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清刘大观与朝鲜文人笔谈稿手卷
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一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外交关系，先后抵达中国的朝鲜使团数量甚是可观。由于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情况，怀有浓厚兴趣，朝鲜文人积极利用各种机会与中国文人展开交流，又因汉语口语不畅，遂多假借笔谈方式，这些丰富的笔谈内容，被大量保存在“朝天录”或“燕行录”文献之中，笔谈稿原纸则大多已经散佚，难窥其详。因此，本文所论中国文人刘大观在清嘉庆四年（1799，朝鲜正宗二十三年）八月与朝鲜使者徐滢修、韩致应之间的笔谈稿手卷（下文简称《笔谈稿手卷》，图【1】），颇足珍贵，有助于考察中朝文人笔谈稿的形制及其流传诸问题。
刘大观及其与朝鲜燕行使的交往
刘大观（1753-1834），字正孚，号松岚，山东临清州邱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四十三年（1778）廷试列一等，历任广西柳州府融县令、镇安府天保县令、宁远知州、山西河东兵备道、山西布政使等职，为官有政声。与纪昀、翁方纲、法式善、洪亮吉、张问陶、彭兆荪、吴锡麒、舒位等著名文人俱有交游，著有《玉磬山房诗集》十三卷、《文集》四卷，另曾纂辑河南怀庆府《续济源县志艺文》四卷。
刘大观与朝鲜使者的交往，主要发生在自嘉庆元年（1796）春至八年（1803）担任宁远知州期间。据研究，明清时期朝鲜使者的朝贡路线（包括海路和陆路），虽曾因为中国内政以及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有过多次调整，但清代以降，基本上以陆路为主，且路线相对固定。而宁远正处在这一陆路朝贡线上，是进入山海关之前朝鲜使团经停的重要驿站（图【2】）。作为宁远地方长官的刘大观，自然也比一般中国文人有了更多接触朝鲜使者的机会。综合现有文献资料，刘大观至少与以下朝鲜使者有过直接交往：
图【2】 清代朝鲜使团燕行路线图（山海关之前），采自杨雨蕾文
1、金锦汀。
1797（清嘉庆二年，朝鲜正宗二十一年）10月，朝鲜派出三节年贡兼谢恩使团赴燕，正使金文淳、副使申耆、书状官洪乐游，金锦汀为使团成员之一。在使团返回朝鲜途经宁远时，刘大观与金锦汀有过接触并作诗酬唱，《玉磬山房诗集》卷三《留都集》有七律《送高丽贡使金锦汀回国》，诗云“觉华岛上月华生，中外河山共一清。为拂客尘挥麈尾，可凭春水定鸥盟。柳丝难绾匆匆意，雁影同牵脉脉情。鸭绿江头归棹远，白云深锁凤凰城。”另附录金锦汀和作。《笔谈稿手卷》（1799）中刘大观亦曾向朝鲜使者提及：“前岁，贵国鸿胪寺金公讳献行号锦汀者，曾有诗酬答，并有拙集奉赠”，当他听到朝鲜使者回答“金鸿胪有能诗称，而获奉雅诲，未及闻知”之后，不无失望地说：“金锦汀先生一见如故，每有东国公卿大夫过往此者，仆必问讯，而锦汀竟未以贱名告二公，此当以金谷之数罚之，一笑，一笑”，可见刘大观对这位异国友人颇为牵念在心。
2、徐滢修、韩致应。
嘉庆四年（1799，朝鲜正宗二十三年）八月，朝鲜派出进贺兼谢恩使团赴燕，正使赵尚镇，副使徐滢修（1749-1824），书状官韩致应。八月十八日，使团抵达宁远，刘大观即到客店拜访，与徐、韩两人笔谈良久，又相约归途过宁远时再聚。至朝鲜使团离京返朝，刘大观提前数日写信约见，徐滢修抵达宁远，即至刘大观寓所玉磬山房相见，把臂笔谈；刘大观又邀请徐氏参访知州官衙，两人“相与促膝闲话”，“至听鸡然后乃罢”，次日早晨，刘大观再次到客店拜访徐滢修，两人“恋恋不能别”，可谓一见如故。期间，刘大观书赠徐滢修“明皋静居”四字匾额以及“于古人书无不读，则天下事皆可为”对联；徐滢修作《奉赠宁远知州刘松岚大观》七绝二首，诗云：“艳体陈言弊百年，纷纷坛墠捴忘筌。