怀疑皇太子可能要“弑逆”。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初四，康熙帝在巡视塞外返回途中，在布尔哈苏台行宫，召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齐集行宫前，命皇太子允礽跪，垂涕数说允礽之罪，甚至连赫舍里氏皇后难产而死这件事也算在了允礽的头上，认为他“生而克母”，为不孝不仁之人，废掉了在储位上苦熬了三十三年的皇太子。
《宫锁心玉》（2011）剧照。
允礽被废，允禔喜不自胜，认为他煞费苦心地给康熙帝打的那些“小报告”都已奏效，自己也就必然深得父皇的信任。但他没想到，他在告发允礽的同时，他的野心也就完全暴露在了康熙帝面前。所以康熙帝在宣布拘执允礽的同时，也明确宣谕：“朕前命直郡王允禔善护朕躬，并无欲立允禔为皇太子之意。允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康熙的这一谕旨，给了允禔当头一棒，完全打破了允禔的太子美梦。
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时刻，诸皇子和朝臣们的眼睛这时全都盯在康熙帝的身上，看他做什么，听他说什么。这个时候皇帝的一个眼神，都能在朝臣和诸皇子们绷紧的神经上撞击出一个闪电。所有的人都在一边担心着却又一边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这一个闪电的炸响。就在这时候，康熙又宣布了一件事情：让皇八子贝勒“允禩署内务府总管事”。
这是一个信号。允禔知道自己做太子彻底无望。现在康熙帝让皇八子允禩做内务府总管，是不是有意立允禩做皇太子？允禔虽然心中绝望，但又觉得如果自己做不了皇太子，能立允禩，那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在诸皇子中，他与允禩的关系还是比较近的。
允禩之母卫氏，系满洲正黄旗包衣人、宫内管领阿布鼐之女。宫内管领虽为五品文官，但因她是辛者库出身，故较后宫其余人等为贱。“辛者库”是满语“辛者库特勒阿哈”的简称，意为“管领下食口粮人”，即内务府管辖下的奴仆。清代八旗官员得罪后，他们本人及其家属就被编入辛者库，成为戴罪奴仆，以示惩处。卫氏的先人大概有过类似经历，才成为辛者库罪籍。允禩出生后，康熙帝嫌卫氏出身低微，将他交由允禔之母惠妃那拉氏教养，允禩与惠妃感情甚亲，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允禩与允禔的关系也就比其他的皇子亲近。而且允禩是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受封爵位的皇子中最年轻（仅17岁）的一位，说明康熙帝对他还是非常欣赏的。允禔眼看着自己做太子无望了，于是就又极力想推荐允禩。
康熙帝鸾驾返回京师后，命在皇帝养马的上驷院旁设毡帷，给允礽居住。又命皇四子胤禛与皇长子允禔共同看守允礽。当天，康熙帝召集诸王、贝勒等副都统以上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官员于午门内，宣谕拘执皇太子允礽之事。康熙帝亲撰告祭文，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将废皇太子幽禁咸安宫，颁诏天下。
而此时的允禔，却错误地以为康熙帝内心对允礽的怨恨已到了必欲*之的地步，所以不*允礽，只不过是碍于父子情分，怕被天下人唾骂而已。他竟然利令智昏地向康熙帝秘密建议说：“今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父皇之手。”同时又极力在康熙帝前称赞允禩之贤。为了能把允禩推上皇太子的宝座，允禔竟然把相面人张明德曾经说允禩后必大贵的话也说了出来。这也足以看出允禔是一个根本缺乏政治头脑的人，他犯的是一个极为小儿科的错误。他的这一小儿科的错误，不仅没有把允禩推到皇太子的宝座上，反而把他和允禩的前程彻底断送了。第二天，康熙帝就以他密奏的话向诸皇子公开训诫道：“拘禁允礽时，允禔奏‘允礽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张明德曾相允禩后必大贵。今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父皇之手’。言至此，朕为之惊异。朕思允禔为人凶顽愚昧，不知义理，倘果同允禩聚集党羽*害允礽，其时但知逞其凶恶，岂暇计及于朕躬有碍否耶？似此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之人，洵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者也。”
