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台石
徐福,何许人也?凡是烟台人,大概没有不知道的,不仅因为徐福在2020年被评为“烟台十大历史名人”,更因为烟台人打小就从老人口中知道一个流传二千多年的故事,徐福是黄县(今龙口市)徐乡人,在秦始皇第三次东巡烟台时,从烟台带着3000童男童女乘船去了一衣带水的东瀛。但如果细问详末,真正能够说清楚徐福其人其事的人并不多,孩子问得急了,老人往往会说,不信你就看看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吗?!
2023年春节前夕,我收到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著名作家张炜先生作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家洲先生推荐,鲁东大学陈佳博士、刘凤鸣教授的新著《基于考察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0月版,以下简称《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一书,捧读之余,突然想起童年经过的往事,当年未曾有条件看到《史记》的我,即刻从书架上找到尘封日久的《史记》查阅了一番,证实过往老人所言非谬,领略了此书的重大价值所在。
太史公在《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徐福无果而返,他以“蓬莱药可得,然常为鲛鱼所苦”为由开脱。于是秦始皇在第三次东巡烟台时,亲自在烟台芝罘岛以连弩射*巨鱼为徐福开路,送他开始第二次东渡,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子种”,乘船泛海东渡,“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物外胜游始自今,三神山上共登临。”(闵胄显,朝鲜哲宗、高宗朝从二品官员)由此,开启了中日韩徐福东渡文化的先河。历经2000多年绵延传承至今,伴随着中日韩三国经济文化交流,徐福东渡事件日愈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本书的问世,就是新时代、新视角下徐福东渡文化的新锐之作,无疑对烟台、对山东、乃至对中日韩三国徐福东渡文化的融通、衔接和拓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让我们从日韩文献和民风民俗的记载中,重温了徐福东渡的重要历史价值。
公元前219年及公元前210年徐福率领庞大的船队,从中国大陆东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比欧洲航海家哥伦布第一次开辟新航路的1492年早了1700多年,比郑和首次下西洋的1405年早了1600多年。
“徐巿楼船不复回,手携绿玉杖群行。”(金麟厚,朝鲜仁宗、明宗朝官员、著名哲学家、诗人)本书认为,徐福东渡文化是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时至今日国内外有关研究领域持续拓展,涵盖内容不断丰富,其持久魅力和重要作用日益显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韩三国徐福东渡文化研究日渐热络,纷纷成立徐福研究社团,参与研究的专家学者队伍不断扩大,举办了众多徐福纪念活动和研讨活动,整理发掘了各种传说轶闻,每年均有大量研究成果和学术专著问世,已成为先秦史、秦汉史、中外关系史、航海史、华侨史、民俗学、宗教学、考古学等综合性多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年代久远,涉及面广,考证不易,既有意见一致的研究成果,也有分歧严重的领域。据笔者所知,诸如下列具体事项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徐福故里:一说是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徐福镇(古称徐乡县);另一说是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镇徐福村。
徐福东渡的启航地:有山东省的烟台龙口说,青岛徐山说、青岛琅琊说,威海成山头说;有江苏省的连云港赣榆说;有河北省的沧州盐山说;有浙江省的宁波象山、慈溪说、舟山沿海说;还有广东省的沿海说等。
徐福东渡的路线:有北线说,从山东半岛南部绕到北部,经过辽东半岛,沿着朝鲜半岛海岸线南下,在朝鲜海峡继续南下到济州岛,再从济州岛横渡到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的五岛列岛。北线还有河北黄骅丱兮城启航一说。有南线说,一说从长江口出海,直接横渡东中国海;一说浙江宁波慈溪达蓬山→舟山群岛→日本五岛列岛→有明海。有中线说,从山东半岛的海岸线向东航行,由山东半岛的东端到达朝鲜半岛西岸的某个岛屿,然后沿海岸线南下,到达朝鲜半岛南端某地休整后,再横渡朝鲜海峡,经对马、壹岐等岛到达日本九州。
徐福东渡的目的地:有学者说到了日本;也有学者认为徐福最终目的地是韩国;还有说去了南洋、到了海南岛的;更有说最终到了美洲的,等等。