方皋相马无他法，吾爱松岚独佶然”，“秋风倾盖古城隈，如旧交情一笑开。饱读中原文藻富，归程话到篆烟灰。”刘大观有和作两绝，诗云：“何人兀兀以穷年，扫尽浮华得意筌。把臂忽逢徐季海，山中草木亦欣然”，“醁醽同醉白云隈，隔水斜阳树杪开。自古词人具仙骨。不烦炉里画残灰”。徐滢修返回朝鲜后不久，就托下一个燕行使团带给刘大观书札以及自己著作三册，刘收阅后，于嘉庆庚申五年（1800）正月二十八日写了复函，这封信函大概也是请途经宁远的朝鲜使者转交给了徐滢修。徐滢修另有《奉和松岚见贻元韵再乞雅正》，诗云：“论交万里即千秋，长恨春波似鸭头。辽野征辕难再驻，山房醉笔忆曾抽。一年寄字凭霜信，两地相思听栗留。闭户著书聊复尔，识韩从古博封侯。”刘大观原作云：“铸史镕经问几秋，相逢已白著书头。吟毫欲卷寒云去，别恨应隓碧草抽。雁寄书来人又远，钟敲梦散月难留。浮生尽是违心事，拟署头衔作醉侯。”从诗作内容来看，这一轮酬唱大概发生在离别之后。上述徐、刘两人的诗作和往还信札，均收入徐滢修《明皋全集》。后来，徐滢修还为刘大观撰写了长篇传记文《刘松岚传》，详细记载了两人的笔谈经过以及诗札往来。至于两人当年笔谈的部分底稿，由刘大观珍藏多年，并幸运地传存至今，更为这段跨国情谊留下了永恒的见证，详见下文。
3、金载瓒。
清嘉庆四年（1799，朝鲜正宗二十三年）年末，朝鲜派出谢恩兼岁币使团赴燕，正使金载瓒，副使李基让，书状官具得鲁。刘大观、金载瓒酬接或已在嘉庆五年（1800）年初。金氏《海石遗稿》卷四有《宁远赠知州刘大观》诗4首，其一云：“星轺一路隔年余，传舍留灯枉驷车。谈笑宛如倾盖久，襟期先得识荆初。桑麻绕境门无牒，松桂开衙案有书。怊怅声光从此远，塞云飞尽雁归疏。”其二云：“东国衣冠世袭儒，文宗经史学宗朱。生同一代逢何晩，凭轼今来见大巫。”其三云：“翰墨淋漓谈屑飞，淸香自觉袭人衣。斗南知有文章气，会见靑霞夜夜辉。”其四云：“二月关河客未还，夜来春色数州山。野亭酒尽天将夕，偷得行人半日闲。”《海石遗稿》卷四另有金载瓒题赠刘大观女婿徐承绪的诗作4首。值得一提的是，从时间上来看，上文述及的刘大观与徐滢修之间的信札往来，应该就是通过金载瓒使团传送的。
4、柳得恭。
清嘉庆六年（1801，朝鲜纯宗元年）三月，朝鲜派出谢恩使团赴燕，正使赵尚镇，副使申献朝，书状官申绚，柳得恭为使团成员之一。柳得恭（1749-1807）是朝鲜时代著名实学家，曾三次到过中国，第一次是1778年，第二次是1790年，第三次是1801年。其《燕台再游录》记录了1801年第三次燕行的经历。据此*载，柳氏一行于辛酉（嘉庆六年，1801）三月十九日，抵达宁远，即派人探访刘大观，但刘氏外出公干，未及会面。直到五月中旬，柳得恭回国途经宁远时，两人才得以正式会面：
刘大观，字松岚，山东临淸人，今宁远知州。曾见其所著《玉磬山房集》，松岚亦因东使闻余姓名。赴燕时，遣人探之，因公务往锦州未还。其弟大均来见，亦佳士也，援川楚例，充廪生云。还到宁远城外，松岚来访寓所，一见如旧，甚欢也。问其宦迹，则以开原知县升本州云。其翌日，约会于城东之龙神祠，卽松岚捐金创建，为祷雨之所，栋宇丹雘，辉映林木之表。下车盘桓，少顷，松岚至，两骑佩弓前导，从者亦众。至则先诣龙神像前叩头，道士鸣钟，仓官姓曹者随至，叩头于阶上。遂于西庑布卓吃茶，略谈而别。松岚以其所作《朱素人画百合花》二絶书赠，笔意古雅；又以《悔存斋诗抄》二卷示之，武进黄景仁所著，翁覃溪方纲作序，景仁为文节裔孙，而洪编修亮吉密友云。临别，又以礼部侍郞英和所书一示之，云与英公契好，未知其意也。
此处提及的会面地点“龙神祠”，由刘大观主持重建于嘉庆四年（1799）秋，刘氏撰有《重建龙神祠碑记》，尾题“清嘉庆四年己未仲秋知州刘大观”，收入《兴城县志》卷十五。刘大观书赠柳得恭《朱素人画百合花》二绝，朱素人为清代扬州籍画家朱本，与刘氏交谊甚密，《玉磬山房诗集》卷九有《怀朱素人》诗、卷十二《感旧十八首》所怀旧友十八人之中亦有朱本，可惜这两首题咏朱素人画作的绝句，却未收录于《玉磬山房诗集》；柳得恭《冷斋集》卷五有《次刘松岚题朱素人画百合花绝句韵》，诗云：“兀兀征轮傍海涯，懒将诗韵证□(石 亚)桠。偶来玉磬山房里，醉咏南宗没骨花。”
