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外山河 楼中书卷 一般不厌百回看
——深度解读忻州古城（上）
本报记者 王文君
忻州古城南门
晋北锁钥
华灯初上的古城美轮美奂
一段历史，经过时间沉淀，其脉络才会更加清晰。
一座城市，经过风雨浸润，其魅力才会充分彰显。
忻州古城就是这样一座城。在经过几年的修复、保护、活化后，加持文化，培植特色，客流大增。从牛年的春节到“五一”小长假，热闹的民俗、浓浓的年味、传统特色小吃，让古城游客爆棚，成为山西众多旅游景点的一匹黑马，一骑绝尘。
黑格尔说：“历史是一堆灰烬，灰烬深处有余温”。揭开历史的尘封，探寻古城之奥秘。让我慢慢道来：
侨置之城 绝代风华帝王留名
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优美的风情画卷。忻州古城在历史上根据不同时期区划以及建制层级的变化，有不同的地名，分别是九原、秀容、忻州。
九原古郡绝代风华
在清代忻州州署衙门前，曾经有一处巨大的牌楼，上书“九原古郡”，牌楼雕梁画栋，煞是气派。在州署这么重要的黄金地段，为何要立这样的牌楼？
九原这个地名，在历史上是大有名气。地理位置就在现今的包头市九原区。战国时期，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大军，战力大增，铁骑横扫内蒙古南部，开疆拓土。为防备匈奴的侵扰，赵国沿乌拉山修筑了长城，并在最大的山口即今称为哈德门沟的南部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城郭，取名九原城，在城中屯有重兵，使之成为赵国西北部的军事重镇。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大将蒙恬率军夺取了河套地区，沿黄河修筑了34座县城，在今包头市以西、后套平原以东、黄河南岸新设一郡，命名为九原郡，郡治设在九原城，为天下36郡之一。
九原城鼎鼎有名，还与始皇帝之死的谜案有关。秦朝为了巩固统治、防备匈奴，修筑了从国都咸阳的甘泉宫直达九原城的长约700公里的大道。秦始皇就是在前往九原城巡视的途中病死，死后在秘不发丧的情况下到达九原城，然后运回咸阳。由此，九原城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紧紧相连，不断出现在史籍里。
东汉初年，地方势力卢芳占据了九原城，割据称帝，都城就设在九原城。后来卢芳降汉，九原城又重归汉王朝。九原城虽处边陲，但那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养育了众多人口。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九原城的居民为避战乱，四散逃离，九原城十室九空。匈奴乘机南下，占领河套。
东汉永初年间，晋北地区爆发了羌、汉农民暴动，战火燃烧了近50年之久，百姓流离失所， 正所谓“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现今的忻州本境也是荒芜人烟，人去楼空。曹操统一北方后，为改流规制，恢复生产，安定民心，听取朝中大臣建议 “驱聚塞下流民” 入关居住，并很快予以实施。《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二十年，减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每郡置一县以领其民，合所减各郡以为新兴郡。”
当时新设立的新兴郡，郡治在今忻府区麻会村，隶属并州，下辖九原、定襄、云中、广牧四县。后又增领原平、虑虒、平城三县。新置的九原县，是由汉初的五原郡合并而置，因五原郡治在九原，故命名九原县，县治就在今忻州古城。至于哪位县令建立城池，史书却无确切记载。倒是有个成语叫“梁习治最”，梁习是当时的并州刺史，治最自然是治理得最好，说明九原县当时社会稳定，生产发展。
