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结束，“如何应对亲戚们的尬问尬聊”这个一年一度的重大议题终于又可以搁置一边。但重返工作岗位，那些不得不进行的社交、沟通任务又已迅速卷土重来。
毕竟人是社会性动物，交流永远是不可或缺的。沟通、说话，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最自然、轻松的行为；但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却是相当沉重的负担、总要伴随复杂的纠结。这一部分人，通常会被描述为“性格内向”、“腼腆害羞”、“不合群”，在工作和生活中，似乎很容易遇到更多障碍，更可能因自己的胆怯、难以融入他人的谈话和圈子而沮丧。
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为什么害羞会在社交中成为一种问题？“羞怯”“窘迫”这一或许为人类所独有的心理现象，是从何而来？容易害羞的人，拥有所谓外向性格很难拥有的什么特殊禀赋吗？
下面分享给大家的内容，来自英国社会历史学者乔·莫兰的《羞涩的潜在优势》。他自己就是一个容易害羞、经常在社交中“置身事外”的人，他把伴随害羞而来的自我关注，转换为人类学上的好奇，以一个观察者、一位野外生物学家的身份去探索它。如果你也是一个内向者，那将有很大可能从他的文字中获得共鸣和安适；如果不是，那这也不失为一个特别的视角，通过对内向思维特质的人的关注，帮助我们所有人以新的方式去打量世界。
《羞涩的潜在优势》，作者: （英）乔·莫兰，译者: 张勇，版本: 青豆书坊|重庆出版集团 2017年12月。本书作者乔·莫兰是一位社会历史学家，他调查了几十位各行各业的名人——达尔文、阿兰·图灵、查尔斯·舒尔茨、阿加莎·克里斯蒂、格伦·古尔德、博比·查尔顿……他们都是某个时代影响深远的文化英雄，同时又都具备着相当程度的害羞特质。通过对这些个案的研究，重新反思害羞这一现象，发现害羞背后的自我禀赋。
作为一个容易害羞的人
我在整个人生中，一直在试图琢磨一些在别人看来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不把谈话内容写下来的话，就不会去拨打一个新的电话号码，就像是电话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拿着一本公司里的脚本一样，当对方接起电话时，我就照着写下来的话说。我会把我要对人们说的事情记在一个笔记本上，以防自己耗在闲聊上——不过，虽然笔记本都记满了，它看上去却从未阻止我跑题。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不再总像过去那样，盯着书架或冰箱贴看个没完，而是面带神秘的微笑。我希望这微笑可以告诉别人，我对眼前的欢乐场景感到满意，并不担心自己置身事外。
当交谈从偶然邂逅期走向放松阶段时，真正的问题也伴随着不拘礼节而来，仿佛无中生有一样。在工作中，这种情形时常发生在如复印室这样的地方，办公室生活相当于教区中心，人们在这里交换着流言蜚语，巩固着各自的同盟；或者在走廊里，从正式的层面来讲，走廊是直接通向其他地方的通道，但是从非正式的层面来讲，它意味着偶然的相遇和逗留。正是在这些有限的空间里，我碰到了困难，我从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停下来、打招呼，或者是停留多长时间。我可能要路过两名正在深谈的同事的身旁，停下来想问候他们，而他们继续在交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插话才好。最后，我只是简单地笑笑、点点头，就溜走了，让他们继续交谈。
L. S. 劳瑞的画作《上班路上》。他画作中的人流形象总是这样——仓促地踮着脚尖行走，耸肩弓身，陷入沉思之中。这些挤在一起的人们彼此间互不交谈，呈直角站立着，他们的手臂软弱无力。劳瑞说过，“我绘画中的所有这些人，他们都是孤独的，你知道，人群是所有孤独的事物中最为孤独的。每个人对其他人来说都是陌生人。”
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
（Robin Dunbar）
曾经发现，交谈人数的规模有一个天然限制，即4个人。当人数多于4个时，没有人再能够保持对于所有谈话者的注意力，谈话就会分裂成更小的单位。多年以来，我发现邓巴定律是相当可靠的，但即使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却并不能让它更容易解决。当一群谈话者分裂为更小的单位时，我试图加入其中的一个小组，但会同时听到另一个小组的谈话，没办法不去听。我最终是一个小组也不加入，晾在两组人之间，他们互相无视另一方，也无视我的存在。我常常和一圈人待在一起，突然那个圆圈就像橄榄球比赛中并列争球时一样闭合了，留下我呆站在外面，像是圈子里的成员们都忘记了我的存在，心不在焉地把我从圈子里推出来了一样。
