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栖泊的记忆 | 即将消失的闽江口最后一支水上部落（奋战海战林默娘）

栖泊的记忆

探访最后一支水上族群兼说其前世今生

一大早，一位友人就在微信留言：“还有疍民照片吗？文字再加一些，发一条公众号。”照片是我昨晚发在朋友圈上，他看到了。疏远文字已久的我，这次不假思索应允了他。我想能在有生之年，为数千年来一直活跃于闽江这条母亲河上的疍民族群，留存一鳞半爪的时代记忆，记载一段被人忽略的乡愁，是我应尽的本分。

可以这么说，友人这条留言神奇地拨动了我记忆的闸门——与疍民有关的逸闻趣事、风土人情，如鱼儿般从时光深处随波逐浪纷至沓来。隔着混沌遥远的时空，虽然有些模糊，但依然不乏灵动鲜活……

昨天，本是去营前参谒“瀛洲胜迹”玉佛寺。玉佛寺倚山临江，沿江有一围赭黄色短垣。垣墙有一小门，门外十数级青麻石台阶探入闽江一处狭而长的小小澳口，形成一道极袖珍的船埠。数条小渔船栖泊于这一泓波平浪静的水面。

对岸，是海星村拆迁后的废墟，面江一侧半截废弃的码头，像断肢，浸泡在泛着白沫的江水中。

澳口外，一列乱石垒砌的防浪堤横亘江心。堤外，烟波浩淼处，便是闽江最辽阔的水域——三江口。

伫立江滨，回溯往事。百年前，一场惨烈的中法马江海战在此爆发。半小时不到，中国第一支近代化舰队——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折戟沉沙，樯橹灰飞烟灭，彻底消隐于历史的虚空……

炮声停歇，硝烟散尽，闽江口开始陷入民不聊生、动荡百年的历史漩涡。然而，疍民这一支古老的水上族裔，一如既往隐忍在此水域间，浮家泛宅、追潮往来、生生不息……

“来照相啊”，一声友好客气的招呼，将我思绪拉回到现实。

船埠边，小船上，一位老者搁下手心缀补的渔网，和颜悦色地打量着我手中的相机。

“师傅，可以照几张相片吗？”

“先告诉我，拍得干什么用？”老人口吻带着一丝丝与年纪不相称的俏皮和戏谑。

“您老这一辈渔民退休之后，延续千百年的这种水上生活恐怕就要消失了，所以想用照片留点记忆。”

“是啊，海星村几百家渔户都拆迁光了，大家都上岸上楼了，过几年就没人再打渔了。”近旁，水边惟一的一间提脚房（四脚楼）窗口，一位老大姐探出头来，指着对岸拆迁后的一片废墟，朗声应和道。

征得同意之后，我跳上旁边另一条空船。

隔着船，我边拍照边与忙着织补网具的老人攀谈着。

我问：“闽江里的鱼还像从前一样多吗？”

老人指着眼前几条停泊的小舢板，有点伤感地说：“这些年，闽江口渔虾明显少了。你看，这澳口内打渔的就剩下这几条了，还有营前闸边的十来条。打不到渔，大多数人已经离船上岸找工作了。”

从老人言谈可知，闽江口渔业资源日渐匿乏，已严重影响到长乐最后一支水上居民的生计，也改变着疍家人的水上生活形态。

心头涌起一丝莫名的苍凉。蓦然间，想起数年前我谋职处的一位老门卫，也是海星村水上居民。闲聊时，他总是很为自己曾经的远海渔轮船长身份而自豪。他说，他经常驾驶铁壳大船劈波斩浪，带领手下一众水手兄弟出没于波峰浪谷间，远至钓鱼岛之外的太平洋海域。后来，渔获一日少于一日，油料又一天贵于一天，亏损严重，只好忍痛贱卖渔船，洗脚上岸谋生活。就这样，在水上一言九鼎的船老大，到了陆上竟成了众人皆可吆喝使唤的老保安。

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与时代潮流相抗衡。

“老师傅，这一带还有人捕捞鳗苗吗？”我试探性地问道。

闽江口曾是我国鳗苗主产区之一，一般从上一年冬至一直捕捞到来年的清明。

“有，我们村还有几个人在那里捕捞。”老人指着远处江心隐约可见的几点帆影道。

老人肯定的回答，让我有了些许慰藉:鳗苗一般只能生存于咸淡水交汇的洁净水域，这说明闽江口水质还是相当不错的。

老人告诉我：比起二三十年前，如今产量少得多了。眼下一尾鳗苗可值十几二十元，价钱最好的是冬至前后能卖上四十多元。

鳗苗个体细长而透明，被称为“玻璃鱼”，每尾不足0.1克重，长约四五厘米。又因其稀缺而珍贵，被水产养殖界誉为“软黄金”。

我想起我的一位渔民挚友，为了捕捞鳗苗，年轻时差点被龙王爷招去当了驸马。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仍然心有余悸。

