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首届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与李冰研究国际论坛在都江堰市成功举行。百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的保护与传承”“李冰与都江堰学”两个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共话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深远影响，共商李冰文化传承发展大计。从今日起，《每日都江堰》将陆续刊登部分专家学者的主旨演讲报告，以飨读者。
活的长城 活的蜀魂
都江堰渠首鱼嘴附近曾出土一座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雕成的李冰石像，上刻铭文最关键的是五个字：“珍水万世焉”。这是汉代蜀人记录下来的对李冰治水核心文化精神的解读，应该说是李冰留给人类最该珍视、最可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现存放于伏龙观的李冰石像（1974年出土）
“珍水万世”表明水对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水是文明之母，文明伴水而生，水应受万代珍重，这同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讲的“水是万物的原则”的思想一样，都是人类对水的共同认识。李冰治水，重在珍重水的神圣性，珍爱水的亲仁性，珍惜水的纯净性，珍视水的上善性，珍宝水的下谦性，这“五珍”理念正是都江堰造福人类的秘诀所在。可惜人类经常忘记“珍水”，为了拼命索取而利用水的不言不语，不断贱蹋水丶贱用水丶贱视水丶贱费水丶贱绝水，不是珍重水处下而不争丶水利人而无私的本性，不是既珍重上善若水，亦当珍爱下谦若水的高品，不是顺水之性而是逆水之性，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造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灾难。所以，李冰“珍水万世”的治水思想，绝不只是水利科技史上的贡献，更应该是对蜀水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对以治水兴农为特征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甚至是对世界文明发展历史的重要贡献，是对人类命远共同体永续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重要贡献。
如果说都江堰是利泽天府两千年，润福蜀水利万代的现在还活着的长城，那么，李冰“珍水万世”的理念与践行的遗训，则是活的长城、活的蜀魂。
01
珍水之性与江源文明：
从大禹到李冰
蜀水文明体系的起源和形成，有三个贡献最大的人：一是开创者大禹，二是光大者开明丛帝，三是集大成者李冰。清人张均说，禹“智极于水”，开明丛帝“能迹禹之功”，秦守李冰“又能绍禹、丛之烈，以兴利除害。”清人刘沅更进一步认为：“蜀西水利，甲于天下”、“中国言水利者，蜀最先。大禹，蜀人也”、“泽在天下”、“开明，蜀帝也。李冰，蜀守也”、“功在全蜀”。这三人异代不同时，是治水理水，相承相续的关系，可以说是自汉代以来历代蜀人积累起来的共识。李冰继承大禹治水的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继承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历史经验，珍顺水的自然之性。
