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洪泽湖以及高家堰为淮扬之上河、下河地区更可怕的新病灶？先言所谓的上河、下河。“上河”、“下河”概念的形成，联系着明后期淮扬运河的湖河分离。《明史》卷85《河渠志》：
漕河之别，曰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湖漕者，由淮安抵扬州三百七十里，地卑积水，汇为泽国。
据知淮扬运河本是穿行湖泊之中、湖与湖之间开凿水道连接的“湖漕”。“湖漕”充分利用了“地卑积水，汇为泽国”的自然条件，却也难免漕船遭风遇浪而沉溺的危险。如弘治三年（1490），户部左侍郎白昂从山东至扬州视察运道，监察御史孙衍、工部郎中吴瑞等向白昂进言：“高邮州运道九十里，而三十里入新开湖。湖东直南北为堤，舟行其下。自国初以来，董河官司障以桩木，固以砖石，决而复修者，不知其几。其西北则与七里、张良、甓社、石臼、平阿诸湖通，潆廻数百里。每西风大作，波涛汹涌，舟与沿堤故桩石遇，辄坏，多沉溺，人甚病焉”[1]；又如漕船在经过白马湖时，由于“东西相望，浩渺无涯，洪涛迅浪，不时常作，加以西风号起，汹涌排空，荡击石堤，摧残舟楫”，乃至“万历十年间，一日而毙者千余人，即万历十二年间，粮船沉溺者数十只，漂没漕粮至七八千石，殊为运道之梗”[2]。为了改变这样屡有发生的窘况，明朝自洪武初年以来，就断断续续地开凿分离湖、河的月河（越河）。及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高邮、宝应之间的界首越河完工，“淮扬之间始不复知有湖，民有安流，国有全漕”[3]，即扬州、淮安之间的漕粮运输不再取径湖道，而是全线拥有了独立的河道。为了保障运道的安全，自洪武至万历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又断断续续地同步修筑月河（越河）堤防，而且相对于“湖漕”阶段的单层堤防，材质以夯土、板桩填土、糯米糊拌灰为主，月河（越河）堤防既为东、西两层，材质也以砖石为主，如此就可维护月河（越河）的稳定与湖河分离的稳固，名副其实的淮扬运河（里运河）遂告全线形成。
“河漕”形态的淮扬运河全线形成后，由于运河东西两岸的环境面貌、地方诉求等方面的差异逐渐明显，于是清初出现了上河、下河概念。如康熙二十年（1681）御史宫梦仁所上《梳理海口疏》：
上、下河惟恃一线河堤蜿蜒其间，登岸而望，内如釜底，外若建瓴。淮扬两府数十万之田赋、鹾利由兹出焉，淮扬六七州县数百万之户口、室庐由兹存焉。故内开行水支河无虑数十，凡以串场达海道相路也。人知高、宝、邵伯河堤为下河州县之门户，高堰翟坝又上河之藩篱，藩篱不固，门户因之失守，固也。
又康熙二十八年卸任总河的靳辅之《下河形势说》：
淮以南、扬以北周围千百里，泽国也。运河贯其中，东西二堤夹之。西堤以西为上河，泽之所钟，旧有汜光、白马、甓社、邵伯等十七湖；东堤以东为下河，泽之所钟，旧有射阳、广洋、杂雀、渌洋、淤溪等三十六湖。上河西南接滁、泗、天长诸山，危冈断陇，起伏相续，地形为高，水之所从发也。下河东北与海为邻，地形为卑，水之所泄也。两河均受水患，而下河尤烈，何也？上河西南受滁、泗、天长诸山溪之水，东注之下河，下河受之。下河西受上河所注滔滔无穷之水，东注之海，而海不受，非不受也，海岸高而朝宗之路塞。故昔人譬之釜底也。
又乾隆三年（1738）署理江苏巡抚许容《为九属民生一劳永逸疏》：
伏查自淮溯扬，漕河亘于南北，长堤三百余里，堤西为上河，则洪泽、白马、高邮、邵伯诸湖是也；堤东为下河，则山、盐、阜、高、宝、兴、江、甘、泰九州县之 民生土地在焉，又东则为大海矣。向之言水利于淮扬者，谓上河之水宜导之入江，下河之水宜导之入海。
稍加品味这三条资料，不难看出其间的异同。同者在于，都以淮扬运河区分上河、下河，即运河西堤以西为上河，运河东堤以东为下河。至于异者，宫梦仁既视淮扬之田赋、鹾利、户口、室庐需要共筹兼理，又将高堰、上河、河堤、下河、海道视为命运相关的一体；靳辅则认为虽然上河、下河地区皆为“泽国”，“均受水患，而下河尤烈”，盖下河相对于西面的上河、东面的海岸，“地形为卑”，犹如“釜底”，既受上河注水，又乏出水流路，所以靳辅尤重运河筑堤，尽量不使上河之水漫溢下河；至于许容的看法，更是定位上河为蓄水的湖区，宜导其水入长江，下河为“民生土地”，宜导其水入大海，而在这样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中，保护下河又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上河、下河孰轻孰重，其实是个因时而变的复杂问题，其中的关键则在明祖陵的护与弃。明祖陵坐落在泗州城北的淮河之滨，其处地势卑下，随时有淹没之患，尤其是洪泽湖形成以来，更如置于釜底。出于容易理解的原因，迁葬了明太祖朱元璋之高祖、曾祖、祖父的祖陵自然事关重大，必须予以周全保护，所谓“祖陵，国家王气所钟，祖陵被患，岂惟列圣龙蜕之藏不安于地下，而千万年圣子神孙托根基命于何所？彼庶民衣食之流，尚恐伤其先茔，爱及一草一木，况帝王之家甚关宗社，亦切圣躬，最不可缓图者也”[4]。这样的“最不可缓图”，如明左给事中张企程《题开周家桥武家墩等处疏》的议论：
