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南方农村很多地方都有祠堂，广东、福建、浙江、海南、湖南方圆十里至少有一个，几乎一村一祠堂，一镇百祠堂。祠堂大门正上方挂着王氏宗祠、杨氏祠堂、姚氏家祠、刘氏世家之类的横匾，祠堂大门两侧刻着：“忠孝有声天地老，古今无数子孙贤”、“高天厚地献奇星斗图书山水画，光宗耀祖垂训衣冠礼乐圣贤言”、“祖德流芳思木本，宗功浩大想水源”、“树发千枝根共本，江水源同流万派”等对联。
这种宗祠建筑在湖北、西南地区一带相对少一些，向北依次递减，东北、西北和内蒙古基本没有祠堂。那么我国祠堂分布为何南多北少？如果宗祠由于年代久远或者其他原因破落倒下，由谁来复兴？要了解其中详情，还得从宗祠的根源说起。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种地一度是我们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人的谋生方式。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一代一代地下去。尤其是中国南方的许多村子由于山多水宽，地形复杂、平原稀少、交通不便，几百年来都是那几个姓氏，不太有变动，各个家族的祖先，便成了老百姓最信赖的神灵。而盛放这祖先之灵的场所，就是祠堂。
祠堂最初可追溯到先秦时的宗庙。《诗经·召南·采苹》云：“于以采苹？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诗中描述的是一位待嫁女子采摘苹藻，蒸煮后献祭祖宗的场景，这里面的“宗室”正是祠堂的前身。古书《释名》说：“宗，尊也；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页。”古人认为，人死而为鬼，没有宗庙供奉享祭，鬼就没有归宿。所以宗庙就是供奉祖先神主的房子。
祠堂的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但那时的王侯贵族祠堂与后世的不同，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而平民百姓有资格修祠堂的寥寥无几。直到宋代理学家朱熹《家礼》确立了祠堂制度，从此称家庙为祠堂。
由于唐末、五代时局动荡，士族势力衰落，家谱牒系多散亡。鉴于此，宋代的理学家们大力提倡恢复宗法：各家族建立家庙，供奉祖先的神主牌位，使子孙有共同的祖先可祭，以联络各室宗亲。这样，一来可以恢复孝行，二来可使家庭社会稳固兴盛。祠堂不再是建于墓地旁的一个单纯祭祖的场所，而是成为了家族内成员集会和族长施政的中心。
宗祠文化在明朝达到顶峰。明代初年，有一个叫“流坑”的村建起当地第一座祠堂，到明末万历年间，全村已有分祠26座。这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家族，以儒家理学成分增进宗族的凝聚力，以心学的弘扬给宗族注入了存理去欲、修齐治平的生机，几百年来，祭祖活动相沿成俗，成为族人行为和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如今村中还散落着50多座旧祠。家家户户的厅堂里都设有神龛，每月的初一、十五早晨，村民燃放一小挂鞭炮，敲击小铜铃，给神龛上供，虔诚祈祷。是时，村内炮仗声此起彼伏，成为一道风景线。
但是，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大量的祠堂被拆除、被占用，不少已荒废。尤其是80年代到90年代初，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祠堂的祭祖文化已经显得有点不合时宜，死人抑制着活人的创造力。祠堂终于由神圣走向了没落。
而在海外的华人聚居地，却有相当多的祠堂被保留了下来，且不再局限于对本家族祖先的崇拜，而出现了更多的名人先贤祠。三国时期的猛将关羽更是受到全球华人的尊崇。
忠、义、信、仁、勇，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精义并为释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在关羽身上无可挑剔地体现着。因此，关羽被民众赋予至高无上地位。从“万世人杰”羽化成为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于一身的“万能之神”，在日本、东南亚以及海外华侨聚集地中，对关羽膜拜之风历年不衰，在2000余万人口的台湾，关公信徒竟多达800万众，几乎各家各户都为关公备香案，立牌位，挂圣像。南亚各国竞相立庙拜求关公，最盛者当属泰国、新加坡。
改革开放后，海外移民纷纷回乡寻根谒祖，他们捐建祠堂，转化祠堂功能，直接促进了祠堂文化的复兴。这也是为何现在两广、福建、江浙一带祠堂文化依然繁荣的原因所在。
另外，这几年国学热，大家又开始重新审视儒学的价值，古旧的祠堂又开始受到重视。如果宗祠因为古老失修、风雨飘零而破落倒下，那么，象征着村庄文化的图腾将倒下，这将是整个村庄的遗憾。因此，修理宗祠和复兴宗祠文化，将是整个宗族和村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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