“沱”的原意是四川方言里的“洄水沱”。“蜀有回复水”（《水经注》）就是指的蜀中多水流洄漩的天然蓄水沱的特点。“别”是指“水之支流”（清人高升之）。“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是说从岷山开始，刊木导引，利用蜀中多洄流沱水的特点，向东南地势低处分流，把岷江分为引水灌溉道（正流）和泄洪分流道（支流），后者就叫做沱江。这是大禹整治岷江水系的一种因势利导，顺水之性的特殊方法。我曾提出过夏文化西兴东渐之说，颇得赞同，大禹治水也是西兴东渐，始于岷山，扩及九州。开明氏丛帝承袭这一方法，在金堂峡凿离堆（清人说），也有说他以汶川绵篪为分流处，或以玉垒山“作东别之标”（明人说）。李冰继丛帝之后，集大禹“东别为沱”之大成，广开沱江。除今天的沱江外，其他如沱江河、青白江、沙河、磨底河、府河，古都曾有过“沱江”之称。“沱水自灌口东分为三渠”，说明都江堰的兴建就是“东别为沱”的产物。李冰凿离堆、穿二江，清人陈一津认为这都是“东别为沱”的应用，故四川有三离堆，有众多沱江、沱河。这些分洪河流与无埧自流引水灌溉的正流一起，组合为成都平原特有的扇形水系景观，一分为二，二分为四，“飞渠走浍，无尺土无水至”（《广志绎》），每一寸土地都受到水的润泽，这是从大禹到李冰“东别为沱”，累代经营的结果，是顺水之性，“珍水万世”思想指导贯彻的结果。
二是继承大禹珍视水的上善性，开拓古江源文明。
岷江上游是西部文化最先发展起来的地方，最先被人们开发和认识，故把它当作长江的源头，称为“江源”，又叫“江渎”。这是文化江源，不是自然地理的江源，古人认为中国山川四渎（江、淮、河、济），江渎为首。江渎岷山是高山羌人江源文化的发源地，大禹兴于西羌，是夏后氏最先开拓高山江源文化。而成都二江则是成都平原蜀人江源文化的开拓地。李冰穿二江，是他奠定基础，充分珍视水的上善性，利用水的自然灌溉，由平原江源文化发展出秦与汉代灿烂的锦江文明，使岷江成为古代蜀人冲出四川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累显走出夔门“虫就变为龙”的蜀中人才现象，不能忘记“李冰通二渠，为蜀万世利”（宋人《万里桥记》）的功劳。
02
珍水之法与“天府陆海”：李冰对天府农耕文明的奠基性贡献
成都平原、邛崃河谷是中国农业三大起源地之一，但巴蜀农业要在全国占到优越秀冠的位置，是直到汉代才出现的。“天府”这个称呼，战国以前主要是指关中平原和汉中平原，巴蜀只是附骥其后。到了汉代则翻过来了，“天府之国”的桂冠移到了成都平原头上，而关中平原反而“号为近蜀”（左思：《蜀都赋》）了。这是秦时李冰“创浸灌之利”、“蜀人大获其利”（唐人说）的结果。还有个“陆海”的称呼，也有相同的情形。先是“秦开郑国，汉作白渠，而关中号为陆海。”（崔寔：《政论》），到汉代以后普遍认为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通典》），“由冰之功也”（唐人说），此后巴蜀农业与水利长期居于全国第一。
再从天地人一体的环境背景看，李冰治水有着更重要的意义。蓝勇同志对东亚大陆天地生人的关系作过综合研究。他认为因天文、地球、生物与人类相互错综的关系，特别是气候冷暖周期性变化的背景，整个中国历史文明是东移流向，到近代中国更出现文明向东面海的趋势。这诚为卓见。从这个文明东移趋势看，成都平原占有一个有趣的地位。从地理位置看，他在西部，是汉代关东、关西、成都平原三大农业经济区之一。秦汉时显然全国农业中心区主要在西部，而成都平原则是当时西部的重心。从海拔高度看，成都平原属低纬度区域，处于黄河与长江之间，这是又一个“两河流域”文明区域。但它又属长江上游，在长江中下游农业还多属火耕水耨的区域时，它已是农业水利文明发达的区域了。直到唐宋时成都平原农业进一步发展起来，加上古典工商都市的优势，逐渐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的“扬一益二”区域。明清以后，虽然文明重心东移面海，但成都平原仍保持着天府历史文明的优越位置。从上述天、地、人关系的变化趋势看，成都自汉代以来能保持西部农业中心的位置，又为文明东移流向起了传输纽带的作用，主要关键依赖于李冰之绩，以“水利富殖其国”，“故生生不穷”（宋·张俞）。特别是李冰创建的六字诀八字真言，以顺水之性，崇尚自然，天地人和谐为理念，为后代“立万世治水者法”（明人语），起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作用。如果说蜀中治水兴农，大禹是鼻祖，李冰则是先师。
03
珍水上善与城市模式：李冰对巴蜀城市生长模式的创新性贡献
