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寄簃与姐丈潘霨的挚友深情

　　我们从沈家本先生日记中可以看出这对长姐夫与小内弟的往来是十分密切的。咸丰十年前后，潘霨正职任昌平知州。作为长女，潘霨夫人经常从昌平到京师看望母亲。十一年(1861年)正月在娘家住了几天，沈家本先生日记这样记载他们的往来：

　　初五日，晴。巳刻姜梅生来。是日阅《易林》。酉刻潘桂山来，伟如姐丈进署毕事即来，晚饭后伟如来接。

　　初六日晚黔禀成，即送交伟如，明晨再往拜也。

　　十三日，阴，风。清晨接仲冬既望黔谕，即前函也，计三封，一由西安来，一由岐山，一由昌平，另封由西安过来者。潘醴如(潘霨弟)来，乃兄奉制军调往古北口。闻制军患恙，并生外疡，此症非伟如丈所长，未必得手。

　　既望，晴，是日遣陶升至昌平，途遇伟如赴都，将信件交付，即折。盖有黔禀，托其寄也。

　　从这些日记，可见沈家本与潘霨往来之密。作为长女婿，沈丙莹(菁士)对潘霨也很依仗。

　　沈家本青梅竹马的未婚妻，清廷起居注主事郑训之女死于太平军战火，作为父亲，菁士公自然为年已26岁的沈家本的婚事操心，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女婿潘霨，向岳父推荐了山东后补运同陈瑞林之女郑氏。为此沈丙莹专门到烟台相亲，敲定了儿子的婚事。请假回籍参加乡试中举后，准备回京销假的沈家本与父亲约定在上海会面。

　　沈家本《日记》记载：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十五日，晴。傍晚椿闱(旧时对父亲的尊称)自烟台至，十三日三点钟下大鹏鸟轮船，两周时到沪，可云速矣。”菁士公向儿子交代了到山东迎亲的具体安排，隔天即登舟返湖了。因此一别，父子相见将不知何年，寄簃公登舟送至外滩码头才上岸。《日记》这样写道：“十七日，阴，渐雨。午刻椿闱登舟，序叔公同行。送至怡和马头(位于今黄浦公园内)望洋而返。”吐露出恋恋之情。

　　三月初七，与吴梅笙、乔梓一起上了上大鹏鸟轮船，奔向烟台。因为这次是专门去接亲的，所以父亲请了好友吴梅笙陪同。三月初十到了烟台，直到四月初二才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离开烟台回京。这20天的时间，姐夫潘霨为沈家本安排了婚礼的一切，自幼与姐夫建立起来的信任与亲情，在这段时间里，升华成为挚友，离别时那种难分难舍，就写在了《烟台访心岸居士留别三章》诗中：

　　旧梦宣南记几回，雪泥天末断鸿猜。

　　三年磨蝎蛮中住，万里乘鳌海上来。

　　别久顿教惊喜并，语多总以乱离该。

　　时艰一面千金值，门外骊驹且漫催。

　　……

　　广渠门畔车尘俗，镜海楼前水月清。

　　日下正多青鸟使，双鱼还许故人烹。

　　三首七言律诗，尽述了沈家本与潘霨的深情厚谊。然而又过了38年，就在潘霨68岁寿诞不久，迁任天津知府的沈家本正因中日甲午战争忙得不可开交之时，休致归里的贵州巡抚潘霨却不幸仙逝。寄簃公八月二十一日《日记》，却只有“伟老于昨日未刻仙逝”一句简单的记录，这显然有悖于二人向来的感情，也不同于沈家本的日记习惯。

　　沈家本先生日记，习惯于将当日的诗作，备录于日记中，如此亲人挚友，在这天的日记中，连一句悲伤哀悼之词都没有，实在是一反常态。当然我们翻阅寄簃公的《甲午日记》就知道，家事、国事、天下事，与个人感情相比，国事当先。正值甲午战争之际，作为海防一线的天津太守，即便有千般忧伤，也要以国事为大。

　　就在得到潘霨去世消息的八月二十一日，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丁汝昌被迫上将台、邓世昌驾致远舰还拼死抗敌、方伯谦管带的济远舰先逃等海战情境。从六月初，日记中开始记录有关甲午海战军情，为以防万一，动员乡绅出资组织团练等。赶上田径地区暴雨成灾，须勘察灾情，以便救济，又不断有京都大臣前到津，需要接待，沈家本忙得四脚朝天。战事何等危机，堪灾刻不容缓，天津知府只能压抑心中无限悲痛，忙于国事了。

　　对潘霨的情感、对潘霨的敬仰，就在沈家本先生初任天津知府时，为潘霨祝寿写下《心岸居士七十九寿言二十四首》，诗中概括了潘霨的一生，颂扬了这位姐夫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操;赞颂了潘霨的医术高明、医德高尚;送去了美好的祝愿：“玉杖精神健，银函叙述详。期颐还作颂，更续寿人章。”

　　天不遂人意，寿言寄出不久，就收到讣告，而忙于国事的寄簃公连个挽词都无暇题写。没有看到寄簃公有关悼念潘霨的文字，或许是他终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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