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版暗渡陈仓：私有化、全球化
（1）隐匿财富的蜘蛛网与蜘蛛侠的四步棋
（2）“经济学是方法，目标则是要改变灵魂”！
（3）“新自由主义”：权贵者的盛宴，西方经济学的迷魂汤
（4）“新自由主义”不可告人的蓝图
注：红色为已更新，蓝色为未更新
（4）
“新自由主义”不可告人的蓝图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洪流蔓延全球的进程中，有那么一批特殊人物、组织及一系列重大事件，它们表面上看彼此孤立，实际上却是同一张覆盖全球的巨型蜘蛛网上的节点。只有看清这些节点之间的无形纽带，才会看明这幅全景图的真实画面：英美联手推动的“新自由主义”，表面上看似“纯属经济领域的政策实施”，却隐匿着两个不可言传的战略目标：一个是同化并主宰全球各民族的命运，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基督教大一统王国；另一个是在全球大规模实施可控的人口消减计划。
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推向全球，撒切尔与里根之间完美的搭档关系十分关键，但绝非偶然。二者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在里根1980年总统竞选中，某些幕后组织与人物扮演了重大角色；在撒切尔夫人的“自由企业”经济政策及其“社会改造”工程中，同样的组织与人物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幕后推动力量表面上的名字虽各不相同，但大体上有三个共同点：
（1）都具有强烈的基督教军国主义倾向；
（2）都携带着浓烈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心态；
（3）反共是这些组织的“圣战”使命之一。
在苏联及东欧共产党力量解体的历史一幕中，这些组织与人物大都在幕后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如“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1979年这个组织由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组织领袖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等人创立。此后，该组织立即投入198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活动。因在里根当选总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组织享受与白宫直线连线的特权。
像“道德多数派”这样的美国精英，他们的共同“使命”（痴迷），就是要把《圣经》”预言”的“世界末日大决战”（Armageddon）付诸现实，为此他们积极备战布局、处心积虑“创造条件”即制造圣经中描述的各种灾难让这个“世界末日预言”早日实现，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帮助上帝实现计划的一个圣战义务。而对这场“世界末日大决战”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场所就是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视为必争之地的圣殿山（Temple Mount，又称锡安山），此处的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就是引发今天在加沙地区发生的以色利与巴勒斯坦之间灾难性冲突的一个诱因。这种灾难性冲突正是大批基督教圣战者们长期以来摩拳擦掌期待的，它意味着世界末日可以尽早来临，这样耶稣基督就可以如期 “再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并带领他们一同回归天国了。
对以色列的无条件甚至近乎狂热的支持还有另一宗源：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们近乎病态的“寻神根、攀神亲”痴迷。为了证明自己“独特而优越”，拥有“上帝赋予的统治全球的权力”，数个世纪以来，他们绞尽脑汁“寻根攀亲”，为了给自己攀个凡人不可挑战的“神”祖宗，“耶稣的嫡系后代”、外星“神族”、远古时期的“龙王朝”神族等统统成为盎格鲁撒克逊要寻的“祖宗”候选。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进入高潮，这个痴迷又导致十九世纪崛起了一个“不列颠以色列论”（British Israel theory）。
自1840年，即英国为避免国家*的灾难而发动对华鸦片战争的同一年，从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威尔逊开始，通过荒诞不羁的逻辑与捕风捉影，“撒克逊民族源于以色列民族、是上帝之子的嫡系后代”之类的理论开始风靡英国精英圈子，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打造成“上帝之子”耶稣所属的以色列古代一支失踪的部落，据此，十九世纪的英国作者爱德华·海因（Edward Hine）甚至得出一个著名“结论”：“英格兰永远不可能被打败——这完全因为我们是以色列这个事实。”爱德华·海因成为推动“英国人是以色列人”身份认证运动的先锋之一。这些理念后来开始影响美国的相似运动，这类运动设计了一个身份认同方程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犹太人＝“上帝之子的嫡系子孙”，因而有统治世界的天赋权利，其他民族不可与之平起平坐，更不可挑战之。
