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蒙边界的历史遗留问题（甜瓜游乐场14.0汉化版本）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王庭就没有明显边界。说“北控大漠、西抵流沙”，是大概范围，不像现在，精确到寸，“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中原王朝强盛了，勒石燕然，北怯匈奴700里，都到蒙古国了；中原民族衰弱了，以秦岭淮河为界，也没脾气。

其实，长城是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天然界线。长城正好建在400毫米降水线上，不偏不依，正好400毫米。

400毫米降水线是什么概念呢？

往南，降水大于400毫米，可种庄稼，是农业区。往北，降水小于400毫米，庄稼种不活，只能放牧。400毫米降水线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分界线。

明朝修长城，也不懂什么400毫米降水线，瞎鞑子骑瞎马，就那么冒打冒闯。现在回过头一看，太有水平了，正好修在400毫米降水线上。

400毫米降水线。

有看官说，中原农耕民族也可统一北方游牧区啊，你看汉唐，疆域都到蒙古国了，不就占了北方大漠吗？

占不了。

农耕民族强盛了，封狼居胥，非常嚣张。封狼居胥后呢，你还得回来。为什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比如说，你在蒙古国那地方驻1万兵，按明朝标准，一个兵一月发1石粮，一月就是1万石，一年就是12万石。12万石大约2万吨，用火车拉，需要330节车皮，用牲口驮，那就没法计算了。千里路上不送粮，人吃马喂，到地儿了，粮也就吃完了，所以守不住，乖乖回来。

汉唐时期所谓疆域到了蒙古，少数民族只是表示臣服，是“羁縻”，政权、财权还掌握在人家单于、可汗手里，人家有独立军队，一不高兴就不听招呼。

陕北离长安多近啊，唐朝时，陕北的党项族，宋朝时，府谷的折家，都是地方割据的独立王国，军政大权、官员册封，都是人家自己说了算，朝庭管不了。

有看官又说了，北方少数民族可以统治中原啊，你看辽、金、清。

胡无百年运。

草原民族强盛了，入主中原，作威作福，不放牧了，当贵族，做地主，用不了百年，就汉化了。你看康熙的“福”字写得多好，家家过年挂一幅，乾隆是高产诗人，一生作诗3万多首，“长大后你就成了我”。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去哪了？契丹、党项、女真去哪了？都汉化了。你连自各都没了，还谈什么统治。

今天，你的血管里流淌的不全是黄帝的血，还流着50%这些少数民族的血。这正是老郭常说的“中国北方阿尔泰化、南方华夏化”。

位于榆林市巴拉素乡的匈奴“代来城”遗址。

有人说，长城就是一防御工事，只能被动挨打。

这话也不完全对。谁说我家院墙外就不是我家的地？那硷畔是我家的硷畔，坡地是我家的坡地，我家的厕所还修在院墙外呢。

长城不完全是被动的防御工事，能以此为据点，向北攻一下，比如“夜不收”。

老郭在“长城系列”中提过“夜不收”，是明军的特种部队，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秋冬季节深入大漠“烧荒”，把草烧了，让蒙古的牛羊马无草可吃。

蒙古人逐水草而居，草长到那儿，他们就牧到那儿。长城脚下有草，就到长城脚下来了，留下了安全隐患，明朝不愿意，就把草给烧了。

烧多宽呢？

50里，“夜不收”来回100里，这正是骑马一天的路程。蒙古人来进攻明朝，还没望见长城呢，噫，草烧没了，马吃啥呢？等到了长城脚下，就人困马乏了，哪有精神打仗？

所以说，“烧荒”是一项见效显著的措施。明朝统治276年，烧了276年，年年烧，大量有机质就补充到土壤里。经过276年的补充，土地都变成黑了，特别肥沃。因为这一条宽50里的土地是黑色的，这块地就叫“黑界地”。