5、朴齐家、金国宝、赵士玄。
《玉磬山房诗集》卷十二《感旧十八首》所怀旧友十八人，殿后者为“朴齐家”，诗云：“琉球浅薄安南野，至竟朝鲜压外夷。熟读《周南》应有兴，未经秦火岂无诗？收来鸭绿江头月，铸作红螺县里词。闻得翰林捐馆舍，难通书信倍生疑。”诗作提及的“红螺县”即在宁远州，大概朴齐家也是燕行途径宁远时与刘大观有过交游。朴齐家为朝鲜时代著名北学家，是学者金正喜的老师。此外，徐滢修《刘松岚传》有云：“余友金国宝，后余使燕，亦与松岚相遇，归传松岚之言曰：徐明皋之经学，陆稼书先生后一人云，此殆松岚踈于经学，故云然也。”朝鲜文人成海应《研经斋续集》册十七文三《澹园书屋记》，乃为赵士玄书斋“澹园书屋”所作，文中载及：“其扁则中国人刘大观笔，士玄游燕时所得者。大观时方为宁远知府，笔亦恬淡可爱云。”据此可知，金国宝、赵士玄也曾随使团燕行，并在宁远与刘大观相遇，惟其确切时间待考。
由《笔谈稿手卷》看中朝文人笔谈稿之形制
关于笔谈举行的大致场景，中朝文人均有描写涉及。据洪大容记载，他与严诚、潘庭筠首次见面之时，提议：“我们此来非偶然也，但初入中国，言语不相解听，请为笔谭”，严、潘两人欣然同意，“即铺纸砚于小桌上”，“乃分宾主围桌而坐”，以笔代舌，畅谈良久，此后他们又多次会面，“会必竟日而罢，其谈也，各操纸笔疾书，彼此殆无停手。一日之间，不啻万言。”参与笔谈的严诚，也在为朝鲜文人金在行所撰《养虚堂记》中说，洪氏、金氏等人“每过余邸舍，语不能通，则对席操管，落纸如飞，日尽数十纸以为常。”这些笔谈稿原件，洪大容称之为“谈草”，其《乾净衕笔谈》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二月十六日，金在行外出笔谈，垂暮回到驿馆，“携谈草数幅，略传问答之语”。这一名称后为燕行使沿用，柳得恭《燕台再游录》（1801）载其与中国藏书家陈鱣笔谈，“或有谈草，横书竖书，模糊不可辨。”朝鲜文人申纬甚至将“谈草”一词引入诗作，其为翁方纲去世所作悼诗中有“枕中八字传鸿宝，谈草披看泪渍笺”句。可见“谈草”不仅记录着一次次交谈活动的展开过程，承载着异国文人间的深情厚谊，也成为同文不同语的东亚地区积极推进文化交流的特殊历史证物。
令人遗憾的是，中朝文人笔谈稿原件大多已经散佚，故其用纸、书写方式、时间题署、涂抹毁弃、记录编集等情况，颇乏研探。而刘大观《笔谈稿手卷》的发现，无疑为考察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物例证。
1、用纸。
《笔谈稿手卷》共12纸，其中有3纸较短，存在裁割痕迹；纸张均为高丽皮纸，纸质薄而韧，应由参与笔谈的朝鲜使者徐滢修、韩致应提供。从笔谈发生的实际情况来看，朝鲜文人是相对积极和有备而来的一方，因此，由其提供纸张亦合乎情理。事实上，朝鲜文人燕行时多携带有一定数量纸张，自用之外，也作为赠人的礼物。其携带的纸张，除高丽纸之外，还有日本所制“倭纸”。洪大容《乾净衕笔谈》曾载有一段与潘庭筠谈论倭纸的文字：
余以日本美浓纸二束示之，曰：“此是倭纸，曾见之否？”兰公曰：“未曾见之。”余曰：“此不合于书画耶？”兰公曰：“纸品甚妙。”余曰：“此坚韧不及丽纸，其品则不及华纸，而要之兼有二者之德。适入行中，聊以奉赠。”
至于一次笔谈需要用去多少纸张？这自然和笔谈时间的长短成正比。《笔谈稿手卷》现存12纸，但这只是本次笔谈的部分底稿（详见下文），其总数当不止此数。在东亚笔谈文献中，亦有若干作者提及笔谈用纸的大概数量，可资参照：严诚《养虚堂记》》载其与金在行笔谈，“对席操管，落纸如飞，日尽数十纸以为常。”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卷四《鹄汀笔谈》载其与鹄汀，“且饭且语，易数三十纸，自寅至酉，凡八时。”