不奇怪，1979年“道德多数派”刚成立不久，杰里·福尔韦尔就宣告：“谁与以色列作对谁就是与上帝作对”（Whoever stands against Israel stands against God。）
让人困惑的是，这样一个具有浓烈的基督教军国主义与种族主义情结的组织为什么要如此大力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在以“全球化”、“自由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洪流冲向全球的进程中，许多基督教组织都扮演了重大角色。如智库“国家政策委员会” (The 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这个听起来仿佛只是为“国家政策”建言的智库其实是一个极为隐秘的精英网络，由五百多名成员构成，塞满了基督教组织的领袖、政界、工商金融界、媒体等领域地位显赫的人物。
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基督教军国主义圣战相连，这对中国这样的非宗教传统国家的许多同胞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不考虑西方社会的宗教军国主义文化基因，就难以了解这个文化基因影响下的一切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和全球主宰战略。在西方社会，宗教情结根深蒂固，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政策也毫不例外。自古及今，西方诸国的宗教-军事-政治不可分割，也一直是一切政策的基石，而经济则一向位于从属地位，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在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里，她直截了当地解释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与执政哲学：“我信仰犹太-基督教价值观，我的整个政治哲学就是基于这些价值观。”
早在1951年，当年轻的撒切尔还没有正式成为议会议员时，她就声明：“世界的未来取决于少数一些男女，他们是基督教徒，而且甘愿在海外实践并传播这个信仰。”
大西洋彼岸，撒切尔夫人的美国战友们更是把征服整个世界作为一项基督教使命。在美国短暂而血腥的历史上，一系列持续不断的战争设计与制造，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巧妙利用西方这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宗教情结，有效煽动并获取大众对战争的支持。自建国至今，美国历代总统候选人也都需要表白自己“对上帝的虔诚”、对基督教的“坚定信仰”，以赢得公众的信任与选票，其中一些总统之所以能够上台，也得益于强大的基督教团体在竞选中的鼎力相助。里根、小布什、特朗普等总统入主白宫都属此类。
二战后，这种宗教军国主义与文化情结也被圣战者们巧妙利用，将整个西方世界及其卫星国统一在“上帝”的大旗下，向“非基督教信仰”——共产主义这个“邪恶帝国”开战。杜鲁门总统就曾宣告说，世界面临的问题是一场反对“无神论主义”的东征圣战，因为“共产主义否认上帝的存在”。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也曾解释宗教在这场无形的世界大战中的至关重要性：“我们不能寄望于仅仅通过在物质领域打击共产主义就可成功将其击败”，他强调，要打败共产主义还必须“牢记基督教情结在欧洲的力量，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可与共产主义对决的意识形态。”（ Top Secret Cabinet Paper on Future Foreign Publicity Policy—04-01-1948， IRD/FO1110/PRO）
诉诸于西方社会的宗教情结，这个谋略是一个自然、简单而又绝妙的大师级手笔。把共产主义与“邪恶”划等号，必然会在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基督教徒的西方公众心中唤起强大的基督教圣战情结；不仅如此，在人类社会的大多数人口都是某种宗教信徒的时代，这个谋略也为西方的战略大师们提供了一个“分而治之”的成功选项，首先把各个不同宗教都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提供一个强大的感召聚集点, 共同对付“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威胁。
当有人建议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容纳苏联”、与之和平共处时，里根总统以不容妥协的语调断然否决这种可能，为那些幻想“合作共赢”、靠不断忍让换取“和平共处”的善良者敲响了警钟。
苏联之所以被贴上“邪恶帝国”（evil empire）这一标签，也受益于里根时代的宗教宣传战。在基督教西方，“邪恶帝国”这个名词携带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一用词无疑会唤起基督教世界的公众对共产主义的仇视。1983年，在对全国福音协会的讲话中，里根首次宣告苏联是“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