“秦皇鞭石千年后,徐福遗墟一望间。”(郑斗卿,朝鲜仁祖、孝宗、显宗时期官员,诗人)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著述除了来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形成的徐福研究热潮外,还有中日韩经济文化的深度开放交流,各地借徐福名义发展旅游的挖掘和支持产生的,从而导致国内研究多集中在徐福其人其事、故里之争、启航港口,东渡路线、登陆地点等方面,往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这些分歧并不影响徐福东渡文化的研究和传播,相反,扩大和促进了研究领域和传播的范围。近些年,随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和日本弥生文化考古成果的发现和整理,研究徐福文化的学者开始重点探讨徐福东渡对东北亚的影响,及与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本书就是对徐福东渡在中国秦汉时期之后漫长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的最新研究成果。
上述争议内容本书虽也有所涉及,但着墨不多,本书的重点在于探讨徐福文化的历史传承,尤其侧重徐福东渡一、二千年之后的影响,即对中国的元明清时期徐福东渡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徐福东渡是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和海外文化交流事件,由此形成的徐福东渡文化给东亚各国带来了重要影响已是不争的共识。该书通过对中日韩等域内外120多位著名历史人物留存的涉及徐福及徐福东渡的文献记载及相关传世文献的研究,不仅再现了元明清时期徐福东渡文化对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影响实况,而且还通过国外史料记载探讨了元代之前徐福东渡文化在当地的影响,说明在绵延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徐福东渡文化在东亚地区一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这也是东亚各国至今仍在祭祀、纪念徐福,传承徐福东渡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历史价值所在。
《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让我们从日韩文献和民风民俗的考证中,看到了徐福东渡的巨大经济价值。
本书通过大量中日韩史料研究,认为徐福东渡是中日韩友好交往史的开端,徐福已成为三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化身。作为中日韩三国友好交往的开创者,徐福一直受到三国民众的敬仰,徐福在三国沿海地区民间所产生的影响长久而广泛,恐怕鲜有他人能够比拟。正如张炜先生1999年在《徐巿在日本》一文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我总觉得从古到今,很少有谁能像这个人物一样值得寻味。他就是秦代的徐巿(福)。”可以说,徐福是2000多年来众多大陆人向东迁移的一个代表,而这些大陆移民对推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文明进程贡献极大,徐福东渡正是这一史实的一个缩影。从大量的徐福传承中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物质的徐福还是非物质的徐福,往往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存在,民间所流传的传说与故事,常常是借徐福反映某些历史事实,表达人们美好的愿望。
本书通过大量史料证实,徐福船队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登陆后,向当地传播了农耕知识和捕鱼、锻冶、制盐等技术,促进了社会发展,深受历代韩国和日本人民敬重。
“万古共相传,三山在海东。”(李景奭,朝鲜仁祖朝领相,即首相))徐福东渡途经韩国,这在中日韩三国徐福研究者中是一个共识,韩国的济州岛、巨济岛和南海岛留下的遗迹和传说证明了学者们的看法。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认为当年徐福东渡寻找的“三神山”是指朝鲜半岛中东部沿海的金刚山和南部的智异山以及济州岛的汉拿山。
韩国现有多处纪念徐福的设施、场所,主要集中在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沿海一带和济州岛,庆尚南道南海郡南海岛商洲里锦山半山腰有“徐巿起拜日出”、济州岛朝天浦、汉拿山有“徐巿过之”等大型石刻。这些与徐福东渡有关的遗址、遗存,起始于何时已无考,但从朝鲜半岛历史人物的记载来看,至晚在中国明代就有了,而且随着中国元明清时期徐福东渡文化在朝鲜半岛的盛行,使这些与徐福东渡有关的遗址、遗存得以保护和更广泛传播。
随着中韩经济文化交流和徐福研究在韩国的深入,这几年,韩国多地如咸阳、求礼和庆州等被历史忘却的徐福传说和遗迹也浮出水面,这些传说和遗迹进一步丰富了徐福在韩国活动的内容。韩国为纪念徐福东渡,济州岛西归浦市建有徐福公园,2003年还在徐福公园内落成了徐福展示馆,馆内展区陈列了中韩日等国家的徐福研究资料和相关书籍,展区还利用高科技手段,展示了当年徐福东渡的场景。2014年,中国**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中提到“东渡求仙来到济州岛的徐福”,以此作为中韩友好交往的佳话。可见,徐福东渡对于中国与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和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贡献不言而喻。
