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7.5普吉沉船事故已过去一年，那些遗忘的、记着的故事，看见的、看不见的伤害，都慢慢浮出水面。
泰国普吉府尹帕卡蓬近日对外表示，目前泰国皇家警察仍在办理此案，超过100名证人的口供录入过半。同时，为了不唤起人们的痛苦记忆，今年将不会举办沉船纪念活动。
虽然官方讨论的声音日益减弱，伤害仍余波未消。这一年，除了伤痛和思念，遇难者家属、幸存者还与国内在线旅行平台打着漫长的维权官司，杭州地区的起诉案尚未被当地法院受理。
迟迟未到的审判，悬而未决的诉讼，像两块大石头压在家属们的心头。与那艘迟迟无人出价竞拍的“凤凰号”一样，家属和幸存者们似乎也面对这一个看不到终点的旅行。
“现在就是一直等，等最后调查报告，等审判结果。”
打捞出水的凤凰号被查出有多方面不合格。
“当年的我们只剩下我”
2018年7月5日，泰国普吉西南海域发生游船“凤凰号”沉船事故，造成47名中国游客遇难。距离那场致命旅行已过去整整一年。2019年7月1日，阿雄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张六个人的照片，配文是“当年的我们，只剩下了我”。
阿雄（左）和五位朋友在泰国旅行时的合影。
阿雄个子高大，喜欢打篮球和健身。与人聊天时，随和而幽默，笑起来脸上还会露出两个酒窝。可一聊到去年那场事故，他就变得低落，紧绷、急躁，眼神中透出焦灼。他不理解为什么一艘各方面不合格的船会被允许出海，还被挂在国内网站上销售。
他不停地假设，如果没有这次旅行生活会变得怎么样。
2018年7月第一周，90后汕尾人阿雄和另外五个年轻人策划了一场泰国之旅，充满亚热带风情的普吉岛是最后一站。
他们六个人彼此是姐弟、同学或者同事，亲密无间、无话不谈。7月1日，六个年轻人聚在深圳宝安机场，在候机室留下一张合影。
两星期后，只有阿雄一个人拖着伤病的身体回到广州。
阿雄还记得，游船倾覆的瞬间，他听到有个女孩用潮汕话喊了一声“我好怕”，然后就被混乱的尖叫声盖过。他拼命看却找不到人。“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喊的，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同行的人。”
他也记得，被拉上皮划艇后，有个年轻女孩躺在一边，满脸是血，虚弱地向他求助。他脱下运动裤，用一边包住女孩的头，另一边则包住被玻璃划伤的左手。然而，阿雄的亲姐姐和情同手足的“结拜”大哥，以及三位同行好友都被海水吞没。
当然，最后时刻才临时扔进舱里的救生衣，翻船后独自逃命的船员和船长、在转移时一群受伤的人无人照料，只能依偎在游船发动机附近取暖等等.......这些细节都让阿雄无法释怀。
他反复念叨：“怎么能这样呢？他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救援现场。
选择一个人在广州过年
身体恢复后的阿雄继续在广州工作。一年过去，他觉得自己变化不大，就是一个“每天三点一线工作的都市青年”。也有一些微小的变化在他身上发生，比如近乎苦行式地拼命赚钱，在独处时不由自主地抽烟，间或性的失眠与做噩梦。
最近，阿雄换了新发型，头发左右两侧被剃光，只留下头顶的一道蓬松，这是年轻人中流行的时髦发型。
阿雄说，真正原因是两边突然长出很多白头发，“不能让我爸妈知道。所以，现在一长头发出来我就剃掉。”
因为失去的都是亲人或同学，一回家就会和他们的家人照面。所以，事故发生后，阿雄开始变得最怕过节。
“每到清明、中秋、过年就害怕，受不了家里那种气氛”。2019年的春节，他选择一个人呆在广州过年。
离开的人还里有阿雄的亲姐姐，她留下一个三岁女儿，目前由阿雄的爸妈抚养。小孩子没什么生离死别的概念，大人哄一哄就能让她开心玩上半天。不过，阿雄回家的时候，会偷偷带她出去，拿她妈妈的照片给她看。有时，孩子就会对着照片喊“妈妈”。
“我就知道她还是记得的。这个孩子还是记得我姐的。”阿雄说，姐姐离开后，孩子就是父母的一个寄托。父母希望把小孩子好好照顾长大，也算是对离去的人一个安慰。
在采访过程中，阿雄指着随身挎着的一个半旧的帆布小包说，“这就是当时去普吉岛旅行时背的包”。
这一年，他平常外出、到外地出差都带着这个包，包里还放着六个人在机场候机时的合影。遇到值得纪念的风景，他就把照片拿出来一起拍照。“就是有种我带着他们去旅行的感觉”。
