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儒学的现状及思考

作者：许家星（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儒学的普遍化已成为一个日益明朗的事实。从历史层面来看，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对儒学的接受与转化，已经表明儒学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性。现代以来，以“波士顿儒学”为标志的欧美儒学的出现，进一步表明儒学突破文化界限的超越性。与之相应的是，我们似乎相对忽略了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为代表的东南亚儒学。正如郑文泉所指出，亟待挖掘的东南亚儒学实在是具有独特精神而足以与东亚儒学、北美儒学相鼎立的海外儒学之一。无论是与作为儒学源头的中国本土儒学，还是与具有传统历史底蕴的东亚儒学，或新近兴起的欧美儒学相比，东南亚儒学都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和思想特色，对之加以应有之重视，对于开拓儒学视野，加深儒学认识，提升文化凝聚，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儒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其存在与发展受到具体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从新、马、印三国的儒学发展来看，新加坡采用多民族平等融合的国策，汉语并非官方语言，儒学也没有被公开视为官方思想形态，而是作为占国民七成的华人这一特定群体之母语和本族文化得到传承，1980年代的《儒家伦理》课程即是基于此而推行。马来西亚的情况则是华人通过建立专门的华文学校，形成了东南亚地区唯一完整的从小学至博士的华语教育，以此坚守自身的语言传承和文化认同。印度尼西亚华人人数在东南亚虽属最多，但在当地的人口比重却不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为了坚持儒家思想价值的认同，他们毅然创立了印度尼西亚孔教，使得孔教作为该国六大宗教之一，获得与其他宗教平等地位，由此儒家思想得以借助宗教形式被华人所传习。

其二，东南亚儒学大体以非官方、体制外形态存在，借助华人所设立的社团、学校、报纸、孔教等形式展开，最主要的是通过日用不知的言传身教这一生活实践方式展开，具有典型的民间儒学、民间宗教的特色。中国本土儒学，长期以来虽是民间与官方两种儒学形态皆具，但庙堂儒学、体制内儒学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民间书院、读经班等传习儒学的体制外形式之涌现，学界才逐步关注到民间儒学、乡村儒学、社区儒学等。传统上日、韩、越三国的儒学同样得到官方大力提倡。而东南亚儒学自始即在体制外求生存谋发展，东南亚儒者在民间推动儒学的努力和经验，值得重视和借鉴。东南亚儒学的存在与发展有力反驳了所谓“儒学离开了体制依附，即成为无生命力之游魂、无时代意义之古董”之论断，印证了儒学之道即在生民日用常行的根本特点。以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为例，它是一个至今具有109年历史的专门传播儒学思想的百年社团，虽历经坎坷，但能始终延续不衰，实属不易。该会目前已发展至数百名会员，通过开展报告会、读书会、资助奖学金、发行会刊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儒学教育，体现了草根儒学顽强的生命力。

其三，东南亚儒学处于东西方交汇、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中，这一独有的存在背景，对东南亚儒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与东亚及欧美儒学相对单一的东方或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东南亚三国的儒学都处于多语种、多族群、多信仰的社会环境中，这使得其儒学呈现特殊色彩。该地区儒学（儒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总体上和睦相处，尊重对方。这一点在新加坡华族居人口多数且长期执政的背景下，尤具意义，体现了儒学天下一家、民胞物与、万物一体、并行不悖的精神，表明儒家思想完全能够为建设多元、宽容、平等的现代社会作出积极贡献。而马来西亚、印尼两国华人作为少数族群，在恪守当地政令，积极投身当地各项事业的同时，也并未放弃自身的族群认同和文化信念，表明华人深厚的根源意识，体现了儒家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精神，这种精神凝聚力对于海外华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其四，东南亚汉语与儒学的关系考验儒学的普遍性和适应力。早期来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多是务工、从商人员，多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使用各自方言，对汉语的认知可谓是有“语”无文。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准则却是完全遵循儒家的教导，包括日用所行的婚丧嫁娶等。然看似奇怪的是，经过一百多年，新加坡的教育早已居于世界前列，但华人教育似乎没有大的起色，似乎仍以有语无文为主。语言本是活泼泼的交流工具，文字则是凝固思想的记载工具。语与文的脱节似乎是新加坡华文教育的一个特点，但是从价值践行而言，新加坡所努力塑造的共同价值观却是基于儒学的，即“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白皮书》）。此可视为潜在的国家意义层面的儒学。再就印尼来看，华人基本不会华语，孔教会对儒家经典的学习通过翻译的印尼语而展开。这不由让人想起陆象山所言，“我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套用于印尼、新、马及北美儒学，可谓确乎如此，“我不识一个汉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一儒者”。这一现象表明儒学不一定需要通过精通汉语来获得。汉语作为一种符号，其背后所承载的儒学思想，通过翻译转换之后，同样可以在不同语言之间顺利实现交流传播。即是否精通汉语不能与是否笃信儒学画等号。事实上，也有颇多精通汉语的反儒学者，它与不通汉语然却服膺儒学的现象适成对比。这种现象的存在，表明儒学具有超越汉语这一原初表达形式的能力。事实上，东亚日、韩、越等国早就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开展对儒学的研习，取得了突出成就。它们对儒学的知行，在某些特定时期或特定方面甚至要高于儒学的诞生地，此已证明儒学作为一套普遍思想体系，完全可以摆脱汉语的形式，从而进入更广阔的天地。如北美波士顿儒学代表南乐山教授虽不通汉语，但对儒学实抱拳拳服膺之心，视为自家多元信仰的根本所在。不通汉语而开展中国哲学研究的情况，在世界正日益普遍。

