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有诗云：“我思文人言，毋乃太惊众。”清代的文坛余谫陋无知，如今的情况略知一二。龚诗虽然是探寻的口气，但正好像是面对着现在的人在发问。
“太惊众”的“文人言”，一是唱高调，高声大气，声嘶力竭，以为调子越高，越能引人注意。二是说大话，以为声音越大，反响越强，其结果是言不由衷，言过其实。三是说空话，满纸枵响，就像一个立不起来的空袋子，没有任何实际内容。
宣传，是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而“惊众”之言，因为说得过了头，没人敢信，结果正好与宣传的目的相反，南辕北辙，指东向西。
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平淡是文字的最高境界。能用最少的字说清最复杂的事，能用平淡的文字表达深厚的感情，才有直抵人心、感人肺腑的力量。这有点像酿酒，酒经过发酵才能变甜，如果用火来烤，酒就会变苦。酒变浓之后无法使之甜，变甜之后无法使之辣。只有淡淡的馨香是最难酿造的，而一旦有这淡淡的味道，则酸甜苦辣，可以任意，变幻出无穷的味道来。
“至平常，至绚烂；至绚烂，至平常。”诗话云：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没有在字面上用功，好像是秀才对着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而秀才做官之后，便开始学说官话，打官腔，昂然不是在家的样子了。
“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古代那些出于劳人思妇的歌诗，之所以打动人，不是他们的词藻比士大夫的好，正好相反，士大夫们情不至而文胜，因而“吐之者不诚，听之者不跃”。
人生的郁闷莫大于病。劳人思妇出口的东西有时胜于士大夫，是因为他们说的是“病”中的真实感受，“情真而语直”，没有无病*，忸忸怩怩，假模假样。这不是“病之能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饰也”。
龚自珍诗的后半段分析说：“少年太飞扬，由哀乐不深。礌硠听高谈，有谛难为寻。风霜欺脆枝，金石成苦音。”这是说，文人好为惊众语，是因为他们意气飞扬，哀乐不深，真谛就掩盖在这样的高谈里了。这如同石头崩裂一样的礌硠声，好像风霜摧折嫩枝，使真正的金石之声变成折磨人的苦音了。
至真至诚之文，必出于至情至性之人。袁宗道《论文》曰：“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所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惟戏场中人，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
江盈科，晚明风格鲜明、不拘格套的作家。袁小修在给他写的传记中说：古代诗文大家的作品中，有可爱语，有可惊语，亦间有可笑语。有时可惊可爱与可笑者，或合并而出，来不及细细地推敲选择。这些文章中有俚语，但无套语。俚语虽可笑，多存韵致；套语虽不可笑，然而读了之后，觉得他们胸中，仿佛有烂肠三斗。他们的文章没有可爱可惊并可笑语，而是专以套语为不痛不痒之章。这些作乡愿以欺世的诗文，无关颦笑，有若嚼渣，是没有一篇能够留存于世的。
“张之使大，正局之使小耳。”调子高，不一定能传得远。钟声虽不宏大，但悠扬之声，往往能传得很远。有本之言必不险，有用之言必不怪。如果本来没什么道理可讲，而端着一个空架子，故作奇语以翻腾，势必“到吃紧处不得不模糊，到收束处不能不敷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无理取闹”了。
有人说文章无价，有人说文字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其实都是肯定文章的价值，不过一正说、一反说而已。有爱国情怀、又为文章大家的王思任说：“珠玉有价，卿相有品级。至文字之尊，无级可寻，而无价可问。有一篇之贵，有一句之贵，有一字之贵。当其贵之时，馨香可以达天，高峻可以踹岳，可以折圣贤之腰，而下英雄之泪。”这是把文章的价值说得无以复加了。如此说法，真是够给我们长脸的了。作为从文之人，还得稍稍珍视手中之笔，以对得起“文人”这个尊贵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