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他身处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后专注于藏书。
中年以后他专注于藏书，成为辛亥以来最大的藏书家，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面亦取得卓越成就。
藏书缘起于“南北议和”
傅增湘的藏书缘起于“南北议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起义军占领了包括南京在内的中国南方大片地方，清廷被迫委派袁世凯主持“南北议和”。傅增湘作为唐绍仪的随员一同到了上海。
在上海期间，傅增湘结识了著名藏书家沈曾植、杨守敬、缪荃孙等人，如他自己所说：“饫闻绪论，始知版本讎校之相资。而旧刻名钞之足贵，遂乃刻意搜罗。”他生平购得的第一部珍贵典籍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就是那时以百金购自苏州的。
后来在北京，他成为琉璃厂、隆福寺的常客，还南下江浙皖等地甚至东渡日本访书。每遇善本，便如“蚁之集膻，蛾之扑火”，志在必得。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致使不少清朝贵族、藏书故家的藏书纷纷散出，其中包括端方的“匋斋”、景廉的“半亩园”、盛昱的“郁华阁”、聊城杨氏的“海源阁”的珍品，这给了傅增湘的藏书事业以难得机会。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购得一处房产，地点在西四北五条胡同7号。7号院原为咸丰进士、通政史永顺的府邸，两进院落，附东西跨院。东跨院内，有假山及六角攒尖亭。傅增湘将这座院命名为“藏园”。
“万人如海一身藏”
藏园之名源于苏东坡诗。苏东坡曾有一首《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诗中有“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句。一方面出于对苏东坡的景仰，另一方面是这两句诗恰与他当时的心境相契合，所以傅增湘将宅院命名“藏园”，而园中藏书之处叫做“双鉴楼”。
双鉴楼的名字也是有来历的。鉴，最早的意思是盛水用的铜盆，由此引申为照见。
双鉴楼里的双鉴，原来就是两部《资治通鉴》，一部是他祖父传下来的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另一部是他自己购得端方的宋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的《资治通鉴》并称“双鉴”，而把自己的藏书楼题作“双鉴楼”。但后来他又购得盛昱所藏《洪范政鉴》，便以《洪范政鉴》取代《资治通鉴音注》的地位，这样，双鉴楼的双鉴，一本是《资治通鉴》，另一本则是《洪范政鉴》了。
《洪范政鉴》为北宋仁宗皇帝赵祯所撰，记述自春秋至宋历朝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异象，列出“休证”和“咎证”，以为后世之鉴。该书十二卷，桑皮玉版，蝴蝶装，为南宋淳熙十三年内府写本，朱印累迭，700多年间一直深藏于历朝内府，确为人间罕见珍宝。除了这3部书之外，双鉴楼还藏有宋本(包括金本)多达150种，元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是不计其数，总量达20万卷以上。
深嗜笃好“校雠”之业
傅增湘不单藏书，他还是藏书与读书、校书、著书、出书相并重的藏书家。对于自己“深嗜笃好”的“校雠之业”，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灯右雠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千行，细楷动逾数万，连宵彻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锥，辉暑则双睛为瞀，强自支厉，不敢告疲。”
据统计，他一生校书1000多部，16000多卷，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
他著书也多，重要的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群书题记集》、《东游别录》、《秦游日录》等，这其中既有版本目录学、校勘学方面的著述，也有游记、回忆录之类的散文著作。
除自己作品之外，傅增湘还影印、复刻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其中有宋本《周易正义》、《方言》、《刘宾客文集》，元本《困学纪闻》以及明本《永乐大典》两卷等。其中《周易正义》十四卷，系宋绍兴十五至二十年间临安府刊本。此书藏于临清徐氏，民国二十三年(1934)傅增湘以万元买进。买进后，他并未秘藏私室，而是将书送到日本影印100部，做到了如他所说“俾数百年孤行之秘籍，化为百本，流播无穷。”
与很多藏书家一样，傅增湘也十分注重对故乡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传播。有经10多年搜罗辑成的《宋代蜀文辑存》100卷和《蜀贤丛书》12种刊印。在《宋代蜀文辑存》书中，收录两宋年间450位四川乡贤的文章2600余篇。
除了自己印书之外，双鉴楼藏书也多有借出作刊印底本者。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时，就曾借善本书30余种，《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用过多种。朱祖谋、徐乃昌、董康、陶湘、吴昌绶等人在刊印古籍时也曾借用。
傅增湘虽然赋闲在家，但结交非常广泛，与当时很多学者、藏书家都往来频繁。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张元济，他们相识于1911年，相互往来近40年，直到1949年傅增湘逝世。
一部记录他们书信往来中论书部分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字数竟达30多万。
1949年9月，张元济从上海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期间曾两次去傅家探望贫病交加的傅增湘。对于当时的情景，张元济在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傅）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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