九原县从汉末建安时侨置，到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并省，在本境有连续231年之久。
就在九原县撤销的36年前，在县境的西北地区出现了另一个县名——秀容。
秀容之名源自帝王
“秀容”首先是一个复杂的地理概念，牵扯到多次区划更迭， 最早的古城位于今城区西北25公里的奇村与辛庄之间，北魏永兴二年（410年）置。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出版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载：“秀容县，本汉阳曲县地，后汉末于此置九原县，隋开皇十八年于此置忻州，又于今县西北五十里秀容古城移后魏肆州所置秀容县于今里，属忻州。”《清一统志》：“秀容故城，在州西北五十里，后魏置县，为秀容郡治。”《中国历史地图册》在北魏地图中明确标注肆州管辖新兴郡、秀容郡、雁门郡。秀容郡、秀容县在境内西北同一地点。
秀容郡从北魏永兴二年（410年）建立到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废秀容郡，始置忻州，并将秀容县移治九原城。秀容郡在境内存在188年。而秀容县则从北魏建立，历经隋、唐、宋、元，直到明洪武初年，秀容县并入忻州，共存在900余年。对忻州人来讲，秀容可谓是深入人心。
其次，“秀容”还是一个人文概念。为什么叫秀容郡、秀容县呢？这还需从本地的一个英雄人物说起。《元和郡县志》记载：“刘元海感神而生，姿容秀美，因以为名也”。在九原建城第二年，朝廷把南匈奴的人众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其中北部居新兴郡。
当时北部帅叫刘豹，刘豹生子刘渊。匈奴贵族曾以匈汉和亲为由，说自己是汉朝皇帝的外孙，用外祖父的姓为姓。匈奴人用刘姓，是匈奴族逐渐汉化的标志。刘豹是第一个有史为据的采用汉姓的匈奴人。
刘渊的出生颇为神奇。刘豹的妻子呼延氏，在龙门求神赐子，不一会儿，有一条头上长着两只角的大鱼，晃动着鳞游到祭神的地方，游来游去就是不走。巫师见到这种情景，非常惊异，说：“这是好的征兆。”当天晚上，呼延氏梦见白天见到的鱼变成人，手拿着一样东西，约有半个鸡蛋大，放着光芒。他交给呼延氏说：“这是太阳的精华，吃下它，就能生下贵子。”过了13个月，呼延氏生下儿子。婴儿左手心有一个“渊”字，因而取名叫刘渊，字元海。
刘渊儿时便聪慧异常，7岁丧母，竟哀鸣不已。个人形象是“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史书上称刘渊“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
晋元熙元年（304年），刘渊在左国城，被匈奴部众拥立为大单于，建都离石，公开起兵反晋。不久，刘渊在左国城设坛祭天地，即位称汉王，年号“元熙”，追尊三国蜀后刘禅为孝怀皇帝，并祭祀汉家列祖列宗。接着，刘渊率兵南下，问鼎中原。永嘉二年（308年），刘渊在蒲子（今山西隰县）正式称皇帝，改元“永凤”，迁都平阳（今临汾西南）。
尽管匈奴汉国只存在了14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让人感叹不已。但在本地人眼里，刘渊姿容秀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资治通鉴》载有这样的文字：光文皇帝刘渊身穿布衣，居住的地方也没有双层的坐垫，皇后嫔妃也不穿绫罗绸缎，拉车的马匹不喂粟谷，这是爱惜百姓的缘故。正是因为他爱护百姓，百姓才爱戴他、记住他、怀念他，才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秀容”。
忻州古城悦心之地