至此，康熙皇帝完全明白了允禔、允禩等人的阴谋，派人追查张明德相面之事，查出不仅有相面之事，而且他们还真有谋*皇太子的企图。于是“召诸皇子入乾清宫，谕曰：‘当废允礽之时，朕已有旨。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废皇太子后，允禔曾奏称允禩好。《春秋》之义，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大宝岂人可妄行窥伺者耶？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党羽早相要结，谋害允礽。今其事皆已败露，著将允禩锁拏，交与议政处审理。’皇九子允禟语皇十四子允禵云：‘尔我此时不言何待？’允禵奏云：‘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上震怒。出所佩刀欲诛允禵，皇五子允祺跪抱劝止。诸皇子叩首恳求，上怒少解。命诸皇子挞允禵，将允禟、允禵逐出。”
实际上，康熙帝已经明确认识到允礽的罪名原多不实。当初，他最怀疑允礽企图谋*他，皇太子申诉说：“父皇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康熙帝听了，不但未斥责皇太子，反而认为他说得对，令将允礽项上的锁链取下。
就在这个时候，皇三子允祉向康熙帝揭发：皇长子与一个会巫术的人有来往。经查，发现允禔用巫术镇魇允礽，阴谋暗害亲兄弟，并有物证。其母惠妃也向康熙帝奏称允禔不孝，请置正法。康熙帝不忍*亲生儿子，令革其王爵，终身幽禁，并将其所属包衣佐领及人口，均分给皇十四子允禵及皇八子允禩之子弘旺。
除去那些半路夭折的皇子外，康熙帝一生共养育了二十四位皇子，而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之前出生的，就有二十位。俗语云：虎毒不食子。皇子们明争暗斗，但对于康熙帝来说，处理哪一个儿子，不都是在割自己身上的肉？康熙帝既已明白允礽之冤，所以就想恢复其皇太子的地位。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帝召满汉文武大臣齐集畅春园，令从诸皇子（皇长子除外）中举奏一位堪任皇太子之人，说：“众议谁属，朕即从之。”康熙帝的意思是复立皇太子。但那时候群臣谁也摸不清康熙帝心中的真实想法，而康熙帝又不便于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告诉群臣。所以他先召李光地进宫，向他询问废皇太子病“如何医治，方可痊好？”，试图通过这些话启发李光地，让他提议复立允礽。很明显，允礽如果真的有病，那也是由于被废引起的。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对症下药，只有复立。但李光地为少惹是非，只是谨慎地回答了一句：“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而且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事，以至于大家在推举时，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集议日，马齐先至，张玉书后入。问：‘众意谁属？’马齐言众有欲举八阿哥者。俄，上命马齐勿预议，马齐避去。阿灵阿等书‘八’字密示诸臣，诸大臣遂以允禩名上，上不怿。”时马齐为大学士，阿灵阿为领侍卫内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康熙帝指出：皇八子未曾办理过政事；近又罹罪，其母出身微贱，故不宜立为皇太子。康熙帝传谕李光地，提醒说：“前召尔入内，曾有陈奏，今日何无一言？”这时诸臣才恍然大悟。
