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各诸侯国所设立的相国、相邦等官职，在随后被秦始皇确立为一项正式的制度，并一直延续到明朝洪武十三年。在这两千年中，皇权与相权之争从未停息，并以朱元璋*胡惟庸而发展到一个极点。但宰相制度并未真正就此终结，其余烬直到清朝覆亡才算彻底熄灭，因为明清两代有宰相之实者从未断绝。
宰相一词在整个封建时代并没有直接用作官职名称，而是在不同时期以丞相、大司徒、录尚书事、尚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名目出现。秦朝时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作丞相，就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宰相。这种丞相以一职“独兼三公之事”的模式属于“独相制”，在职数上设左右二人，但大多时候都是由一人独领相位。
西汉承秦制沿设丞相为百官之长，丞相府中专有百官朝会殿供丞相召集百官商议国事。当时名相陈平对宰相职权有过一个总结：“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宰相掌理万机，皇帝垂拱而治，正如陈平所总结的那样：我为宰相管天下万事，你为皇帝管宰相一人。陈平的内心是诚挚无私的，他说过一句非常谦卑的话：“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意思是我的才干资历如同驽马一样不堪，却侥幸被陛下任为宰相，这让我内心深感罪过，我唯有为您好好工作，来求得戴罪立功。
这是陈平，那么陈平之后的宰相，之后又之后的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是不是都能做到谦卑如陈平呢？
汉武帝对相权的大力打压垂拱而天下治，清闲而国运昌，功劳算谁的？你得个宰相的官位便内心有负罪感，我闲坐帝位的内心又当如何呢？相权来源于皇权，西汉宰相职权过重的情况，很快招致皇权的打压。汉武帝一出手就是双管齐下，先是设大司马瓜分相权，接着主导朝官的内外之分，稀释宰相在官僚系统中的影响力。
当时掌管全国军事的太尉已处于罢废状态，转由丞相府兼领军事，丞相的地位之尊、职权之重达到了一个顶峰。于是“上嘉唐虞，下乐商周”的汉武帝便从古制中找到“大司马”这一法宝，用它去分掉宰相的一部分权力。
但汉武帝并没有照搬古制，他虽然设置了大司马这个名目，却并未给它配备印绶、属员等行头和人马班子，而是把它作为一项兼职加到已有本职的官员头上，属于一种独特的加官制度。这样的好处就是皇帝能够做到收受自如，不至于出现摁倒葫芦起来瓢的尴尬。
获得大司马加官的官员几乎都是武将，最早中奖的是卫青、霍去病甥舅二人，从他俩以将军身份加大司马称号开始，丞相府的军事职权便被剥离。但这还仅仅是汉武帝打压相权的开始，他更有力的举措是利用加官制度，把朝官分为内朝官和外朝官，搞出内外两套行政班子。宰相的那一套行政机构自然就是外朝官，而获授侍中、散骑、中常侍、给事中等加官称号的皇帝近臣则组成了内朝官。
这样一来，大司马就自然成为内朝的群臣领袖，而宰相便只是外朝的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大打折扣。后来汉成帝又改设大司空加入到对相权的瓜分，丞相之名也一度被改称大司徒，连标示身份的名称都失去了。自此之后，对宰相权力的分解便成为历代皇帝打压相权的通用手段，秦汉之初的独相制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多相制、群相制。
但是皇帝打压相权的操作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西汉后期的成帝、哀帝没有守住对大司马的加官制定位，使大司马由加官逐渐变成了本官，由一个依附于将军本官的加官变成金印紫绶、有官属、禄比丞相、位超司徒的独立职官，以内朝官领袖又兼跨外朝官首脑，俨然有了汉初丞相的雄风，为最终王莽由大司马而篡汉夺位埋下伏笔。
封建时代的权力守恒定律实际上，皇权对相权长达两千多年的打压，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权不断转移变迁的历史。如果要总结一个封建时代的权力守恒定律的话，那就是权力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这一处转移到另一处或另几处。如果皇帝在追求君主高度集权的过程中，没能成功将相权转移到自己手中，那么它就一定转移到了别处，这样的情形在两千年间总是不断上演。
东汉时期，太傅、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各自开府，组成了一个多相制的松散决策群。但是“光武皇帝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所谓“台阁”指的是尚书台，也就是说东汉时期真正行使相权的是这个居于内廷的皇帝秘书处，这便是相权旁落。“用人行政，领尚书者定于禁中，丞相奉行而已，权遂归尚书”，背负宰相之名者只剩负责执行，只有得到“录尚书事”的头衔才有宰相之实，才能总揽朝政大权。
于是“录尚书事”这个头衔从东汉直至南北朝，在七百余年间成为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东汉有太傅陈蕃、太尉李固、司徒王允、司空杨彪、大将军何进等人录尚书事，三国时有诸葛亮、司马懿、姜维等人录尚书事，两晋时有贾充、王浑、王导、庾冰等人录尚书事，南朝时有刘义恭、萧道成等人录尚书事。