《你需要多少朋友》，作者: 罗宾·邓巴，译者: 马睿、朱邦芊，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1年1月
社会学家苏西·斯科特
（Susie Scott）
提出，害羞是在进行“一项非故意的违约实验”。背离实验是人种学上的一种实验，意在观察人们对于破坏社会规范行为的反应——我们通常认为这些社会规范是理所当然的。比如，研究者可能会在未加解释的情况下插队，或者在一列拥挤的火车上，随机走向陌生人，无缘无故地叫他们让出座位。
（总体而言，如果这个研究者不害羞会更好。）
斯科特认为，害羞者的行为相似，都是令人不快的。他们的身体语言表达出不适，他们的沉默却显得没有勇气。他们缺乏瞬间把握时机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让正在深入讨论的人们表现得像是重复演奏某个片段的音乐家；相反，当害羞者的心智在所有不同的方式上都过一遍，思考哪种方式可能会让谈话失败时，他们早已错过了插话的时机，讨论已时过境迁了。因此，他们介入到谈话中的情形既少又古怪，话题常太过沉重，或者会破坏谈话的节奏。害羞者会让其他人不安，因为他们扰乱了社交生活中那些心照不宣的惯例。
窘迫感从何而来？
人们有时候推测，窘迫应该是一种新近出现的状况，是我们过度文明化的、因而也容易引起焦虑的现代社会的产物。我们观念中的“ 窘迫”
（embarrassment）
一词直到18 世纪中叶才在英语中出现，指的是由社交尴尬或自我意识引起的情感不适，与它原初的意思“阻碍”或“妨碍”相反。
德裔英国社会学家诺伯特·伊莱亚斯
（Norbert Elias）
认为， 直到最近的几百年间， 生活才基本上成为公共的。起初，家人们在一个房间里同吃同住，陌生人也可以快乐地共享一张床，对于人们来说，大小便时被人看见也是正常的。然后，自16 世纪以来，一个“文明化进程”开始席卷欧洲。中世纪的礼仪准则被称为是“ 礼节”
（courtesy）
， 因为它是宫廷贵族们所践行的； 此时它演变为“ 礼貌”
（civility）
，意思是每个人都要遵守。关于共餐、吐痰、擤鼻子和上厕所的种种规定，变得越来越严格和自我约束了。
《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作者: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译者: 王佩莉 / 袁志英，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5月
伊莱亚斯提出，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它对于行使暴力权力的垄断。因而在私人生活中，脾气平和要较武力威压更令人赞赏。随着社交生活变得不那么危险了，宴饮和舞会不太可能以争吵和打架而告终，伊莱亚斯所说的“羞耻门槛”也就发展了。人们之间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界线更明晰了，特别是在公共场合的陌生人之间，当这些边界被僭越时，尴尬发生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人们担心，如果他们跨越了这道“羞耻门槛”，他们就会失去别人的爱和尊敬，他们开始将他们想象的别人的负面评价内化了。“羞耻门槛”发展到了我们的内心和思想之中。
这是一个听上去有说服力的论述。但是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加拿大裔美籍社会学家、作家）
在安斯特岛上的工作，质疑了伊莱亚斯的看法。相反，安斯特岛的狭小滋生了一种幽闭恐惧症式的社交尴尬。每个人都清楚地了解每个人。他们的大部分生活是公共生活，被身边的人观察和评判，这使得他们执着地抓住他们的零碎隐私不放。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作者: [美] 欧文·戈夫曼，译者: 冯钢，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5月。本书是关于社会情境下人类行为模式的经典著作，戈夫曼在书中对社会互动、邂逅、聚集、小群体和异常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人际交往形式中的"拟戏剧"、"污记说"以及"越轨生涯"等概念。