值得注意的是，清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所录严诚忆述朝鲜使者金善行文字，中有“遍问中华山川名胜，往复殆数万言，茧纸亘丈者，尽十余幅”诸语；而《乾净衕笔谈》也有金在行笔谈归来“携谈草数幅”的记载。审其文意，这里所说的“十余幅”、“数幅”，既称之为“幅”，似非指单叶纸张，十余张纸恐怕无法容纳“数万言”。它们可能是指将多叶单纸粘接后形成的长条纸幅，其长度有达“亘丈”者。那么，实际是否存在这种情形？笔者仔细观察了《笔谈稿手卷》，发现有三个纸张接缝处，墨迹明显横跨两纸，一处是“亦谁推重愿闻其名”（图【3】），一处是“惕庵与仆亦系至好其在济南”，一处是“鄙之不足道而文字至契辱”，这表明书写之前纸张已经粘连，而非事后裱接。换言之，中朝文人笔谈时确曾有使用多纸粘连为长幅的情况，这样处理的益处显而易见：既可扩增书写容量，也有助于确定笔谈底稿次序，忠实记录笔谈展开的流程，便于事后查阅与整理。当然，使用多纸粘连的长幅，并非中朝笔谈定制，从情理来看，笔谈用纸应是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
图【3】 墨迹横跨纸张接缝处
2、书写方式。
笔谈稿的书写方式，基本上遵循笔谈展开的流程，宾主双方轮流写下问答文字，以笔代舌，进行纸上交谈。譬如《笔谈稿手卷》开始部分（图【4】）：
问：阁下尊姓大名？今为此方何官？
姓刘名大观，现任奉天宁远州知州，诰授奉直大夫。阁下今因天朝太皇帝奉移梓宫来否？
然。敢问下梓宫期日的是何日？而皇上亦当随殡耶？
太皇帝梓宫敬择九月初二日自京起驾，十五日奉入地宫，皇上随殡至陵，十六日回銮。
阁下本贯何地？贵乡何处？
本贯山东临清州邱县，系乾隆丁酉科拔贡，朝考一等，前任广西天保县知县。贱号松岚。前岁贵国鸿胪寺金公讳献行号锦汀者，曾有诗酬答，并有拙集奉赠。
问一段，答一段，问答交替，各自成段，是《笔谈稿手卷》主要的书写方式，这从笔迹和内容，皆可清楚地加以区分。凡遇朝廷和帝王等字眼，则另起一行书写以示崇敬，中朝文化相近，故书仪亦相同。
图【4】 《笔谈稿手卷》卷首部分问答文字
有时回答文字比较简单，则直接书写在发问文字左侧行间相应处，或者缀于发问文字之下，问答连书，而不另起为独立一段。譬如朝方询问：“韦公今尚在朝否？戴公衢亨亦与仆有旧，今任何官？而在都下否？”刘大观在“韦公今尚在朝否”左侧行间，小字书答“今已谢世矣”；在“戴公”左侧行间，小字书答“今在朝”；在“今任何官”左侧行间，小字书答“今任侍郎，颇重用”（图【5】），逐一简洁明了地回答了朝方的问题。再如，刘大观书曰：“二公回旌时务必在此住宿，方得畅谈也。”朝方紧随其下书答：“当如戒。”又接着发问：“昜州去日下几里？”刘大观接着书答：“约三百余里。”（图【6】）此轮双方问答文字均寥寥数语，故连书为一段。
此外，本次笔谈中方仅刘大观一人，朝方则有徐滢修、韩致应两人，刘大观曾书问：“二公尊号？”朝方书答：“贱号五如轩，一号明皋。”另行书：“贱号旉山。”前者为徐滢修的别号，后者是韩致应的别号。刘大观又书问：“请问：阁下由何科目出身？历官几任？在仕途多少年？著作有刻板行世否？”朝方书答：“癸卯科出身，历任玉署、银台，方任礼部尚书，年今五十一，著述有《诗故辨》、《学道关》等数种，见行于世。敢问：阁下著作有几种新书？近闻中国学问多尚声诗，或阔于经术文章，然否？”（图【7】）据其履历职官，可知此人即为徐滢修，但从书法结体风格来看，实际书写者似非徐滢修（图【8】），可能是另一位笔谈者韩致应，《笔谈稿手卷》中绝大部分朝方问答文字多为此一笔迹。若考虑到徐滢修时任礼部尚书，又是本次燕行使团地位较高的副使，而韩致应担任使团书状官，笔谈时由他主要执笔书写，也在情理之中。遗憾的是，笔者迄未获睹韩致应的书法真迹，且待来日核验。
图【5】 刘大观行间小字书答
图【6】 中朝双方问答简单，合段连书
图【7】 朝方书答徐滢修履历
图【8】徐滢修书札，
采自《秋史金正喜燕行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图录，