据此，可考察新加坡政府的用心，一方面坚持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但同时政府对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念则并不拥抱，而是抱有警惕，却极为关切维护、落实儒家价值思想。故有上世纪80年代政府主导的《儒家伦理》课程及东亚哲学研究所等事件出现，一时营造出一种儒学在新加坡欣欣向荣的景象。新加坡的做法实际是肯定了儒学与其他伟大思想、宗教一样，具有超越语言、种族、国界、性别等现实差异的广泛普遍性。新加坡政府似乎区分了“两种”儒学：作为华人族群文化的通过汉语传习的华人族群儒学，和以英语传播的、体现国家价值认同的全民儒学，二者在受众群体和传播形式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但在思想内容上则基本一致，又是“同一种”儒学。

尽管应该欢迎儒学以非汉语形式得到更大传播，但不可否认的是，语言、文字与思想之间仍然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故真正有志于探究自身所携带的文化价值基因者，当会自觉来探究源头。被广泛赞誉为新加坡两位儒者的经历可视为典型：一是上世纪上半叶的林文庆先生，他本来接受英文教育，在英国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直到二十多岁方习中文，并由耶入儒，崇儒抑耶。另一位是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他同样接受英语教育，出于政治需要，他中年开始学习汉语，保持一生，其政策深刻影响了新加坡儒学的走向。

其五，东南亚儒学具有典型的草根性、实用性，但理论性、学术性、体系性建构时期相对不长，其已有成就迫切需要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阐发。作为一种理论的儒学，是需要耗费一生心血来专门加以研究的精深的学问。这显然与最初东南亚华人移民谋生、经商的追求不相一致，他们可以在日用常行中实践儒学，但无暇也无力来建构一套具有理论特色的当地儒学，对此不能加以苛求。而在生活无忧、经济水平提高之后，东南亚政府（如最有条件之新加坡）从来无意培养传承博大精深之儒学的儒者。它更关注能带来直接效益的科学家及技术人才，即始终着眼于现实之用。而日用儒学已经能满足其需，合乎其治国定民的目的。此外，马来西亚虽然坚持了华文教育传统，但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反传统思潮的影响，华语学者对儒家思想并无好感，导致他们的华语教育中儒学处于缺席状态。即便是最具献身精神，誓死捍卫华语教育的“族魂”林连玉，反多有非儒倾向。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奇怪，在国内热爱“传统文化”而反对儒学者亦非少数。印尼华人为保持儒学信仰，创造性地把儒学宗教化、本土化，并采取积极主动的传播态度，实属难得。其孔教的八诚箴规，突出了儒学“诚”和忠恕的面向，应该说合乎儒学大意，但就对儒学思想的整体把握而言，恐怕仍有待考察。

简而言之，东南亚华人由于受所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其对儒学的发展呈现了有异于别处的特色，提出了何为儒者、儒学与汉语、儒学与宗教、儒学与其他文明共存、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等重要问题，值得重视。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25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