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知己有恩，朱屺瞻与黄宾虹齐白石关良等的交往（博雅红河棋牌）

马艳

画家朱屺瞻生前曾经自述：“我爱黄（宾虹）画之‘厚’、我喜齐（白石）画之‘野’，我与关良在求拙上有着相同的爱好。”齐白石曾以“知己有恩”印蜕相赠朱屺瞻。

2021年是知名画家朱屺瞻先生（1892-1996）诞辰130周年，近日，“赤心惟存——纪念朱屺瞻诞辰130周年艺术展”正在上海朱屺瞻艺术馆展出，系列纪念活动正在陆续展开。展览通过共85件（组）真迹，讲述了朱屺老的百岁人生，其中“朱屺瞻的时代和他的交游”部分突出了朱屺瞻强大的朋友圈和他人生的变迁。

本文试图从“他者视角”聚焦朱屺瞻，以朱屺瞻朋友圈的交集与交往为例，呈现出他与20世纪近现代艺术大家之间互相砥砺的艺术情谊与人文交流。

1970年，朱屺瞻在翻阅《梅花草堂图》集册，图中为齐白石诗文及图画

朱屺瞻（1892-1996）1892年出生于江苏太仓浏河镇的一个富商家庭，祖辈世代经营酱园生意。其一生经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从容度越了105岁的人生。在接近九十岁高龄之际实现了其艺术上的“耋年变法”，见证中国画坛近百年的变迁，亦是一个时代的传奇。在《癖斯居画谭》中他曾这样说道：“我平生得力于交游之处甚多，应当提及的有齐白石、唐文治、钱铭山、柳亚子、黄宾虹、徐悲鸿、王一亭、汪亚尘、王济远、刘海粟、贺天健、王季眉诸先生。”朱屺瞻对这些帮助和启发过自身艺术的人总是念念不忘，在自己的画语录里屡屡提及，感恩之心溢于言表，他和这些朋友们的友谊在艺坛亦被传为佳话。

1962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朱屺瞻国画展”，右三为朱屺瞻，右四为刘海粟

（一）知己有恩：黄宾虹与齐白石

在朱屺瞻众多的中国画友中，黄宾虹（1865—1955）是朱屺瞻非常看重的友人之一，两人相识于1927年。黄宾虹比朱屺瞻年长二十七岁，相当于叔伯辈的美术人物，两人对鉴赏和书画等诸多方面的共同爱好，使他们由艺术上的志同道合成为了相知相惜的莫逆之交。

黄宾虹1907年定居上海，到1937年离开上海到北平，在上海三十年的时间里，其主要职业是编辑，并从事结社、收藏、创作及史论研究等一系列活动。当时黄宾虹以精于鉴赏而著名于沪上，在从事编辑工作的期间，黄宾虹前后合办名为“宙合斋”的古玩书画店，以及创建“贞社”团体，掌控了古书画鉴别和流通业务，在其周围凝聚了一大批古代金石书画的爱好者，来共同鉴赏研究古代书画名迹，他们之间经常就收藏经验进行相互交流，提高目力和水准。这些与鉴藏相关的活动不仅打开了黄宾虹的人际交往圈，喜好收藏的朱屺瞻也开始了与黄宾虹的交集。朱屺瞻自幼受父亲影响喜欢收藏古字画，在古董店和裱画店看画，遇有称意的就买几幅，“画商知我所好，遇有八大、石涛之作，必留于我”，朱屺瞻也曾提及其收藏失误的经历：“我在学习油画的同时，有钱就想买书画……不久即发现这是件赝品，懊丧之余，决心要学些本领”。朱屺瞻当年在宝山县学堂读书时就听闻黄宾虹，据《朱屺瞻年谱》记载，1927年左右朱屺瞻与黄宾虹等人订交，自此两人常在一起鉴赏品评古画，辨识真伪，“黄宾虹与我来往亦密，经常相与鉴赏古画，切磋为乐。”黄宾虹处每每收进古画之际，朱屺瞻总是赶去观赏，倾听黄宾虹的高见，两人常切磋于古画赝品与半赝品，以此层层剖析，定伪真假，朱屺瞻虽对古代绘画的研究和鉴别有其根底，但相对于前辈黄宾虹的经验和目力，则自莫能及，“以王一亭、黄宾虹对先生影响最大……凡得一字一画，便携之共赏，品评优劣，辨识真伪，先生自谓得益於黄宾虹甚多”。

