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两种语言观
语言，这个主题在科幻文学中并不边缘，甚至可以说是科幻的主要关心之一。作为对于人来说最亲密同时也是最陌生的对象，语言一直以来都是那些试图“想象无法想象的事情”（山田正纪）的科幻作家们所关注的领域。
本文所想讨论的是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的语言科幻作品中的独特语言观，其与主流科幻的语言观有着巨大的区别。主流科幻的语言观联系到信息社会中一种将语言科技化的意识形态，它既是科幻文类中比较传统的语言观，也是现在占据比较支配性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刘宇昆的语言科幻则是以更加“文学”的方式来重申了语言的另一种作用。通过对刘宇昆语言科幻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突破信息社会中支配性技术思想的道路。
简单地说，主流意识形态依照科幻小说的传统，将语言嵌入到了科学=技术的话语体系中，与其相反，刘宇昆则是将科学=技术带入了语言或者说象征的领域。而更加重要的是，刘宇昆所描绘出的语言功能是在象征层次的作用这一层面，也与他大部分作品的中心主题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他在很多作品中都不断重复着以此为基础的故事结构。
作为科技的语言
在进入对刘宇昆作品的具体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弄清主流语言科幻的意识形态结构，作为一个例子我选择了近年在语言科幻这个领域上获得了很高评价的特德・姜，他的作品《你一生的故事》被改编成了电影《降临》，给很多第一次接触语言科幻的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你一生中的故事》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语言学家通过学习外星人的语言——这种语言使用一种非线性的表意文字——最终让原本的线性“时间”在她的意识里变成了一个圆环的结构，并且使她得以将过去、现在、未来视为一个整体，因此随时可以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语言的改变造成了主人公认知结构的剧变。有人可能会认为，特德・姜作为美籍华裔作家，在塑造中篇小说《你一生的故事》中的外星人语言的时候，肯定受到了中国汉字的影响。但是，特德・姜曾经写过一篇名为 “Bad Characters” 的文章，并在其中主要讨论了“汉字”在信息传达和学习成本上的非效率性，以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造成的障碍，并以此为根据批判了汉字是一种“坏文字”。虽然这种主张本身并不是很新颖，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在特德・姜这里，语言是一种“需要被效率化的交流手段”，并且与“技术（technology）”、“现代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虽然这部作品从其所带来的效果来看是很具有冲击性的，但是正如日本思想家中泽新一所说，其语言观基本可以说是一个“扩张版萨丕尔-沃夫假说”，亦即“语言决定了人的认知结构”这一观念体系，譬如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Newspeak”采用的语言观也是建立在这一假说之上的，从这一点来说，特德姜的语言观其实是完全在语言科幻传统的内部的。同时，这一又被称为“语言相对性原理”的语言观，也对以超文本系统、网络计算机以及图形用户界面等技术的发明奠定了现在信息社会的基础的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他延伸了“萨丕尔-沃夫假说”，提出了“扩张人类知识（思考）”的技术思想，其背后思想便是“信息技术=语言可以扩张人的思考和认知方式”。作为一个程序员，很明显特德・姜也身处在这一意识形态中，他将语言描绘为一种如编程语言般可以替换和扩张的技术，直接作用于人的信息处理亦即认知过程，而这也是信息社会语境中比较普遍的关于语言的意识形态。
因此可以说，对于这种语言的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思考，同时也是对被信息技术完全覆盖的当下状况的分析和思考，而刘宇昆的语言科幻则为我们显示了超出这种意识形态的路径，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语言。
血腥的“萨丕尔-沃夫假说”
《思维的形状》书封
