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铂镭 晚上八点 今天
什么是侠？
编者按：作者张铂镭，曾经是“晚八点”特约撰稿人、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研究生。若干年前，其博学深思、真知灼见让“晚上八点”主编少波老师激赏，并在推文编者按中预言他前途不可限量。他学成回国后，现在已经去“得到”任职，在“得到”平台，他必将鱼腾大洋，龙飞九天。
这是他在“晚上八点”公众号上最后的一篇推文，敬请品鉴。祝我们的少年英才前程似锦，宏图大展！
闲来无事翻看了一下叶问系列。不由得热血沸腾，同时也能感觉到叶问这个角色身上寄托了某种我们一直以来的某种美学。与动不动就毁天灭地的超级英雄不同，他始终只是个肉体凡胎。真正让我感到动容的是他身上的某种精神：谦逊，内敛，克制，温文尔雅，同时古道热肠，不平则鸣，不畏惧强权也不畏惧强力，为了某个正义的信念死战到底。他似乎就成了某种道的化身。这太符合我们对大侠的想象了。
这其实与西方的“英雄”的概念有诸多重合之处。在古希腊人的理解中，英雄是神与人的结合，是远超凡人的，会衰朽的神，或者说，是一个半神。而今的时代中，“半神”依旧是理解英雄的重要线索，在一个平凡的人身上，在某一个时刻勇敢地面对困难，灾难乃至绝望，倔强地闪烁出神性的光彩，可谓英雄。
但中国的大侠由他特定的文化背景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它不等于追日的夸父或者舞干戚的刑天，大侠就是大侠。
而要理解侠，要说清楚的，是江湖。
江湖在是一个和庙堂相对的存在，意味着官方的法相庄严之外的一个生生不息的民间。这里龙蛇混杂，这里快意恩仇，这里混乱，这里也自由。
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秩序，一种自上而下，一种自下而上。要说清楚这两者的不同，书中有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普鲁士国王有一片森林。关于要如何管理这篇森林，国王认为森林只是用来提供木材的，所以命令林业官将原本的森林推平，像士兵排列那样整整齐齐地隔段距离种上经济产量高的挪威云杉。结果整片森林陷入生态灾难，损失惨重。在这个例子针对这篇森林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国王倾向于将其看做是均质化的木材提供场所，所以想要科学管理，提高它的木材产量。这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秩序。而森林自发生长而成的复杂系统，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秩序，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规则，长了很多看似无关的东西，但是却更加生生不息。
这两种秩序对应过来，庙堂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秩序，而江湖就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这两种秩序彼此泾渭分明，各过各的。之所以得以泾渭分明，和“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有关。由中央任命的官员只到县官这一级。县衙里的衙役国家已然不负担俸禄，而再往下则需要村里面选贤举能，选出各种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来辅助治理。他们会负担当地的基础建设，也会负责当地的税收。他们在当地的平稳施政，往上说是因为他们参加过科举，有一个举人左右的功名，享有部分特权；往下说，是他们在本地有根基，有声望。这就是两个秩序的交汇点了。
而大侠作为一个江湖人，他们的经济基础就是来源于这底层的江湖的。自发秩序的强度决定了侠客横行的上限。历史上无论是荆轲刺秦王还是博浪沙的行刺，底下其实是六国的贵族势力在撑腰。正规军打游击，这才有了搞大事情的可能。而很多武侠故事里的武林势力都和运河漕帮有关系，就是因为漕运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可以养活这些人。与之类似的是香港和日本的黑帮，都是接手了政府不管的各路经济活动，壮大了自己。日本山口组鼎盛时期人数4万人，是日本警察总数的4倍。说起来名震上海滩的青帮，和横行香港的洪门，当年也都是漕运的帮派。少林寺这类之所以可以成为武林至尊也是因为唐朝13棍僧救唐王之后获得了土地，自己种地自己收租子，运行逻辑已经类似于一方诸侯，所以腰杆子自然硬。