里根的宣告不过是明确了基督教西方的原则：谁不相信基督教，谁就是邪恶的中心，谁就必须被同化或根除。这不仅是针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也不仅是针对伊斯兰教这个历史上曾与基督教持续争战过的宗教对手，即使从不曾与基督教有过争斗的佛教也不可免除这样的命运。许多牧师／神父对他们的信徒宣称，佛教也是“邪恶”，佛菩萨们都是“邪灵恶魔”。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人类社会究竟面临着什么，就难以放弃“忍让换取和平共处”的幻想。
如果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人口被大规模屠*、几近灭绝的命运还不足以唤醒善良者的求生本能，如果曾强大繁荣的亚洲被各个击破、整个世界被持续不断的战争制造步步推向毁灭性灾难的现实还不足以唤醒幻想者的话，里根的宣告该是一记警钟。它意味着世界一直被陷入一场战争，而战争从来就没有“双赢”。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把上帝打造成美国及其同盟进行全球征服战的一个工具，将上帝和耶稣基督随时随地召集到自己身边也成了一门精湛的技能，以坚定反共、致力于基督教圣战使命的里根总统更是如此。正是里根总统时期，在美国执政及在野两党携手大力推动下，1983年被法定为“圣经年”（Year of the Bible）。在里根的宣告中，他称：“在许多将美国塑造成一个独特的国家与民族的影响中，没有哪一个比《圣经》更根本和持久......比起技术、教育以及军备，我们更需要精神资源”。
里根是从演员到总统的一个人物，他的这些“虔诚”之语中有多少是发自真心，只能留给上帝去评判了。这里至少可以说的是，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包括里根本人执政期间，在反共的圣战大旗下，以上帝、基督教使命的名义，横跨全球，西方诸国联手教会组织支持、赞助的一个个军事政变推翻那些希望为百姓争取公平利益的政府，伴随而来的恐怖统治肆虐了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国家中的社会底层弱势群体被一次次抛入灾难性漩涡，陷入频繁的社会动荡、血腥屠*、独裁恐怖统治，挣扎在生死贫困线上。而这期间正是基督教西方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期。这个时间段的吻合绝非偶然的历史巧合，因为对底层弱势群体、非白人人种的大规模削减甚至灭绝，正是“新自由主义”与基督教圣战者们的共同理想，也是他们的游戏终点。
若要给里根-撒切尔的伙伴同盟一个概括性定义，那该说，这个伙伴同盟开启了一个基督教西方全球征服的新时代。这场征服战要进行的，是以“全球化”、自由市场化、“私有化”的名义，步步推进全方位主宰世界的基督教圣战，一场新十字军东征。
如此也就很自然，与幕后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大潮的基督教组织关系密切、为一系列“智库”提供资助的金主，包括一些具有强烈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倾向的优生运动组织。从英国诞生并继而蔓延到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现代“白人至上”优生主义运动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要大规模减少地球“垃圾”人口，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设计者不谋而合。他们用的“垃圾”这个词，不仅指有色人种，也包括白人社会中的底层贫穷人口等弱势群体。这并不奇怪，“美国”这个系列神话中，有堆积如山的不捅自破的肥皂泡，其中一个就是有关“人”的定义。
在美国建国后的漫长岁月里，没有财产的贫穷白人与有色人种一样，都不被赋予公民权，都不被包括在《人权宣言》中宣称的“人生来平等”的“人”这个定义里。对这样的“垃圾”人口进行削减，也恰是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的游戏终点。他们崇尚的“人口削减法”鼻祖之一，就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前期英国教会的一名助理牧师与学者：马尔萨斯。
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不仅对从此至今的种种“人口削减”理念与实践都施加了深远影响，也通过他对达尔文的深刻影响而把人类对生存机制的认知与生命奥秘的探索引入了歧途。长期以来，“达尔文”几乎变成“为了生存而进行激烈竞争、你死我活”的同义词。许多人误以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些理论来自他的“科学考察”，并在后来引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误解，前后关系恰恰颠倒。
达尔文最被频繁引用的两个概念（“适者生存”、“生存竞争”）都不是他的首创或“科学发现”，而是他从后来被反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倡导者那里借用来的。这两个概念，“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源自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生存竞争” （sruggle for existence) 来自马尔萨斯。
早在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种的起源》前，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 论就已在英国社会流行。换句话说，是先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后产生了漏洞百出的所谓的达尔文“进化论”。二者出现的因果被巧妙倒置，让“社会达尔文主义”套上一层“科学”的光环，为其树立一个“道德中立”的牌坊。但这种“科学”理念完全背离宇宙运行的生命机制。