刘宇昆以语言为主题的作品，描绘出了一种完全与其相反的语言观。首先，关于刘宇昆的语言观与“萨丕尔-沃夫假说”的对立，其实他在《思维的形状》这部作品中直接对“萨丕尔-沃夫假说”进行了批判性的描写，将其描绘为一种在各不相同的语言和世界观的生存竞争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合理化、效率化，最终只会进化成一种完美的语言来支撑进步的帝国主义式语言观。因为如果一种语言可以决定人的认知的话，在逻辑上，正如恩格尔巴特所做的那样，就必然会联系到人的认知的扩张与进化这一观念上（《一九八四年》可以说是把这一逻辑推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可以说，这与特德・姜在批判汉字并强调表音文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时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完全一样。正如主人公所说的，“萨丕尔-沃夫假说-麦尔假说也是一种关于血腥、暴力和死亡的信条”。
在这部作品中，与人类语言这种不断强调善与恶、对与错、阴与阳等对立概念，清楚地设定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区别，并以一种直线型的进化进程为前提故而在本质上排除了多样性的语言不同，只会手语的外星人卡拉桑尼人的语言集中于描绘事物的所有连续性状态，比如它们在描绘颜色的时候会在语言上直接叙述出所有颜色的浓淡变化，在他们的语言中所有事物都作为连续体存在，因此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对立。但是作者并没有将人类和卡拉桑尼人对立起来，并赋予卡拉桑尼人特权，而是在最后描述了人类的语言在受卡拉桑尼人的影响后发生了变化也开始强调连续性，而卡拉桑尼人也在人类的影响下也开始强调区别，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完美的、合理的、进步式的语言，一切都在变化。作品这样结尾：“只有变化没有对立，没有彼此，我真希望此刻能够永恒。”
《物哀》中的语言观
那么刘宇昆所提出的语言观到底是什么？为了弄清这一点，接下来我想更细致的探讨一下他的作品。
“这个世界的形状就像汉字的‘伞’字。”
短篇小说“物哀”以这样的一句话开始。所谓的“世界”，指的是地球灭亡之后，一艘只有一部分人类乘坐逃离灾难的美国宇宙船。故事的主人公大翔（Hiroto）是日本人，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牺牲了自己将他送上了这艘世代飞船（Generation ship）。
正如他所说的，这艘飞船的形状非常像他写的“伞”字，上面的部分是捕捉太阳风来推进飞船的太阳帆，下面则是居住模块。父亲在他小时候教给他的关于日本的知识和思想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对他来说日本和日语同他的父母一样，都是在很久的过去就已经失去的、与现在的自己断裂的模糊记忆。也就是说，他在这里将现在自己所在的世界与逝去的记忆中的汉字重叠在了一起进行表象，在这里汉字将他现在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在象征的层次上联系在了一起。
这部作品的整体结构也是在主人公对过去的追忆和现在的危机的交互中展开的。比如说过去父亲教给他的“物哀”的思想和诗句，虽然大部分已是暧昧的记忆碎片，但对大翔来说却非常重要，也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中心主题。在追忆过去的同时，这艘载着最后的人类的世代飞船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太阳帆上裂开了一个洞，并因此偏离了航路，如果不修复的话人类最后的生存者也会在到达新的星球之前就在宇宙中消失。大翔决定牺牲自己去修复裂缝，他描述自己背着飞行器飞行的样子，正和自己名字的汉字“翔”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类似命运的观念，也就是说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在过去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已经决定。
在这里，过去的记忆与现在的状况通过汉字（=语言）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在主人公的内心以碎片的形式存在的、与当下的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的过去的回忆以及作为日本人的自我认同的残渣，通过汉字在现在重新显现，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表象（representation，字面意思是“再现”），并消解了过去和现在的断裂，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整体。
不仅如此，宇宙船的危机也是人类未来的危机，做好了牺牲的觉悟去修复太阳帆的大翔的行为在拯救人类这个意义上，也是拯救了未来。也就是说，通过汉字重新构成了一种过去、现在、未来在象征层次上的连续体。大翔如此描述自己的行为：