“扶桑东极海连天,徐福遗墟日出边。”(赵纬韩,朝鲜宣祖、光海君、仁祖时期官员、诗人,文学家)主持编纂《海东诸国纪》、时任朝鲜领相的申叔舟(1417-1475),在《日本国纪》中记载了徐福东渡到日本这一事件。日本孝灵天皇时期,“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福遂至纪伊州居焉。”日本崇神天皇时期(前97~前30),“是时熊野权现神(日本佛教本地神祇)始现,徐福死而为神,国人至今祭之。”记载说,日本孝灵天皇时期,徐福一行东渡来到了日本纪伊州,并定居在这里。日本崇神天皇时期,纪伊州熊野山出现了权现神,这应是东渡到日本的徐福死了以后成为熊野山的权现神,所以,当时(指申叔舟到日本时)的日本人仍在祭祀徐福。
日本民众认为徐福寻找的“三神山”就是日本的热田、熊野和富士。在日本列岛,沿着季风暖流经过的地方,留存很多徐福的传说和疑似徐福的遗迹。日本青森县的小泊村(现并入中泊村),被认为是最北端的徐福登陆地。这些地方,有形式不同的徐福文化研究会和宣传弘扬徐福文化的民间人士;有诸如徐福公园、徐福宫、徐福祠、徐福长寿馆、徐福墓、徐福碑、徐福井等纪念性建筑和遗存。人们把徐福称为“王”或“御”,称为“弥生的旗手”,奉为“丰收神”“冶铁神”“医药神”“纺织神”“造船神”“水利神”“渔业神”,并建立陵墓、神社、庙宇等进行纪念,每年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
有学者统计:“(日本)从九州到本州的20多处地点,流传着有关徐福的登陆地点、活动遗迹、祠庙和墓葬等传说。”“日本现有徐福陵墓5座,祭祀庙祠37座,因徐福登临而得名的蓬莱山有13座,各种遗址和出土文物数以百计,各地历代传承和近代成立的徐福纪念组织和研究机构就有90多个,祭祀节典和仪式多达50多个,以秦和徐为姓氏的有17个。”日本的这些与徐福有关的纪念设施和场所,多是历史的传承,有许多是中国的元明清时期在当地传说的基础上设立或建设的。
日本社会对徐福东渡有着普遍认可和很深的感情基础。日本国际文化博士逵志保进行徐福东渡文化研究近30年,不仅是日本徐福研究界的著名学者,还是中国苏州、连云港以及韩国济州徐福研究会的顾问。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曾高调宣称:“我的祖上是姓秦的。我们的身上有徐福的遗传因子,在我的老家还有‘秦阳馆’,作为徐福的后代,我们感到骄傲。”1978年10月23日*访日时,曾对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说,自己“像徐福一样来求‘仙草’。”日本人听后都笑了,因为大家都熟悉徐福的故事。*又说,他所说的“仙草”是指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秘密。时为日本国会下院议长的保利茂接着话说,最好的“仙草”就是良好的日中关系。
《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让我们从日韩文献和民风民俗的了解中,见识了徐福东渡的深远文化价值。
本书通过对元明清时期朝鲜半岛历史人物关于徐福文化的文献记载的分析研究,让我们看到虽然是徐福东渡一千多年之后那时他们的认知,但这些认知不仅客观反映了当时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也反映出徐福东渡文化影响之深远,为我们从另一个视角认识徐福,解读徐福东渡文化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全新的研究思路,具有特殊的文化学术价值。特别是通过朝鲜半岛历史人物对日本历史情况的记载,首次以“第三者”的视角审视徐福东渡文化在日本列岛的传播与影响,客观而有新意,为研究徐福东渡文化在海外影响传播开启了新的思路。
“皆言徐福来,遗俗不变秦。”(黄㦿,朝鲜仁祖、孝宗时期官员、诗人)本书将现有的史料结合民间传说的发掘整理并加以综合研究,不仅拓宽了中日韩关系史的研究领域,而且更加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中国移民史发生的原因、特点及漂移的路线、规律,弥补秦代史与海外联系研究中的不足。本书通过对各地众多的遗迹和传说田野调查资源的挖掘研究,将徐福东渡从历代扑朔迷离的烟雾中勾勒出更加清晰的轮廓,逐步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让我们重新认识特定时间和空间产生并发展的徐福东渡文化现象。可以这样说,元明清时期韩国、日本的许多风俗习惯仍带有中国秦文化的烙印,源头无疑就是来自徐福东渡文化的影响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不仅如此,徐福东渡对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文明史,对他们从水稻种植到耕作技术、从手工技艺到养蚕缫丝的变革与发展,从医术医药到汉字认同上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和影响。
“富士山头冰雪积,徐福祠前水云白。”(金履坤,朝鲜英祖朝官员、诗人)本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既不夸张虚构,也不妄自菲薄,力求真实再现徐福东渡的本来面目。徐福绝不是简单的一名游说方士,他是中韩日三国审视自身历史不可回避的对象,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故事与传说必将永久流传。如今,“徐福东渡传说”“徐福传说”已登榜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显示出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徐福东渡已成为中日韩三国的友好象征和共同财富,不仅开创了中国航海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的先河,成为中华民族从江河文明进入海洋文明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的和平使者,为东亚文明史、世界航海探险史和世界文明史做出巨大贡献。2015年,中国侨联命名徐福为“中国华侨第一人”,确属实至名归之举。