如同闻喜县县名源于汉武帝“获闻喜讯”、登封县源于武则天“嵩山封禅”一样，忻州也来历不凡。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置忻州。《元和郡县志》记载：“忻州因州界忻川口（忻口）为名”。“忻口”又是怎么来的？曹魏时期《土地记》载：“汉高出平城之围，还师至此，六军忻然，因名”。
这里牵扯出一则重大事件。说的是汉初著名的“白登之围”。公元前200年，世居蒙古高原的匈奴部族南下进攻大汉，联合韩王信的叛军，迅速攻取雁门关，占领了晋阳（今太原），并挥师继续南进，严重威胁到汉朝的都城西安。于是，汉高祖刘邦亲率30万大军出征匈奴，汉军进入太原郡后，连连取胜。刘邦认为匈奴人也不过尔尔，没什么好怕的，于是不听谋士劝阻，轻敌冒进，追击到平城(今大同)时，被匈奴40万大军围困在白登山（今大同市东北）一带。当时正值隆冬，朔风猎猎，天寒地冻，汉军孤军深入，粮草接济不上，被匈奴围困了整整七天七夜，没吃没喝，死伤无数。危难之际，谋士陈平悄悄深入敌帐，重金贿赂匈奴单于的老婆阏氏，说了一箩筐的好话，匈奴大军才网开一面，已毫无战斗力的汉军得以仓皇南撤，直逃到忻口方才转危为安。这时神经绷得紧紧的刘邦才开颜而笑，欣慰自己未遭全军覆没、灭朝灭国的厄运。笑口一如“欣口”，因“欣”通“忻”，所以该地被称为忻口。忻州之名也由此而生。
从公元前200年，到隋开皇年间，时间间隔近800年，尽管“忻州”地名姗姗来迟，但历史的长河还是给予了“忻州”无上的关爱，让其延续至今，虽然读起来有点生僻，但难以淹没其曾经的风华。
截至目前，州这种历史建制遗留下的地名，存在的已不多。翻开中国地图，从东向西，由北到南，仅仅留存71个，其中省会城市有5个，地级市有39个，县级市有27个。忻州何其荣幸地居于全国三十九分之一。
九原、秀容、忻州，地名的转换，隐含了民族的融合、战争的频繁和百姓的悲苦。同时，也承载了这里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使之风华绝代、魅力无限。
防卫之城 战马驰骋胡茄悲鸣
在忻州的南北城楼上，高悬两块大匾，书曰“三关总要”“晋北锁钥”，南来北往之人，尽目端详，不得要领。这忻州城，怎就与“三关”扯上了关系？怎就又是晋北的“锁钥”之地？
忻州南界晋阳，是进入山西中心地区的最后的城池。北通偏关、宁武、雁门，是三关的中枢调度之地和后勤保障基地。《忻州志·兵备》说得明白：忻境近边，当晋北孔道，历代恒苦兵革之患，朔籍史册，自汉迄明，争战不息，民困极矣。这是对“三关总要”“晋北锁钥”最好的阐述。
站在南门的瓮城之中，环顾四周，高耸的城楼，高大的城墙，让人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也有那种来自四面高墙的瓮中捉鳖的恐怖。从城基的巨大石条，到立体砌筑的层层城砖，密密麻麻，缝隙严实，墙体牢固，仿佛让人看到了古代战争的场景。蜂拥而来的敌人，搭着云梯，挥舞大刀，爬上城楼，鼓声震天，战马嘶鸣。其实，这不是幻觉，也不是空想，而是忻州大地上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筑城，首先是为了防卫，墨子《七患》：“城者，所以自守也。”所以，从九原古城筑城那天开始，就是忻州人进行防卫的开始。
让我们沿着忻州历代战事，去追溯古城的历史。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州人响应六镇起义而举兵暴乱。秀容牧子尔朱荣路经此地，率兵攻城，活捉刺史尉庆宾；
隋末刘武周造反，攻陷忻州，大肆抢掠，生灵涂炭；
唐武德七年，苑君璋引突厥进犯并州，在忻州大肆*戮，民不聊生；
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东突厥阿史那骨咄禄侵袭,阳曲道行军总管淳于处平在忻州与之展开激战，淳于处平失利，战死5000余人。