臣尝熟为筹之，譬人一身，祖陵腹心也，运道咽喉也，民生手足也。善医者，腹心病则先腹心，咽喉病则先咽喉，手足病则先手足。脱有三者俱病，则由腹心而咽喉而手足，其缓急轻重固自不可紊者。况今腹心受病，宁以咽喉、手足之故而遂缓勿治耶？臣窃谓今日之役，以开周家桥、武家墩为急救祖陵第一义，其或有梗运道，随为区画，有伤民产，随议蠲赈，有损盐灶，随议减额。但处置得宜，下流有归，断断不为地方害。
换言之，因为“祖陵腹心也，运道咽喉也，民生手足也”，祖陵又位于后来的上河地区，所以哪怕明后期高家堰既筑、洪泽湖既悬，上河部分地区特别是泗州地区的“民生”，还是获得了一些顺带的呵护。即以高家堰筑成的万历七年与次年为例，因为高家堰拦截了淮河洪水，淮安、扬州安康而泗州受灾，所以泗州进士、乡宦常三省在其递呈京师各衙门的揭帖以及联合泗州籍官员递呈抚按衙门的揭帖中，愤然抗议，为民请命，如言万历七年大水之于泗州，“遂致城内水深数尺，街巷舟筏通行，房舍倾颓，军民转徙，其艰难穷困不可殚述，此在城水患之实也”，又“泗人有岗田有湖田，岗田硗薄，不足为赖，惟湖田颇肥，豆麦两熟，百姓全藉于此。近岗田低处受淹，若湖田则尽委之洪涛，庐舍荡然，一望如海，百姓逃散四方，觅食道路，羸形菜色，无复生气，且近日流往他郡者，彼此不容，殴逐回里，饥寒无聊，间或为非，出无路，归无家，生死莫保，其鬻卖儿女者，率牵连渠路，累日不售，多为外乡人贱价买去，见之惨目，言诫痛心，此在乡水患之实也”[5]，是为“自有高堰以来，泗人之苦于水患极矣”[6]；又言万历八年泗州大水，“祖陵松柏淹枯，护沙洗荡。”[7]面对此等情势，常三省强烈要求在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三处建闸泄水，以保泗州与祖陵。然而在下河官绅看来，此等建闸泄水论调，终究“不明事理”。以言上河本身，如宝应知县陈煃的“开解”：“泗城故址，原属卑洼，城中积水，顿难涸泄。假令异时淫雨如昨，即开周桥，未必能减泗民之困也。夫利一州而害数州县，仁者弗为，况利者未必利，而害者立见乎？”[8]以言隔壁下河，如高邮乡绅王应元的控诉：“其害可胜道哉？必至决运堤、阻粮艘、没盐场，高、宝等州县必不可复存。”[9]至于代表着朝廷利益的总河潘季驯，虽在“雪中送炭”的“运道”、“锦上添花”的“民生”中选择了“运道”，却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忽略“国家根本”的“祖陵”，所以当潘季驯看到常三省等人“挟陵寝为言”的揭帖后，“不胜骇汗”，乃与泗州知州秘自谦、盱眙知县詹朝等地方官前往祖陵视察，却欣慰地看到祖陵状况良好，并未遭遇漫水，但作为补偿，潘季驯还是在后来加修了石质护堤。而再往其后的情形，仍可见到“祖陵腹心”的事关重大及其对上河地区的“加持”作用，如《明史》卷87《河渠志》记载：
（万历）十九年九月，淮水溢泗州……侵及祖陵。疏泄之议不一，季驯谓当听其自消。会呕血乞归，言者因请允其去。而帝遣给事中张贞观往勘，会总河尚书舒应龙等详议以上，计未有所定。连数岁，淮东决高良涧，西灌泗陵。帝怒，夺应龙官，遣给事中张企程往勘。议者多请拆高堰，总河尚书杨一魁与企程不从，而力请分黄导淮。乃建武家墩经河闸，泄淮水由永济河达泾河，下射阳湖入海。又建高良涧及周桥减水石闸，以泄淮水，一由岔河入泾河，一由草子湖、宝应湖下子婴沟，俱下广洋湖入海。又挑高邮茆塘港，通邵伯湖，开金家湾，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涨，而淮水以平。其后三闸渐塞。
崇祯间，黄、淮涨溢，议者复请开高堰。淮、扬在朝者公疏力争，议遂寝。
据上，明后期的淮扬地区，纠缠在祖陵、运道、民生的矛盾中，上河地区、下河地区的民生，又纠缠在各自利益的冲突中，而就总体倾向言，上河地区因为拥有祖陵，故在与下河地区的利益冲突中，还是拥有分量更重或更“义正词严”的话语权；随之，如弘历《下河叹》中叹息的“下河十岁九被涝”，本也早是明后期下河地区的写实。