这种惊魂失魄的死里逃生，在陆上生活的人们一生里几乎是难以碰上的。但是，对于终其一生乘桴破浪、追鱼撒网于流水波光之间的疍家人来说，其实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一种生命常态。

千百年来，疍民们就是这样常年在惊涛骇浪间讨生活，生命薄脆得如同蛋壳，加之居以为家的舟楫外形又酷似浮于水面的蛋壳，所以就以“疍家”（“蛋”“疍”通假）自称。

翻开史册，追源溯流，不难发现：在悠悠岁月长河里，疍人这一支奇特的水上族群的命途，是如此地蹇舛困顿又如此地柔韧绵延。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疍民可能源于古代百越。公元前110年，汉武大帝征服了东南沿海的闽越国，一部分闽越人被迫由陆地流徙至江海之间，史称“水疍”。而闽江口的昼民——“曲蹄”，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支。

疍人认为，自已和汉人系出同源，都是远古从天上掉下来的扫帚，在陆为汉、在水为疍。也有人类学者考证，其实疍民也是汉民族一支独特的民系。他们原是居于陆上汉人，秦时为官军所追*，遂逃往水上生活。与客家人相似，他们都一样在战乱魔鬼驱逐下被动迁徙、漂泊、避世。所不同的是，客家人遁入深山老林，疍家人则隐于江海之上；客家人耕读尚武、诗书传家、忠义勤俭、负重历史，而疍家人以舟为居、随处栖泊、不穑不贾、以渔为业，更多的是随遇而安、轻松淡泊、乐天知命。

无论以上哪种说法，都证实了疍家的历史有着苦难沉重的源头。

早在汉晋时代疍民就已出现。闽江口疍民最早记载于隋时，言其多是“为亡命”者（意为逃离战乱顾全性命之人），“有五六百家居水”；唐时达到相当规模，提督王义童曾遣使半强制招抚，使之“不为寇”，成为官府编户齐民的水上居民；到了宋代，由于水上居民生产技术、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落后，使得他们谋生方式相对原始低效，生活普遍贫困，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开始逐渐沦为“贱民”。

明朝建立伊始，实行严酷的海禁政策，“尺板不得出海”，又将这里的疍民生活空间极限地压缩在闽江内河港汊里面，生存条件急剧恶化，更加迅速地沦为彻头彻尾的“贱民”。

到了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也只是朝贡贸易上的开放，民间仍不准私自出海，疍人生存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变。此时，“习于水斗，便于行舟”的疍民，反而成了最适合的役使对象。官府屡屡驱遣疍民冒险前往外岛伐木，然后浮海乘潮拖往长乐太平港建造伺风开洋的舳舻巨舰。当然，被征调充当水手，随郑和远航西洋而葬身海上者更是不计其数……

行文至此，我想：当年郑和之所以选中太平港为其舟师驻泊地，不仅是因为闽江口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丰盛富饶的物产补给，可能更因为这里有一支天生具有高超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的疍民，可以成为其船队最优良最充足的技术和人力补充资源。然而，航海史上如此厥功甚伟的疍家人，由于身份卑贱，本应属于他们的功绩却被人为地故意遗漏了，“七下西洋”这一浓墨重彩的章节上，几乎没有留下关于疍家人的任何正面记述。

明朝之前，历代官府从不把在水上流动的疍民登载入册，他们被人为地排除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阶层之外，游离于主流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尝尽人间屈辱。

明代之后，疍民虽然被准许编入户籍，但是仍属于贱籍，与乐户、佃仆、惰民、娼妓、优伶等同属一类，皆为贱民阶层。到了清雍正朝，虽说准许与平民同列甲户，但其身份地位还是被歧视，犯法量刑也比一般人重。