康熙帝要让群臣都明白自己的心意，为复立允礽找个借口，第二天，就把科尔沁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领侍卫内大臣、都统护军统领、满大学士尚书等人召入宫中，向他们宣谕说：“太皇太后在日，爱朕殊深。升遐以后，朕常形梦寐，奇异甚多。乌兰布通出兵之前，梦太皇太后止朕曰：‘尔慎毋出兵，出恐无益。’后朕强行，果至半途抱疾而还。中路出兵之时，亦梦太皇太后谓朕曰：‘尔此番出兵克奏大勋，但非尔亲获其俘耳。’朕彼时不能深解。后出兵，闻噶尔丹遁去，朕自拖诺山发兵往追，噶尔丹遂西奔，遇伯费扬古大败之，多所俘获，始知梦兆符合如此。近日有皇太子事，梦中见太皇太后，颜色殊不乐，但隔远默坐，与平时不同。皇后亦以皇太子被冤见梦。且执皇太子之日，天色忽昏，朕于是转念，是日即移御馔赐之。进京前一日，大风旋绕驾前。朕详思其故，皇太子前因魇魅，以至本性汩没耳。因召置左右，加意调治，今已痊矣。朕初谓魇魅之事，虽见之于书，亦未可全信。今始知其竟可以转移人之心志也。诸臣奏曰：‘皇上灼见废皇太子病源，治疗已痊，诚国家之福，天下之福也。伏祈皇上即赐乾断，颁示谕旨。’诸臣出，顷之，召诸臣入，问曰：‘群臣皆合一否？’诸臣齐奏曰：‘臣等无不同心。’上曰：‘尔等既同一心，可将此御笔朱书对众宣读，咸使闻知。’谕旨曰：‘前执允礽时，朕初未尝谋之于人，因理所应行，遂执而拘系之。举国皆以朕所行为是。今每念前事，不释于心。一一细加体察，有相符合者，有全无风影者。况所感心疾，已有渐愈之象。不但诸臣惜之，朕亦惜之。今得渐愈，朕之福也，亦诸臣之福也。朕尝令人护视，仍时加训诲，俾不离朕躬。今朕且不遽立允礽为皇太子，但令尔诸大臣知之而已。允礽断不报复仇怨。朕可以力保之也。’”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十九日，康熙帝去南苑行围，想到过去皇太子及诸阿哥随行之时的情景，不禁万箭穿心，伤情无限，他终于经不起心灵的这般折磨，在十月二十三日病倒了。当日回宫后，他立即召见了允礽，并将召见允礽事谕告臣下，谓：“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此后他经常召见允礽，并告诉群臣，“召见一次，胸中疏快一次”。把要复立允礽的信号明确传给了群臣。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初九，康熙帝以复立皇太子允礽，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曰：“臣比因此等事情，常切惭恨，心神耗损，致成剧疾，自维势难必愈。但深念祖宗垂贻丕基，臣诸子中，允礽居贵。虽被镇魇，已渐痊可。遂召诸臣明谕而宽释之。自此以后，见其夙夜祗事，忧形于色，药饵躬亲，克尽子职。臣复屡加省验，惟诚惟谨，历久弗渝。嗣后信能敬慎修身，常循兹轨，则允堪主器矣。谨于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用申虔告之仪、复正储贰之位。”次日，又“以大学士温达、李光地为正使，刑部尚书张廷枢、都察院左都御史穆和伦为副使持节，授皇太子允礽册宝，复立为皇太子。以礼部尚书富宁安为正使，礼部侍郎铁图为副使持节，授皇太子妃册宝，复封为皇太子妃”。康熙帝认为：“从前朕之诸子所以不封王爵者，良恐幼年贵显，或至骄侈，恣意而行，故封爵不踰贝勒，此亦朕予之以勉进之路也。今见承袭诸王、贝勒、贝子等，日耽宴乐，不事文学，不善骑射，一切不及朕之诸子，又招致种种匪类，于朕诸子间，肆行谗谮，机谋百出，凡事端之生，皆由五旗而起。朕天性不嗜刑威，不加穷究，即此辈之幸矣。”
基于这样的认识，康熙帝在复立皇太子大庆之日，同时把其他几个年长的皇子都晋了爵位：“允祉、胤禛、允祺，俱著封为亲王。允祐、允俱著封为郡王。允禟、允祹、允禵，俱著封为贝子。”加上在此之前早已受封的多罗贝勒允禩，他所有年长的皇子们，全都成了宗室中的王公。只有大阿哥允禔“行止甚属暴戾无耻，并不念及父母兄弟，*人害人，毫无顾忌，任意妄为”。“观伊之党羽，俱系贼心恶棍，平日斗鸡学习拳勇，不顾罪戾，惟务诱取银钱、稍知礼义之人，断不为此。”“朕意今欲将大阿哥安置一处，令其安静不致生事方好。”“著领侍卫内大臣。宗人府大学士往看何处牢固、朕特派人严加看守。”康熙帝所做的这些安排，无非是想以此弭止诸皇子之间的争斗，缓解诸皇子之间的矛盾。但这些措施不仅未从根本上解决原有的君储矛盾，而且使皇太子与皇子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朝中大臣很快就分化成了支持和反对皇太子两大阵营。作为皇帝，他采取的这些措施显然欠妥，反而埋下了更深的政治隐患。