黄宾虹，《梅花草堂图》

两人以鉴赏相知，有着相同的收藏观，又以相近的艺术观而惺惺相惜。在黄宾虹看来收藏古画主要是为了艺术的自我超越，而朱屺瞻对于自身的藏画，亦曾表示并不是玩古董，而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因而朱屺瞻从未请黄宾虹代收字画，而是与其的鉴定之交中，借此作艺事的交流学习，使得朱屺瞻更进一步理解了传统书画之精髓，而这种鉴藏字画的经历对朱屺瞻个人的绘画创作来说，无疑有积极的影响，“抗战以来，我开始留意扬州八怪的作品，且买了一些龚半千的画，眼界渐高，益觉中国画不逊于西洋画”。从这里可以看到，其书画收藏及与黄宾虹早期交流古书画的经历，反过来又影响到朱屺瞻中后期中西绘画并陈的艺术道路的发展路径。

黄宾虹，《梅花草堂图》题诗

1931年朱屺瞻和黄宾虹都位列于新华艺专校董，两人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讨论的问题也更为广泛。而黄宾虹本人的艺术创作也给朱屺瞻的绘画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癖斯居画谭》中其曾谈道：“黄宾虹的山水有灵气，这由于他游历多，从各地采集素材，能观察，能消化，创出自己的境界，浑厚多姿，他好玩石头，以小见大，从一石块上研究出山脉山势。”尤其是黄宾虹山水画的“浑厚”感给了朱屺瞻在国画笔墨上诸多启发。

1936年黄宾虹曾送给朱屺瞻一幅《梅花草堂图》，并题诗，文中提及：“屺瞻先生博雅嗜古，筑梅花草堂以贮法书名画目录煮石山农句供噱”。到1937年黄宾虹北上，两人依依惜别，此后两人信件往来不断，在黄宾虹过世前一年的9月，黄宾虹来上海举办画展时曾和朱屺瞻见面，并画了“梅花草堂扇”相赠，两人这样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954年黄宾虹逝世。黄宾虹曾言：“对于艺事，不论看画、藏画、学画、作画，越苛求越好；为人则越宽厚越好。”这一谆谆言语仿佛也成为朱屺瞻此后的艺术道路和人生经历的最好写照。

黄宾虹《梅花草堂扇》

朱屺瞻曾经自述：“我爱黄（宾虹）画之‘厚’、我喜齐（白石）画之‘野’”。其在《癖斯居画谭》中曾说：“友谊最深的，应是齐白石，他呼我为‘五大知己之一，为我刻印七十多枚，如今抚玩故人手泽，慰藉如见其人。”齐白石（1864—1957）年长朱屺瞻三十岁，两人以金石订交始于1929年，朱屺瞻自诩与齐白石的关系最为密切，两人以藏交友，成为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齐白石，《梅花草堂图》

在1929年教育部第一届全国美展上，朱屺瞻第一次见到齐白石的画作，“先生于是岁‘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见《山水》一帧，以为笔墨奇崛有大家气，款署白石，然未详其为何人”。当年徐悲鸿来沪，朱屺瞻便向其询问，还见到齐白石为徐悲鸿所制刻印，“秋见白石为其所刻印逋峭雄逸，叹为神品，益敬服不已”。朱屺瞻婉拒徐悲鸿为其带求的美意，“遂自按润例请荣宝斋代求焉。先生与白石订交由此始，时白石六十七岁”。