韩国首尔华峰文库2010年版，第116号
3、涂抹、别纸书及毁弃：敏感话题的处置。
中朝文人笔谈时，难免会涉及彼此好奇却又敏感的话题，那么这些话语又如何书写处置呢？据笔谈文献记载，大概有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书写后涂抹。《乾净衕笔谈》载二月初四日，使团副使与严诚、潘庭筠笔谈，“语及衣冠及前朝事，副使故为迫问，多犯时讳”，但执笔的潘庭筠“不慌不忙，言言赞扬本朝，而间以戏笑，无半点亏漏”；后又问及南北乐器之事，严诚书答：“北音杂以胡乐，皆是金石噍*之声。”此处“胡乐”、“噍*之声”可能触及清朝违碍语，故严诚“即涂抹之”。
其二、别纸书写。《乾净衕笔谈》载二月二十六日，朝方洪大容、金在行与中方严诚、陆飞、潘庭筠诸人笔谈，谈及满清入关前后史事，这一话题实际上中朝双方均颇为忌讳，因此采用“别纸”书写，而不列入正式的笔谈稿，潘庭筠甚至还把写有敏感话语的小纸条，放入口中嚼烂，文云：
起潜（笔者注：即陆飞）问国朝未入关时东方被兵事迹。余别以小纸书前后大概，并及清阴三学士李士龙事而示之。诸人看毕，皆愀然无语。余即裂去其纸。兰公（笔者注：即潘庭筠）以三学士姓名藏之箧中。余问九王及龙、马二将事，皆全然不知。曰：“距京绝远，国初事皆不得知。”余笑曰：“反不如吾辈也。”此时亦多酬酢，而随书随裂，故不能记。盖见余之眷眷明朝，气色颇以为难便，此则其势亦然也。此时，兰公以小纸书示，随即吞而嚼之。盖首尾酬酢，太半兰公之语，力闇（笔者注：即严诚）只旁观而已，终曰：“好嚼字纸亦一罪过，何如少书此等言之为妙？”
其三、书后毁弃。潘庭筠将小纸书“吞而嚼之”的行为，当然有些夸张，但对于那些书有违碍话语的原稿纸，笔谈当事人将其毁弃，以免招惹麻烦，也在情理之中。柳得恭《燕台再游录》（1801）记载，他与中国藏书家陈鱣笔谈时，陈鱣曾述及自己某位先祖，为皇明遗民，不愿穿戴满洲衣帽，遂以丧服终身，并作有“更无后进思宗国，只有新书号满洲”诗句讥讽现实，但写有这些文字的“谈草”都被陈鱣毁弃了，导致柳氏无法详细地记录此事。
虽然，传世《笔谈稿手卷》中并未发现有涂抹违碍话语的痕迹，但据《刘松岚传》，刘大观与徐滢修当年笔谈时，实际上也曾谈及敏感话题，即关于遭清廷禁毁的吕留良及其著述。徐滢修问：“吕晩村学术，较诸近日诸儒，最为醇正,最似亲切下工，得其渊源者，今有何人？而所著书，亦有几种？”刘大观显然对此话题心存忌讳，他“熟视良久”，才勉强书答：“吕留良是大学问，然得罪本朝，不敢竭论。”然而，即便是这样一句不无敷衍的文字，刘大观仍觉得不宜留存，乃“摘其笔谈中此句，投诸烛茇，向余呵呵而笑，余亦大笑。”这意味深长的一笑，包含着诸多彼此心照不宣的潜在话语。
4、时间题署。
如前文所述，刘大观与徐滢修至少进行了四次笔谈：第一次为徐滢修抵达宁远当日，刘大观至朝鲜使团居停客店拜访；第二次为使团返回途中经过宁远，徐滢修至玉磬山房拜访；第三次，刘大观邀请徐滢修参访官衙，笔谈竟夜；第四次为次日早晨，刘大观至徐滢修所住客店话别。《笔谈稿手卷》前9纸，应为第一次笔谈的原稿纸，其中第9纸末尾处，刘大观书云：“二公即要用膳，不敢久留。当图后会也。”并题署时间为：“己未八月十八日笔谈”（图【9】），即嘉庆四年八月十八日（西历为1799年9月17日）。
《笔谈稿手卷》后3纸（即第10至第12纸），视其内容，为刘大观与徐滢修对谈，但笔迹仍似为韩致应。其中徐滢修问：“李墨庄要仆抄送东诗，俾助词苑佳话，况先生之诗为中州正葩者乎！拙稿欲呈览，其携来者只有一本，为纪晓岚所取留，今行更无别本，俟后日即正。”又云：“今行来寻旧交，陈编修崇本已任学政去，李雨村、徐惕庵皆归其乡，独与纪尚书、翁祭酒往复，而得先生与之论心，胜之诸人万万矣。”涉及徐滢修在京城与纪晓岚、翁方纲交往事，则此3纸当属归国途经宁远时某次笔谈的原稿纸，今第3纸末行朝方书云：“韩公乃名教外风流才子，慎勿论也”，戛然而止，知所存仅为当日笔谈之残稿3纸而已。
图【9】 刘大观题署笔谈时间