当年，疍人唱道：”疍家水流柴，赤脚不准行上街，苦水咸潮浮烂艇，茫茫江海葬尸骸。”道尽了那个时代疍民逼仄的生存空间。

今天，透过苍黄混浊的记忆，似乎依然还能听到云水沧凉处如诉如泣如怨的悲歌声……

不能不说，是陆上族群千百年来以官府与民间合谋形式，挟法律和道德双重压迫，成功地将这支古老的华夏先民驱逐出土生土长的陆地家园，迫使其成为海居漂泊的“水上吉普赛人”，令其陷入几近逆来顺受、根本无力反抗的窘境。

疍民们就像一粒粒随江流漂泊至荒滩野岛的草籽，野生野长，卑微低贱，任人践踏，受尽欺凌。

这一出连续上演超越千载的悲剧幕后，是不是隐藏着相对强势的陆上文明对海上文明深刻的偏见和莫名的恐惧呢？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史册上黯淡而悲情的一章。

大地给不了疍民期许的生活，只有母亲般仁慈慷慨的闽江能够给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闽越遗民的疍家，在漫漫遁隐水居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以水为背景、以船为核心的别具特色的生活形态和族群风俗。

疍家的原始信仰基本与水有关。妈祖林默娘、临水娘娘陈靖姑、水部尚书陈文龙、入溪射*鳝精的白马尊王……成了这个族群的庇护神，庇护着一代又一代船上居民凌波踏浪化凶为吉。

疍家人的生活与水息息相关。世世代代逐水而居，以舟当车，以渔为业，将连家船栖泊于临江滨海港汊的习俗，一直留存到近现代。

连家船长为五六米，宽约三米，首翘尖，尾略窄，中部船舱平阔，上覆竹篷遮风挡日作为居所。一条小船融生活和工作空间于一体，劳动生产、男婚女嫁、养生送死都在船上。打渔在船头甲板，中间船舱既是家庭卧室，又是从事水上运输人家的客舱或货舱，船尾是厨房，也兼做排泄或喂养家禽之用。

疍民的生计主要依赖摆渡和水上客货运输，或者在内河近海捞虾捕鱼捡蛤摸蚬，生活极其困苦。

旧时代一首疍家渔歌唱道：“一条破船挂破网，常年累月漂江上；斤斤鱼虾换糠菜，三代祖孙住一舱”，诉尽了水上岁月的困厄和酸辛。

封建时代，由于官府和陆民的各种限制，疍人族群相对封闭。虽然离岸上汉人家近在咫尺，但有些习俗还是与岸上汉人有明显不同，有的甚至保守着几近原始部族时代的形态，其中最为独特的就是婚嫁习俗。

一旦哪家有待嫁之女，端午节前后五天，就会在连家船头或篷顶摆一盆时花，称为“报喜花”。一望便知，此家有女初长成，暗示着“有花待人采"。在此期间，未婚男子可以自由出入未婚女子的“闺舱”，名正言顺地当一回“雅贼”，顺手牵羊“盗”走女孩手帕、鞋袜、衣裤、发簪等贴身用品，一旦失风被发现也不会被打被骂。若姑娘对“雅贼”有意，双方父母就可商议婚事；若姑娘内心另有所属，端午过后“雅贼”则须归还所“盗”之物。

疍人的婚礼也是在船上进行的，迎接新娘子的不是花轿而是“轿船”。疍女出嫁时要边哭啼边唱诗，当迎亲的轿船到来，新娘和她的母亲就盘腿坐在船首哭嫁和骂嫁，疍家人认为，骂得越凶越讨彩，越能彰显新娘子的身价，往后的日子也会更加吉利。这看似不近情理，但其实是原始社会抢婚时女方进行抗争的一种遗俗印迹。当然这种在疍民们看来吉利的事情，却为陆上居民所不解，甚至引起某种误会和反感。因此，至今在闽江口一带，还有将不讲道理、随便开口乱咒骂别人的泼妇叫做“曲蹄婆”，盖源于此。

历史上的动乱流离，漂泊无定的水居生活，使得疍民不可能有自己的宗祠家庙，家族观念也非常淡漠。早期疍民“不谙文字，不记岁年”，也无法拥有岸上汉人那样系统明晰的家族谱系。他们的姓氏大多与水或水上生活有关，“欧”取自鸥鸟，“翁”即渔翁之翁，而池、江、海、浦、詹、唐则以住居水域而称姓。这些具有明显职业与生活环境特征的姓氏，诠释了疍家人对水的感怀和眷恋。

疍民一年中最重视的民俗活动，莫过于“讨安”，即“贺年”“讨粿”。

每年正月初二至初四，一大早，疍民不论贫富，妇孺都得随年长者，成群结队离船登岸挨家挨店唱诗贺年，如：“姑嫂双双贺新年，红红伞灯挂厅前；好糕好粿送奴去，金字牌板竖门前”。此情此景，曾被元末明初诗人孙蕡化作优美的诗句记述下来：“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