唐景龙二年（706年）东突厥侵犯并州，在忻州大肆抢掠，鸡犬不宁；
唐中和元年（881年）李克用占忻州；
宋宣和七年（1125年）金朝副帅粘罕陷忻州；
金贞佑二年（1214年）三月三日巳时，蒙古军直捣忻州，踏破城池，举城十万，尽被残*，史称“蒙古屠城”；时隔三年，蒙古木华黎围攻忻州，金廷派兵解围；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元平章孛罗帖木尔与元平章察汗帖木尔，在忻相互攻伐；
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蒙古瓦剌部太师也先，率骑兵转掠至忻；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蒙古土默特部骑兵，大肆虏掠忻州。
以上是粗略的几次兵祸，并非全部。但从中不难看出，忻州战事频繁，忻州人苦不堪言。少则三年，多则相隔七、八十年，就裹挟到战争中，战争过后，一片荒凉。战争中，老百姓自然难逃厄运，就是地方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有的太守被*，有的知州被俘，有的知州弃城而逃。居官难保自身，百姓不得安宁，所以历代忻州为政者，最要紧的就是发动百姓，挖壕筑城。
岁月不居，残阳如血。从九原城到忻州城，古城经历了频繁的毁坏，为生存又频繁修筑。在修筑与破坏之间，演绎了多少故事，耗费了多少财物，失去了多少生命，又有谁能知道。这种苦难和惊吓铺陈的生活，像硕大的年轮，把城池和百姓绑在一起，不停地砥砺前行，使得城池更有风骨，百姓更加同心。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春、夏干旱，入秋却连降大雨，久阴不霁，早已失修的城垣经不得如此淫浸，竟塌陷十之六七。忽又传来蒙古军侵抵雁门的消息，使得人心惶惶。知州正筹划是否修城，绅商公推代表来见，表示全力支持修城。史料记载，修城时，商铺按资本、官吏按俸银、商民按房屋地产之多寡捐资，城内按户口分派劳役（无劳力则雇佣），乡民三丁抽一，狱中在押犯人统一遣调修城，服役好的可酌情减刑。一时州城上下一体同心，夜以继日一个多月便修好。当然，这是一次应急的临时性修补，还是修旧如旧。
明万历二十四年，古城进行了大规模修缮，砖包了城墙，新建了城楼。在城墙外侧，每隔一定距离，就要连着城墙向墙体外凸出修筑一座正方形或长方形、圆形的墙体，叫“马面”，因观其外形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设置是为了有效地消灭城墙下的死角，马面与马面之间间距一般为70米左右，这个距离正好在冷兵器年代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城墙马面与敌楼互为一体，既可运动藏匿，又可瞭望击*，互相策应，在城墙的防御上已基本构成一套完整的防卫体系。
同治七年的大修，也是更多考虑了军事防卫功能。此次在四座城门外设瓮城。其形制同城墙一样，内里空间一般平面为长方形，四壁要甃以砖石，其门洞的位置或左或右均要同主城门呈直角开设。在南北两门瓮城的前边墙上各修建了一座“箭楼”作为军事防卫之用。箭楼（俗称敌楼），一体砖结构，上下三层，各层的四周布满小窗，用于瞭望敌情和放箭。环城增设了雉堞（俗称垛子），补修了损坏的城墙，维修了城楼。就是街巷布置，除考虑军事防御大量布置使用丁字街以外，也同时根据地形地貌规划形成很多自然的曲线路。
让忻州名扬天下，是1937年10月的那场抵御日军侵略的战争，被称为忻口会战，是抗战时期华北地区最大规模的战役，中国军队投入近10万人，战役的指挥所就设在古城的东顺城街，总指挥卫立煌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一次次阻挡住日军的进攻，鏖战23个昼夜，最后被迫放弃，日军占领古城，生灵涂炭。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回首千年古城，这里不仅是一处刀光剑影的军事堡垒和厮*的战场，也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分界线上的重要战略支点。鼓角争鸣、金戈铁马，滋养了忻州人阳刚、尚武的风气，这也是忻州成为“摔跤之乡”的根基。
