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中国海通，有两个最活跃的地点：琅琊和番禺。自从越国退出琅琊，不断南迁，越人终于找到了番禺复兴点。
当南越人以番禺为起点下南洋、下西洋时，琅琊则以方士为主导，以游仙做号召，引诱王朝下海，先是徐福之于秦皇，从琅琊出海，掀起了游仙第一次浪潮。汉武接踵而来，比秦皇更有气派，分别从东、南两个方向出海，东洋游仙，南洋招安。
招安是政治，基于国家地缘政治需要，游仙也是政治，反映了君主专制的个体性的政治需要，对于帝王来说不死是最大的政治。帝王要想不死，就得去做神仙，而做神仙，就得从游仙开始。
中国的神仙与西方的神不同，西方思想，以神为逻辑起点，神创世界，人是神造的，所以，人归人，神归神，不管是一神，还是泛神，都必须神人两分。
中国思想则不然，世界并非神创，而是自然形成，不管那自然是物质化的气，还是思想性的道，都是可以转化的，人通过养气和得道，就可以不死，转化为神仙。帝王在人间，威权至极，没什么可怕的了，惟惧一死，逃死向生，惟有游仙，于是，有职业方士出现引导游仙。
方士，在《周礼》中，职掌狱讼，有如法官，离神仙甚远。秦汉方士，主要来自战国时期燕、齐两地，靠近滨海地区，除了“谈天”，还有“养生”，也是方士之术的一个思想来源。“养生”有三方面，一是生理，二是心理，三是道理。由身而心，由心而道，从这三个方面去修行，便立了神仙根苗。
其实，永生是个终极目标，“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谁也主导不了。人都有一死，这是常识，而超越生死，则是人的贪欲，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把贪婪说成人性中本来就有的神的意志，对神的追求成了文明的动力。
人固然要有远大目标，但现实更为重要，在对永生的追求中，会留下一些现实的成果，如秦皇汉武。《汉书·艺文志》将方术分为“方技”和“术数”两类，“方技”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术数”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在史官文化外，又形成了一套方士文化，史官文化以儒学为宗教，方士文化则产生了道教。
方士的世界，是个连接世人与神仙的所在，人转化为仙，方士是关键。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非以一己之力，而是能任天下士，打天下用战士，治天下用吏士，欲治天下万世，就要用方士，因为他们手握不死之方，至两汉方士文化甚炽。如战国时期齐国人方士邹衍提出的“大九州”说，在汉代就碰到了回音壁，汉人采纳其言，并且与《山海经》的传说相对照，发现，《大荒南经》中，有“不死之国”，《海内经》中，有“不死之山”，《海外南经》中，“不死之民“。那《山海经》，渊源甚早，为上古典籍，或曰为夏禹所作，但其成书，却是经由西汉人刘向、刘歆父子整理。
汉代重经学，却又好纬学。经学，立于国家庙堂，多做政治招牌，用儒生“以正治国”；纬学，则深居帝王密室，解读天命暗号，故用方士暗度神仙之道。
汉人从昆仑到蓬莱，从河源到瀛海，兴起了方士游仙的热潮，那是一个像“穆天子与西王母相会”那样的传说与传奇交织的想象空间，还是像张骞通西域发现昆仑山那样一个通过考证可以还原的历史存在？在方士那里，将此二者已兼容并包，神话存在与历史存在被统一起来，而统一的方式就是游仙。张骞通西域，当然不是游仙，但同时也满足了汉武帝的游仙感觉，汉武帝用兵西域，神往昆仑和天马，就像游仙。
除了通西域，定昆仑，汉武帝还以游仙的方式，为王朝中国出海，开辟了一个大航海时代。中国历史上，自先秦以来就有的两大边患——北匈奴和南百越被他解除，他把匈奴人赶到世界屋脊的西边去了，将百越人赶下了南海。