城市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又因水而困，这是成都作为农业历史文明城市的显著特点。因此，顺水之性，上善若水，循自然之势，因势利导，滨水生长出城市，这是蜀中城市的生长模式。对成都平原诸城市的生长和培毓，李冰治水作出的是奠基性贡献：
一是促使都江堰与二江成为成都平原诸城市文明的摇篮。正是李冰治水，才使成都彻底脱离中心聚落时代，成为了布局严整的古代农业文明城市。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的“天府”，二江则使成都城市成为繁荣富庶、家给人足的名都。两者把防洪工程和引水工程天然结合在一起，使天府获得万世之利，这是至今有用的历史经验。
二是为成都的城市布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秦汉到隋唐，由于成都二江并行流经成都城南，因而形成“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的布局特色。成都城市的“龟城走向，两城相亚”的特色，都与水脉的流向有关。濯锦江的得名，更是李冰开流江得清流的直接结果。
三是成都特殊城脉的发展，也有李冰奠基之功。唐代人说李冰通天文识水脉，是他总束岷江上游散漫水流，开创“管钥成都”的都江堰，突出了成都城市文明发展轴与河流流向和两水之间的鱼脊形高地地势相一致的特点，形成都江堰至金沙遗址直到浣花溪这一由西向东的成都优良人居建筑的基准线。这条基准中轴线是至今应该珍视和保护的历史文脉。
04
珍水神圣与川主信仰：
巴蜀珍水万世的文化标志
“蜀人独神冰之庙祀”（宋·祝穆：《方舆胜览》），这是蜀人对李冰治水的感恩文化心理的体现。“民思其德，故神其功”（明人语），这是李冰信仰由人化到神化的思想根源。围绕李冰的神话和川主信仰，有三种类型的故事流向：
一是战国秦汉时期的神话化流向，如李冰斗犀、斗江神、锁孽龙等故事流传甚广。这与蜀的特殊时代环境有关。蜀在战国时期尚处在由古蜀传说时代向融入中原礼乐文明时代的过渡期。战国后期秦吞并巴蜀，其后五十余年有李冰治水。蜀人在秦汉时代将李冰神话化，这是巴蜀传说时代的遗风，是巴蜀原生态的神话传说，到后代则成为“非物”遗产的活态基因。汉代制作三神人石像，相传李冰制五石犀，这都是真实的原真态神话的体现。今在天府广场附近挖出的石犀文物，应是这五石犀之一，后来立在前后蜀宣华宫苑门前作为镇兽物，它说明有关李冰斗犀的神话流传已有两千多年。
二是唐宋川主信仰的兴起。四川川主庙达180余处，遍及全川。除少数谓“川主”为杜宇外，多数是祭祀李冰及其子二郎，“民德之，在在血食，号曰川主”（明人说）。“百姓享其利，立庙祠之，岁祭羊以数万计”（宋人语），规模是很盛大的。川主信仰兴起的原因，不是因其为神，而是因李冰“殚力民生”（清·朱介圭），“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这是佛教中国化以后的信仰倾向，崇拜人（即佛）而不是神的文化心理的反应。包括“二郎神”的产生，也是因蜀人有羡慕李冰勇毅，故生子壮健者，就命名为“冰儿”的风气而想象出来的。
三是道教将李冰神仙化的发展趋向，这也多在唐宋以来，明清为盛。这类故事中，最后代表性的是说“巴东李冰”，得到先祖的遗术，能驱驰云龙，故被上皇召为郡守。这是最早产生的道教故事。北宋时还出现了祭祀李冰的神仙道观，“爰建福地，韋崇仙观”，连离堆伏龙观也“俗传为李公诛邪厌怪之所”，李冰被道教化，这与西蜀是古蜀仙道的起源地，神仙说最早发生的地方，道教道源皆产生于蜀有关，深厚的仙化传说刺激李冰故事道教化。
这三种类型的故事中，主要还是第二类川主信仰故事。川主乃“崇仁之神”（明人语），唐代称李冰庙为“崇德庙”，说明这类故事体现了李冰珍爱水的亲仁性的理念，是以儒家仁礼思想为主导产生的。第三类神仙信仰故事，则是道教思想的产物，体现了对李冰“珍重水的神圣性”的理念的敬重。第一类神话传说故事，则渊源于古蜀“原史时代”原真态传说的流亚，体现了李冰珍水之利而避水之害的理念。总之，以李冰为中心的神话、传说和信仰，充分反映了蜀水文明的丰富性和地域性，也反映了李冰珍惜水、珍爱水、利万世的神圣观念。
谭继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博士后联合导师
省历史学会会长
成都市河流协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