情义之城 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说起“情义”，让人自然想起了元好问先生的那首“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诗篇，这首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金庸先生的传播，被誉为“千古一问”。
是的，先生是本州人，16岁那年，他到并州参加府试，那时的金朝外戚把持、国力衰退，黄河决堤，虫旱成灾，统治摇摇欲坠。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那条荒烟飞掠的路上，大雁的殉情深深震撼了这个还是懵懂的少年，于是有了《雁丘词》传诵千年，成为“中国古代十大情诗”之一。
千古问情，只是先生的少年之作。经历了身陷囹圄、颠沛流离，看到了金朝的倾覆，目睹了南宋被逼到历史的墙角，又在鼎盛时期的元朝备受推崇，千帆阅尽，最后回归到了野史亭，以一己之力收集资料，编撰《金史》。正是他这种对国家的大义、对历史的执着，在贫困潦倒的境况下，写就《金史》，才使今天的历史丰满。
春花秋月，暑去寒来，几度圮废，野史亭修了又修，但先生的情和义，为世人留下永久的记忆，永恒的诗篇。野史亭相较于滁州醉翁亭、北京陶然亭、长沙爱晚亭、杭州湖心亭毫不逊色。
先生的大义是担当，是一种读书人的家国担当。
然而在古城，一直传诵着另外一种大义，忠贞大义，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
春秋时代，本土人程婴、公孙杵臼和韩厥舍身救孤传为佳话。旧城北门外有一座桥，大家都叫它“藏孤桥”，传说当年，程婴曾在此桥下藏身。南关有程婴墓，逯家庄有公孙杵臼墓。明嘉靖二年（1523年），山西佥事李廉，为崇尚古风、教化地方，选定在城西北方向与匡村交界处，为彪炳韩厥等为保护赵氏孤儿献出自己生命的事迹，建庙供奉赵盾、韩厥、公孙杵臼、程婴、灵辄、提弥明、鉏猊七人，因此这座寺庙就叫七贤寺。因为七人的精神属于忠义行为，所以也叫“七烈士庙”。于是人们就把这个巷子称为“七贤古道”。李廉还在街道东端筑了一道木质结构牌坊，正面题“七贤古道”，阴面题“晋烈士祠”，称为“晋烈士祠坊”。
李廉为七位义士的壮举而激动，也为自己治下的这片土地而骄傲，他能做的是传承这种大义，用街道名、用寺庙祭祀，把故事留给后人。
男子义薄云天，忻州女子也不让须眉。两位巾帼女子——貂蝉和刘娥，舍生取义，让世人敬仰。
貂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一部《三国演义》，演出了上千人物，兄弟义、朋友义、君臣义、书生义、英雄义，最大的义莫过于这名弱女子为国家、为社稷的侠肝义胆、舍生取义。元代杂曲《连环计》中说，貂蝉本名任红昌，是任昂的女儿，出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芝村，自幼人才出众，聪敏过人，因而被选入汉宫，在宫中为专管貂蝉冠头饰、冠冕的女官，故称“貂蝉”。汉末董卓专权，貂蝉见东汉王朝被奸臣董卓所操纵，愿以女儿之身报答义父养育之恩。京剧《凤仪亭》叙述的正是王允利用董、吕好色，遂使貂蝉施“连环计”，先把貂蝉暗地里许给吕布，再明把貂蝉献给董卓，离间董、吕父子之情，达到了铲除董卓，救社稷于危亡的目的。
在忻州相传，貂蝉出生前后三年，木芝村的桃杏不开花；貂蝉午夜拜月，月里嫦娥自愧不如，匆匆隐入云中。这便是貂蝉有羞花闭月之貌的缘故。