现代分子生物学与人类对基因密码的破译在逐渐向人类证实华夏文明之源《易》传输的宇宙运行法则才是生命得以存续和升华的奥秘所在：生命存续和发展的最优机制在于协同合作，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基因、细胞及其构建的各种组织器官都高度复杂精细，只有协同合作才能达到生命的最优状态，一切皆由基因密码程序控制。达尔文的“进化论”携带着浓厚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背景，与宇宙万物的生命运行法则背道而驰。
在达尔文时代，提倡“弱肉强食”的生存论在英美的精英与文化知识群体内十分流行，并为二十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提供了精神食粮与理论基石。对于斯宾塞来说，“适者生存”意味着医疗、教育、养老等这些国民的基本需求都是民众自己必须承担的义务。“生存竞争”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主要理论基石，马尔萨斯认为对“低等的种族”（lower races）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比如让贫穷家庭的婴儿死亡，因为这些婴儿“对社会没有价值”，他把这视为“正义”（justice）和“荣誉”（honour）的义务。而为了履行这些义务，他对贫穷人口进行削减的手段包括通过传染病减少这部分人口，让穷人居住在拥挤的环境中、街道要修建得狭窄、村庄应修建在污浊的死水塘边，如此可以方便瘟疫的传播。
马尔萨斯堪称现代种族生物、基因武器的精神导师与理论先驱，为此他被许多研究者批评为对底层人口与弱势群体进行“族群灭绝”。马尔萨斯“人口论”无异于强者对弱者生存权的剥夺、权贵对弱势群体利益的践踏。达尔文深受马尔萨斯影响，设想马尔萨斯的理论也适用于自然界，由此才诞生了达尔文“进化论”中这些著名的概念。
2020年，当新冠肺炎肆虐世界各国时，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政策让许多国人感到难以置信，这些政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社会内部弱势群体的无视与抛弃，就是“适者生存”这个野蛮丛林法则的现实写照。在西方诸国，新冠疫情中，远远高于平均死亡率的恰是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在许多国家，贫穷人口死亡人数至少是富人的两倍。新冠疫情对各国的影响虽然大小不同，但在一点上却惊人相似：贫富分化急剧加大。受疫情冲击的，是各国的底层人口，而在疫情中反而变得更富有的，则是超富阶层。如瑞士银行的一份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诸国，2020年这些国家的成年人平均财富在增长，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则相反。
2020年，当新冠肆虐世界时，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平均增加了27%，其中一些更是成倍增加。这一切还要考虑到另一个事实：他们在避税港遮蔽的秘密财富还无法计入任何评估与“财富榜”。其中榜上前十名可公开的总财富在2020年就增加了五千四百亿美元。三十余个国际跨国公司在2020年的利润增长如此强势，有人甚至呼吁对它们收入增加的部分进行临时征税，按照这个不可能实现的建议，即使这部分的临时税收收入也至少可达一千多亿美元。
今天，盎格鲁撒克逊版式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极端宗教军国主义与残酷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三大致命毒素的叠加不仅让昔日纳粹汗颜，也日益严重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健康发展乃至持续生存。
当掌控全球信息流通及话语权的精英们侃侃而谈“自由”、“民主”、“人权”的“体制优越”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他们的目的恰是要遮掩自由的暴政、民主的独裁、人权的奴役给世界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他们要屏蔽的正是闪光的财富背后难以计数的无辜者的尸体、善良民族与弱势群体的血泪。
面对这样的世界，难道我们只能忍气吞声、任其宰割、坐以待毙吗？
历史赋予我们华夏子孙的使命是要引领人类向一个更高层次的和谐宇宙文明进化，进入一个真正自由、觉醒的文明复兴时代。但我们自己首先必须从西方的精神殖民中解脱出来，从金钱、权力、名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社会需要以切实的实际行动真正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人人皆有尊严、“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让自然回归平衡，让公正与仁义大行天下。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时代，但我们也有幸生为华夏人，无论在世界的那一方，每一个人都有承担一份使命的责任。愿华夏吾辈戮力同心，不辱使命！
（本节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