戈夫曼认为，窘迫产生于“未得到满足的期望”。任何社会接触都由人组成，人们都要求自己去塑造一个易为人接受的公共自我形象——适度的礼貌、行为前后一致、体面，而且明白社会礼仪，这些要求还需要经过他人的检验。当这些自我要求受到了怀疑，作为交往基础的假设便不再存在，社会接触搁浅了，人们就会觉得窘迫。戈夫曼写道，当一个人总是这样不能让他的同伴信服时，“不被别人接纳的警钟就真的敲响了”。
也许事实更在于：窘迫是无比顽强的，有很强的适应力。它可以在偏僻的苏格兰群岛那简朴的公共生活中茁壮成长，也可以在社交世界里繁荣兴旺，随着伊莱亚斯所说的文明化进程而蔓延到最远的地方。因为过度进化的文雅和缺乏生气的礼节也同样是尴尬的大孵化器。
孤独症或许增加了人类的创造性？
没有人能确定，大约4万年前，为什么现代智人深入到相隔遥远的洞穴之中。这些洞穴分布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
（Sulawesi）
岛，在澳大利亚北部的阿纳姆地
（Arnhem Land）
高原。现代智人在洞穴中画下了野牛、长毛象和鹿，或者是在墙上画出他们的手印。无论这动机是萨满教的、仪式性的，还是为了向他们捕获的动物表达敬意，人类历史中被称之为“创造性大爆发”的这一巨大的认知飞跃，似乎也是从社交世界中的隐退，因为这些绘画出现在洞穴中的非常偏远的位置，没有人居住在那儿。
澳大利亚阿纳姆地（Arnhem Land）高原上的岩画。
科学家兼作家坦普·葛兰汀
（Temple Gran din）
患有孤独症，她对现代智人的行为有自己的直觉解释：我们祖先中的内向者因为厌倦了“喋喋不休的闲扯”——男性领袖们围坐在部落篝火旁磨他们的燧石，彼此吹嘘着他们捕获的野牛数量；于是独自离开了，并创造出了最早的人类艺术。她猜想这些艺术作品和一些开创性的发明，比如石矛、轮子，都是由“坐在洞穴后部的一些孤独症患者”创造出来的。
第一个认为孤独症或许增加了人类的创造性的， 是维也纳大学儿童医院的一位儿科专家汉斯· 阿斯伯格
（Hans Asperger）
。1943 年，也就是他的同事—奥地利人利昂·卡那
（Leo Kanner）
列出了孤独症特征的一年之后，阿斯伯格在他的一些儿童病人身上也发现了相似的退隐倾向。与卡那不同，他认为这种倾向或许是与一些特别才能共存着的。一些孤独症者具有令人震惊的能力，比如解决智力拼图游戏、记忆书籍内容或在城市里辨别方向等。这些能力看上去似乎部分地属于视觉技能，只是一种认出重复性的图案和分类的诀窍而已。孤独症者具有一种倾向，被称之为“中心信息整合薄弱”
（weak central coherence）
，即往往聚焦于单个部分的信息，从而损害了对全局的把握。
一个患有孤独症的艺术家可能会从某个单一细节开始画起，比如说，精细地描绘一个膝盖骨，或者一座房屋中的一块砖，由组成成分发展出他们的绘画，而不是更常见的办法，即从轮廓开始，然后往里面填充东西。有些孤独症艺术家，比如伦敦的斯蒂芬·威尔特希尔
（Stephen Wiltshire）
或马来西亚的叶平连
（Ping Lian Yeak）
，可以根据记忆画出城市天际线的大规模远景图，复杂的建筑特征在其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其他的孤独症艺术家则可以呈现出他们自己的错综复杂的世界，如法国艺术家吉莱·特雷安
（Gilles Tréhin）
的“雨维尔”
（Urville）
—一个想象中的岛城，与法国的蔚蓝海岸
（Côte d’Azur）
遥遥相对，其中的高层建筑被画得一丝不苟，人物则像劳瑞笔下的人物一样，是树枝形的。
斯蒂芬·威尔特希尔（Stephen Wiltshire）和他绘制的城市天际线远景图。
艺术本身是否起源于这种内向性的能力，即从社交生活中作出策略性的退隐，以理解我们经验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具有这种品质。正如我们的大脑必须睡眠、做梦才能复原一样，我们需要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或休憩，才能萌生出新思想。正如卡尔·荣格
（Carl Jung）
在《心理类型》一书中所指出的，内向者比外向者要花更长的时间去集中思想、处理意义，需要独处去将这些思想组织成有意义的形式。当他们与太多的人接触、接触时间太长时，他们的大脑就会受到过度刺激。处在一群喧闹的人之中，一个内向者的大脑皮层将会超负荷运转并僵硬起来，就像一台电脑的内存被用完了一样。
这些表现出内向思维的异质性的人，可以帮助我们所有人以新的方式去打量世界。
本文内容经青豆书坊授权整合自《羞涩的潜在优势》一书第1、3、6章。标题为编者所加，整合有删节。
原作者：乔·莫兰；整合：小盐
编辑：李妍；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