他沉默了一会儿。“其实就是骗自己了，但这样会好受一些。”
悬而未决的诉讼
除了思念和煎熬，过去一年，对阿雄和其他遇难者家属来说，还有一件大事是准备诉讼。
事故发生后，泰国警方逮捕了相关责任人，并公布了对遇难者和伤者的赔偿方案。不过，也有家属质疑，作为此次旅行的第一环节，承接代订服务的国内旅行社和在线旅行平台是否也该担责？
在7·5普吉沉船事故中，很多游客是自由行。他们从国内在线旅行平台（简称“OTA平台”）选购一日游、特色游等碎片化产品；出境后，由当地接待人员提供服务。以阿雄为例，他们一行六人是在马蜂窝平台购买的产品，供应商为深之旅旅行社。而杭州郑先生一家则是在飞猪平台上购买，供应商为成都象爸爸旅行社。
沉船事故后，遇难者亲属在海边祭拜。
阿雄说，7.5沉船事故发生后不久，有个别OTA平台派人到达普吉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并按照每人1万元的标准发放给家属慰问金，此后并没有更多解决方案。阿雄说，“我们从正规旅行平台上购买你的产品，是信任你的品牌和安全。船出事了，难道只是造船厂的责任？你怎么能跟一条不合格的船合作呢？”
2018年7月底，阿雄和其他20余名遇难者、幸存者的家属们委托公益律师团队向此次事故的各责任方索赔。他们分成北京、上海、杭州三组，索赔对象包括马蜂窝、携程、飞猪、深之旅、象爸爸等相关旅行机构。
截至目前，A组于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立案。因4月18日举行的诉前调解未达成一致，即将进入首次开庭。B组则于近期在上海长宁区法院获得立案。被分入C组的郑先生告诉南都记者，从2019年初，他们家和另外一家就委托律师提交诉讼申请至杭州市余杭区法院。但截至目前，还在立案审核中。
“我们现在就期待事情能尽快解决。现在一直没有一个结果，对我们家人来说也是一种煎熬。”
迟迟未到的审判
自凤凰号从被打捞出水之后，它就一直被放在普吉岛拉萨达（Rassada）船厂吃灰，每月花费约10万泰铢的仓储费。
今年5月，凤凰号迎来第一次拍卖，起拍价90万泰铢。然而，不出意外地没有吸引到任何买家。
当地媒体报道称，有声音认为，“这是一艘被诅咒的船”。此外，泰国官方对凤凰号船体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为了获得运营证书，这艘不合格的船要作出较大改动。
2019年7月2日，泰国普吉府公共关系部办公室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则消息称，将不会举办“7.5普吉沉船事故”一周年的任何纪念活动。普吉府尹帕卡蓬表示，“这是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事件，不想唤起大家的痛苦记忆”。
遇难者家属在申请书上签名希望“尽快审理案件”。
同时，帕卡蓬也表示，泰国皇家警察正办理此案，包括向超过100人的证人录制口供。而普吉政府将会持续监督后续进展。
“凤凰号”即将迎来拍卖，对责任人的审判却遥遥无期。阿雄担心，“就这么拖着，一天天过去，以后没人提起了。”
同样有此感受的，还有在曼谷的杨敏（化名）。在去年那场海难中，会说泰语的杨敏曾被公司派往普吉，为普吉府民联厅做中泰翻译志愿者，不少对外发布的事故中文公告就出自她的翻译。
杨敏依然记得工作时的情景，“每天都能看到遇难者数字在增加，从最开始的十几人，到最后确定的47人。当得知最后一具遇难者遗体被船压着无法捞上岸时，觉得真是很难过。”
2018年11月17日，泰国普吉倾覆沉没的“凤凰”号游船打捞出水。新华社发
据她介绍，从沉船捞起之后，关于此事的公开信息发布也逐渐变少，当地媒体上关于沉船的讨论也越来越少。“现在当地媒体对这件事报道确实很少，隔几个月有一条新闻。也许很多人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吧，所以就慢慢遗忘了。”
回国之后，事故家属们的信息渠道只是国内媒体的零星报道，例如“船捞出来了”、“船多方面不合格”、“船要拍卖了”。
阿雄常常接到朋友的亲友打来电话，问他国内维权案和国外审判的进展，阿雄每次只能以相同的方式回答，“再等等”。
采写：南都记者 毛淑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