今天的日本和韩国都有许多纪念徐福的设施、场所和研究机构,应该说,主要是受前期特别是中国的元明清时期徐福东渡文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广泛流行的影响。中日、中韩建交以来,中日韩三国不断加大徐福东渡文化交流活动,1993年成立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秘书处就设在传说中的徐福故里——龙口市,龙口市还与日本新宫市、韩国西归浦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与此同时,山东省青岛市,江苏省连云港市,河北省秦皇岛市、沧州市所属盐山县,浙江省宁波市所属慈溪市等,或以传说的徐福故里,或以徐福东渡起航地,或以童男童女集合地等名义与日本、韩国有关的城市开展徐福文化交流。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中日、中韩人民友谊,也推动了的三国之间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
当然,从目前国内徐福研究的现状看,中国的元明清时期徐福东渡文化在东亚区域的传播研究,还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成果和专著,韩国和日本相关论文和著作虽有所涉及,但同样缺少系统性、完整性、深刻性的专题研究著述。本书在这方面无疑是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的举措,对域外汉籍文献及国内相关传世文献皆有系统深入研究,本书的出版,不仅将成为烟台、山东乃至全国徐福东渡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也必将为促进东亚各国徐福东渡文化交流与研究做出积极的贡献。正如张炜先生在序言中所言:“开展徐福研究,不仅可以还原《史记》记载的徐福两次大规模东渡的历史真相,进一步确立徐福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影响,也会促进东亚各国文化合作与人文交流,增进东亚各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此书担当的正是这样一种使命。”
“遥看一发徐生岛,想得求仙采药行。”(黄俊良,朝鲜中宗、仁宗、明宗三朝文臣)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韩国文集丛刊》,是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辑影印的大型丛书,正编350册,附解题7册、索引8册,收录了9世纪到19世纪1000年间新罗、高丽、朝鲜朝时期的重要文集212种,是目前收罗最齐备、最权威的韩国文集汇编。本书两位作者,一位是留日归国博士、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徐福文化、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陈佳先生,一位是鲁东大学原党委副*、历史文化研究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胶东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山东地方文化和古代中韩、中日关系研究的刘凤鸣先生,两位作者从《韩国文集丛刊》大量的文献中剥茧抽丝,精挑细选,条分缕析,枝附叶连,著就30多万字的大作,让读者得以从朝鲜和日本历史人物的视角来认识徐福,解读徐福东渡文化,实属不易,尤其是对所引用的诗文,几乎全部一一详加诠释,让读者可以毫不费力的阅读,实在令人敬佩不已。
“半世经营徒费力,到头徐福是真仙。”(宋来熙,朝鲜纯祖、宪宗、哲宗朝官员)徐福东渡文化已成为连接东亚各国的文化符号,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价值。徐福东渡文化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已成为东亚各国共有的文化资源、共同的学术话语、共通的交流平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弘扬徐福东渡文化传统,开展徐福东渡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史为鉴,深化各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也必将会促进东亚各国文化合作与人文交流,进一步增进亚洲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共同发展,在加快“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积极作用。(注:本文引用的朝鲜王朝时期的名人诗文,均来自《基于考察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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