貂蝉之后，又出了一位奇女子。嘉平三年（313年）三月，正是匈奴汉国东讨西*、立国不稳的时候，开国皇帝刘渊去世，残暴的刘聪继位，貌美如花的刘娥被立为皇后。皇帝刘聪非常宠爱刘娥，尽力讨她欢心，命令大臣专门为她建造巨大的宫殿——逍遥苑。要知道，当时战乱不断，生灵涂炭，百业凋敝，人吃人的现象不断。为减轻百姓负担，廷尉陈元达极力劝谏刘聪，取消营建逍遥苑。刘聪大怒，要*陈元达。刘聪在历史上是高洋、杨广式的人物，而且相较于后两位，有过之而无不及，嗜*成性，稍不高兴，便要*人。皇后刘娥得知，悄悄命左右护卫停刑，冒着惹恼刘聪被*的风险，劝说皇帝放弃建筑计划。好在刘聪在这件事上不糊涂，赦免了陈元达，并将逍遥苑改为纳贤园。
刘娥舍生取义，救了陈元达，也救了那些营造宫殿的数万百姓。
到了明末清初，忻州又出了一位奇人，名叫傅山，字青主。傅山祖籍大同，六世祖傅天锡迁居忻州顿村，曾祖傅朝宣，入赘宁化王府，迁居阳曲县。但顿村旧家尚在，旧业犹存。傅山的母亲是顿村望族陈氏千金。傅山弱冠之时生活于顿村，而立之后也常回顿村料理家业。1644年秋，傅山曾有诗《顿村旧家作》，描写了家业破败景象。
傅山是一位品行高洁的“怪人”，也是一位超脱世俗、充满家国情怀的异人。明亡后，傅山宁死不做清朝人，出家为道士，道号“真山”，以避剃发令。后搬家到阳曲县东黄水镇，过着砍樵采药的生活。外出时，他总是身穿朱红色的外衣，以示不忘“朱”明之意，所以人称“朱衣道人”。他曾写过一副对联：“日上山红，赤县灵金三剑动；月来水白，真人心印一珠明。”此联首字为“日”、“月”，合为“明”字，表达了傅山反清复明的思想。这副对联至今仍挂在晋祠云陶洞的门上。
康熙年间，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笼络汉族士大夫。傅山总以自己体弱多病为理由，向地方官请辞，但 “屡辞弗获”。地方官没招，又不敢得罪，便命人抬着他赴京，他以病重为由，不去应试。康熙皇帝也无奈，不用考试了，直接给官做吧。下诏：“傅山文章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著地方官存问。”当时考官强行命人抬傅山入朝谢恩，至午门，傅山泪涔涔下，一扑倒地，就是不跪。傅山装病拒征、不事新朝的高风亮节，震动了朝野，有《送傅青主先生归里》一诗道：“春色皇都盛，萧然物外身。难禁双眼泪，不染一丝尘。侧席劳明主，还山老逸民。”傅山还乡后，有官员致贺者，他却一口一个“民”字自称，不承认自己是官。县令赠以“凤阁蒲轮”之匾，也被他断然拒绝，表明了不事天子、不臣异姓的铮铮风骨。
傅山文武双全，医术精妙，书画亦绝。书法造诣极高，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入逸品之列。他的字画均渗透了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的气息。
一座城池，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忻州古城经过千年的浸润，不断地培根铸魂、启智润心，让州人养成了为国家、为大义、为百姓能够舍弃性命的性格，既悲天悯人，扶弱救孤，又热血喷涌，慷慨赴义。
古建之城 规制完整各具特色
“九龙岗上望晴川，水色悠悠接远天。绝似江南风景好，烟波只欠钓鱼船。”边塞小城蕴含江南风光，古城竟然如此美好。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确定在全省保留临汾、忻州、平遥三座城墙，它们分别是古代城池府、州、县三个层次的代表。
忻州为何能成为清代全省九府十六州中州一级古城的代表？主要是古城气势宏伟，规制完整，主体建筑明代居多且颇具特色。
城池构建规制完整
古城依山就势，自然地貌浑然一体，整体形态神似一头卧牛，所以也叫卧牛城。以“西枕龙岗，东襟牧马”之势筑城，恰与华夏之地，西高东低之势相合。突出了“因地制宜、天地之道”和“形胜”的指导思想。