笔谈稿原纸的流传及其誊录编集
中朝文人笔谈稿的流传，主要包括两个途径，其一是笔谈稿原纸的收存和流传，其二是依据原纸以及当事人的记忆，对笔谈内容进行记录编集。
1、笔谈稿原纸的收存和流传。
对于笔谈稿原纸，中朝文人其实都有收存的意向。《笔谈稿手卷》中刘大观曾书问：“此纸可留仆处否？”徐滢修明确书答：“不能。”但最终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仍有部分笔谈稿原纸，留存于刘大观手中，并辗转流传至今。《笔谈稿手卷》末纸下端，钤有两枚藏印，一作“毕氏家藏”（阴文），一作“海梯手定”（阳文），毕海梯为清末河南沁阳（古称河内）绅商，富有书画碑帖收藏。手卷签条有墨笔题识“刘松岚先生真迹墨宝”、“戊寅□□笔谈稿”，此“戊寅”或为毕氏获得笔谈稿手卷的时间，即光绪四年（1878）。
不妨再举洪大容、金在行与严诚、潘庭筠、陆飞等人的笔谈为例。中朝双方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二月之中，共计进行了八次笔谈，时间长则一整天，短则数小时，产生了大量的笔谈稿原纸，那么这些谈草又如何处理呢？洪大容《〈乾净录〉后语》声称“谈草多为秋 （笔者注：即潘庭筠）所藏”，但实际上，朝方也收存了相当部分，中方严诚曾说：“金、洪二君频来寓舍，每谈竟日，白全帖子，尽七八纸或十余纸。至其归时，必藏弆而去，问之，则云必与三大人看也。”可见，朝方曾以需要向使团长官汇报为理由，收存了许多笔谈稿原纸。这从洪氏《乾净衕笔谈》所录笔谈内容的详细程度，也可以得到证明，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谈草为资料基础，大概不可能写出这么细致的文字。有时候，为了能够获得谈草，双方还颇有“争抢”的意味，譬如二月二十六日笔谈在严诚、潘庭筠所住客栈举行，期间有客人来访，洪大容趁着潘庭筠外出接待客人的机会，把大部分谈草收存携去，他在《乾净录后语》中说道：“其廿六日归时，秋 应客在外，故收来者颇多，犹逸其三分之一焉。”
这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二月十七日的笔谈，这次交谈比较随意，内容“多涉闲话”，但也谈到了当时极为敏感的清朝宫廷内幕：
余别以小纸书问曰：“近闻宫中有大事，举朝波荡云。兄辈亦闻之乎？”兰公失色道：“何以知之？”余曰：“岂无所闻乎？”兰公曰：“我朝家法无废立事。且皇太后有圣德，故赖以无事。满人阿永阿极谏几死，汉人无一人敢言者，可愧。”此时兰公随书随裂，举措慌忙。余曰：“妄恃眷爱，轻发此言，兄之惊动如是，请勿复敢言。”兰公曰：“国朝法令甚严，此言一出必死。弟怕死，故自不觉如此。”
笔谈结束后，洪大容询问：“今日问答之纸亦并为持去，如何？”潘庭筠、严诚勉强同意，洪氏表示回去后将“以此录出问答之语，以为生前睹思之资，且以示之侪流，传之后孙”，潘庭筠急忙提醒他：“必择其语稍可伦次者记之，不然见讥后人矣。”接下来，严、潘两人仔细检查了当日的笔谈纸，“遍考问答，其稍涉忌讳者，或裂而取之，或全取之，势不可挽止之。此则前后皆如是焉。”洪氏“前后皆如是”一语，提示我们：中方对于笔谈稿原纸的流传持以谨慎态度，在认真检查并删去其中涉及忌讳以及其它不合适内容之后，才能允许朝方带走，此堪为中朝笔谈之掌故逸闻。
2、笔谈稿的誊录编集。
从整体上来看，朝方对于笔谈稿的重视程度似乎要超过中方。大多数中国文人都把与朝鲜文人的笔谈，当作一次新鲜的异域文化体验，虽在自己的诗文笔记杂著中有所记录，却并无编集谈草的打算。上文提及的收存有一定数量谈草的潘庭筠、严诚、刘大观等人，事后均未编书；严诚委托友人朱文藻编集的《日下题襟合集》，主体内容为往来诗文书札，也几乎没有涉及历次笔谈的具体内容。据朝鲜文人徐庆淳《梦经堂日史》之三《日下剩墨》载，他曾与中国文人李芋仙、方朔等人笔谈，笔谈结束后，李芋仙“尽收谈纸，纳于怀中”，表示“拟刻一段佳话”，但遗憾的是，李氏最终并未据此编刊书籍。而作为笔谈的另一方，朝鲜文人则积极地展开了笔谈内容的记录编集工作，为中朝笔谈活动保留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可谓居功至伟。中朝文人的这一行为差异，反映了隐藏在笔谈背后的耐人寻味的文化心理差异。