因为保护祖陵，明朝“上河叹”理论上轻于“下河叹”的状况，到了清朝，又逆转为事实上的“上河叹”重于“下河叹”。盖明清鼎革易代后，明祖陵的特殊政治意义不复存在，于是不可轻忽的“护陵”变成了可以权衡的“弃陵”，上河地区的民生更是何足挂齿，而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泗州城与明祖陵的沉湖。先是顺治六年（1649）六月，淮河大水，东南堤溃，水灌泗州城，深及丈余，平地一望如海。康熙初年，泗州已犹如水中之城，遭受大水侵灌之年，数来就有元年、四年、五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7个年份。泗州城最后的厄运是从康熙十八年（1679）开始的。这年十月大水，水势汹涌剽悍，冲决州城东北石堤，外水灌注如建瓴，人民多溺毙，城内外汪洋一片。接着，还未等到泗州缓过神来，更休提城中大水消退，又逢第二年淫雨连绵、黄淮并涨、势如滔天，于是千年古城泗州城[10]，连带着三百年辉煌的明祖陵，终于双双被彻底淹没在洪泽湖水之下，时任泗州知州莫之翰在其纂修的《泗州志》卷5《城池》中慨叹：“嘻，甚矣哉！官若浮鸥，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为具区矣！”至于终结了泗州城与明祖陵的洪泽湖，则如《清史稿》卷59《地理志》的描述，“湖界日巨，汪洋几三百里，延袤皖苏二省。”[11]然则这样的洪泽巨湖，悬于已经失去明祖陵庇护、在朝在野的官绅势力又不及下河地区的上河地区，则有清一代之上河地区该当“十岁九被涝”的悲惨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注释：
[1]刘健：《康济河记》，朱国盛：《南河志》卷 11《碑记》，《续修四库全书》第7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2页。
[2]傅泽洪：《行水金鉴》卷124，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797页。
[3]顾云凤：《界首越河记》，朱国盛：《南河志》卷 11《碑记》，《续修四库全书》第7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27页。
[4]《明神宗实录》卷366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戊寅，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6856页。
[5]方瑞兰修，江殿飏、许湘甲纂：《泗虹合志》卷16《艺文》，清光绪十四年刻本。
[6]叶兰纂修：《泗州志》卷10《乡贤》，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7]潘季驯：《河防一览》卷9《高堰请勘疏》，清乾隆十三年何焯江南重刻本。
[8]陈煃修，吴敏道纂：《宝应县志》卷 4《水利志》，明万历二十二年刻本。
[9]杨宜仑修，夏之蓉、王念孙纂：《高邮州志》卷10《人物志》，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10]唐开元二十三年（735），泗州州治从宿预（今江苏宿迁市东南）移至临淮（今江苏盱眙县淮河乡境内），其后近千年不变。按临淮直临汴口，位据汴、淮之要，舟楫往还，商旅四冲，泗州城也就此拉开了辉煌灿烂的大幕。发展至于明代，泗州城已盛极一时，州城内外，街巷纵横，贸易发达，官署众多，文教昌盛，各色建筑林立。然而，泗州城西有汤汤汴渠，南有滔滔淮水，有如环水孤城，水患史也是由来尚矣。
[11]时至现代，虽然1963年因为旱灾而部分出水的明祖陵，已经重见天日一个甲子，并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泗州城却仍沉睡洪泽湖底，且以其特别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探险、猎奇潜力，吸引着海内外考古学家与旅游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这是对桑田而沧海的泗州古城的祭奠？抑或是已经失去生命的泗州古城另种意义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