“黑界地”，无疑是蒙汉缓冲地，实际上就是边界。

陕北“三边”地区长城。

清初，区区20万满州人，面对近亿人口的庞然大物，无疑有蚂蚁吃大象的感觉，倍感压力。你看清朝历代皇帝，个个谨小慎微，非常勤政，就因为有危机感，有压力，才努力工作，“可不敢懈怠，不能让汉人把我们赶回东北老家。”

孙中山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清朝是“满蒙联手”入主中原的，蒙古是合作伙伴。统一后，清王朝对昔日这个合作伙伴不放心，限制他们的自由。

我们往往以为，蒙古的盟相当于中原的地区、市，蒙古的旗相当于中原的县，都是行政区域。

不对。盟和旗，是一帮人，而不是一块地。蒙人领土观念差，我这个旗游牧到那里，那里就是我的领土。

满人觉得，你蒙人整天骑着马，还举着刀，到处溜达可不行，我不放心，我得把你约束起来。于是给蒙古各盟划了个圈，你不能出这个圈子。给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划的圈子是，东、北、西三面都到河，就是到黄河边，南到长城。这就是“三河一墙”，你不能出这个圈儿。

鄂尔多斯地图。在“三河一墙”里。

对汉人就更不放心了，好家伙，1亿人呢。清朝担心蒙汉联手，实行“汉蒙隔离”政策，不让汉人和蒙人接触。在陕北长城以北划出“禁留地”，东西长2000里，南北宽50里，不许汉民耕种，也不许蒙人牧羊，就把蒙汉隔开了。

“禁留地”刚好与“黑界地”重合。

在山西、河北、甘肃等地没划“禁留地”，只在陕蒙间划“禁留地”，不知为何？

“禁留地”就像3 8 线的军事“隔离区”。朝韩军事“隔离区”，南北宽4公里，东西长238公里，朝韩双方都不准进入，谁进来，格*勿论。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森林非常茂密，动物繁多，自然环境优美，成了动物们的乐园。

38 线军事隔离区。请注意右侧，森林茂盛。

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亲征噶尔丹。他从府谷墙头进入陕西，沿着长城自东向西，途经镇羌堡、建安堡等营堡，看到百姓穷苦、满目凄凉。

鄂尔多斯王爷向康熙汇报工作，说，您看这地，黑油油的，很肥沃，而百姓不能耕种，贫困异常。能不能把禁留地租给汉民耕种，蒙汉双方都有好处。

这时天下承平，满人对汉人的戒备有所放松。康熙沉吟一会儿，说，让汉民租种可以，但蒙人不能恃强凌弱。如果蒙人欺凌汉人，产生纠纷械斗，就取消这一政策。

鄂尔多斯王爷连忙点头答应。

1697年开边，成千上万的陕北人越过长城，来到边外，租种蒙人土地，拉开了“走西口”的大幕。

“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并列，为近代中国三大移民之一。

信天游《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泪常流。”

“走西口”路上，演义了多少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传唱着一首首撕心裂肺的“信天游”：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难留。

提起哥哥你走西口，

哎，小妹妹泪常流。

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

到西口，数不尽，艰难种种。

河曲保德州，

十年九不收，

男人走口外，

女人挖野菜。

巧圪柳柳手手挖苦菜，

白格生生脸脸太阳晒。

何为“西口”？

明朝，长城有九边重镇，分别是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你想出关，只有这9个口子，别无出口。对山西人而言，张家口在东，是为“东口”，大同在西，是为“西口”。走张家口，就是“走东口”；走大同，就是“走西口”。

有明一季，山陕穷苦失地农民，断断续续地“走西口”。他们越过长城，来到草地，给蒙人放羊，租种土地，艰难维持生计。明朝晚期，内地人口骤增，人地比例失调，大量人口加入到“走西口”的队伍。

“走西口”的人群中不乏头脑灵活之人，他们成了商人。晋商都由“走西口”起家，他们走出了大同——恰克图——莫斯科商路，将茶叶、丝绸、香料，贩卖到欧洲。

康熙爷开边，山陕人民一涌而出，就不只走大同了，那近走那儿。山西人经朔州、右玉，出“*胡口”，到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绥远、库伦。陕北人出“榆塞”，经乌审、鄂托克，到杭锦后旗，到“后套”。不管是“*胡口”，还是“榆塞”，都在长城西面，统称“西口”。

