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朗特三姐妹肖像画。
岁月苦熬下，衣服在穿我们，而不是我们在穿衣服。”
这个句子，出自100年前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口。
100年后的今天，她和四位女作家的故事，被80岁高龄的英国传记作家林德尔·戈登写下，名为《破局者：改变世界的五位女作家》。
玛丽·雪莱、艾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奥利芙·施赖纳、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些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她们如何克服阻碍而成为作家？
面对这些闪亮的名字，戈登的笔触重返她们每个人置身“局外”的时刻，将她们生命肌理之中的沉默、黑暗、孤独、危机和困境缓缓铺开。正是这些让她们可能坠入无边深渊的时刻，带给了她们无限的创作能量。
破局者是狭隘的反义词，而创作是疗愈忧郁最好的解药。
倾听她们惊人的勇敢
戈登将这五位女性作家称作“破局者”，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某个时段，甚至绝大多数时光，由于违背了所处时代的某些价值标准而被排挤至孤立无援的境地。
戈登精心展示了她们的人生。今天，我们倾听她们惊人的勇敢，她们表面的疯狂之下有诸多的不得已。譬如，雪莱被称作天才少女；艾略特37岁写了第一部小说，40岁时，她才找到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声音；伍尔夫笃信“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一笔属于自己的薪金，才能真正拥有创作的自由”。
戈登不仅书写了这五位女作家的一生，还给她们找到了一条“联系纽带”，使这五位作家构成了一幅19—20世纪女性写作的文学地图。
构成这幅文学地图原点的就是雪莱的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其作品几乎成为跨越整个19世纪的精神信仰。
对于雪莱，母亲带给她的影响很深远——“在一个又一个简陋的旅馆，玛丽、简和雪莱组成了一个阅读小组。她们专心致志地领会《女人受罪》《玛丽》以及戈德温的《政治正义》。”
沃斯通克拉夫特同艾略特的勾连在我们的设想中该是相对简单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戈登发现，“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并不好找”，并且“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主义者都让自己的政治诉求和沃斯通克拉夫特保持了距离，因为她们不愿意让女性问题和关于她私生活的谣言扯上关系”。
然而，艾略特却是一个另类——“乔治·艾略特三十好几才读到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就是在那个时候她才接受了挑战：女性必须要拓展自己来配得上获得权利。没有人比她更清楚她需要拓展多远。艾略特并非生来就是个天才。她是成长为一个天才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问题就产生了：奥利芙·施赖纳是如何被一个“不好找”并“保持距离”的作家所影响的呢？
“1886年5月，一个出版商联系了奥利芙·施赖纳，要她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女权辩护》发表100周年纪念版写序。‘她是最伟大的英国女性，在某些问题上，她在100年前就看到了今天也仅有少部分人能看到的、整个世界要在300年后才能看到的东西。’”
在这份“工作”当中，施赖纳发现自己同沃斯通克拉夫特有着惊人的相似。
直到20世纪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出现在伍尔夫视野当中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完全不同——“就在伍尔夫重新将她在剑桥的讲座修订成《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同一年——1929年——她也写下一篇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传记性文字。这篇文章旨在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革新精神正名，洗去18世纪末在她身上印下的污名：伍尔夫只用了3页就表明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如何一刀切入生活的嫩肉’，并表明她身上最重要的并非常见的抑郁。这些也是伍尔夫本人具有的品质。她一次又一次走出疾病的低谷；她不允许自己成为一个沉默的‘病人’。”
因此，在这部作品当中，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5位女作家的各自生平以及独特的生命体验，更能看到一种跨越了百年的思想文化图景及其脉络。
当“局外人”成为“破局者”
像许多人一样，当作者戈登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曾与书中的人物“交朋友”。这是读者和作者之间一种奇特的关系。
在英国小镇长大的戈登被那些女作家所吸引。例如乔治·艾略特，她是个无法为自己向上求索的天性找到安放之处的、躁动而聪颖的女孩；后来，戈登爱上了伍尔夫的所见——暗夜中她看透局外人的心灵和思想，自我在强光下褪色；艾米莉·勃朗特呐喊出的对“外在世界”的轻视和对“内在世界”的拥抱也让戈登深深信服。
她们在世时仿佛都是“局外人”，尽管痛苦，但与社会的疏离也的确使她们吐露了那些不得不言说的东西。
童年时，戈登一直陪着生病的母亲，深知对局外人的同情之感；但与此同时，戈登很早就为她们的所见所感而震动，比如母亲，她的疏离能让她对世界拥有别样的理解。
