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并非现代的产物，据研究者们揭示，《水浒》是近代武侠传奇的开山之作。其他各类传统的演义小说、神怪小说以至言情小说，对武侠小说的影响也都很大。几乎每一部武侠小说，其主人公从一开始便是各种磨难的承受者。而一到魔劫消尽，苦尽甘来之时，故事便戛然而止，于是，人物形象也就在这一个又一个的魔劫中塑造而成。如果这般，难道不是在潜意识中师承了《西游记》的传统吗？
应该承认，金庸的创作是明显继承了这些先人的技巧。然而，他的武侠小说与传统一脉相承之处，在我们看来，最成功的还是体现在人物性格“对立原理”的借鉴上。金庸在他的小说中，总是喜欢把矛盾冲突的双方（或多方）人物安排的特定的矛盾环境中共同存在，强调这些人物彼此鲜明的性格对比色彩。如忠与奸相衬，则忠者愈忠，奸者愈奸。总之，性格的闪光正是在美丑的对比中闪现。我们不能想象，乔峰如果少了慕容复的人格低下的反衬，耶律洪基对生命意义蔑视的对比，以及游坦之生活追求卑琐的陪衬，这个人物还能够如此栩栩如生吗？这种对心中英雄崇拜的颂歌，正是对中国古典主义性格审美传统继承的结果，一如《三国演义》，将刘备与曹操、周瑜与孔明各自性格侧面的反差放大了那样。像西方《伊利亚特》，把敌我双方的英雄阿喀琉斯、赫克托尔皆热情赞美、双峰并举的情形，在金庸小说中，除了一部反响甚微的《碧血剑》外，可谓绝无仅有。
尽管金庸的人物形象与传统具有血肉与共的营养脐带关系，但是应该指出，他并没有堕入仿古、师古者之流中去。他对传统有继承更有改造。而后者，则是金庸之所以为金庸，形成他形象塑造的鲜明特色并高出一般武林小说水准的关键所在。那么，金庸的武侠小说到底如何来塑造人物呢？
首先，是历史与现实双重观照法。金庸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多以意味曲折悠长，难以分析著称。《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在这方面就是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弃亲生父母不顾，是十足的不孝；视师长如仇敌，又可谓十足的不肖；还要*害关怀他的异姓手足郭靖，更是残忍之至。看着他无心无肺，兴风作浪，我等心中真有“天殛之”的愿望。可是，当他在铁枪庙中终于恶贯满盈了的时候，又让人不禁茫然若失，阵阵恻然。此种复杂的矛盾心理，应归功于作家高明的情感诱导术。从民族大义、人伦关系来说，杨康确属十恶不赦；然而就杨康个人所处的环境和身世来说，这一切还是有内在的合理性、必然性。杨康是在养父的娇宠下长大的，一直被当做大金王子供养，所受的教育可想而知，对养父、金国的感情也可想而知。对他来讲，父母之情其实只是简单的血缘关系，而民族大义更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而已。除了师父邱处机的说教，他实在缺乏反出金国的必要条件。
像《说岳》中的陆文龙，一听王佐的游说便大打出手，欲置养父于死地而后快的处理，我们认为在艺术上至少是太简单化了。正是在这里，作者将他与传统的、一般武侠小说作家塑造的简单人物区别开来。他采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观照法来写杨康，有了这两个互为参照的艺术视点，这样，他就能有效的揭示人物内在的张力因素并给予人性的说明：一方面，既充分凸现自我强烈的主观意识，用爱国主义精神呼唤出读者最深厚的感情意识，进行合目的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又冷静理智地对描写对象进行艺术审视，并不因自己情感的贬褒臧否随意处置，而让读者能从中以生活经历体验人物形象的内涵，在产生审美情感倾向的同时也产生与倾向异向的审美感触，这种感触，往往正是触及心灵深处不可言说的那部分。
以上讲的是金庸小说历史与现实双重观照法的写人艺术。除此之外，观念化方法的运用，也是金庸人物塑造的又一个重要特点。金庸在谈到自己创作时常说：“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想想几个重要人物的个性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这等于是在说，他的形象的塑造并非来自生活实际的感触，而主要是意志情感的直接符号显现。按常见的理论，这样一种创作往往是概念图解式创作的代名词。但是，如果我们深入金庸的武侠世界，那么就不会对他的创作下这么简单绝对的结论。金庸采用的实在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创作方式——观念化创作，即强化思想观念潜在重要性，正如勒维特所说：“在观念艺术中，思想观念是作品中最重要的方面……所有计划和决定都是在动手之前就已写在作品了的。”
拿《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来说，他就是典型的观念化人物。郭靖其人的内在性格气质一直为愚钝与善良、坚毅所缠绕。因为愚钝，在他生命中才会有如此之多的波折，如此之多的挫折；因为坚毅，才使他一直处于兢兢业业的努力状态中，终于有望大器晚成；因为善良，不但成吉思汗一代霸主对他另眼有加，也博得了洪七公、周伯通、马钰等异人的青睐，使他始终能站在一个较高的境界看世界，能有一个较高的努力方向与明确的努力方式。然而郭靖所有这些性格要素的组成及其发展是预先规定了的，金庸说“这孩子似乎脑筋不太灵光，然而幸喜本实善良”。这也便是黑格尔所说的“美本身应该理解为一种确定形式的理念，即理想”。
观念化创作与概念化创作是有区别的，它们彼此不可简单混淆起来。黑格尔早就批判过“把理念和艺术家臆造的抽象的观念和理想一律看待”的问题。黑格尔说的“理念”与我们所说的观念，词异而意近。他说：“理念不仅是概念的统一和主体性，而同时也是体现概念的客体。”可见理念即观念本身包括了概念的认识与具体的表现这两个辩证组成部分。当作家以概念为指向创作时，由于所有的生活素质都被作家抽象成为理性的东西，当然失去动人的形象魅力；而观念创作由于将作家明确的理想（也就是情感意识倾向）在具体可感材料中体现出来，形象的抽象意味就大大降低了。简言之，观念化创作主要是给作家提供一个较明确的情感投入契点，情节、形象才是目标。概念化创作的思维方式则恰恰是抛弃形象材料，所起的艺术效果也就正相反了。
为什么在金庸作品中那些不同程度地带有说教意味的人物形象如郭靖、乔峰等，他们非但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感，却还有几分说不完、道不尽的悠长气韵，道理就在于斯。因为这种说教不仅是消遣娱乐的，而且说教本身体现的思想观念与现实思想观念十分吻合，它无疑成为读者回避现实生活不足而寻求情感慰藉的一个良好精神容器。
当然，不必讳言，同任何武侠小说一样，金庸作品中的观念人物也有平面与较立体之分。对于较立体的，我们的欣赏和理解，相应地也就有一个立体观照的问题。例如郭靖与乔峰，都是读者所深为倾倒的大侠形象。对前者，人们佩服其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对后者，人们叹服其一往无前的气势。这一层，人们大多都可领会到，也是作者情感投入的起点，我们可以称之为“显性观念”。但如果读者能对比发现这两位都是“降龙十八掌”的大师，便可以从更深的层次领悟到这两位大侠虽然性格不同，但对于世界一片赤子的热情，并无本质不同。当我们从《易经》来考察“亢龙有悔”、“龙战于野”、“见龙在田”等招式的来历时，便不难发现金庸是在把他们作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同侧面的代表了。这层一时难为读者所理解，却又真正把握到了中国人心理气质的观念，我们称之为“隐性观念”。由于金庸国学的修养很深，一般的读者很难透过显性观念看到其隐性观念的全貌，终于长久回味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