前套、后套和西套。

陕北人出边，来到鄂尔多斯南部5旗，租种蒙古王爷的土地。王爷有“六项规定”，不准边民带媳妇，不准过冬，还不准娶蒙媳妇，不准起蒙名，不准修庙，不准唱戏，就怕你时间长了，赖下不走。“走西口”的人儿像燕子一样，春去冬来，“正月里出门腊月里还”，俗称“燕行人”。

揽工人儿难，

哎呦，揽工人儿难。

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

受的牛马苦，

吃的是猪狗饭。

……

《揽工人儿难》，倾诉的正是“燕行人”的艰难。

*虎口，原名“*胡口”。

农耕意味着定居，农耕也意味着群居。

边民来到鄂尔多斯，搭伙租种王爷土地，挖地窨子、搭窝棚，简单居住。开始人数较少，后来人口越来越多，逐渐发展成村庄。蒙人是没有村庄的，四处游牧。现在你去榆林边外，会看到数百个带“伙场”“窑子”的村名，什么郭家伙场、胡伙场、党三窑子，有数百个之多，就是那时形成的，是“结伙盘场”“伙聚盘居”的意思。

蒙古王爷担心汉民赖着不走，怕甚的来甚，时间一长，还是定居下来了，边民由“客居”变成“定居”。

最先定居下来的是商人。

商人也叫“边客”，他们在靠近王府、庙宇的地方盖房，储存货物，做买卖。到了冬天，得留下来看货啊，没人看，丢了怎办？

理由太充足了，没法拒绝。再说，王爷好喝酒，几杯酒下肚，什么事不好商量？

慢慢的，边民陆续留下来了，把媳妇带来了，孩子也生啦。过几代，就不把自己当外地人啦，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就是我的家乡。

边民不再逆来顺受，蒙古王爷的“六项规定”早已突破，大瓦房盖了，庙也修了，还在庙会唱戏，有的还大胆追求爱情，娶蒙妇为妻。随着人口增加，边民也敢和蒙人分庭抗礼，私自扩大耕地面积，强租强种，甚至越过“禁留地”，向草原深处推进。

蒙人感到压力，请示朝庭重新划定界线。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庭派侍郎拉都浑等到榆林勘察，规定“五十里以内，有沙者以三十里立界，无沙者以二十里立界，准令民人租种。”并在划定的界址上堆土或树木牌。人们把这条线称为“康熙线”，把这个区域称为“旧牌子地”。

“康熙线”没有挡住边民的脚步，时间不长，“康熙线”就名存实亡了，边民向草原更深处迈进。乾隆八年（1743），鄂尔多斯各旗贝子以民人种地越出界外，导致游牧狭窄，向理藩院呈报。理藩院尚书班第和川陕总督庆复来到榆林，再次商定，“于旧界外再展二三十里，仍以五十里为界。”

这条界线人们称之为“乾隆线”，宽度恢复到50里，实际上就是原来“禁留地”界线。

时间不长，边民又越过“乾隆线”，继续向北方草原渗透，真是防不甚防啊！

为了防止边民越出50里界线，清庭在“乾隆线”基础上，再向北扩展10到15里不等，作为“禁闭地”，不准汉民耕种，也不许蒙人游牧。

但时间不长，“禁闭地”也不起作用，边民继续向草原深处进发，有的远离边墙二三百里，甚至直抵黄河南岸。

请注意，无论是“康熙线”“乾隆线”，还是“禁闭地”，只是允许边民租种的垦荒线，都不是陕蒙界线。从边民给蒙人缴租这一事实看，清庭认为陕蒙界线就是长城。

清朝陕西地图。陕北尖尖的，像个锥子。

边民为什么能肆无忌惮地向草原推进呢？

首先朝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个兵在前线打仗，需要15人运送粮食等后勤补给。开垦草原，解决了塞外驻军的粮草供给，这是几千年解决不了的大问题，让“走西口”的边民解决了，朝庭乐得其见，打心底欢喜。