“那些意义非凡的局外人告诉我们的，并非我们是谁，而是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戈登选择了五位卓越的局外人——她们的声音都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得益发响亮。在戈登心目中，她们永久地改变了我们。
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各自拥有不同的处境，但她们的共通之处在于她们相互间的启发，以及她们跨越时代对我们的影响。
她们在成为作家前都曾是读者，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创造之链中听到了前人的声音。
她们中的每一位，是如何穿越时间发出庞然巨响的呢？
1846年1月2日，在勃朗特写作《呼啸山庄》之时，她不受束缚的声音驱动着它超越了自身的时代。她宣称，“我的灵魂绝不怯懦”。
她们的生命历程似乎是常常变化的，以至于经历了完全的蜕变——勃朗特有两个天赋异禀并与她惺惺相惜的姐妹，几乎逆着她的意愿，想方设法出版她的作品；医生没想到伍尔夫能从1915年的精神疾病中康复过来，更别提在当时一举成为一流小说家；艾略特本可能是个福音派的宣道者；施赖纳也可能一生都是个普通女教师。
在她们每个人的人生开端，戈登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形影：她隐约察觉到自己尚待检验的潜力，或是在书信中浮现，或是寄身日记里的喃喃自语，但在即将偏离习俗的既定路线时，她又总是作出抉择。
热情在她们的成名之路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同样重要的还有爱情：艾略特爱上了一位男性，但对方无法回馈她的爱；雪莱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一个诗人。
在那个好女人应该沉默和顺从的时代，五位女性相互启发、神交，最终克服女性生命中的阻碍，成为了“破局者”。
借助生命叙事这一特殊体裁，我们也可窥见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彼时，女性一方面必须面对经济、法律、社会生活的种种限制；而另一方面，从启蒙运动的余晖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自由人文主义，再到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许多勇敢的声音都为她们的“离经叛道”提供了思想的温床。
当然，构成五位女作家最为耀眼的天赋与才华的，还是一段段不同寻常的人生和社会网络，她们也有家人、朋友、爱人和导师，就像伍尔夫所说的，“只有在能够丈量普通女性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经历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理解超凡的女性作为作家的成功或失败”。
她们都写出了传世之书，并改变了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
戈登展示了她们的共同之处，不仅仅是才华。
“当一个女人的名誉是她的安全时，这些女人中的每一个都失去了她的安全。她们不受传统的束缚，以同时代人的眼光写作，预言性地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
在没有女性榜样的时代背景下，她们从书本上学习，有时也从开明的导师那里学习。每个人都必须想象一个女人会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创造出自己的声音。个人生活中的激情被注入了她们的小说之中。戈登发现，这些叛逆的女作家激发了新一代女性，她们希望改变一个被战争、暴力、剥削和虐待所束缚的世界。
她们穿越时空而互为神交，她们的人生与著作的共通之处在于对这个残暴世界的爱恨交加之感——勃朗特充分展现了家庭暴力的可怖；雪莱和施赖纳见证了战争对平民造成的残暴的冲击；伍尔夫从精神疾病中康复过来，却又面临着战争的疯狂。
奥利芙·施赖纳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以及苦难和美好互相渗透的生活。
“我必须说话”
这五位作家中，有四位的人生都是在没什么希望中开始的。雪莱是唯一的例外，她在20岁之前就写出了《弗兰肯斯坦》。她虽然和其他人一样变成了局外人——她是社会的弃儿——但她的起点很高。
其他四位女作家都没有母亲。在身边没有女性楷模的时候，她们从书中学习。她们面临着一直待在家里、过未经活过的人生的危险。如果说待在家里是种风险，那么离开家则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失去庇护、与家人隔阂、受到剥削；流离失所，从一处辗转到另一处；最恐怖的则是遭遇那类捕猎者——假装为17岁的施赖纳主动提供名为“婚姻”的人生保障。
在一个女性的名誉意味着她所珍视的稳定和保障的年代，她们五位中的每一位都失去了它。每个人都曾经历过被社会排斥的黑暗时刻，比如说，勃朗特在学校中不受欢迎，艾略特逃离了位于外省的家，在那里人们把聪明的女孩当作怪人。
好女人都是安静的，这是19世纪公认的“真理”。
女人们不纵容自己在公共场合说话，因为，在当时这样做是不谦逊的、不合女性身份的，坚持自我或表现自我都被认为是不自然的。
恰恰就在这时，三位女性不屈的心灵出现了，她们的小说也即刻回应着当下：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艾略特的《亚当·比德》和施赖纳《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勃朗特和伍尔夫更为坦率大胆的话语则在她们身后很久才为广大的读者所知。
她们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以及苦难和美好互相渗透的生活。她们每个人在创作之初，都怀抱着简·爱所表达的冲动：“我必须说话。”
正如伍尔夫所言：“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