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是一切权力与智慧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如沃格林所说,所有的哲学都是关于秩序的科学。作为现代世界的主要缔造者,欧洲尤其敏于世界秩序之变。特朗普2017年出任美国总统后,扰世骇俗,以致各大国起应不暇,由此宣告了冷战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秩序调整之高潮的到来。欧洲对此的研判及应对,将深刻影响全球秩序未来走向。
秩序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支撑秩序的规则,二是在这个秩序当中的权力结构。
先说第一点——支撑秩序的规则。
当前的国际秩序由美国及其盟国在二战后建立,冷战结束后扩至全球,美国是这个秩序的核心、后盾,而欧洲是美国最主要的伙伴。这个秩序以经济开放、多边机制、安全合作等为特征,常被冠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思想庞杂万端,自由主义秩序也可形形色色,但其根本逻辑十分简单。自由主义将世界分为三个层次,最核心的层次是“个人”,稍外围的层次是用来支撑保护核心层的“法律”,最外围的层次则是可有可无的信仰、社群等其他东西。任何自由主义思想,皆强调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把社会视作个人的联合体。一个个的人如何组成有序的社会呢?自由主义认为,要靠法治。
特朗普的政策对“个人”和“法律”这两个自由主义最重视的因素都构成了挑战。
其一,由于自由主义一视同仁地重视每一个个体,因此不免自带普世主义色彩;它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威权主义等易有隔阂,因为后面这些“主义”都把人分作三六九等、论远近亲疏。特朗普的反移民、“美国优先”、外交不问民主人权等做法,皆与以个人为核心的世界观背道而驰。特朗普的政策实质是把自由主义的原则限制在某些国家的某些人群之内,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要勉力把自由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其二,约束国与国之间互动的“法律”,比国内法稀薄,本应格外珍视,特朗普却弃之如敝履。他所背弃之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朗核协定,皆为欧洲人最大外交功绩,故最伤欧洲人心。其挑战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也让欧洲人唯恐会动摇整个国际机制。在年中美欧贸易战高潮期间,欧盟于6月28日召开的峰会强调了“维持和加深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体系的重要性”。
欧洲之所以固守自由主义,盖有如下原因:首先,欧洲在战后虽非霸主,但在自由主义体系中获益颇多。防务上,美国通过北约分担了欧洲的防务成本;经济上,欧洲资本在后殖民时代仍可四溢寻利;外交上,国际法、规范、软实力、多边协商,恰是欧洲国家之特长。
其次,经数十年经营,欧洲政经已牢固建立于自由主义之上,欧盟这庞然大物系于若干国际条约,其内货物、资金、人员、服务“四大流通”,民主和人权是入盟标准。自由主义逻辑由国内而欧盟,由欧盟而周边,由周边而国际,环环相扣,实难轻易撼动。
最后,与美国不同,民粹主义势力虽然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参与执政,但毕竟止步于荷兰、法国、德国等主要大国,整体而言仍处下风。英国脱欧、民粹主义、东欧的威权主义,本已在欧洲内部对自由主义发起挑战,特朗普现象与之遥相呼应、相互震荡,让欧洲主流政治家反而愈发警惕。欧美“所思所想”遂拉开了距离。
然而,欧洲人也知道,如不对旧版自由主义进行调整,将难以因应内外局势变化。据2014年皮尤民调,法国人48%认为贸易导致失业,68%反感外资并购,而意大利人持此观点的比例更分别高达59%和73%。2017年5月,欧盟委员会迫于形势而发表反思报告《驾驭全球化》,指出要外塑“公平环境”而内提竞争力。此外,移民和难民涌入也让欧洲力不从心。
由于美欧“同病相怜”,因此欧洲人对特朗普的一些主张——特别是压中国“公平竞争”的主张——抱有复杂观感,认为这也未尝不是改革旧秩序的好办法。
上面讲了第一点——支撑秩序的规则,下面讲第二点——权力结构。
欧洲是美国最主要的盟友,美国在历史转折关头不与盟友协调,欧洲十分被动。何况特朗普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剑走偏锋,欧洲始料不及,猝不及防。本来,以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已是欧洲要应对的重要课题,欧洲为此酝酿战略调整已有十余年;而今,随着“随美因应新兴大国”的选项失效,欧洲不得不同时评估其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进而全面重新评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而欧洲在世界中的位置,又要与欧洲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即支撑秩序的规则结合起来考虑。
在关于跨大西洋关系的讨论中,欧洲精英约略有三派主张:一为随美派,二为制美派,三为夺权派。