吉祥喜庆的贺年诗俗称“曲蹄曲”，略带土调，很受岸上人家欢迎。据说，疍民普遍地认为，大过年若不去沿门唱曲说吉祥话，家人就会遭瘟灾。所以，贺年唱诗并非真正的乞食要饭，他们只是讨要一些糖粿馒头而已，而且随意随缘、多寡不拘。这习俗除了能缓解开春粮食匮乏，其实更主要的目的就是“讨安”——蕴含着为家人消灾祈福的美好愿望。

疍家这种奇特的年俗，可以追踪至一千多年前兵荒马乱的唐末。相传，原籍河南固始的王潮、王审知兄弟，率三千子弟兵攻占福州。闽越王无诸辖下的原住民被夺去田地、被驱入水中，而留在陆上的无诸部落女人则被唐人部卒掳去为妻。后来，福州话就称男人为“唐部人”，称女人为“(无)诸部人”或“诸娘（即无诸部的女人）”。唐部军人禁止“诸娘”与旧日家人来往。于是，趁着过年唐部男人忙于拜亲访友之际，水上无诸人就登岸乔装乞丐贺年来探望亲人。而“诸娘”们则假借施舍之名，将金银裹藏在年糕馒头内相赠，以接济过去的家人。年年岁岁，久沿成习，但暗藏其中的金银后来逐渐被红糖糯米莲蓉馅等所代替。

旧时，闽江口岸上汉人曾盛行单丁仔（独生子）与曲蹄婆认干亲好养大的说法，也与此有关。其实是思亲心切的“诸娘”们假此之名，为了方便让自己所生儿子与水中生活的无诸部落族亲相认。

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些看似有趣的民俗，其实是一部疍家人用斑斑血泪写就的关于生离死别、委曲求全、忍辱求生的人伦悲剧。

查阅古今文献时，我隐约有一种感觉：关于疍民的历史，无论古今，或多或少都有些偏离本来的真实，就算没有在传叙中被故意曲解，也会有刻意或者无意的片段缺失。

因此，虽然拙文只是一篇散澹的闲话随笔，但也必须尽量去伪存真、还原历史，免得以讹传讹、再被世人误传。

关于“曲蹄”一词的来历，出生于福州的台湾著名学者陈仲玉在其论文里是这样论述的：“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长期生活在水中的族群，称‘蜑民’，但在闽江流域者，自称‘曲蹄’”。

我难以认同此观点。以笔者在福州方言区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来看，直接感觉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决定再到海星村做一次更加深入的田野调查，希望能更直观地解开关于“曲蹄”的一些历史悬疑。

上次至海星村，正值天清气朗，潮平岸阔，水光潋滟。今天却是阴云漠漠，潮退渔船搁岸斜。

海星村旧墟边，一位上了年纪的渔民趁着退潮在滩涂里修理渔船。忙完船上的活，他又上岸伺弄菜地。

我趁机搭话：“师傅，这么勤劳能干啊，又打渔又种菜。”

他知道我来意后，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我姓陈，祖宗十八代都是疍家人，但我以前不打渔，是交通局管辖的营前水上运输社职工，专门从事水上运输。战备时期运送过军粮弹药，常用船只为坦克军车过闽江搭建浮桥……后来，运输社分成营前、首占、玉田三社，我被划到玉田水上运输社。改革开放后，运输社解散了，属于集体的资产房产都被玉田镇无偿划走，我只好空手回到营前改行打渔。每月领取退休金160元，今年七十岁了，也只好风里浪里在江面讨鱼为生……”

他指指脚下残存的旧宅基础告诉我：这里原来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沙洲，后来淤积成滩地。二十多年前他有了一些积蓄，想在这块水滨无主之地上建房定居。岸上一些刁民闻讯，故意抛下几十块条石把地就给占了，迫使他只得额外花上一笔钱买了下来。

老陈说这些话时并不带什么怨气，好像只是陈述一件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陈年往事而已。我似乎一下子读懂了，弥散在历史文献中那种历经千年浸润而染入疍民骨髓的知命安身的自我卑微。

历史长河流淌过多少世纪，直至18世纪清雍正年间，闽江口才有少量疍民被准许上岸定居，这些人被称为歇家；民国时期从法律上废止歧视禁令后，上岸的疍民就渐渐增多；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又更大规模地安排疍民上岸居住。