笔谈稿原纸受到交谈现场气氛的影响，大多书写潦草，编次杂乱，不便阅读，这就需要事后依据谈草进行记录整理。譬如，朴趾源与鹄汀笔谈之后，“阅次谈草，为《鹄汀笔谈》。”洪大容归国之后，即利用谈草和往来书札诗作，整理编集为《乾净衕会友录》三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谈草分存于中朝双方文人手中，朝方在记录编集之时，又往往面临原始资料不足的困扰。洪大容《〈乾净录〉后语》有云：
与铁桥、秋 会者七，与筱饮会者再。会必竟日而罢，其谈也各操纸笔疾书，彼此殆无停手，一日之间，不啻万言。但其谈草多为秋所藏，是以录出者，惟以见存之草。其无草而记得者，十之一二。其廿六日归时，秋 应客在外，故收来者颇多，犹逸其三之一焉。且彼此惟以通话为急，故书之多杂乱无次，是以虽于其见存者，有问而无答者有之，有答而无问者有之，一语而没头没尾者亦有之。是则其不可追记者弃之，其犹可记者，于三人之语，亦略以数字添补之。惟无奈其话法顿失本色，且多间现叠出，或断或续。此则日久追记，徒凭话草，其势不得不尔。吾辈之语，则平仲常患烦，故多删之。余常患简，故多添之。要以斡旋语势，不失其本意而已。其无所妨焉，则务存其本文。亦可见其任眞推诚，不暇文其辞也。
事实上，为了能够尽量复原当年笔谈内容，洪大容还特意写信给潘庭筠，告诉他自己正在编集《乾净衕会友录》，希望潘庭筠提供谈草原始资料：“前告《会友录》三本，每乘闲批考，怳然若乾净对讨之时，足慰万里怀想之苦。但伊时谈草，多为吾兄所藏，无由追记。此中编次者，只凭见在之纸，是以可记者既多漏落，语脉亦或没头没尾。臆料追补，顿失本色，殊可叹也。尊藏原草，如或见留，幸就其中择其可记者，并录其彼此酬酢以示之。”可是，一来中朝信札送递不便，中间耽搁时日甚多；二来潘庭筠对整理笔谈似颇有顾虑，他在写给洪大容的复信中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前者客寓笔谈，一时酬酢，谐谈杂出，足下乃从故纸辑录之，虽是不忘旧踪，然语无伦次，恐贻诮大雅，幸芟去其支蔓诞放者为嘱。”由此推想，提供笔谈稿原纸之事多半以不了了之。今天，我们阅读《乾净衕笔谈》，可以感觉到部分文字存在断裂跳跃之处，大概就是整理时笔谈稿原纸缺漏留下的痕迹。而且，即便是据谈草整理的文字，洪大容也进行了适当的增删添补之类，并非严格按照谈草实录而成。譬如据日本学者夫马进的研究，洪大容初稿本《乾净衕会友录》与后出的《乾净笔谭》、《乾净衕笔谈》诸文本之间，内容文字也发生了不少更动，可以说，整理本《乾净衕笔谈》已无法真实、完整地还原当年发生在乾净衕客寓中的交谈。
重新回到刘大观与徐滢修之间的笔谈。目前《笔谈稿手卷》所存只有12纸，当年四次笔谈产生的谈草数量，自当远超过此数。刘大观实际收存的谈草，想来也不止区区12纸，可能大多已在流传过程中遗失了。那么，朝方的徐滢修、韩致应是否也带走了一部分谈草呢？徐滢修归国数年后，撰写了二千六百余字的《刘松岚传》，传文的主体就是复述两人笔谈的部分内容，仔细检阅，发现大部分文字均不见于《笔谈稿手卷》，兹依次摘录若干如下：
余曰：“敝邦自箕圣以来几千载，中土之所不能及者，有二大端，亲丧之必三年也，妇人之不再醮也。及至我朝圣神继作，贤德夹辅，立经陈纪，盖仿赵宋䂓模。而如学术之宗程朱，绌陆王；文辞之主八家，宾六朝；诗敎之尙盛唐，耻建安。虽比之邹鲁，文献亦不多让耳。闻近来中原学问，则强半是江西余派，一转而为李卓吾，再传而为毛大可，诖误既久，渐染益多云。此说尽然否？”松岚曰：“本朝自圣祖仁皇帝表章朱子之后，立之学官，诵法尊师者，更无二歧。而天下之大，岂能四方一辙？至如乡塾讲案，则朱陆相半，然此不可谓朱子之道不行矣。”
