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磬声声中，读懂一座“文化的”海幢寺（汴梁行商记游戏）

钟磬声声中，读懂一座“文化的”海幢寺

文/图羊城晚报记者施沛霖 (题图受访者提供)

受访嘉宾

●李遇春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林子雄

广东省方志馆研究馆员、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滢

文博研究馆员，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任文岭

广东省博物馆藏品管理与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禅风雅意——岭南寺僧书画暨海幢寺文化艺术展”策展人

道光十八年(1838年)，法国画家奥古斯特·波塞尔(Auguste Borget 1808-1877)从澳门来，踏上了彼时海外贸易繁盛的国际大都市——广州的土地。他准备驾舟一叶，在珠江绘画写生，记录广州的风土人情。像许多初来广州的西方人一样，闻名已久的“河南寺”是他迫不及待要游览的首站。在十月的晴空下，波塞尔穿过拥堵的舟艇，踏入寺门，顿觉万籁俱寂，浑然出世，被那宏伟巍峨的殿宇、高大威严的神像所深深震撼……这座西方人口中与笔下庄严壮丽的“河南寺”，便是清代的“广州名片”之一、岭南名刹海幢寺。

广州海幢寺建于明末，为南汉千秋寺旧址。“寺门临江，隔江望之，如在天际”，因其亦寺亦园的独特环境和人文历史而闻名遐迩。明末清初，以天然和尚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书画僧，在佛事之余，潜心诗文书画，并以海幢寺为主要活动场所，赋诗讲学，与文士雅集唱酬，名噪一时，历经几代而风雅不减。清代的海幢寺，更被官方选作对外接待点和外商游玩地，成为当时中外人士交流之地及中国文化对外展示的窗口之一。

数百载光阴弹指过，海幢寺以艺术展览的形式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禅风雅意——岭南寺僧书画暨海幢寺文化艺术展”近日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展览以岭南寺僧书画和海幢寺文化艺术为切入点，对海幢寺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如何从文化的视角，重新认识“老广们”熟悉的海幢寺？《名家话收藏》版请来策展人、文史专家，细说海幢寺在岭南寺僧书画艺术、中西文化交流及禅意美学传播等方面的贡献，让更多广州人走进海幢寺，重新认识广州历史上这一独特的文化坐标。

策展人语

“禅风雅意”：认识广州历史上独特的文化坐标

一座佛教寺庙，与省级博物馆联手呈献一场艺术展览，放眼全国皆属比较少见。“禅风雅意——岭南寺僧书画暨海幢寺文化艺术展”开展一周以来，引起了很多“老广”的共鸣。

任文岭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了策展初衷和展览脉络：近年来，广东省博物馆一直致力于深入挖掘、积极整合和利用广东本土文化资源，曾举办多个具岭南文化特色的展览，如“不辞长作岭南人——荔枝文化展”、“粤匠神工——广作家具特展”等，都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禅风雅意——岭南寺僧书画暨海幢寺文化艺术展最初由李遇春先生倡议，经过我们馆的研究与商议，也认为是非常好的主题。一方面，明末清初以来岭南僧人的诗文书画创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海幢寺因特殊的历史机缘，在岭南僧人的书画创作、东西方文化交流、经籍刻印、盆景艺术等方面的特色都比较突出。”

据任文岭介绍，展览以岭南寺僧书画和海幢寺文化艺术为切入点，一方面系统梳理和呈现岭南寺僧书画艺术的发展状况和独特价值，一方面选取海幢寺这一典型个案，全方位立体展示其在诗文书画、经籍刻印、园林建筑、盆景艺术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展示岭南寺僧在广东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特别贡献，进一步保护和发展岭南优秀传统文化。

“这次展览，我们还尝试把海幢寺作为分展场，将寺院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园林景观在海幢寺现场标示，与展厅的VR呈现内容遥相呼应，也引领有兴趣的观众‘重返海幢寺历史现场’。这个创意引起许多观众的兴趣。”任文岭告诉记者，“开展一周来，已收到很多观众反馈，他们有的家住在海幢寺附近，有的经常路过海幢寺，但之前却一直不知道海幢寺有这样的文化艺术底蕴。”