这些人的本职无不是尚书台以外的所谓台外官，他们的本官包括丞相、诸公、中书监、侍中、将军、都督诸军事、光禄大夫等等。这些人得以获得“录尚书事”的头衔，或是皇帝有意以台外官制衡台阁官，抑或是实力派人士的强势篡夺。总之皇权第一、相权第二，在那哄哄乱世把相权揽入手中，才好坐二望一。
尚书台在南朝梁时改称尚书省，正式成为行使宰相职权的最高机构，这一时期的宰相制度也被称为“一省制”。在尚书台自西汉以来日益做大的过程中，皇帝们又在自己的宫殿里发展起另外两套秘书班子，分别叫做“中书”和“黄门”，这便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前身。
这样到了隋唐时期，如何分解和制衡宰相的权力就等于有了现成的办法，宰相制度于是进入到“三省制”时代。在三省制之下，相权被一分为三——政策制定权、政策审议权和政策执行权，具体的运作则是“中书造命，门下审复，尚书奉行”。
这种分权制衡的多相制不仅成熟而高效，也与封建专制政体有着很高的契合度，它不仅在唐朝前期激烈的皇位争夺下维护了政局的稳定，更是将唐王朝推向封建时代盛世的顶峰。但这并不代表唐朝皇权与相权之间就能相安无事，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是正二品，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和门下省长官侍中则均仅为正三品，所以尚书省的地位在宰执中是很突出的，那么最先受到打压的便是尚书省。
先是尚书令自李世民之后空置不设，以从二品的副职左右仆射充当长官，等于是变相把尚书省的级别降了一等。后来在唐代宗时，侍中与中书令的品秩被晋为正二品，超过尚书省实际长官的品级，门下、中书二省地位由此高过了尚书省。
然后是逐渐将尚书省长官排除出政事堂与会者之列，政事堂本是位列宰相的三省官员坐到一起集议政务的场所，但是自唐高宗时起从二品的尚书左右仆射只有获得“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加衔才能参加政事堂会议。而与此同时，则有更多的御使大夫、秘书监等非三省官员，能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平章政事”的加衔获得等同于宰相的职权，进入政事堂参与议政。
可见在唐朝前期，统领百官的尚书省由于位高权重，而成了皇权打压相权的首要目标。随着尚书省的没落，门下、中书二省在中唐之后也逐渐废弛，相权于是旁落到大量非三省官员的手中，他们以“同平章事”之名窃取相权、驾驭朝政，由此出现节度使、枢密使侵夺相权，内廷宦官专擅军政大权的混乱局面。
宋元时代相权的大幅度衰弱宋朝初年在名义上沿用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中书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为正宰相”，但实际上除偶有以侍中任宰相外，宋初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宰相，且多是两人，一为昭文馆大学士并兼修国史，一为集贤殿大学士，这两人一主一次都是正宰相，另设参政知事为副宰相。
此后，宋朝的宰相制度经宋神宗元丰改制、南宋建炎改制以及宋孝宗乾道改制等等调整，时而模仿唐初三省制，时而又三省合一或是恢复宋初相制，唯一不变的趋势就是对相权的分解和削弱，宋代相权相比唐代更为弱化。
先是宋太祖取消了汉唐以来宰相“坐以论道”的礼遇，将宰相变成“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的一种近似遵命听差的身份，参与政务决策的权力大为弱化。接着是设参政知事为副宰相形成牵制，并设枢密院、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审官院、谏院等机构，分走了宰相的军事权、财政权、人事权和谏议权。
但是宋代相权的大大削弱，真正受益并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整个士大夫群体。这样的好处是，皇权不至于受到少数权臣的威胁，而皇帝权力也受到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制约，在皇权与相权的博弈和妥协中达到了平衡。
随后的元朝延续一省制的做法，中书省作为唯一宰相机关的职权是执行政令的上传下达，而怯薛才是元王朝政治活动的真正中枢。而且蒙元黄金家族大汗与臣僚之间有着浓重的主奴观念，这使得中书省宰相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失去人格尊严的皇帝奴仆，所握有的实际权力已经微乎其微。
但是元朝后期政局乱象中涌现出来的铁木迭儿等权相，他们窃用皇权专擅朝政、拥立皇帝的行径又被朱元璋引为镜鉴，最终导致宰相制度在明朝短暂复兴后便在形式上遭到消灭。但是皇权与相权归于一人后，随即面临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皇帝自身精力的有限性。
于是宰相制度形灭神存，出现了明朝内阁、清朝军机处这种“无相制”的翻版，使得皇权与相权之争一直伴随到封建时代的终结才彻底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