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在《吴书》中称甘宁为“巴郡临江人”，即益州出身，却未提及其先世所在。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吴书 甘宁传》
东吴国史作者韦曜称甘宁“本南阳人，其先客于巴郡”，即甘宁祖籍荆州，之后客居益州。相较陈寿，韦氏的论调便完善许多。
宁本南阳人，其先客于巴郡。--韦曜《吴书》
三国详细地图
不过严格来说，韦曜的论调也不够严谨。按《晋书 甘卓传》，传主是甘宁曾孙，同时也是“秦丞相（甘）茂之后”。可知甘宁先祖可追溯至甘茂。
甘卓字季思，丹阳人，秦丞相（甘）茂之后也。曾祖（甘）宁，为吴将。--《晋书 甘卓传》
（甘）茂者，下蔡人也。--《史记 甘茂传》
（九江郡）下蔡，故属沛。--《续汉书 郡国志》
游戏中甘宁的形象
按《史记》，甘茂出身下蔡。两汉时代，下蔡旧属沛郡，隶豫州；后划入九江，隶扬州。照此描述，甘宁先祖实际经历了自长江下游（扬州九江）迁徙至中游（荆州南阳），又由中游（荆州南阳）迁徙至上游（益州巴郡）这样一番变迁过程。
东汉末期州郡
按彼时传统，流寓侨人落户新土，数代之内便会改移籍贯。便如甘宁仕吴时以侨人自居，但至其曾孙甘卓，便成为“丹阳人”（见前文注引《晋书》），籍贯从益州变为扬州。
从时代背景上看，改易籍贯基本可以视作侨人出仕的必由之路。因为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官人法，均由长官（牧、守、公平、中正、州都）在辖区内进行考察推荐，“乡论”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流寓士人很难通过正常途径得到出仕机会，因此改易籍贯势在必行。
不难看出，在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后，甘氏宗族已经扎根益州，且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从甘宁可以通过正常宦途出仕益州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推断，甘家迁往益州巴郡，至少在三世以上，不然甘宁不会那么轻松就可以出仕益州的。
以上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甘家在秦汉纷争之时，从九江迁往南阳，又在王莽改朝，光武中兴之时，从南阳迁往巴郡的。这两次的迁徙均是在战乱动荡的时期。
《华阳国志》记载，巴郡临江县中有五大宗族：严、甘、文、杨、杜。常璩还特意标注“甘宁亦县人”，可知魏晋之际，临江甘氏已成巴郡“大姓”。
临江县枳东四百里……严、甘、文、杨、杜为大姓……甘宁亦（临江）县人，在吴为孙氏虎臣也。--《华阳国志》
同时根据《四川文物》2019年第6期《秦汉简牍所见“巴县盐”新解及相关问题考述》：秦汉时期巴郡都是重要的产盐区，张家山汉简、岳麓书院秦简所载“巴县盐”是指秦代在巴郡产盐县设置的盐官，具体很可能指的是巴郡的朐忍、临江、涪陵三县盐官。
从以上两个材料我们不难发现，秦汉时期的巴郡临江县，是全国重要的产盐区，为此还设置了盐官进行直接管理，而甘家做为临江县五大宗族之一，是极有可能直接参与当地盐业的生产的，毕竟古代的盐铁，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政府为此屡禁，但民间私盐、私铸铜铁一直是屡禁不止。
这也是甘宁做为豪族的根基所在，同时也是他年少时挥霍无度，出入皆以锦缎炫耀的资本，没有这样的资本，他怎么敢年轻之时“贼害郡中”十余年，又怎么会有“锦帆贼”的称呼。
这时的甘宁，已经在益州踏上了仕宦之路，先“举计掾”，后“补蜀郡丞”。应该说，这是地方豪强才拥有的特别待遇。
（甘）宁为吏，举计掾，补蜀郡丞，顷之，弃官归家。--韦曜《吴书》
“计掾”即州郡的“上计使者”，亦作计佐、计吏。按甘宁为“巴郡临江人”，他充当的应是巴郡的计吏。
所谓计吏，即负责将所在辖区钱粮、赋税、户口等考绩指标上报于上级单位的属员，该职责称作“上计”，类似现代之“述职”。县邑上计于郡国，郡国上计于中央，州刺史亦上计于中央。
“上计”在人口流动性较差农业社会下，提供了结交贵势的机会。比如“少孤”、“家贫”的邓艾，本为“稻田守”、“丛草吏”，微末至极，他在担任“典农纲纪”时，因为得到了“上计”的机会，拜谒了太尉司马懿，便被延揽为（太尉）掾，遂仕宦洛阳，最终发迹。
那为什么甘宁在194年联合别的豪族，一同起事反对刘璋呢？