1596年，在大明王朝日渐衰败的时候，忻州古城却迎来了自己的新生。这年，山西巡抚魏允贞亲临视察，感觉忻州城墙体单薄，城小窄逼，毫无特色。于是决定大修，并委派太原府同知贾一敬协助，忻州知州张尧行具体掌办。当年四月开工，两年后竣工。这次扩展卧牛城，首先将城垣的周长扩展为二千一百九十丈，城高加至四丈二尺，并且把城墙全部用砖石砌筑。四座城门之上新建城楼，将原来四门的名称作了更改，东“迎晖”更名为“永丰”，南“康阜”更名为“景贤”，西“留映”更名为“新兴”，北“镇远”更名为“拱辰”。四座城楼均悬有木刻巨匾，东为“双流合抱”、南为“三关总要”、西为“九峰雄峙”、北为“晋北锁钥”。
这次修缮时，因未修瓮城，在城南、北两端距主城南、北关尽头各修了前沿防御设施——土梢门。其平面为曲尺形，底为夯土台，顶为木构建筑。
南城楼竣工时，标志着全城修缮完毕，魏允贞前来观礼，在大小官员、一众幕僚的簇拥下，登上城楼，眼望全城，一派兴旺，大为高兴，即兴赋诗《阅忻工南楼纪兴》：“日暮轻裘更朔风，登楼慷慨谁与同。千峰堆雪胡尘净，百雉连云汉戍雄。兵法古来兼地利，人谋今亦借神工。丁宁刺史无他策，保障惟期善后功。”通过这首诗，我们能够感受到有所作为的官员，对自己政绩的欣赏，也感受到了对忻州城的变化的一种赞美。忻州人为感谢这位好巡抚，将城内遗山祠改建为魏中丞祠，也称魏公祠，四时祭祀，就是对这位古城贵人的纪念。
经过历代修缮，忻州古城建筑规范，规制完整。不像其他古城，有的设两门，有的设三门，古城东西南北，四门齐备。四面城墙，四座城门，各有瓮城，瓮城各有门，形成“四面城墙八座门”的格局，为此，南北大街上专门修了“八座门”这一特色建筑，予以纪念，时刻提醒游客。城墙高大雄伟，44座马面拱卫。城门巍峨壮观，城墙上面城楼、箭楼、角楼、敌楼环布四周，还有女儿墙、垛口、马道，护城河、吊桥、排水系统一应齐备。城墙上的城门楼二层三檐，歇山顶式门楼更多、更雄伟。砖、土、瓦、木、石的组合应用，完成与完善了作为军事设施的城墙，它已不仅是一道坚固的军事屏障，更是一组雄伟壮观的建筑艺术品。
为此清代光绪《州志》云：“千雉魏如，百堵截如，四楼鸷如，崇墉修堑，坚完致密。”
区域布局轴线分明
忻州古城布局虽没有轴线完全对称，但也井然有序。以南北大街为轴线，轴线以东布局政治区、儒学区和宗教区域，轴线以西布局书院区和宗教区域，南北大街两侧布局商业区。
政治区域指政权机关，州署位于学道街和大东街之间。据明代《忻州志》记载，政治区位于东城东大街北侧，由西向东依次排列着都察院、宁武道、州治、定安王府等，北侧分布着察院、新司，体现了明代治权特点。到了清代，由于政体的变化，知州权力大增，独揽境内治权，因此州署在原址周边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宗教区域在南北大街东西两侧都有分布，西有关帝庙、财神庙、泰山庙、文昌寺、文殊寺、白鹤观等，东有文庙、包公祠、城隍庙、火神庙、奶奶庙、武庙、兴国寺、节孝祠、龙王庙等。
儒学、书院区是教育机构所在，在州署北侧，设有儒学、贡院、义学为主的教育区，而书院则建设在地势较高的九龙岗上，环境清幽，可俯瞰全城。
商业区主要分布于南北大街两侧，是南来北往的主要通道，人口密集，商铺林立，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古道”。
主要建筑各具特色
楼阁 楼阁是古城的主要景观，从明代开始，在古城主要街道上，开始建设楼阁。最早的楼阁叫“望萱楼”，建于明弘治年间。《忻州志·古迹》载，“望萱楼，明定安王子镇国将军聪潜作。慕其母作高楼停云落月日观之”。郡守王轩匾曰：“望萱”。
据万历年间《州志》记载，古城南北通道今八座门处，建有“秀容楼”，气势恢宏，登楼望景，古城一览无余。
风华褪尽，望萱楼、秀容楼逐渐被历史湮灭，又有明月楼耸立于南北大街，成为古城的主要景观。楼修筑于什么年代，《州志》没有记载。至于说这座楼缘何叫明月楼，至今也找不到确切的依据。只是常常让人想起宋代秦观那首“惟有画楼，当时明月，两处照相思”的佳句。从这座楼的传说故事中寻找，尽管捕捉不到两情相悦的影子，但总离不脱文人墨客的风雅。