连秦始皇帝都没能做到的，他汉武帝竟然做到了，兼并六国算什么？那都是打理中国内部的事，要能开疆拓土，扫除北狄南夷，那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
陆防，海防，秦汉以来就有。陆防，要据河套，扼住匈奴咽喉；海防，应驻琅琊，抓住百越龙头。陆防有边疆，可筑长城。大海无疆，茫然无防，惟有游仙。
所以，武帝巡海，打的都是游仙的牌，既能适应自我神化的心理需求，也给沿海居民和海外流民带来了生意。他在位54年间，至少有7次出海，每一次，都要抛金撒银于海上，制造财富狂欢，别以为皇帝只是在玩过把瘾的神仙游戏，游戏中，有对国防的推动，有与之相关的海防工业的发展，如出海之于造船业，炼丹之于铸铁业。
汉代造船，多造“楼船”，并以之为水师名。水兵曰楼船士卒，将校也冠以“楼船”称谓。船高十余丈，船体分三层，第一层“庐”，“像庐舍”一样，第二层叫“飞庐”，第三层称“雀室”，相当于瞭望的哨所，“如鸟雀之警示也”。作为战船，三层都有女墙防卫，蒙上皮革，以抵挡矢石，以防火攻，同时还可作射击掩体。
据《史记·平准书》载，汉代大造楼船，起因于“越欲与汉用船战逐”，所以武帝下令在“八水绕长安”的皇家上林苑内，凿昆明池，造楼船，练水师，准备与诸越决一水战。
于是，昆明池中，旌旗招展，不时有楼船出现，有时多至百艘。
汉代水战，一如其驰骋大漠，长驱万里，也是纵横四海，所向无敌。本来，汉家军备，马逊于匈奴，船不及百越，至武帝时，汉骑不仅配以马鞍、马镫、马蹄铁，执大漠牛耳，汉水师也以楼船过江出海，居高临下，取得了全面的压倒性的优势。
汉水师约20万人，据说，一次战役，可出动楼船2000多艘。可楼船是战船，不能用于皇帝巡海游仙，更何况上林苑本是皇家园林，凿个池子，一展水师，是广告天下，汉家要对诸越用兵也，不能真的把它当做水师基地，其实，它更像是游仙基地。
上林苑最耀眼的是那艘“豫章大船”，比楼船更大，据《太平御览》说，可起宫殿，置万人。这就比希腊化时期那艘托勒密巨舰还要大了，那是一艘四十列桨的双体战船，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提到了它，说它长128米，有桨手4000名，帆手400名，士兵2850名，船员共计7250人，若按人头这么一算，就比豫章大舡差得很远，但人家是真正的出海战船。所谓“豫章大约”，也就那么一说，没个具体数字出来，征信不足。
不过，昆明池里的演练景象恐怕中外第一，忽而楼船上，战士摇撸，擂鼓催军阵；忽而“豫章大舡”上，宫女棹歌，清音绕宫观。军演之外，还演游仙，更以游仙宣示大汉制海权。
汉代，“一艘载一千人”的船，大多是楼船。豫章，为当时水师基地，也是造船基地，所造之船，多为楼船，这跟它在江南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有关。
汉武帝巡海，以游仙为噱头，东临齐地时，竟有上万人纷至沓来，大谈海上的故事，竟为时尚。武帝用大船队载数千人随他同赴蓬莱，而他本人，则御驾那艘巡海浮宫——豫章大舡，沿着环渤海湾巡行。
巡行了两趟以后，他就出手了，从山东和辽西海陆并进，水师统帅，还是那位楼船将军杨朴，适逢朝鲜内乱，将其一举拿下，不设属国，改立郡县，将整个朝鲜半岛分为四郡管理，即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直到公元四世纪高句丽和百济在半岛上立国。
这样，汉武帝就把从渤海湾到北部湾的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的海权统一起来了，将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这一南一北两个半岛也用中央集权的长臂管辖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