齐白石跋六十白石印轩图卷

此后数年间，朱屺瞻不时通过荣宝斋上海分号向齐白石订制印章。当时齐白石的印作还少为人所知，润格也不高，而朱屺瞻长年慕名订件，使得齐白石也对这位艺术知音产生兴趣，两人逐渐有了书信往来，翰墨频通。到1938年，齐白石在赠给朱屺瞻的一幅墨梅上题道:“屺瞻先生即索余画梅花草堂图并题诗句，又索刻石，先后约四十印。今又索画此墨梅小幅，公之嗜痂，可谓有癖矣。当此时代，如公之风雅,欲再得未必能有，因序前事，以记知己之恩，神交之善，非为多言也。”是年，齐白石为朱屺瞻刻印有“屺瞻欢喜”“太仓人”“心游大荒”等。到1943年，齐白石以“知己有恩”印蜕相赠，手书上写：“世有知己，皆为白石之恩人，见此印可以想见铭感，屺瞻先生，齐璜。”次年，齐白石又以“形似是末节”“六十白石印富翁”数印见寄，后一印边款云：“屺瞻仁兄最知予刻印，予曾刻‘知己有恩’印，先生不出白石知己第五人，‘六十白石印富翁’先生自号也。”而同年朱屺瞻作《六十白石印轩图卷》，予以呼应：“湘潭齐白石先生以篆刻名天下，奏刀沉雄淬利，古迈绝伦，为予治印章六十余方，因名予斋曰六十石印轩’以资景仰。盖予与先生十载神交，暌隔千里而未偿一面，乃来书引为知己，欣幸之余，不自谫陋，因作斯图，籍志秋水蒹葭之感。值此兵戈扰攘，饥寒载道，不获自励而好我所好，先生见之，或将笑我好事，唯予则以为今末俗中之翰墨缘也。”直至1946年秋，齐白石再次在朱屺瞻为其编撰的《梅花草堂白石印序》中题款作序道：“因朱君工画，画幅加闲话印以助雅观，其意趣正与余同”。而齐白石每每为朱屺瞻刻印完成后，都是亲手制作木盒，亲写地址和姓名，从假手他人，学生曾劝他，但齐白石称“盖以为非如此不足表其诚意也”，由此可见“白石之厚于先生若此”，两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齐白石刻给朱屺瞻的“六十白石印富翁”印

朱屺瞻与齐白石书信往来十八载，却一直没有机缘相见。直到1946年10月，齐白石应南方友人邀请，到南京、上海举办画展。他对前去欢迎他的汪亚尘说，“此次南下，欲见者三人：梅兰芳、符铁年及先生也”。齐白石与朱屺瞻上海见面，他执手忘情，连声说：“想煞我也，想煞我也！”在沪期间，齐白石寓居愚园路，忙于创作闭门谢客，但对于朱屺瞻则例外，“每访必纳，欢谈竟日无厌时”，期间朱屺瞻曾询问齐白石画理，后者以“贵在独创”告之，朱屺瞻深以为然，他将自己近作《梅竹图卷》给齐白石看，齐白石欣然题跋。直至离沪返京，齐白石以12寸半身像相赠，题有“常相见”三字，叮嘱朱屺瞻“悬诸床头，以当二人日日相见也”。1949年后，朱屺瞻、齐白石的境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两人心灵相通，但书信往来日渐稀少。至解放后1953年朱屺瞻畅游北京，回访齐白石，及至1956年齐白石去世，两人再未见面。1978年朱屺瞻87岁时，被抄的齐白石所刻印章得以返还，朱屺瞻作《梅花草堂图》纪念，并题记：“白石老人与余交游三十余年，前后为余刻石、七十三方，余甚珍之……近由画院发还，余欣幸兴奋之余，写此志之友之深情”。