于是，很快就又发生了所谓的“皇太子党事件”。此事发生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有人向康熙帝密告，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等人“以酒食会友”，康熙帝认为“耿额乃索额图家奴，在乌喇时就谄媚索额图，馈送礼物。于索额图案内，即应诛戮。朕特宥之。今乃负恩，造谋结党”。这种结党行为，必定与允礽有关。十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畅春园大西门内箭厅召见诸王、贝勒、文武大臣等，宣称：“诸大臣皆朕擢用之人，受恩五十年矣，其附皇太子者，意将何为也？”于是当场逐个质问齐世武、耿额等。众人矢口否认结党，康熙帝令锁拿候审。另外，命将已经解职的步军统领托合齐，也拘禁宗人府。托合齐出身卑微，原为安亲王家人，后转为内务府包衣，曾任广善库司库。以其为定嫔之兄、皇十二子允祹之舅，故受到康熙帝信任，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六月出任步军统领。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二十日，康熙帝以托合齐有病为由，将其解职，同时任命隆科多为步军统领。
康熙帝之所以会突然这样做，很显然是有人在他面前又打了允礽的小报告，拨动了他那根一直紧绷着的“君储矛盾”的神经。他虽然复立允礽为皇太子，但却在内心中特别忌讳大臣依托允礽。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四月，“宗人府等衙门遵旨将托合齐等结党会饮一案审讯，各供具奏，得旨：‘此等事俱因允礽所致。允礽行事，下之人无分贵贱，莫不尽知。若果以孝为本，以仁为行，天下之人，皆知系朕之子，必无异心，何必求此等人保奏？惟其行事不仁不孝，难于掩盖，徒以言语货财买嘱。此等贪浊谄媚之人潜通信息，尤属无耻之甚矣。’”最后，康熙命将尚书齐世武“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另据《满洲名臣传·齐世武列传》记载：齐被判绞之后，又改发遣伯都纳，雍正二年（1724年）卒。］议托合齐将其“即行凌迟处死”，不久于监所病故，命将其“挫尸扬灰，不准收葬”。对“一应发审取供之人”，全部做了严肃处理。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终于又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日，康熙帝巡视塞外回京当天，即向诸皇子宣布：“皇太子允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朕已奏闻皇太后，著将允礽拘执看守。”十月初一，以御笔朱书向诸王、贝勒、大臣等宣谕重新废黜允礽的理由，主要是：
第一，从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
第二，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
第三，是非莫辩，大失人心；
第四，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
康熙帝要求诸臣：“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十一月十六日，将废皇太子事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命禁锢废皇太子允礽于咸安宫。
康熙帝第二次废黜皇太子，虽然并非完全如他自己所说“毫不介意，谈笑处之”，但确实不像第一次时那么痛苦。因为他发现，立皇太子就难免有矛盾，不立皇太子则可以减少皇储争夺的内斗。数月之后，针对有的官员奏请册立皇太子的事情，康熙帝答复说：“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这一次，康熙帝真正看到了他当政的这几十年之间，皇储之争的真正原因，所以决意以后不再公开立储。
允礽复废后，当然并不甘心，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一月，他借医生为其妻石氏诊病之机，用矾水写信，通过医生贺孟与正红旗满洲都统公普奇联系，嘱托普奇保举自己为大将军，事情败露，自此，康熙帝十分戒备，凡大臣上疏立储者，或处死，或入狱。康熙六十年（1721年）三月，在康熙帝庆寿之日，有的大臣上疏立皇太子之事，康熙帝对此置之不理。事过数日，又有十二人联名上疏立储，康熙帝怀疑这些人为允礽同党，均给予处罚。