展览现场

专家说

岭南寺僧书画艺术：堪称广东乃至全国宗教及艺术发展史上的奇观

自唐代以来，岭南佛门中就不断出现一些能书善画之人。明清易代，广东士大夫有逃禅的风气，身为前明举人，天然和尚开法岭南，座下高僧云集，以遗民文士入禅者为多，著名学者屈大均便是天然的弟子之一。以天然和尚为代表的僧人，在岭南书画长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历三百年风雅不减，诗书画僧代有人出，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

羊城晚报记者：岭南寺僧书画的兴盛这一文化现象产生于怎样的历史背景？

陈滢：岭南的“僧人书画”始于明末清初。当时以天然和尚释函昰为核心的一批寺僧，在出家之前皆为文人学士，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擅长诗文书画。他们出家之后又不能忘情于世事，胸中儒、释交加，遂以诗文书画来宣泄“国破家亡”的悲愤，于是“僧人书画”大兴。而之后几代的寺僧，无论是其出家动机、或是其心绪意态，已经迥然不同于清初的前辈，但是他们对书画的执着与热衷，仍然一如既往。

羊城晚报记者：岭南寺僧在书法和绘画上的代表人物有哪些？“海云书派”的主要风格是什么？

陈滢：在书法方面，以天然和尚释函昰为核心，门下有今无、今覞、今释、今壁、今辩、今但、今印、今帾、今载等人的佛家书法流派。这个独特的书法群体的僧人，都与番禺雷峰的海云寺相关联，因而有“海云书派”之称。

绘画方面，则以清初的古毫、清中后期的宝筏较为知名。

天然函昰既是明清之际的岭南佛门领袖，又是著名的书法艺术家。他“以禅通艺”，将佛理融会于书法当中，其书法纯任天然、空灵静寂、道韵深邃，一种山林之气弥漫其中。天然的书法风格，是“海云书派”最具代表性的风格。但作为一个群体，海云书派又有着种种的丰富性与不同的个体风格。

羊城晚报记者：岭南寺僧在书法和绘画上的贡献，给岭南书画艺术发展带来什么深远影响？

陈滢：岭南寺僧在书法和绘画上的贡献，堪称广东乃至全国宗教及艺术发展史上的一道奇观。清代岭南寺僧书画艺事之脉络源流与时代背景、个体风格与群体面貌、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都有着相当的研究意义。

海幢寺刻书与藏版：是我国近代刻印书籍较多的寺院之一

如果说岭南寺僧的兴起是以海幢寺为代表的文化现象，并非它独有，那么清代海幢寺在刻书、印经方面的成就却向来受到学界关注，它更是在古代广州寺院中唯一设有“经坊”的。从清初到清末，海幢寺出版的经书诗文数量众多，经久不衰，其刻印出版的书籍，称为“海幢寺经坊本”。

羊城晚报记者：海幢寺在刻书、印经方面有什么成就？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文化现象？

林子雄：与展览中书画的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展览第二单元“经籍刻印”展示的是广州海幢寺刻印书籍的历史。

海幢寺是古代广州寺院中唯一设有“经坊”的寺院，展览以一幅近代广州外销画呈现海幢经坊的情形，大门上有一“重来结集”匾额，意思是佛教经典和高僧诗文在这里得到汇编成册，印刷成书，广泛流通。

从清初出版时任海幢寺住持道独和尚的《华严宝镜》为开始，至乾隆、嘉道年间，海幢寺刻书无论数量抑或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整个清代海幢寺共出版书籍110多种，是我国近代刻印书籍较多的寺院之一。

海幢寺在编辑出版佛教经典著作的同时，也刻印高僧的诗文集，如函昰《瞎堂诗集》、函可《千山诗集》、古云《月鹭集》、纯谦《片云行草》、宝筏《莲西诗存》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文集里大都附有一份助刻人士的名单，如《瞎堂诗集》、《月鹭集》，各有100多位人士捐资助刻，这些助刻人士名单可以成为研究海幢历史的一个佐证。书中的书名、序言、题辞为天然、张维屏、黄培芳、鲍俊等名家书法所写，也是 “禅风雅意”的另一种体现。