从这些朱屺瞻与齐白石互相交往的文字和事迹不难看出，历经了几十年的交往，朱屺瞻不仅是齐白石艺术的爱好者、研究者，更是白石老人志同道合的知己，就像叶恭绰所喻：“朱君屺瞻笃好白石，所治印及其书画，有如板桥之于青藤”。虽然说朱屺瞻与齐白石的交往，最初是带有商业性的，但此后两人在志趣上不断产生交流共鸣，最终建立了深厚的艺术情谊，成为忘年至交。

齐白石刻“梅花草堂”的印

齐白石刻“梅花草堂”的印石，也是梅花图样

朱屺瞻一生对于齐白石的书画篆刻推崇备至，对齐白石艺术的这种长期的欣赏和喜爱，也使得朱屺瞻的艺术面貌受其深层的影响与启发。虽然两位艺术大家的绘画风格与表现形态虽然有异，然其对于近现代中国画大写意艺术的创新探索与终极精神的层面上，却异曲同工，尤其朱屺瞻之后的国画风格依然能够“戛戛独造，绝不为白石所囿者”，乃是朱屺瞻深谙齐白石“贵在独创”艺术理念的深切涵义。

朱屺瞻在家乡浏河镇所建的“梅花草堂”

（二）以画会友：“梅花草堂”和它的客人们

朱屺瞻对梅花情有独钟，不仅爱梅、种梅、画梅，还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梅花草堂”，自号“梅花草堂主人”。这座对于朱屺瞻尤为重要的画室在其艺术生涯的不同阶段曾复建过几处，第一处梅花草堂建于1932年太仓浏河镇，在这座位于家乡的画室，不仅留下了朱屺瞻辛勤创作的汗水，也有与画友们研讨艺事的雅集交往。1936年，朱屺瞻以“梅花草堂”为母题邀请众画友作画赋诗，留下了许多佳作，“自是年起，开始征集同道好友为梅花草堂作图，一时海内名家……皆以佳作投赠。”汤定之、齐白石、黄宾虹、王一亭、汪声远、吴湖帆、潘天寿、姜丹书、丁辅之、陆丹林、汪声远、周振、沈尹默等为其作了“梅花草堂图”，有关梅花草堂的邀约创作和雅集活动从上世纪30年代绵延到50年代初，每人一画一书，汇为一册，“十余年间，先后得数十页，汇为一巨册，深得先生宝爱”。此册在“文革”时上交文管会，发还时缺失潘天寿、贺天健两位名家作品，成为憾事。

吴湖帆《梅花草堂》 33×35cm×2

在浏河梅花草堂时期，朱屺瞻与潘天寿（1897-1971）有不少往来，两人1922年初识于上海美专，遂相订交。1932年由潘天寿、诸闻韵等在上海组织发起“白社画会”，每年暑期安排社员旅行写生和举办画展，在1935年举办第三次“白社”画展时，朱屺瞻加入白社，其前后参加过两次白社组织的外出写生活动。1936年春，在“白社画会”外出写生时，朱屺瞻曾邀请大家去浏河梅花草堂聚会，他以梅花草堂主人身份盛情接待大家，对此《朱屺瞻年谱》中有详细记载：“暮春，与潘天寿、姜丹书、金维坚、吴茀之、张振铎重游富春江，先生作速写数十幅而归。及返，复招游太仓，雅集于先生故居浏河‘梅花草堂’，吟诗作画，研讨艺事，欢聚数日而散。”为纪念这次聚会，朱屺瞻、潘天寿、姜丹书等六人还合作了两幅四尺花卉作为留念。

淞沪抗战之后浏河沦陷，“梅花草堂”画室被毁，朱屺瞻携全家避难上海。1938年好友姜丹书画成《梅花草堂图》，又作梅花草堂诗相赠慰问，诗中提及梅花草堂的由来和变故：“君诉从前铁乌灾，邻园着卵小池开。池名铁卵由吾赐，君即池边补种梅。梅已成林筑草堂，而今罗及池鱼殃。弥天烽火何时熄灭，君吊太仓我吊杭。画债一拖三两年，图成堂毁幸图传”。