余曰：“宁远即明朝袁公崇焕多年钤辖之地，旧迹遗芬，尙有流传不沫者否？松岚曰：“见于史乘，涂人耳目者外，别无佚事异闻矣。”
松岚曰：“阁下今行，山川风俗之可以开拓心胸者，不在论也。身入大都，识得几个名世之贤？”余曰：“识一纪晓岚，此老腹笥，四部五车，九流七录，国典朝常，竹头木屑，无不毕具矣。”松岚曰：“两贤相对，倾囊倒庋，必多可闻矣。”余曰：“晓岚为序敝稿，幸先生取览评隲。”仍以纪序授之，松岚览讫曰：“愿得晓岚一言，以赌声价者，天下何限。而阁下乃得之于倾盖之间，须信有逸群之真才，然后可借伯乐之一顾。吾辈诚愧死矣。”
余曰：“纪公文軆，不欲偭背䂓矩，亦不屑常谈死法。而平生踪迹，不离四库馆，博涉古今图书，储峙完具，逢源肆应，尽可谓不易得之一大家。最是文字与语录不同之论，尤为特见创论，看透从前作者看未到处。先生亦以为然否？“松岚首肯曰：“极是名言。仆于此事，心虽艳慕，愧未有真得实工耳。”
松岚曰：“仆是王渔洋先生姻家后进，年前过其家，拜其小像。今见阁下，眉目风仪，宛如渔洋，无毫发差爽。异代异国之人，何如是酷相似也？”
余曰：“渔洋号称一代名硕，然其学不越考证一步，其文亦仅以雅洁自持，诗特其所长。而先生以此望仆，仆未肯默受之也。”松岚大笑曰：“阁下之所自待，知应不止此。而仆亦以形貌之相似言耳，至如道德文章之成就地步，仆岂敢测海，而亦岂以渔洋望阁下哉？”余笑曰：“前言戱耳，渔洋岂可易言哉？”
松岚曰：“贵国科制何如？愿闻其略。”余曰：“敝邦科制，略仿明朝洪武初所定之遗规。子午卯酉年，分三场取士。而经义文词，双试并取。外此，国有大庆，则有庆科。令辰佳节，引试功令各体，则有节制。但知贡举不置专官，临试差干，此稍与中制不同耳。”
上述笔谈文字，涉及了中朝学术文化现状、宁远地区有无明末袁崇焕逸闻、对纪晓岚所作序文之评价、徐滢修长相颇似清人王渔洋、中朝科举制度等诸多话题，且文字颇为细致，如果仅凭事后回忆，恐难以如此详尽，应有原始谈草为依据，换言之，徐滢修等人当年大概也曾收存了部分笔谈稿原纸，或者誊录了谈草副本。此处，有个细节颇可注意：《刘松岚传》载及一个笔谈小话题，即刘大观询问：“贵国人或着圆顶帽，或着尖顶帽，岂文武之别耶？”徐滢修答曰：“概言之，则文武之分，而亦有时相通耳。”此番问答，亦见存于《笔谈稿手卷》，文字略异，即刘大观书问：“尊冠圆顶者属文职，尖顶者属武职否？”徐滢修书答：“大抵然矣，而有时通用。”但其发生位置则不同，在《笔谈稿手卷》中，它书写于第一次笔谈中（即去程途经宁远时），而在《刘松岚传》中，则被系于返程之后的笔谈。很显然，徐滢修撰写这一段问答文字时，因无笔谈底稿，乃凭借记忆复述，故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此类因缺乏谈草为依据，而致笔谈内容记录不够准确完整的情形，亦是中朝笔谈文献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正如前引徐庆淳《梦经堂日史》之三《日下剩墨》感叹的那样：“谈草并为芋仙收去，不能带回。久又遗忘，零言琐语，十不存一，随其记得，编之如左。酬答纵无差错，字句或有异同，览者辨之。”
综上所述，笔谈产生于同文异语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之内，笔谈稿是一类特殊的历史文献，它虽书写于纸上，却具有口头交谈的现场特质。存世数量有限的笔谈稿原纸，因其完整地保留着曾经发生的跨国文人以笔交谈的流程，弥足珍贵；而数量更多的笔谈作品，乃经事后整理记录而成，它们往往因为原始谈草的遗缺，或者内容的关涉敏感，文字的芜杂零散，需要整理者进行必要的增删补订以及调整润色，从而羼入若干非现场痕迹。凡此，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并在使用东亚笔谈文献时酌予甄别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