大侠行侠仗义的范围，其实往往也是在两个秩序的交汇点，有的时候是大户人家为富不仁，官府不惩戒，他代控制秩序整治。有时候是小官吏贪污受贿，鱼肉乡里，他代自发秩序修理。这个当中打恶霸不打百姓，反贪官不反皇帝，都是因为如果这么做了会威胁到这个叙事结构的根基。在皇帝和国家不分家的古代，反皇帝会让大侠难以立足。丧失了国家框架的叙述会让整个意义体系面临重构的风险，而大侠并没有重构体系的能力，所以即使是萧峰，在为了两国子民绑架完耶律洪基之后，也只能自*以求清白。因为他洗不掉替大宋办事的嫌疑，也就无法升华到怜悯世人的高度。
而最有意思的是，从庙堂和江湖的对立升发而来的，是两种不同的心灵秩序。从庙堂升发而来的是各种世俗礼法，用来约束众人。每个人需要各安其位，天下方可太平。而江湖则代表了被这种礼法按压下来的人的原始冲动，所谓快意恩仇，江湖儿女。在这里，你只是你自己。可以从个体的角度去结交，去闯荡，去恋爱。这是森严礼法中难以尝到的自由味道。武侠世界之所以这么讨人喜欢，也和这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有莫大的关系吧。自然而然的一股子少年英气。
关于这股子少年气象，我觉得贺铸的《六州歌头》说的特别到位，这里分享个上阙：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闲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当然这样的自由之地并非没有秩序。如果说完全放弃秩序的话，自由之地就会成为人人都不安全的恐怖之地。所以这个系统内需要基本的共识，也需要行动的准则。个人感觉他们将公认的共识以“道”相称，而把行动准则，以“义”相称。不管你如何自由，破了这些规矩就会受到所有人的唾弃和讨伐。同门相残，欺师灭祖的事情是说什么都不能*。无论是替天行道，还是多行不义必自毙。都算是这种情感的朴素表达。而大侠，则是这种情绪的践行者。
说到武侠小说，我是很偏爱金庸老先生的。而在他的15部小说里，对于侠义的讨论也算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而从这个庙堂-江湖的视角看过去，我觉得也能看出些新东西。
金庸先生也把侠义精神理解为某种对控制的反抗。在他的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当中，贯穿全篇的文眼就是：“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这既是对主人公李文秀的人生写照，也算是对侠义底层那种桀骜精神的精准描摹。
在早期他对这种侠义精神是有很高的期待的。比如在他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当中，红花会的诸位豪杰是被捧的很高的。他们所信奉的侠道也成了悬在皇权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乾隆你多行不义，我们自可以万军之中取你头颅。所以你要勤政爱民，做个好皇帝。而在早期的《射雕英雄传》当中，郭靖也并没有遇到什么来自权力者的诘难，他直接立足于天地，负责天下兴亡，诠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而在后期，我们可以频繁地感受到来自控制秩序的搅扰。《倚天屠龙记》中在驱逐鞑虏的大背景下，整个武林却在勾心斗角，争夺一把据说可以号令天下的屠龙刀。被赵敏分而破之玩弄于股掌之间。即使是有张无忌这样的人物神兵天降，也只能勉强做到各路化干戈为玉帛。真正驱逐鞑虏靠的却是全书小动作不断，人品可疑的野心家朱元璋。在这里金庸其实已经在哀叹侠义精神的局促的了。而在《笑傲江湖》里，虽然没有朝廷出现，但是整个江湖都在寻求控制，谁可以代表正义打败邪恶，谁可以成为武林至尊。主人公令狐冲在其中陷入一个又一个涡旋，连自保都很困难。说是江湖，上演的却全是上层才该有的政治戏码。小说里令狐冲扮过一次芝麻官，武林中的各路豪杰却都对他畏惧三分。此外据说现在一些东南亚小国的政坛里，政客们依旧会给政敌贴上“岳不群”，“左冷禅”这样的标签，足见金庸先生这部武侠小说，讲得更多是政治了。
而在最后一部《鹿鼎记》中，干脆最后赐予了象征侠义精神的陈近南一个不伟大的死亡，而让康熙作为皇帝，最后完成了历任侠客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的伟业。这个背后，是自上而下的控制秩序对于自发秩序的全面压制。虽然还有奄奄一息的江湖，但是江湖里再也没有了侠客游走的空间。
这个背后，恐怕也是金老先生的一声长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