1935年，朱屺瞻加入“白社画会”。图为初成立时的会员，自左向右依次为张振铎、潘天寿、诸闻韵、张书旂、吴茀之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朱屺瞻在上海淘沙场果育堂街一处空地着手修再建“梅花草堂”，“建屋其上，中辟画室二间，一为油画室、一为国画室也。复植梅树数十株，环匝左右，仍以‘梅花草堂’称之”。这处画室地处上海闹市区，使得朱屺瞻与海上诸家们有了更多往返交集，他们经常在此写生聚会、谈艺论道。据《朱屺瞻年谱》提到，常来南市梅花草堂研讨西画者有陈士文、周碧初、钱鼎，还有位叫沈应印的女学生；研讨国画者有张大壮、贺天健、孙雪泥等人，不时也有老友前来梅花草堂作画聚谈，如汪亚尘、唐蕴玉等，潘玉良、刘海粟亦是座上宾。而在淘砂场时期的“梅花草堂”画室，潘天寿也是几度来访，其中1946年春，潘天寿从杭州来访，特意为《梅花草堂印存》署上题签；而后的1948年秋，潘天寿借到上海办事之际，邀陈石漱一起拜访朱屺瞻，潘天寿提议，以“君子之交，枯木竹石”之意，三人联手作画。1952年潘天寿等途经上海时，再次拜访朱屺瞻于淘沙场梅花草堂：“春日，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自安徽霍丘土改归，途径上海，访先生于梅花草堂，握手神幻，咸谓老来得逢盛世，当以余年为新社会多做贡献也”。年谱中的这段文字记载了在梅花草堂接待的最后一批客人便是潘天寿等画友，足见两人相与往来的深厚情谊。后因产业变卖，朱屺瞻从淘砂场迁出。

朱屺瞻在淘砂场梅花草堂前

而齐白石对朱屺瞻的“梅花草堂”也给与了积极回应，曾为其刻制“梅花草堂”印，又作《梅花草堂图》和梅花立轴，到1948年，87岁的齐白石再为朱屺瞻作篆书《梅花草堂》匾额，并记云：“吾曾为画友屺瞻先生刊梅花草堂印，复为画梅花草堂图，再三画梅花立轴，今又于沪滨筑新屋，万里函索此四字，吾友真与白石有缘也”。

齐白石梅花草堂 149×51cm 1946

在上海孤岛期间，朱屺瞻仍广交各方画友，尤以国画群体为多，“与先生相过从者有张大千、吴湖帆、贺天健、江寒汀、张聿光，唐云方自杭州来沪，执教与新华艺专，因相识”。张大千、吴湖帆作为当时海上画坛领袖，都精于古书画鉴定，颇有收藏，和朱屺瞻有同好，所以彼此颇为友善。而钱瘦铁精于篆刻，“晚年与先生交往最密”。1940年左右，朱屺瞻与唐云、钱鼎“相交甚厚，合作画幅颇多”，还请汪大铁、来楚生篆刻三人合作印，此后三人亦联合举办“三友画展”。朱屺瞻也与汪亚尘、姜丹书走动颇多，三人议论时事，每有感概，便诉诸表露于绘画之中，曾合作绘制《松竹双鸟图》。

唐云《梅花草堂》 34.5×34.5cm×2

谢稚柳《梅花草堂》 33.5×34cm×2

为续前缘，朱屺瞻在上世纪80年代再度邀请众画友绘写“梅花草堂图”，包括陆俨少、谢稚柳、陈佩秋、宋文治、唐云、刘旦宅、应野平、亚明、王康乐、赖少其、程十发等名家均有佳作寄赠，这些作品与前册合为《梅花草堂集册》。朱屺瞻后来补绘图文，记叙集册始末，他在集册前写道：“梅花草堂乃吾旧居太仓浏河镇。羡梅花之耐寒，寄清香可爱，承友谊情馈，绘写斯册。图二十二纸，字二十二纸，合装成册，前后历时六十余载。此乃友朋高谊，弥足珍贵，愿儿孙珍藏之。”这套集册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传递至八十年代，前后历时六十余载，近现代名家用笔墨记录了朱屺瞻与其交流之情谊，艺术之事迹，某种意义上这套集册也成为了近代中国画坛风云聚散的某种写真与显影。