老陈说：上岸伊时，疍民多用废旧老船板在滩涂边搭建起干栏式的简陋住房，房屋搭盖在离水面约2米的木桩上，面积不大，高仅过头，一般分隔两间，前卧室，后厨房，被称为“提脚房”或“四脚楼”。

如今民逢盛世，河清海晏，提脚房已十分罕见，海星村几乎所有的疍家人都将住上电梯高楼。

老陈指着近处正在建造的一幢二十多层时尚大厦说，他没花一元钱在里面也置换了两套房子。

这是时代的进步，我为老陈晚年即将开始的安居岁月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亏欠了疍家人，新时代一定会予以偿还与弥补，迟到的公平也是一种公平和进步。

闽江入海口另一个疍民聚居村——福星

在稳固的大地上，上岸的渔民们有了踏实的幸福，同样亦有诸多的痛苦。

老陈也说出了自己对未来的隐忧：“住电梯房好是好，就担心住不起。如果以后每月一平方付两元多物业费，一个月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不入嘴就要小几百块。年纪大了，打工也没人要了，打渔有一天没一天的，挣不到几片钱，怕连物业水电等杂费也缴不起。”

尽管眼下有拆迁安置过渡费，但收入微薄老陈也舍不得租房居住。他指着对岸玉佛寺围墙外一爿简陋的四脚楼说：“这是我现在的家，我老婆在玉佛寺里打扫卫生，拆迁后寺里和村里同意让我搭盖这间房屋暂住。

“这是海星村一带仅存的一间’提脚房’了。”老陈特意强调道。

我想，上次从那个窗口探头应和我的那位老大姐，一定就是他的妻子。于是打趣道：“这可是长乐疍家人几千年水上生活最后的活化石，有文物保护价值呢。”

老陈进一步解释：“以前岸上人污辱船上人，说‘曲蹄仔，弯弯脚，有厝没厝脚’，就是指这种‘提脚房’。其实，也不是真的没厝脚（基础），是打入淤泥做基础的木桩没法打到硬实的地层，就像人提着脚后跟没有完全着地一样，下盘不稳经不起风浪，随时都有可能被冲毁漂走。小时候，每一场大洪水过后，都能看到上游漂来无数被冲垮的提脚房构件，断椽折栋几天几夜漂不尽，惨切凄凉啊……”

老陈还解释了“曲蹄”的由来：因为提脚房低矮、连家船船舱狭窄，老一辈疍民一年到头生活其中，只得盘腿而坐、屈膝而睡，尤其捕捞作业时必须经常躬着身子，叉开双腿，脚趾用力锚住船板，长年累月就造成脚掌关节、腿部下肢有些变形弯曲。因此，岸上居民就故意以指代动物的“蹄”，来辱称疍民为“曲蹄”。

在清代闽县旧志中(旧时营前为闽县辖地)，关于“曲蹄”称谓来源有这样的记载：“俗呼曲蹄，以处舟中，其脚常弯曲不舒故。”这也印证了老陈的解释，可见“曲蹄”一词，确实是陆上人们对疍民生理特征的歧视性贬称。

在与老陈攀谈时，正好老陈的一位老发小挑着渔担上岸。到了跟前，老人停下脚步，喜滋滋地向我展示今天的渔获——前面网兜里有四五只肥硕的江鳖，身后是大半桶各种河鲜。

老人告诉我，江里鱼鳖比以前少了许多，平时打一天的渔，也只能赚上几十上百元混口饭吃，今天收获有点意外地多，中午回家可以开心地喝上一杯小酒了。

“今天发财了，可以卖上好几百元了。”在我和老陈同声赞叹里，老人家满足地迈着与年纪不相称的轻快步伐，消失于江岸的尽头。

告别了老陈，来到海星码头。在渔业兴盛年代，这里天天樯桅毗连、人声鼎沸。如今衰败残破的码头上空无一人，如美人迟暮，这颗曾经遐迩闻名的“海上明珠”已经黯淡了。

适逢落潮，一条破旧的连家船孤零零地搁浅在码头下滩涂里。

江风刺骨，船家女主人在船头支起一口简易柴灶，正忙着做午饭。

我蹲在栈桥边，与她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了起来。

女主人姓林，已届古稀，是地地道道船上生、水里长的海星村疍家女。

我们从眼前的饭菜，聊到水上疍民的饮食习惯。水居的疍民嗜食腥味，视海味河鲜为珍肴。由于常年漂泊江河、以船为家，煎炸烧煮不方便，所以疍家人惯于生食、半生食，一些烹调技法也逐渐渗透影响到福州菜系。至少福州菜里有十几二十道，如蟹鲜、虾鲜、蛤鲜、蛎房鲜、咸鳀仔、咸蚬子、血蚶等独具特色的地方菜品，用盐、料酒加上葱姜蒜胡椒等其他佐料腌制鲜活水产品的做法，均源自疍家水上食谱。

