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近七载 成书百万言 ||《沈阳市文物志》震撼面世

沈阳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美誉。文物工作是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好文物的深入挖掘、整理以及研究，才能把文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真正的传承下去。

《沈阳市文物志》是沈阳市文物局组织大量文物工作者，历经7年艰苦细致的挖掘和整理所完成的一部沈阳市文物工作的专业志书和重要文化工程。全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沈阳市文物、考古和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和最新研究成果，详实介绍了沈阳市重要的文物古迹遗存及馆藏文物。

《沈阳市文物志》立足于沈阳区划范围内的所有传世文物、考古出土文物、遗迹、遗存。1993年曾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20余年后，鉴于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沈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暨沈阳市文物局于2013年启动了《沈阳市文物志》的增修工作。

此次增修，以“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科学严谨、特色鲜明、经世致用”为宗旨，集合文博精英，历时近七载，大小修改数次，精益求精，终于成书。 全书百万余言，近500幅图片（含线图），补充了最近20余年来考古发掘、文物普查、文博发展的最新成果。

尤其是独特的拉页设计，全面的展示了传世书画的长卷，平时折叠收于书中，看时拉开可见全貌。书前目录细化到词条，书后附录三卷的所有插图小样，标注名称和页码，方便图文检索。

▲《沈阳市文物志》内文实拍展示

强大的编写队伍、翔实的资料收录、新颖的装帧设计，奠定了本书在目前辽沈地区志书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增修后的《沈阳市文物志》，横分门类、纵观史实，以志书体系为纲，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文物事业三卷，卷内分章，章下列节，分门别类，条理清晰。收录内容，以沈阳区划范围为收录范畴，从上古直至当代，系统、科学地记述了沈阳文博事业发展的历程，将沈阳区划范围内的重要文物遗迹、遗存和各文博单位重要藏品、代表性藏品尤其是一级文物囊括殆尽，资料翔尽，卷帙浩繁，对宣传弘扬沈阳乃至辽宁地区历史文明具有重要意义。是一部翔实的文化宝典，更是历史文物方面的权威工具书。

▲《沈阳市文物志》内文实拍展示

此书的出版发行，符合了当前文博行业快速发展的趋势，填补了近三十年沈阳地区无文博综合性著作的空白，其内容的丰富性、系统性、专业性、权威性和装帧设计的新颖性，是沈阳近百年来文物、考古和博物馆事业所取得重要学术成果的结晶，是沈阳市文物事业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是一部有关沈阳市文物的最权威最详实记录的工具书。

▲《沈阳市文物志》内文实拍展示

▲城隍庙碑碑文

1962年在沈阳中街路北原城隍庙址院内被发现， 青石质。碑首浮雕二龙戏珠纹。碑阳额题阴刻楷书“沈阳路城隍碑”六字。碑阴额题阴刻楷书“城隍庙碑”四字。贔屓座。碑刻共计千余字。碑阳阴刻楷书竖式20行，全文358字。碑阴阴刻楷书竖式15行，全文654字。城隍庙碑刻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中秋，保存比较完整，表面有风化。现收藏于沈阳故宫大政殿东侧。是最早记录“沈阳”地名的文物。

▲压印组合“之’字纹深腹罐

夹砂红陶。器身细长，深腹不外鼓，小平底，器物口沿外表饰宽凹带，口沿下1.6厘米处饰有斜线锥刺纹，隔4厘米竖压56道“之”字纹，在11.6厘米下面横压14道压印“之”纹，1978年沈阳新乐遗址下层房址出土。出土时为残片，现已修复，口沿有小部分残损，基本完整。为古代人的生活用具。

▲斜口器

夹砂红褐陶，扁圆形器身，正面斜口呈“U”形，口沿外饰两道压印“之”字纹，在接近底部施有6道压印“之”字纹，背部无纹饰，外弧不明显，斜口深而宽敞，平底。1992年沈阳新乐遗址下层文化房址出土。出土时为残片，口沿上部小面积缺损，现已修复，基本完整。为古代人的生活用具。

上述两件文物收藏于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是新乐遗址出土文物及新乐文化的代表器物。正是由于此类文物的出土及价值认定，新乐文化成为下辽河流域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并成为辽河流域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论断成为佐证。

▲清太宗皇太极鹿角椅

清太宗皇太极鹿角椅，该椅为清太宗皇太极御制、使用之椅。以鹿角巧妙的作成椅背及扶手，配以东北杂木制成，造型为圈椅式，整体风格淳朴。

椅背刻有乾隆年间清高宗弘历歌颂先帝御制诗文，为清宫原藏文物，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十分重要。据考证，制椅所用鹿角很可能为皇太极亲射之鹿。康熙、乾隆等皇帝东巡盛京之时，都将其作为先皇遗物瞻仰拜谒，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现在，更是极少数清太宗皇太极御用之物，国内外绝无仅见。

▲清努尔哈赤剑

清努尔哈赤剑，又称为龙虎纹宝剑。为努尔哈赤配饰用剑，据考证应为明朝所赐，史料载：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明廷敕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龙虎将军在明朝的官阶中为武官“散阶”的一种，位在正二品。这把剑反映了太祖起兵反明之前，身为明朝属臣，受明朝册封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清乾隆款朱漆菊瓣盒

清乾隆款朱漆菊瓣盒，脱胎漆器，体轻如菊花。菊瓣式造型，规整而隽秀，漆色润泽，乾隆晚期制造的珍贵御用品。并有标准的“乾隆年制”款识及金漆隶书乾隆帝御制诗一首，十分珍贵难得，在清宫帝王的御用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是脱胎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作。

▲金提炉

金提炉，为清代帝后御用仪仗之物，成对使用。早在清入关前，帝后仪仗初具雏形，就有金提炉的存在。至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大驾卤簿”，皇家仪仗最终形成定式，金提炉为仪仗中“金八件”之一，并始终排在“金八件”的最前端，可见其地位。金提炉在仪仗中使用时，配以提杆，执提杆行走；陈设时放于盘内，置于高几之上。

沈阳故宫所藏提炉，纯金制造。具有清早期特征，是清代早期仪仗制度的实物见证，填补了清早期此方面史料记载的不足。此种形制提炉，相比于清中晚期程式化的仪仗用物，具有特殊的意义，数量稀少，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