明迪说我是个英雄，但其实我只是一个简单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哈密尔顿博士也是英雄，因为他设计了“希望”号。明迪也是英雄，因为她让我保持清醒。我的母亲也是英雄，因为她忍受离别之苦让我活下来。我的父亲也是英雄，因为他教会我做正确的事。
所有人的命运交织成一张网。我们生命的意义，由各自在网中坚守的位置来决定。
这一段主人公的独白提出了一种“反英雄主义”或者说“泛英雄主义”的世界观，一方面相对化了“英雄”这种独占了价值和权力，并因此在结构上必然强调突出与断裂的形象，另一方面在其背后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直线型时间的时间观，在这一时间观中，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没有先后顺序地相互交融在一起，其关系性也是非固定的，会通过“解读”和“形成”的实践来改变互相的关系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伞”和“翔”这种汉字并不单纯地在表层上与宇宙飞船重叠，而是在象征的层次上，作为与捕捉过去的太阳光来推进自己飞向未来的人类居住地的宇宙飞船同样的存在显现出来的。在这里，汉字（=语言）是将这张网作为一个连续体可视化并表象出来的某种结晶体般的存在，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汉字我们才能够将这种连续体对象化，并以此来思考以及感受。
同样的，作品中“物哀”的思想及其表达形式的汉诗和俳句等语言艺术也并不是一句“东方主义 Orientalism”就能概括的，正如大翔的父亲所说，在宇宙中“万物流转”，而“物哀”的内含便是与这种宇宙产生的共感，对脆弱且轻易逝去的事物所抱有的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作品中人类的大部分已经同地球一起灭亡，但是我们通过从现在的位置与这种不断上演灭亡与重生的“流转”的宇宙产生共感，并使已经逝去和灭亡的事物不单纯与未来断裂和隔离，而是作为支撑这个宇宙的存在重新被赋予价值和意义，并在现在得到救赎并被一同带向未来。也就是说，汉字以及使“物哀”成为可能的汉诗、俳句等语言，是一种在肯定宇宙的流转形式的同时，亦在“现在此处 （here now）”重新构成并可视化逝去的事物与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性的技术。很明显，这种语言观与特德・姜在其科幻小说中作为前提的“作为传达信息的技术的语言”完全不同。
《文字占卜师》中的语言观
但是刘宇昆《物哀》这部作品并没有将汉字、俳句以及“物哀”的思想特权化，刘宇昆通过这些意欲表现的，是一种关于语言的更加结构性的性质，不管是汉字还是俳句，它们都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和脉络，或者无法直接联系到现在的状况，因此就需要主人公的介入，进行语言和脉络的重构，使其重新可以适应“此时此地”的操作，就语言而言，这种操作可以看作为广义的、本雅明意义上的“翻译”。
很清楚的体现了这一点的是短篇作品《文字占卜师（The Literomancer）》，故事的舞台是1961年冷战中的中国台湾。为了在亚洲构筑战略前线，美军进驻台湾，而很多美国士兵也带着自己的家人来到了台湾。主人公的小女孩 Lilly也同母亲一起，随着父亲——一位美国间谍一同来到了台湾，而他的父亲因为要进行间谍活动，所以在基地外面与台湾人一起生活。喜欢台湾人的 Lilly 在美国人社区的孩子中越来越被孤立，正是在这个时候她遇见了做文字占卜师的老甘和他的孙子Teddy。
文字占卜师用汉字来占卜人现在的心情，以及过去和未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占卜并不是单纯地预测什么事情，具体的占卜过程是将心里浮现的字分解成单独的构成要素，在对各个要素分别进行了解读了之后再重新组合在一起，由此在一个更大的脉络或者说连续体里为这个字提供新的意义。正如翻译过来的语言必定会改变并*我们的母语一样，作为翻译的文字占卜在将心情或者事情这种各自毫无关联的独立的碎片重新连接在一起，在更普遍的宇宙论中重新定位的同时，其本身也在重新形成一种新的宇宙论。
那么为什么刘宇昆将这种作为翻译的文字占卜作为自己作品的中心主题呢？正如文字占卜师自身所说的，在二战、冷战，以及在台湾引起了一系列的报复与虐*的“二二八事件”中，语言都作为加害的手段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比如说，“日本”和“中国”，“外省人”和“内省人”等都只是语言而已，人们却将其当成了对一些东西抱有*的主体，并因此引发了对立和纷争，这无疑是一种魔术。既然如此的话，通过作为翻译的文字占卜，将这些语言转化到另一种意义体系，在更加普遍的宇宙论中化解二者的对立并对其重新定位也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刘宇昆所描绘的）文字占卜师的战略便是用融合和连续性的魔术来对抗那种区分和分析事物的、强调不连续性的魔术，而使这种对抗成为可能的便是语言。