明月楼中间有偌大的门洞，行人车马从中通过，高台上建有三檐歇山式楼体，层层四角飞檐翘起，明柱围匝，底层明窗棂隔扇围拢，四边有木栅护栏。顶层中部有尖顶的圆形脊楼，高脊耸起，给人有直上云霄之感，所以又称“凌云楼”。楼阁建筑造型美观，做工精巧，雕琢艺术堪称一绝。
衙署 衙署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整体色调青砖灰瓦。主轴线上一进五院，主从有序。进大门第一进院落，院有仪门，面阔三间，举行重要活动或迎请重要官员方才开启。第二进院为主院落，主通道置四柱三楼牌坊一座，匾书“公生明”、“廉生威”，大堂是官员处理公务的场所，面阔五间，台阶高七级。院内两侧设六房，即吏、户、礼、兵、刑、工房办公场所。第三进院，为二堂，是查验、落实、协商解决疑难问题与会见来客的地方。第四进院称三堂院落，为“内室”，是州官的生活区。三堂背后是第五进院，筑楼阁一座，供地方官员及其亲眷僚属、宾客登高赏景。
辅助建筑分布在东西两侧。东侧建有土地祠、酂侯祠（酂侯为西汉开国丞相萧何）、关帝庙。后面有库楼院、马王庙等。西侧区域置监狱，监狱院的正北面有“狱神庙”，还有督捕厅与关帝庙。
文庙 文庙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由主轴线三进院落和东西配院组成。在阔达两万多平方米的土地上，百楹建筑星罗棋布，构造精巧；飞檐斗拱，灵动飘逸。空旷之处古木参天，绿荫如盖。泮池蕴一池清水，取意孔子家居泮水之滨，少年常在泮水边读书，勤学不倦，特意建小桥流水景致作为纪念。
主轴线上从南往北建有礼门、照壁、棂星门、泮池、戟门（亦名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围绕这条轴线上的建筑，分布着太和元气坊、德配天地坊、道冠古今坊、名宦祠、乡贤祠、魁星楼、忠义祠、孝悌祠、时习斋、日新斋、崇圣祠。
主体建筑是大成殿，筑于九级台阶之上，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八椽单檐庑殿式结构，顶部以绿色琉璃瓦盖顶，中部嵌有大三菱形黄琉璃瓦图案，为高档“五脊殿顶”的皇室建筑规格。脊楼、螭吻都比城楼上的大。殿内“万世师表”匾额下，“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端坐正中，两侧站立“四配”弟子像。
庙东侧依次排列为“儒学”“射圃”“东学”，教授“六艺”：礼、书、御、射、乐、数。庙西侧设“西学”，三进院落，安排官员、司教人员、学生研读和食宿。东西学装修灵活，纳入园林因素，显得雅致、静雅，营造出了读书场所的气氛。
书院 秀容书院建于九龙岗源头的文昌祠旁，总占地面积约45亩左右，坐北向南。上院是书院的主体部分，过牌楼沿石阶上行，看到高台壁上鲤鱼跃龙门砖雕图案，暗含知识改变命运的寓意。上院由文昌寺、山长室和槐树院、枣树院、柏树院组成。顺着书院西面爬坡前行，可以看到正中四角亭，南八角亭，北六角亭。六角亭旧称“寥天阁”，亭高约9米，它是古城最高点，立于亭上，可俯瞰全城。原六角亭前有一砖拱门，称“天之衢”，意取书院读书人通过“天之衢”，登上“寥天阁”，飞黄腾达。
中院的“天庆观”是书院最古老的建筑，观内供奉道家的三清祖师，创建于唐天宝年间，重建于清康熙年间。因有白鹤在老子诞辰之日盘旋飞落之异象，人皆称奇，改为“白鹤观”。中院保留了“白鹤观”，周边建了校舍。
下院是两座四合院。光绪二十八年，秀容书院改为“新兴学堂”，规模逐渐扩大，将白鹤观东坡下的地块也辟为书院的校址，至此，书院由下而上定为下院、中院、上院。
千年古城，万般风韵。到了清末，最是繁盛。有民谣赞曰：“忻州城，真有名，四面城墙八座门，明月楼修在街当中，十二座牌楼好威风，商贾云集古韵浓，民宅砖瓦圪洞洞”。
（本文配图均为张存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