其次，各旗王爷得到好处。边民不光种粮，也生产各色瓜果蔬菜，西瓜啊、香瓜啊、南瓜啊，极大地丰富了王爷们的餐桌。过去光吃羊肉，消化不好，还便秘，现在通畅了。边民还修庙，搭台唱戏，还创造了“二人台”，连扭带唱，王爷们的精神有了寄托，业余生活丰富了。

最最重要的，是王爷的收入成倍地增加啊。过去放牧，只能从牧民手里收点羊肉，挤点羊奶，现在有这么多种地的农民，可以收税啊。王爷们身不动、膀不摇，凭白无故地增加了这么多收入，过着腐败生活，何乐不为？

汉族商人经常请王爷喝酒，奉承王爷，您伟大、光荣、正确，借着酒劲再搓两把，王爷逢赌必输。就像《活着》中的富贵，把地一点一点输给汉人。直到现在，年纪大点的蒙人还痛心疾首，报怨王爷好喝酒、好赌博，把地都输给汉人啦。

位于榆林市小纪汗乡井克梁村的木华黎墓，现有古墓敖包1处，北有敖包12处（俗称十三敖包）。

蒙人对土地概念淡化，往往是模糊的，把手一挥，那一片土地是我家的。蒙人一年来收一次租子，汉人耍赖，不想缴，问蒙人，哪块地是你家的？蒙人说不上那块地是他的。

汉人又问，地契呢？

蒙人手头连个地契也没。因为债务、土地纠纷，经常发生械斗。

嘉庆十二年四月，边民三顺子、四顺子等30余人，强行耕租土地，发生械斗，蒙人赛音巴乙拉右手被四顺子砍伤，套克套木勒被吴京制伤。

嘉庆十二年三月，边民王三、徐四、二刘子等60余人，强行租地，准格尔旗甲喇班迪奉命驱赶，这是蒙古官员啊，遭到殴打。4月23日，这伙人打伤甲喇巴拉丹胡，并抢走其官帽、坐骑。

我不知蒙人给您留下什么印象。老郭从小在长城脚下生活，对蒙人非常熟悉。蒙人直爽、大方，为人诚实，非常好打交道。蒙人拙口笨舌，汉人捏住半边嘴也把蒙人说的理屈词群。蒙人彪悍，说不过就动手，一人对付三五个不在话下。现在汉人多了，人多势众，蒙人面对的是整个村庄。而蒙人一家一户，势单力簿，说不过，打不过，牧场越来越少，只好悻悻向北转场。

乾隆时期，神木县边外有350个伙盘，府谷有449个伙盘。道光十九年（1839），神木边外村庄587个、府谷441个、怀远479个，三县边外村庄共1507个，边内1926个，边外村庄已接近边内，边外人口约20万。榆林、定边、靖边三县，边外人口也超过20万。边外汉民人数已超过蒙人。

同治年回乱，陕甘人口损失过半，同样，陕北长城沿线人口损失惨重，边民人口跌至低谷。边民为了避乱，往草原更深处迁移。回乱平定后，人口才逐步回升。

连年开垦造成水土流失，“黑界地”慢慢由黑变成白色，人们称之为“白界地”。这也是横山县白界乡命名的由来。

民国时陕北各县地图。

光绪年，神木县有个吕侯旦，从小在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乌审旗经商，谙熟蒙语蒙情，结交蒙汉官员，在乌审旗边商中很有威望。

蒙人不堪昏庸腐败的王公压迫，组织起“独贵龙”反抗，把48家边商的房屋捣毁，将账簿全部焚毁。

事平后，边商把全部责任推到乌审旗王爷身上，提出巨额赔偿。乌审旗王爷置之不理，吕侯旦挑头，跑到北京理藩院告状。乌审旗王爷很害怕，担心“独贵龙”造反的事在北京宣扬开来，自认倒霉，将通岗浪一带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赔给边商，由边商自己放垦，还不收“水草”“靠圈”“地铺”等捐税。从此，这500多平方公里土地，成了边商的独立王国，吕侯旦俨然成了独立王国的土皇帝，与蒙古王公分庭抗议，平起平坐，任意发号施令。