允礽死后被葬于黄花山亲王园寝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康熙帝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命人在北京德胜门外郑家庄原八旗教场增盖房屋，修建王府，欲移允礽往住。十一月，康熙帝驾崩，皇四子雍亲王继位，是为雍正皇帝。雍正帝继位后继续在郑家庄加盖房屋，“拨给驻防郑家庄官兵房屋计城守尉衙署一所十五间，佐领衙署六所各七间，防御衙署六所、骁骑校衙署六所俱各五间，笔帖式衙署二所各三间，甲兵六百名，各营房二间”。总计拨给驻防兵丁及营房等多达一千三百二十三间。一切安排妥当后，雍正帝命允礽之子弘晳移居到那里，把他严密看管起来。
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十三日，有关王大臣等上奏雍正帝允礽病重，雍正帝指示诸王及有关大臣说：“前看守之王大臣奏闻二阿哥病症，朕即下旨与王大臣，于太医院择良医调治。昨者少愈，二阿哥披诚陈奏，感激朕恩，殊为可悯。今日医云病复变重，朕欲往看，恐二阿哥执为臣之礼。俟有事后，朕再往奠。前二阿哥福晋事既照亲王办理，若二阿哥有事亦应照亲王之例办理，一切所用之物，交与内务府大臣庄亲王常明、来保等，俱于内府取给。理郡王所属人等，俱着穿孝。即传谕令其预备。二阿哥之子孙，交与总管太监，多派人照看。从前皇考时大阿哥福晋曾派在内阿哥穿孝，如二阿哥有事，着诚亲王公允祹长子弘曙、弘晫、弘曦、弘昉、弘春、弘昻穿孝，照亲王例齐集。时值隆冬，福晋及大臣之命妇免其齐集，着择定出殡日期，送至郑家庄，设棚安厝，令伊子弘晳得尽子道。出殡时每翼派领侍卫内大臣各一员，散秩大臣各二员，侍卫各五十员，送至郑家庄。”是则允礽死后，是从咸安宫先送到郑家庄原本为他安排的王府中“设棚安厝”的。
十二月十四日（癸未），允礽被囚死于咸安宫。在允礽去世之前，其子弘晳在雍正元年（1723年）已被世宗晋封为理郡王，所以世宗以理为号，追赠允礽为理亲王。谥曰密。雍正帝要亲往致祭。群臣皆恳请停止。雍正帝谕示说：“二阿哥获重罪于皇考，其身若在，仍属负罪之人。今既如此，则罪已毕矣。罪既毕，依然朕兄也。从前裕亲王之事，皇考自热河回京，即躬临致奠，朕之弟兄亦着穿孝。今封二阿哥为亲王，即与裕亲王无异。从前皇考曾有谕旨：二阿哥、大阿哥断不可放出，是以朕遵奉而行。自登大宝以来，于二阿哥处未降一旨，未遣一人，虽锡赉频加，皆未言及朕所颁赐也。惟交与总管太监传送。彼询所从来，则云不知。盖朕心不欲受伊拜谢，并不欲闻伊感恩之言也。前日闻伊病，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奏曰：臣当日与皇上虽无好处，亦无不好处。臣得罪皇考，系大不孝之人，应将臣弃置不问，乃蒙皇上种种施恩甚厚，臣心实深感激。臣今福薄，病已至此，安敢虚言。前若赐臣二寸白纸一条，岂能延至今日乎？臣心稍有知识，岂不知之仰蒙圣恩，别无他愿，惟望病愈而已。又训伊子理郡王曰：于尔君父之前有一分之能，即竭尽一分之力，有三分之能，即竭尽三分之力。若能一心竭诚效力以事君父，方为令子等语。此皆二阿哥至诚由衷之言也。观此，皇考之圣明愈见矣。朕今往奠，乃弟兄之情，恻然不能禁止，但知自殚其心，并非邀誉也。此朕至情，诸王大臣久而自见。明日朕必往奠，王大臣不必再奏。”雍正帝这话，虽然只是故意说给大家听的，但也多少透露出了从康熙帝驾崩之后到雍正二年（1724年）之间，允礽在咸安宫囚禁生活的一个侧影。
十二月十六日（乙酉），雍正帝到五龙亭，哭奠理亲王。大约第二天，允礽的金棺即被送至郑家庄“设棚安厝”。但只在郑家庄安厝了十天后，十二月二十七日，雍正帝就“以郑家庄非可久停，亦虑火烛。蓟州黄花山现有故福晋石氏暂安放地。移金棺至彼，同屋安奉。拨大人兵丁护守。俟择日营建墓院衙门”。命人把允礽的灵柩移送到了他的福晋瓜尔佳氏黄花山攒院，开始为允礽修建园寝。
《康乾盛世下的郑家庄》内文图片。
按照旧例，一般情况下，宗室王公薨逝后，通常都是由工部按规定，拨给一定的建造坟院银两。建造园寝之事，则主要由主家按照制度筹划安排。而这次由于允礽的身份不同，考虑到政治上的影响，对他的葬礼安排，雍正帝表现得“过度”重视。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二十四日，礼部等衙门奏请由工部拨给理密亲王修造坟院的银两，世宗谕曰：“据奏，由工部给银虽系定例，但密亲王子年幼，诸事未谙，或恐不敷所用。着萧永藻、卢询、范时绎，照裕亲王山园式样共同料估，委贤能官员动工部帑银，伊等监察修造。”
在这道谕旨中，世宗说密亲王子年幼，显然不是事实。