此外，福州人将白水煮的鸭蛋称为"太平蛋"，也与水上疍家生活有关。自古疍人有在连家船尾饲养家禽的习惯，且多以喜划水、爱吃小虾烂鱼的鸭子为主。因为福州方言鸭蛋与"压浪"谐音，疍人水上捕捞运输最忌风浪，所以解缆扬帆前必须要吃两颗自家产的“太平蛋"，以此来祈求神明保佑此行一帆风顺，平安归来。

尽管现在人们出行早已安全无虞，但福州人沿袭的这种疍家习俗一直保留至今。只要有家人出门远行，必定会煮上一碗线面加两粒"太平蛋"来为之饯行。

林老太太丈夫也是疍人，原来也是营前水上运输社员工。上山下乡时期被分配到文武沙农场，她也迁了户口随夫同去。疍人不谙农事，在农场里夫妻吃尽苦头，依然收入微薄生活困顿。熬到改革开放，农场解散，夫妻自行携两稚子回到营前。

由于户籍无法迁回海星村，虽然回到出生地，但一家人却无法享受到任何村集体福利。无力在岸上置地建房，夫妻二人倾其囊中所有，购买了一艘机动水泥船当作梄身之所，同时也是谋生的工具。一家老小挤在狭窄的船上，风里来浪里去，靠摆渡和水上运输为业，像无根浮萍趁浪逐波，延续着父执辈们曾经的生活劳作形态。

我问：“老人家，您年纪这么大了，怎么不回到岸上和儿子们一起生活啊？”

林老太太叹了口气道：“孩子们也过得不易，我们老头老太在船上还能干一些活养活自己，也不想给儿孙额外添麻烦。”

从林老太太口中知晓：儿子们长大成人后，就上岸谋生去了。船民子女普遍没有接受什么教育，也不会其他手艺，在岸上也只能打零工做粗活为生。所幸的是，两个孩子到岸上都结婚成家生子了，但居住条件都很不好，一家在镇上买了一间小小的旧房子，另一家还蜗居在营前闸内河里面一艘废弃的水泥船上。

说到房子，老太太巴望着岸上在建的海星村拆迁安置房工地，浑浊的双眸溢满了艳羡。

老太太说：如果当年没去上山下乡，没把户口迁出海星村，今天肯定也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拆迁安置房。现在，整个三江口一带，连家船也就只剩两艘了。一艘是对岸亭江村的，但他们在岸上有房子。另一艘就是她这一家了，老夫妻二人一年365天都吃住在这条船上，是名符其实的连家船。现在年纪大了，没有体力再从事水上接驳运输，只靠零星的摆渡挣点小钱度日，一趟十元，油料贵的时候，除掉油费赚不到五元的辛苦费，入不敷出。

好在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食饱衣暖己不成问题。前两年，村里大船陆续都卖掉了，只剩下眼前这十来条小船了，码头空荡荡了，自此才能安心地锚泊，不用再担心有人驱赶了。

连家船上生活的流离和艰辛，在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的《疍户》一诗里早有描述：“天公吩咐水生涯，从小教他踏浪花。煮蟹当粮哪识米？缉蕉为布不须纱。夜来春涨吞沙咀，急遣儿童劚荻芽。自笑平生老行路，银山堆里正浮家。”

浮家水上，天天都得防着各种不测。天气晴好，船上生活还能勉强过得去，若是天气恶劣，老夫妻就开始提心吊胆了：最害怕台风天。每当听到台风要到来的消息，就手慌脚乱，赶紧把船驶入营前闸里的内河避风。如果营前闸没打开，只得驶到相对安全的筹岐对面沙洲芦苇荡里躲避。台风裹挟着暴雨，轻易就能把顶蓬帆布吹打得七零八落。如果雨水灌进船舱，家什、衣服、被褥就全泡了水，到处湿漉漉的，生不着火煮不了饭，饿一两天是常事，更别说安睡了。就是头疼脑热拉肚子，也要硬扛着，等风浪平静后才能上岸诊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