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杨博
在人类300多万年的历史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时间，都处在旧石器时代，寻找旧石器时代的历史就是在追溯人类的童年记忆。日前，在四川甘孜州稻城县，一处距今至少1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被揭露出来。
在这里，一支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的联合考古队正进行着第一阶段野外发掘的收尾工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谭培阳就是其中一员。穿越川西高原，登上高山，淌过河流，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寻找一件件石器，用它们追溯远古的人类记忆。
高原调查20天
首件精美手斧惊喜出现
出生于1993年的谭培阳是重庆小伙，看中了川西高原的旧石器时代研究工作潜力，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他毕业后，加入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时代考古团队。2020年起，他们开始了川西高原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工作，数月在原野上穿行，稻城皮洛遗址就是在这次专项调查中发现。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河流阶地，和史前时期是不同的。”谭培阳说，古人一般会选择临河而居，随着河流的下切，阶地会被抬高，阶地越高，年代越早。皮洛遗址的位置也是这样，它位于傍河的三级阶地上。眼见着高高的阶地，通过对地形地貌的基础判断，他们在稻城县平洛村停下车来，徒步登上山坡，进行初步调查。
那是在2020年5月12日，在一处电线桩旁，队员小秦在地表发现了第一件手斧。手斧被放在电桩旁的小坑一侧，“当时还以为是小伙伴放在那儿的。”小秦叫来小伙伴们，互相确认了不是对方放置，所有人都兴奋起来。
“当时我们已经跑了20多天，没有什么重要的收获，这件手斧的发现十分惊喜。”谭培阳说，手斧外形十分典型，也很精美。沿着这条线，队员们继续采集，陆陆续续，不断有手斧出现。“当时就意识到这里可能很重要。”团队立刻向单位报告了情况。此后经过专家论证和国家文物局审批，2021年4月底，一场寻找川西高原远古人类活动信息的考古发掘工作在稻城皮洛遗址开始了。
大风打乱工作计划
反反复复为石器制作“身份证”
在高原进行考古发掘，队员们需要克服的除了高原反应，还有较为艰苦的气候。有时候，队员们一天之内就要经历刮风、下雨、出太阳、下冰雹等多种天气。
对工作影响最大的，要数山上每天下午刮的大风。揭开地层后，一件件石器露出，堆叠在土壤上。为了更加准确地记录每件石器的出土情况，考古发掘队员在取出石器的时候，需要在每一件石器上做好标签，记录其坐标、位置等出土信息，并进行编号和拍照记录。标签纸，就类似于石器的“身份证”。他们用小钉子将黄色的标签纸固定在石器旁的泥土中。
往往一阵大风刮来，标签纸被吹得七零八落。考古队员又只好重新操作一遍，标签重新插放，照片重新拍摄。“没有办法，为了确保后续研究，出土石器的信息必须准确，所以我们要对每一件出土器物的信息负责。”谭培阳说，这次出土的7000余件石器中，几乎每一件都经历了这样的反复过程。虽然工作量大，但是看着一件件石器被规规矩矩的转移到工作站中，心中感到十分满足。
复原漫长历史过程
以石器探寻人类的过去
与人们想象的有所不同，实际上，考古调查生活是非常枯燥的，且处在高原上，体能的消耗比平原地区大很多。谭培阳说，日行百里、脚丈万步是日常，所到之处几乎都荒无人烟。“每天都跑很多阶地，早上出发，天黑才去到临近的县城休息，途中没有饭店，就自备一些干粮解决。”谭培阳说。
然而，野外工作并不全是“野”的，最初的惊喜都终归会归于平淡。“每天都只是想着怎么继续把工作往后推进，下一步做什么。”谭培阳说。
在他眼里，有意思的不只是发掘工作本身。对每一件石器，他几乎都会细细揣摩。它们来自什么年代？使用了什么技术？十多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把握着它？在制作修理它时，他们思考了些什么？制作成功后又是怎么使用它生活？最后又为何将它遗弃？
问号一个接一个的在他脑子里冒出。一件石器，穿过了时光隧道，被完全不同时代的人把握在手中，那种奇妙的感觉难以言喻。我们到底从哪里来，如何成长到现在的模样？在谭培阳眼中，人类的历史与人生或许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逝去的历史就像是我们每个人模糊的幼年记忆一样。一步一步，通过寻找石器，试图探寻人类的过去，或许就是他工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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