《三国志·卷三十一·蜀书·刘二牧传第一》：裴松之注引《英雄记》曰：焉死，子璋代为刺史。会长安拜颍川扈瑁为刺史，入汉中。荆州别驾刘阖，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
注：“荆州别驾刘阖，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这句话有疑点，刘阖既然是“荆州别驾”，则攻击刘璋无所谓“反”。最受认同的解释为此处当为漏记，推断是：“荆州别驾刘阖诱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也就是说应该是刘阖策反甘宁等将反叛。
194年，在刘阖的策反下，甘宁与沈弥、娄发等人起兵反叛刘璋，但被赵韪击败。甘宁便率领八百多人，去荆州依附刘表，留驻南阳，希望在故乡能有个好的归宿（这里《吴书》的记载不是背叛刘璋，而是“宁为吏举计掾，补蜀郡丞，顷之，弃官归家”，但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我查看很多网络的资料，没有找到这里面的原因，看了彭治宇先生的《宿命三国》，给了我启发，通过找寻别的资料，我把这里面的原因叙述如下：
194年为兴平元年，益州牧刘焉去世，其子刘璋继领益州牧，其时，东汉朝廷腐败不堪，名存实亡，益州在刘焉治理的6年间，实际上已经处于半独立状态了。
游戏中的刘焉
中平5年188年，刘焉初到益州之时。因为道路不通，刘焉暂驻在荆州东界。但是这时益州已乱，刘焉进不了益州。上任刺史郤俭非常贪婪残暴，使得黄巾余党在益州起事，他们*死郤俭，攻破蜀郡、犍为，自称天子，没几日就被益州从事贾龙（益州第一流豪族）组织军队击败。为了收拾并稳定当时动荡的局势，贾龙于是迎接刘焉入益州，但刘焉没把治所定在豪族云集的成都，而是定在豪族势力较弱的绵竹。
刘焉初到益州，是毫无根基的，便施行宽仁之政，至此刘焉完全按益州豪族的剧本行事，双方看似皆大欢喜。刘焉是有野心的，本来想领交州避祸，因为听侍中董扶说益州有天子之气，改向朝廷请求为益州牧。这样的人，让他去成都受当地豪族的摆布？
实际上刘焉与袁绍、司马懿一样是“外宽内忌”的人。出身士族而又有意争天下的人都体现了这种风格，一方面日常生活要遵守儒学的道德规范，一方面争天下又要干大量暗黑的事，于是只好自相矛盾，表里不一。不进入成都，一边是为了减少掣肘，一边是暗中布局。
益州离南阳郡很近，南阳郡是东汉光武帝的故乡，是东汉功臣后裔扎堆的地方，其势力十分强大。在到益州之前，刘焉做过三年的南阳太守，官声甚好，加之又是汉室宗亲，深得南阳豪族之心。当时关中已经大乱，很多南阳的豪族都迁到了刘焉所在的益州，并带去了大量的人口，刘焉把这部分人挑选出一支军队，组成了“东州军”，并在南阳豪族和汉中张鲁的帮助下，对当地的益州豪族进行了一轮清洗，连迎接他入蜀的贾龙也没能幸免。
原来的益州豪族真的是悔不该当初。
从此，以刘焉为代表的东州集团，成了益州的统治层，他们处处高于当地豪族一头，这自然激起益州豪族的不满，但有前车之鉴，他们也是一直隐忍着，随时在找寻机会。我想在这次清洗之中，做为益州不算第一等豪族的甘宁家族，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即便经济上不受到大的打击，那么政治上低人一等，也是他们所不能忍的。
兴平元年（194年），刘焉在朝中的长子、左中郎将刘范与次子、治书侍御史刘诞、征西将军马腾策划进攻长安，但密谋败露，逃往槐里。刘范不久被*，刘诞亦被抓获处死。议郎庞羲送刘焉的孙辈入蜀免受牵连。此时绵竹发生大火，刘焉的城府被焚烧，所造车乘也被烧得一干二净，四周民房亦受其害，刘焉不得已迁州治到成都。因为伤心死去的两个儿子，又担忧灾祸，不久便发背疮而死。
刘璋暗弱
治所迁到成都，离益州豪族更近了，加上朝中的变故和刘焉新亡，此时继承父业的刘璋，可谓形单影只，本来为人就懦弱多疑，人心也未归服，益州本地豪族由于最近几年的积怨，现在开始蠢蠢欲动了。这时荆州的刘表也看到了这一点，原本刘焉联合东州集团打压益州当地豪族，就已经引起了当地豪族的不满，若善加引，诱晓以利害，很容易让本地豪族起事。把益州搞乱，自己好从中渔利。
刘表便命荆州别驾刘阖去策反沈弥、娄发、甘宁等人。策反虽然成功了，但很快被益州的一流豪族赵匙镇压下去，策反的目的没有达到。虽未成功刘表也为这些被策反的将领留好了退路，那就是举家迁往荆州，毕竟荆州是刘表的地盘，刘璋是奈何不得他们的。
甘宁迁到荆州之后又会如何呢？我们以后分析。
建安二十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