经过不断移民垦殖、数十年的经营管理，通岗浪成为粮丰草茂，牛羊遍野的富饶之区。

民国六年（1917），卢占魁率领“独立队”由绥远南下川、滇，路过伊盟（鄂尔多斯），到处抢掠。通岗浪边商向王爷求援，王爷自顾不暇，哪还顾得别人。吕侯旦等48家边商迫不得已，回神木搬兵。神木县长受了边商重贿，派四、五十名区丁前往应援。幸亏卢占魁的大军未从通岗浪经过，免于灾难。

事后，边商们认为，通岗浪不归官厅管辖，终非长远之计。不如请求神木县管辖，每年送去几百只羊，蒙哄应付田赋、牲畜捐税。于是呈请神木县管辖，划为神木第七区，从此通岗浪成为神木县的一块“飞地”。

1931年，成立通岗浪联保，设办事处，下辖5个堡。1935年改为胜利乡，下辖3个堡。1947年神木解放，国民党神木县流亡政府逃往通岗浪，不久瓦解。1949年通岗浪全部划归内蒙古伊克昭盟（鄂尔多斯）管辖。

西安北院门牌坊，慈禧曾住这里。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仓皇逃到西安。陕甘总督住在南院门，陕西巡抚住在北院门，慈禧来了，总督、巡抚赶紧让出院子给慈禧住，好吃好招待。总督、巡抚请示，以边民实际租种地为界，划分陕蒙界线。吃人口短，慈禧吃了人家这么多好东西，同意，只是随口一说，没有形成文字。

慈禧回到北京，没几年挂了。陕西官员与绥远交涉，说太后生前同意以边民租种地为界。绥远官员要太后手谕，陕西拿不出来，交涉失败。

清末，沙俄加紧对中国侵略，把长城以北的领土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暗中鼓动蒙古独立。危机关头，清庭认识到，原来禁止汉人出关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要想保住疆土，必须增加汉民人口，改变民族结构。政策由严禁出关改为鼓励出关，包括对东三省的开放。

老郭以为，这项政策非常正确，只是晚了100年。1918年，外蒙独立前总人口64.7万人，汉人至少10万。1989年，外蒙汉人只剩下247人，十多万汉人没了下落。反观内蒙，2019年总人口2540万，蒙人467万。这是多么让人踏实的数字啊！

独立前，外蒙生活着十多万汉人，不知所终。

光绪十五年（1889），靖边县租种蒙人土地达到17万亩，边外人口超过全县人口的一半，镇靖堡、新城堡边外人口占70%以上，宁塞堡边外人口占44%，宁条梁人口100%都在边外，就是建在边外的一个镇。

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庭提议“开晋边蒙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派贻谷为垦务大臣，赴绥远督办西蒙垦务，招募汉民出边，鼓励汉民认购土地。汉人进入蒙地，不再受乾隆线约束，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各旗放垦面积快速增加。

这次放垦，把垦荒推向高潮，汉民大规模涌入伊盟（鄂尔多斯），陕北沿边6县增加伙盘村庄249个，其中榆林67个、府谷76个、神木51个、怀远（横山）15个、定边40个。这些边外伙盘均距边墙50里开外，旧庙湾、赵家梁、燕家沟等伙盘村距离边墙已230里了。

清政府还重新丈量耕地，收取押荒金、岁租，通过这些措施，牢牢控制了盟旗土地所有权和处置权，蒙古王爷对土地的管理权被剥夺得所剩无几。

1911年清帝退位，俄国趁机策动外蒙独立，妄图脱离中国。内蒙6盟闻讯蠢蠢欲动，与外蒙频繁联系，形势岌岌可危。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分别成为立宁夏、绥远、察哈尔、热河四省，俗称“塞北四省”，将内蒙一分为四，分化瓦解分裂势力。