Lilly 的形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她自身也是一个翻译者，或者说这篇作品的整个故事所描写的便是一个翻译者的成立过程。比如说，Lilly 在一开始就与讨厌东方佬的美国同学合不来，文字占卜师通过对英文的文字占卜，在建构了一个他与 Lilly 的相遇不是偶然而是命运的象征体系的同时，使美国与台湾这两个对立主体的遭遇与和解成为了可能，而非常讽刺的是，文字占卜师所占卜的英文词语是美军文件中出现的“thalassocracy（制海权）”。最后，Lilly 也效仿文字占卜师，将其应用在了自己的英语上，通过在母语中的“翻译”实践，其母语本身也在不断地生成和变化。在故事的最后，Lilly 不小心将文字占卜师的事情告诉了她的父亲，她父亲便认为他是共产主义者的间谍，不顾老甘跪在地上的哀求，在残酷的拷问后将他和他的孙子一同*死，Lilly 一边在心中描绘着文字占卜师和他的孙子，一边为了他们的救赎，进行了文字占卜。
“freeze”这个词似乎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描绘出了这个词，用她认为老甘会用的方式仔细审视它。这些字母不停地晃动，互相碰来碰去。“z”的形状是一个跪着哀求的男人，“e”的形状则是一个孩子蜷曲的尸体。然后“z”和“e”消失了，只剩下了“free（自由）”。
“没关系的，Lilly。泰迪和我现在自由了。” 莉莉试着集中精神，紧紧抓住老甘逐渐消失的笑容和温暖的声音。“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你注定也会成为一个文字占卜师，这次是在美国。”
在这里，老甘和他的孙子并不是单纯被残酷地*害，并任其逝去，任其与这个世界断裂开来，而是通过文字占卜在象征的层次上对其进行救赎，与此同时，也超越了汉字和字母，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的对立，过去和现在在 Lilly 的文字占卜（=翻译）中连为一体，并一同走向未来的美国。这里所用的“救赎”这一概念是在本雅明的意义上使用的，指的是让那些与现在和此处已经失去了联系、在未来也注定被遗忘的人和事从这种状态中脱离出来，让它们重新与我们在一起、一同走向未来。
这种通过操控语言，也就是象征的“翻译者”将互相断裂的人与人、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重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加普遍的宇宙论，并在其中完成救赎的结构，也是在刘宇昆小说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一种普遍的故事结构。前面提到的《思维的形状》的主人公也是一个在人类和卡拉桑尼人之间的翻译者，他所做的不仅仅是单纯地转换和传达信息，而是在连接两个世界的同时，使二者融合并形成一个更加普遍的意义体系。在对立与融合、战争与和平、逝去的人们与不确定的未来这些主题中，刘宇昆的小说总是会在其中间设置一个翻译者的形象，让他救赎各种断裂和隔阂。这里所说的“救赎”不是个人主义英雄般的救赎，而是在接受所有悲剧和对立的结果的同时，在事后通过“翻译”重构一个可以将对立的或者逝去的人和事物重新包含在内并赋予意义的象征场域。它是一种象征性的复活，也是刘慈欣所说的刘宇昆作品中的“诗情”的来源。
结语
综合以上的分析，刘宇昆的语言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与强调信息传达与认知的语言观不同，刘宇昆强调的是语言所具有的“象征形成”（卡尔・克劳斯）的功能（赋予情感和联系一种具体的形态）。
2.这种语言观强调对时间和空间之间，人和人之间等所有断裂和隔阂的缝合，强调对立和区别的解体和融合，并将这种缝合和融合的形态凝结在语言中使其可视化。
3.缝合以及融合的实践，需要这里被称作“翻译”的操作（本雅明），即建构一个两个完全不同且对立的意义体系可以重新融合在一起的象征意义的场域。
4.这种操作的目的在于对失去和断裂之事物的在象征场域中的（事后性的）救赎，即使其重新在自己的生活以及世界观（=宇宙论）当中获得应有的位置。
5.在刘宇昆的作品中，进行这种救赎的翻译者的形象和结构不断被重复，因此可以断定这是对于他来说一个本质且普遍性的主题。
可以说，刘宇昆创作了诸多以语言为中心主题的小说，其理由在于，他所抱有的救赎的观念和形象本身便是语言性或象征性的，它不可避免的涉及到符号、意义、象征以及宇宙论，也因此必然需要翻译的实践。当然，我们可以从刘宇昆自身的经历——移居美国的华人，以及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翻译者身份中来寻找这种不断出现的作品结构的原因，但是不能完全回收到这里，正如我们所分析的，他通过这种主题想要思考的，其实是在信息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如何思考语言这一问题，同时也是当代社会中在象征层次或者普遍层次上的翻译与救赎的必要性和伦理性。
（本文最初以日文发表于日本综合批评杂志《ecrit-o》第 8 辑，ecrit-o 编辑部，2018年5月。中译版为原文的缩减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