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胜于雄辩，历史经验强过主观构建的理论逻辑。这种“土地私有化 流转市场化必然达成土地规模经济”的逻辑，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发展中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验依据，无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具体的现实变化中，都很难找到支持这个逻辑的客观经验。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老欧洲，那些殖民地宗主国比如英国，以及战败之后完全撤出殖民地、再也没有条件大规模对外移出人口的东亚工业化国家，比如日本，客观上都没有条件凭借“产权私有化 流转市场化”等制度安排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济。亦即，欧盟和日韩的农业经验也都不支持在中国流行的这个主观构建的理论逻辑。
世界上确实也有特定的、个别国家的经验依据，但恰恰不可被后来者重复。
在老欧洲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宗主国将自己的剩余人口、贫困人口乃至于犯罪人群大规模转移出去，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源掠为己有。这一过程缓解了人口与土地及资源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与生俱来的社会转型压力，形成了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条件。
而在那些主要由欧洲移民新建立的殖民地国家，因其大规模屠*当地土著人口、剩余的被圈进“保留地”而独占了广阔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其内部矛盾也就能够比仍然主要由土著人口构成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相对缓和得多。
正是在欧洲大规模推进殖民化的几百年里，西方工业化的制度成本得以从内部转移到外部，资源则从外部转移到内部。凭此，这些老欧洲国家才避免了目前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
如果客观地“放眼全球”，则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世界上仅有不超过 10 个大农场国家，能够有条件实现土地规模经济、产生农业规模收益，它们几乎全部是在殖民化进程之中大规模*戮当地土著、开疆拓土的产物。除此之外，老欧洲那些发达国家虽然市场化了几百年，却都没有实现教科书中才有的“规模经营”，至今还是以小农场为主，而且2/3的农业经营者还是兼业化的；东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中的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都比我们早进入完善的市场经济，但其农业迄今依旧是以小农经济为主。 即使实现了土地规模经济的美国，其农业也没有完全按照自由市场的教条化理论运作。众所周知，美国大农场农业得到的政府补贴，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多很多。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得以顺利实现（请注意这里突出的是“顺利”）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前提，本质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离开西方中心主义派生的这两个主流，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