陕西北面的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组成绥远省，省会归绥（呼和浩特），中央政府派都统管辖，伊、乌两盟蒙古王公的权力遭到削弱。

民国时“塞外四省”：宁夏、绥远、察哈尔、热河。

榆林镇守使井岳秀，经常给蒙古王爷送好烟好酒、高档绸缎，和王爷们一起喝酒跳舞、骑马射击，举办各种娱乐活动，拉拢蒙古王爷。井岳秀文武全才，骑马射击样样精通，把马背上长大的王爷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井岳秀还和王爷们结为拈香拜识，一对鞑子喝烧酒，好得像穿一条裤子。

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亲王召集各旗王爷在成吉思汗陵前会盟，井岳秀在盟会上陈述不可独立的7条理由，条条深入王爷们的心里。王爷们表示，一心向着中央，决不独立。从此伊克昭盟始终倾向中国，再无独立之虞。

民国时“东北九省”地图。

民国七年（1918），绥远都统蔡成勋向民国政府打报告，要求以长城为界，划分陕绥边界。民国政府不明就理，同意了蔡都统的请求。

鄂尔多斯所属乌审、扎萨克、郡王、准格尔、鄂托克5旗，居住着20余万来自陕北的汉民，占当地人口一半还多。清朝实行“属人管理”政策，蒙人由蒙古王爷管理，汉民由陕西沿边6县管理。神木、榆林等沿边6县，分别向边外汉民征税，每年缴纳的税款占财政收入的一半。现在要连人带地划给绥远，沿边6县官员着了急。

陕北贫瘠天下闻名，官员们日子过得穷兮兮、苦巴巴，和江南富庶之地没法比。现在要把这么大一块蛋糕切去，急得火烧眉毛，暗地里唆使百姓闹事。

陕北的地主乡绅，很多在边外有大片土地，雇人耕种，放养牛羊。现在要把这些土地划拨出去，绝其生路，地主乡绅们急得要命，成立“六县争存会”，群情激愤，推选24名代表，以陕北榆、绥、延鄜公民代表名义，给陕西督军陈树藩、省长刘镇华打电报，陈述厉害，请求陈、刘向国会反映，停止划界，维持现状。那时拍电报很贵的，一个字一块大洋，也顾不得许多，一个劲地打电报。

阴影部分为陕蒙边界争议区域。

绥远都统可不管这些，手头有“国会会议议决”，腰杆很硬，快刀斩乱麻，成立勘界委，派兵到处踏勘。所到之处扬言，边墙以外土地全部划归绥远，一时人心慌慌。

蔡都统还在长城以北的神木、府谷等县设立税务局，派兵到沿边6县收税。这些税务人员都是些兵痞，骑着马挨家挨户敲诈勒索，拉羊拉马，要吃肉，要喝酒，边民稍有怠慢，就吊起棒打。

1918年4月29日，兵痞赵有福、刘长恩窜到神木城北20里的木头沟收税，边民不从，二兵痞打死村民孟蛆。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全县绅民、地方官员义愤填膺，请求派兵镇压。在京的陕西籍学生、官员、国会议员，纷纷抗议，向议会上书，提出将鄂尔多斯南部5旗划归陕西，理由是这5旗人口汉民居多。神木、榆林两县公推地方绅士到北京参众两院请愿。“旅京陕北同乡会”登报公开事件真相，说绥远都统蔡成勋为扩充个人地盘，破坏全陕疆土，增加赋税，搞得民不聊生。榆林道尹王健也给省长刘镇华施加压力，说：“沿边6县，一下子少去一半土地，少去一半人口，每年的税款也少去一半，这活我没法干了，您另请高明吧。”

1921年1月12日，4名绥远骑兵，跑到府谷县沙梁村收税，双方发生械斗，村民制服3名蒙兵，1人逃跑。双方形势异常激烈，一触及发。

这时的民国政府，内忧外患，焦头烂额，那有雅兴管这蛋毬事。1921年3月14日，国务院内务部电绥远蔡都统“暂缓划界”，为期3年的陕蒙边界纠纷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