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家应恪守的创作心态与精神追求

【新时代·新创作·新文论】

提要

●文艺家在描绘生活美好和幸福的同时，当然可以反映生活的矛盾和苦难，但应该在揭示矛盾和刻画苦难时，看到人们为解决矛盾和摆脱苦难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表现真诚善良的可贵和世道人心的向背。

●文艺之于文艺家，不应只是职业和饭碗，而应是乐此不疲、近乎痴迷的爱好，甚至是常人难以理解、很难用利益和价值衡量判断的癖好。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他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这就是说，社会生活纷繁复杂，文艺创作千变万化，文艺工作千头万绪，文艺呈现方式千差万别，说一千道一万，繁荣文艺归根结底是要拿出精品力作。

如何创造精品力作？这当然是一个需要从文艺创作的内部规律和外部条件等多方面深入探讨的课题。就文艺创作的主体而言，文艺家能否端正创作心态、能否确立高远的精神追求，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任何一位致力于打造传世经典的文艺家，面对当下社会突飞猛进、生活日新月异的现实，在创作心态和精神追求上似应注意四点，即清心、明志、崇德、弘艺。

删除心灵里的垃圾文件

“清心”即清除私心杂念，这是防治和抵挡时下社会大环境与文坛小环境对文艺家诱惑和干扰的良方。

时代车轮的飞速旋转和生活方式的疾速更新，已使原来可以优哉游哉甚至停车小憩的老旧公路，被当今社会发展所冷落或舍弃，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争先恐后驶入不容停车，甚至不容慢速的高速公路。市场经济法则的普及与横行，物质*的膨胀与蔓延，更把许多人引向心浮气躁而精于算计、行色匆匆而追名逐利的名利场。文艺界受此风影响，也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一些作家公开宣称每天一万字，三个月出一部长篇小说；一些书画家参加半天笔会，竟能比刷墙还快地“创作”十来幅甚至数十幅“大作”。如此以浮躁之心奋笔疾书的浮躁之文字、以功利之手泼墨挥洒的功利之画卷，如时下阵阵凉风吹下的飘洒落叶一样，已经让人见多不怪，习以为常。

然而，真正的文艺创作向来是编织人类心灵五彩云霞的手工细活。这不仅由于文艺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本身纷繁复杂、瞬息万变，更在于文艺家的个性特点也五光十色、各呈异彩。他对社会生活的感知和呈现不仅应是匠心独运、新颖别致的，还应富有独到观察和精彩表现。

真正的文艺创作与一些文化工作室（或曰文化工厂）根据题材和主题选择一定模式填充式制作，与人工智能推演写作和计算机生成的书画作品等，岂止表面貌合神离，内里更有霄壤之别。

文艺创作必须摈弃急功近利的浮躁做法，不能也不应机械化生产，它不仅杜绝如法炮制、千人一面，甚至忌讳照猫画虎、大同小异，乃至小同大异。刘勰在《文心雕龙·养气篇》中说：“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任何一位想要有所作为、有大作为的文艺家，要像清理手机和电脑里储存太多的垃圾文件和扰人心烦的广告那样，删除内心里怦怦跳动着的各种急功近利的诱惑和*，以淡泊、宁静、轻松、专注的心态和情绪，以任凭潮起潮落、坐观云卷云舒的从容和定力，绕开人头攒动的喧嚣闹市和人多拥挤的坦途大道，踏上真正属于艺术的、可能发现无限风光的寂寞崎岖之路。

注重数量更要看重质量

“明志”即树立高远志向，这是文艺家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泛艺术”海洋里破浪前行的导航和灯塔。

在互联网无孔不入地对人类生活的大街小巷以至旮旯缝隙实施全覆盖的今天，风起云涌的各种新媒体平台已经把我们带入一个人人可以参与文艺创作的“全民文艺”时代。谁都可以充当尽职或不尽职的文艺家，发表让人称道或令人反胃的或小说，或散文，或诗歌，或所谓“段子”的微博与微信；谁都可以上传让人捧腹或令人生厌的或影视片段，或自制短片，或书画作品，或吹拉弹唱才艺表演，或千奇百怪搞笑逗乐的视频及照片。面对这让人目不暇接乃至眼花缭乱的海量作品，谁都可以充任称职或不称职评论家，给予郑重或随意的点赞与吐槽、散布恰当或不当的议论，并且这一切通过魔力无边的互联网可以迅速便捷地跨越千山万水，传遍天涯海角。原有那些似乎无法替代并各霸一方的文艺码头，被仿佛一夜间突然冒出的一个个神气活现、装备优良的网络文艺港口所包围，老码头不仅在货物（作品）吞吐量上与新港口相比汗颜得无地自容，而且其原班人马也有不少或公开或暗里为新港口打工，并忙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

文艺的原有堡垒似乎不只是被一块砖一片瓦地撤除，而是大面积地破损和坍塌。文艺似乎废除了专业门槛，取消了话语权和发表权的限制，呈露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自由度。这不啻向我们宣告：文艺的专业素养和专业精神虽非多余，却近乎大年三十除夕盛宴上的一碟小菜，有它不多，无它不少。