海幢寺的刻书、印经，使佛教经典和高僧诗文得以广泛流传，为后人认识了解和研究佛教，尤其是岭南佛教留下了丰富和珍贵的文献。

羊城晚报记者：如今在大洋彼岸图书馆里，还有相当数量的海幢寺经刻，这对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

林子雄：十九世纪初，海幢寺刻书引起了西方人士的关注。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前往中国之前，曾向所属的伦敦传教会打听中文印刷的情形，他曾在海幢寺购买了大量图书并带回英国(今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有海幢寺图书80多种)。1825年来到广州的美国商人亨特曾在他的《旧中国杂记》一书中描述了海幢寺经坊，“教义被刻在木板上，木板不断地印出书来，用来赠阅或出售”。与此同时，德国学者诺依曼也将海幢寺图书带回欧洲(今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有海幢寺图书28种)。尽管马礼逊购买海幢寺图书是为了认识和掌握中文雕版印刷方法，以便将此运用到基督教刊物的印刷传播上。但他和诺依曼等人将图书带回欧洲，由图书馆珍藏，令海幢寺图书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时至今日，大部分海幢寺图书在海外收藏。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中国大陆的海幢寺图书30余种，而海外所藏海幢寺图书的数量远超于中国大陆。

马礼逊等将海幢寺图书带到欧洲，对西方学者认识和了解包括雕版印刷术在内的中国文化带来一定的帮助。

海幢寺刻书与印经

中西文化交流：构成了西方人对广州的第一印象

清代的海幢寺不但是广州五大丛林之一，也是商旅游览、文人雅集的场所，更是西方人窥探中国风土人情的指定场地。乾嘉年间，海幢寺一度成为两广总督的外事接待场所，18世纪末来华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荷兰德胜使团都是在此受到接见。19世纪末，当时尚是太子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乘船来华，首站便选择了广州，并指定参观海幢寺。

这一时期的许多游记与外销画都对海幢寺进行过详细记载和描绘。在这次展览的展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1796年西班牙人阿格特订制海幢寺水彩画册》(如上图)，此册共48开，其中44开为水彩画，每一页均以图解形式用水彩及描金详细描绘18世纪之海幢寺各庙宇近景及庙宇内所供奉神像，并附折叠式海幢寺测绘图，绘画之精细程度远超于其他18至19世纪的一系列外销画作品。

羊城晚报记者：清代海幢寺为何会深受中外名士的青睐、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它向当时的西方人展示了一个怎样的广州？

李遇春：清代海幢寺成为东西方交流的平台，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恰逢其时的历史机遇分不开。

清代海幢寺位于广州城外，坐落在珠江南岸、伍氏花园和潘氏花园之间，与十三行隔水相望。它以珠江水路作为进入寺院的主要通道，是西方人从黄埔港坐船进入广州区域的第一个名胜景点，又处在黄埔港到芳村这一活动区域的中心点上，地理位置优越。当时洋行商人和传教士被限制在广州城外，对海幢寺的游历体会，构成了许多西方人对广州、乃至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除了具有地理优势，海幢寺环境优美、布局恢宏，园林、盆景艺术闻名遐迩，为清代省城大吏招待外宾提供了绝佳场所，也成为行商与外商交流、文人与商人交往、文人名士雅集之所。在西方人眼里，海幢寺作为广州名刹，代表着岭南的文化特色，在他们笔下，不仅记录了当时海幢寺精美宏伟的建筑，也细致描绘了僧人们在寺庙里的衣食住行。

嘉道年间，广州繁庶，岭南书画艺术界人才辈出，而海幢寺历代住持皆有很高的书画造诣，以天然和尚为代表的海幢寺僧人，以独特的身份和超然世间的气韵、对诗书画艺术的追求，令海幢寺成为方内与方外交往、文化交融的高雅平台。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海幢寺的刻书与印经，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对传播宗教文化、提升寺庙名气也带来了极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