随美派的“死忠”,多来自东欧与波罗的海国家。去年1月欧盟瓦莱塔峰会上,欧盟各国*共商一致对美,波兰和匈牙利*却公开为特朗普辩护。7月,特朗普前往波兰参加中东欧国家*的“三海倡议”会议,与此前5月不尽如人意的北约峰会、七国集团峰会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西欧国家中也有不少政治家时有流露“随美派”的一面,如曾于今年4月访美期间试图拉美在贸易问题上一致对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力主与美协力处理中国产能过剩及侵害知识产权问题的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表示要与美国签署缩水版跨大西洋自贸协定的欧盟预算委员厄廷格等。
制美派在欧洲向是少数,但特朗普上台后便逐日增多,其主张日显“靠谱”。去年5月底的七国集团峰会一结束,德国总理默克尔便表示美欧“完全信任对方的时代一定程度上已经过去”,呼吁欧洲人“必须真正掌握自身命运”。今年6月初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后,默克尔对美失望透顶,称不能再次次被美摆布。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在峰会后撰文指出,不能对美国再抱幻想,而要与俄罗斯对话,与中、印合作。在6月底的欧盟峰会上,对特朗普绝望已成为主流情绪,欧媒甚至称欧洲*开始讨论对美“遏制”。
夺权派的鼓吹者多来自向以绿色及自由贸易理念闻名的北欧。如芬兰前总理斯图布疾呼“轮到欧洲填补世界权力真空”,丹麦前首相托宁-施密特指出欧洲应借机争取全球领导地位。
经过激烈内部讨论和对美博弈,欧洲对美立场初见轮廓,此立场实为上述三派的奇妙混合。一方面,欧洲意识到美国无意照拂盟友,故决不敢再托身于美,而将努力自主。这在安全领域表现最为明显。欧盟防务一体化明显提速,盟内23国于去年底建防务“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德国国内甚至打破战后禁忌,讨论是否应“拥核”。
欧盟机构更是将美国作为与成员国争权、推动一体化前进的外部动因。今年9月12日,欧委会主席容克在年度盟情咨文中称,“欧洲必须成为积极的行为体,成为明日世界的设计者”。在欧盟近日推出的被称为欧版“一带一路”的“欧亚互联互通”计划上,确能管窥欧委会的一片苦心。
另一方面,欧洲也力争对美“保底”,在避免摊牌之余,容留合作前景。此“保底”任务的首功归于欧委会主席容克。7月25日,容克在各欧洲大国首脑纷沓访美无获后,前往华盛顿,与特朗普出人意料达成零关税及改革世贸组织的粗略共识。至此美欧遏止交恶势头,同时为在新秩序中再度携手埋下伏笔。
欧洲在讨论对美关系时,难以避免同时讨论对华关系。事实上,这是欧洲战略界第一次将“中美欧三角”作为主要的外交分析框架。特别是在6月1日特朗普最终确认对欧盟征收钢铝关税后,欧洲媒体出现了究竟是要“联华抗美”还是要“联美抑华”的热烈讨论。
十余年前中美“两国集团”概念提出,欧洲在地缘政治调整中的被动地位暴露无疑。自此欧洲对中美走近的担忧一直存在。2018年后,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某种程度上解除了欧洲对中美共治的担心,但与此同时也迫使欧洲在中美间樽俎折冲。
目前看,欧洲与中美都保持了距离,但距美国更近一些,这既有格局上的原因,也有价值观上的原因。对欧洲决策圈深具影响的亚洲问题专家顾德明指出,“与中国一起构建不包含美国的多边秩序是不可能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则指出,“在中国成为民主国家以前——目前尚无此迹象,欧洲都肯定会与其传统盟友更近一些”。
9月18日,欧盟提出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对世贸组织改革的看法。从这份文件看,欧盟立场与美国接近,媒体普遍认为欧盟是要拉拢美国。而一旦美欧间“零关税”的倡议落实,则相当于美欧建立排他性的自贸区,此影响将更为深远。
抛开外交辞令不论,欧洲对各力量其实各有侧重之处。在抬高自由“标准”上,欧洲倚重美国;在伊核等美国“撤出”但欧洲十分看重的问题上,欧洲倚重俄、中;而在维护多边主义上,欧洲其实依靠的是那些志趣相投、在国际结构中位置相似的国家,比如日本、加拿大。欧盟与日本自2013年起就开始谈判经济伙伴协定,当时双方都半心半意,但2017年以来谈判进程加速。今年7月的欧日峰会上,该协定正式签署。德国外长马斯一周后在访日期间提出,希望构建一个“多边主义联盟”以捍卫现有的世界秩序,而日本和德国可以成为这个联盟的核心。
由是或可推测,未来若干年,中欧关系将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务实合作、大开大合,走向多点折冲、微妙平衡。由于中美欧三角互动的实质增加,中欧关系也开始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性和格局性影响。对欧工作在空间增大之余,难度也在增大。
而欧洲对世界的看法,也能给中国有益的启发。任何国家,凡欲立霸,皆须树俗规、普雨露,从而换支持。如果广大国家无法从这个霸业中得到好处,霸业必不长久,连盟友都会有异心。
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什么样的秩序、什么样的规则,是既符合国内政经实际,又符合全球发展趋势的呢?自由主义的潜力是否已耗尽?如果没有,未来若干年所出现的是改良版自由主义,是混沌无序,还是“平行秩序”?在这段时期,中国何尝不与欧洲一样,要通盘思考自己的位置,以及如何与各主要大国打交道。
历史转折,仅仅是刚刚拉开序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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