当时允礽第二子弘晳时年已三十二岁，并在雍正元年（1723年）就已被晋封为理郡王。怎么可以称“密亲王子年幼”呢？这里透露出了一个很值得引人注意的信息，雍正帝所说的密亲王子，并不包括弘晳在内。因为弘晳此时其实已经被雍正帝软禁在郑家庄，不可能放他出来去办理其父的丧事。正因为这个原因，雍正帝在允礽去世后的安排中，才没有把他的金棺直接从咸安宫送到黄花山其福晋的暂安放地同屋安放，而是先“送至郑家庄，设棚安厝，令伊子弘晳得尽子道”。也就是说，弘晳在当时是不可以走出郑家庄的软禁地。但为了能让弘晳也能尽一下孝道，所以才把允礽的棺椁在郑家庄暂放十天。十天之后，允礽的棺椁就被移送到黄花山去了。这样既可以堵住别人说他不近人情之口，又阻断了弘晳借办丧事与外界频繁发生联系的机会。因为按照清朝的“国制：亲王丧，俟墓院完日发引，期年而葬。郡王、贝勒五月发引，七月而葬。贝子、公以下三月发引，五月而葬”。允礽作为亲王，按制度要在一年后才能最后安葬。作为新即位的雍正帝来说，把允礽的灵柩一直放在郑家庄一年，让办理丧事的人进出往来，与弘晳密切接触，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不防的。
允礽死后被葬在黄花山南麓。这里山势雄曲，松林葱翠。早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治帝与所宠幸的董鄂妃刚生不久的儿子，还未来得及起个名字便夭折，顺治帝把这个儿子追封为荣亲王，要为这个才活了一百零六天的儿子建立一座坟园，就委派传教士汤若望等“卜其兆域”，认定黄花山南麓这一带是块风水宝地，“以八月二十七日窆于黄花山”丈营台，“爰设殿宇，周垣窀穸”。这是清廷入关后，在黄花山南麓建立的第一个园寝。二十二年后，到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顺治帝第七子、康熙帝的七弟纯靖亲王隆禧病逝，他的遗腹子富尔祜伦承袭纯亲王后，也于翌年（1680年）十一月不到一周岁时夭折，康熙帝“命发帑修茔”，也在黄花山丈营台西侧距荣亲王园寝大约一华里的石头营为他们建了一座园寝，是为纯靖亲王园寝，隆禧没有见过面的儿子大约是与其父合葬在同一园寝中。又过了二十四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六月二十六日，顺治帝第二子、康熙帝的哥哥裕宪亲王福全去世，被葬在其弟纯靖亲王园寝东侧约百余米处，是为裕宪亲王福全园寝。至此，顺治帝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夭折的孙子已在黄花山南麓建立了三座园寝。
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之处，又过了二十三年，这一次黄花山南麓这一带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墓主，他就是康熙帝废太子，被雍正帝追封的理密亲王允礽。
允礽是被葬入这里的第四个清皇室亲王，但他的园寝却被安排在了荣亲王和裕宪亲王福全的园寝中间，东西距荣亲王园寝和裕宪亲王园寝各约一百米。这个位置大约正是当年先他而亡的福晋瓜尔佳氏的临时攒院。
其园寝建筑是“照裕亲王山园式样”来设计的。据《陵寝易知》《昌瑞山万年统志》记载，理密亲王允礽的园寝，俗称“二王陵”。该园寝坐北朝南，其规制为“琉璃花门一座，宽一丈八尺，进深六尺，檐高一丈四尺。园寝正中有享殿一座，广六丈二尺，纵深四丈一尺，檐高一丈七尺。前边有大门一座，宽四丈五尺，纵深二丈八尺，檐高一丈五尺。门外设有守护班房，东西两侧各三间。宽三丈八尺六寸，纵深二丈六尺五寸，檐高一丈二尺。园寝四周围墙周长七十二丈六尺，墙高一丈”。允礽的嫡福晋瓜尔佳氏，清圣祖称赞她“淑孝宽和，作配允礽，辛勤历有年所”。瓜尔佳氏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七月去世，清圣祖命大学士同翰林院撰文致祭，并在黄花山为她营造暂安放地，直到允礽园寝建成，才与之安葬在一起。
另外，据晏子有先生调查，允礽园寝还建有宝顶、厢房和碑亭等。该园寝1927年被盗，1971年墓碑被炸毁，1985年后仍有残存的墙基、砖瓦碎石和被炸毁的碑座，目前其遗址上只有一些砖瓦碎石而已。
本文选自《康乾盛世下的郑家庄：从康熙帝两废天子看清朝百年皇权之争》，较原文有删节修改，部分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申红宝
摘编/何也
编辑/袁春希
导语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