不过，与之伴随并不可忽视的是，文坛敞开大门乃至降低或移除围墙，各色人等蜂拥而入过招比试或热闹围观，虽然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也不免陷入随意、庞杂、无序、纷乱，乃至导向迷失、价值紊乱的状态。这又表明，由网络文艺新军加入而带来的队伍迅猛扩张、作品数量急剧攀升，绝非表明文艺的专业素养和专业精神可有可无，而是亟待弥补和增强。

文艺创作不仅是*的挑逗和热闹的展示，更是思想的启迪和审美的探索；不仅看重醒人耳目的标题、警句、段子和故事，更看重作品的深度、广度和文艺家的独到追求。在文艺创作领域，人们考究的不只是作品数量的多少，更在意作品质量的高低；不仅看重文艺家队伍是否人多势众，更看重是否拥有名家大师。因为只有精品力作才是登上艺术高峰的阶梯，也是体现艺术高峰的标杆；而名家大师不仅是文艺家的代表，更是精品力作的创造主体。一个不甘平庸而祈望有所建树的文艺家，自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远离低俗、庸俗、媚俗的江湖卖场，走出碎片化、浅表化、泛娱乐化的沼泽泥潭，扬理想之帆、树高远之志，以严肃、严格、严谨的专业精神，不懈锤炼精品、矢志打造经典，迈步高原，勇攀高峰。

点燃“明德”的激情和勇气

“崇德”即崇尚道德，这是文艺家立身处世、畅行艺林、保持身正影正的精神支架和思想砝码。

如果说，道德素养的高下优劣，是一个人能否很好待人接物以至立足社会的根基；那么，崇德向善则不仅是文艺家做人不可偏离的正道，更是其作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无法或缺的精神营养。当下的文坛艺苑，当然不乏黄钟大吕、启人心智的雄浑旋律和绕梁之音，但瓦釜雷鸣、混淆视听的刺耳杂音，也时常摇唇鼓舌招摇过市。一些作品在解构崇高、讥讽道德、戏说历史、调侃英雄的同时，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沉迷展示人性的虚假、卑劣和阴暗，或醉心于生活的鸡毛蒜皮与情感的一己之私等，其玩世的态度、轻佻的笔墨，多是胸中戾气的无度宣泄，缺乏对人生、社会、历史的起码尊重和敬畏。这些匍匐爬行、无法挺立的作品，无论其艺术形式技巧如何精巧，都无法掩盖其华丽盛装之下心灵的荒秽、荒诞与荒凉。

文艺家面对五彩缤纷、斑驳陆离的社会现实，当然不能只是粉饰生活、歌颂光明；而对矛盾和问题即社会阴暗一面，只是闭起双眼或视如无睹。其实，直面人生不仅是文艺家应有的创作状态和宝贵品质，也是作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深广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保证。

文艺家在描绘生活美好和幸福的同时，当然可以反映生活的矛盾和苦难，表现生活中隐含的欺诈和无情等，但应该在揭示矛盾和刻画苦难时，看到人们为解决矛盾和摆脱苦难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呈现背叛无情时，表现真诚善良的可贵和世道人心的向背。

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文艺家作为文艺火把的点火人，应用自己心中永不熄灭的“明德”火焰，将生活的背阴处和黑暗处照亮，点燃其摆脱阴暗、迈向光明的激情和勇气。面对生活中种种不良现象，文艺家尤其需要高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挺起腰板、慷慨放歌，传颂真善美、贬责假丑恶，真正做到德润身心、艺扬品格。

用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

“弘艺”即弘扬艺术精神，这是文艺家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的立身之基和职责所在。

文艺行当与其他行当的主要不同之点，就在于它是用审美的、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一部佳作的丰富蕴涵和美好情感，必须找到恰当的艺术形式富有魅力地呈现其直指意义和联想意脉，必须在表现手段和技巧上高招频出而引人入胜，以至令人啧啧赞叹。这需要文艺家对古今中外长期积累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勤学苦练，熟稔于心，乃至了若指掌，如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武林高手，能够随时使用多种套路和手段应对立体塑造表现对象的需求。

同时，还要求文艺家别具只眼，以敏慧的艺术心灵不断摸索、尝试，发明和创造新的表现手法与技巧，在有力刻画对象的同时，为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构造世界开拓新途径和新空间。即以文学创作上遣词造句这一最细小、最微末、最基础的工序而言，古代许多文豪巨匠都曾为之殚精竭虑、煞费苦心，直至炼石成丹、孕沙成珠。广为流传的诸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诸如“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文坛佳话，既体现文艺先贤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穷讲究”精神，更说明打造艺术经典需要呕心沥血，千锤百炼，方能收获“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成果和喜悦。

弘扬艺术精神，就是保持对艺术的虔诚、敬重和挚爱，保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不懈寻觅和探求。文艺之于文艺家，不应只是职业和饭碗，而应是乐此不疲、近乎痴迷的爱好，甚至是常人难以理解、很难用利益和价值衡量判断的癖好。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自供状：“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就是这种痴迷和癖好的注脚。在文学艺术领域，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文艺创作之路，永远没有尽头，只有需要跋涉行进的前方。文艺家对文艺，要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气魄和眼光，矢志不渝、笃行不倦，潜心创作、追求卓越，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传得开、留得下”的经典佳作，为文艺的大繁荣大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作者：钱念孙，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