程十发《梅花草堂图》

（三）写生与合作画：上海中国画院之“谊”

朱屺瞻在解放前一直走着一条中西并行的绘画道路，到了解放后，开始专攻中国画。朱屺瞻在《癖斯居画谭》中曾自述：“到了解放后，我全力以赴地专攻中国画，与其说是开新端，不如说是遂初志，很有‘归去来’的快感！” 1956年，65岁的朱屺瞻受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进入了正在筹备中的上海中国画院。这开始了他接近十多年的外出写生创作生涯，期间和画院同仁吴湖帆、唐云、关良、贺天健、钱瘦铁、丰子恺、王个簃、程十发等人交往密切。

1957年6月，阮企咸、朱屺瞻、钱瘦铁在重庆工人文化宫

1956年10月画院首度组织外出写生，朱屺瞻与贺天键、张聿光、钱瘦铁等画院同仁赴安徽黄山作画，大家意兴倍加，创作热情空前高涨。1957年朱屺瞻与画院好友钱瘦铁游历四川、陕西，历时两个多月，两人先后到访武昌、重庆，在成都与当地国画家座谈，并合作画，后至西安会晤石鲁、赵望云、方济众、黄苗子等众多“长安画派”画家。通过此番远游和交流，两人更觉彼此艺术理念之投缘，返回上海后，钱瘦铁特意篆刻“学而不厌”印赠与朱屺瞻，记录两人此番共同的壮游经历和艺术同好，“我二人所见相同，屺老骎骎不懈，因刻斯印以赠之”。

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朱纪瞻、孙雪泥、沈迈士等在苏州写生

1960年，朱屺瞻再次与画院同仁孙雪泥、俞才子、孙祖白等画家同赴浙东写生，寻访杭州、绍兴、宁波；第二年与陆俨少、袁松年、谢之光等赴广东交流、写生；1962年与伍蠡甫前往浙西天目山写生；1963年暮春，与王个簃、孙雪泥、应野平、朱梅邨等画家再赴浙江写生，在温州期间，朱屺瞻和王个簃为美术工艺研究所合作大幅画作。1964年，与沈迈士等画院同仁游访无锡写生；同年与林风眠、王个簃、唐云赴江西景德镇深入生活，画瓷挂盆，年底再游井冈山，同行者为孙雪泥、沈迈士、应野平、俞才子等。

1963年4月，上海中国画院同仁赴雁荡山写生，王个簃、孙雪泥、朱屺瞻在山下灵岩寺合影

1964年，朱屺瞻与画院同仁林风眠（右四）、唐云（右六）等赴江西景德镇深入生活，绘瓷器挂盆等数十件

除外出写生创作之间的交往外，合作画也是朱屺瞻与画院同仁经常交流和雅聚的一项活动。合作画作为画院画师集体创作的物质呈现，每一位风格独特、性格鲜明的画家都能在合作画的集体绘画实践中以“不同”的笔墨“合力”而成一件作品，是笔墨的合力，亦是交流的显影。如十八张一套的山水合作图册《江山如此多娇》，既有朱屺瞻描绘的“祖国山河无限好”，亦有吴湖帆、谢稚柳的西湖，还见贺天健笔下的镇江北固山。1977年日本画家东山魁夷曾来上海参观，受到朱屺瞻、唐云接待，并得二位画家合作作品《兰竹双清》相赠。

1977年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中）上海参观，与朱屺瞻、唐云的合影

唐云、朱屺瞻，《兰竹双清图》，1977，赠东山魁夷先生留念；屺瞻画兰、唐云补竹。

朱屺瞻在画院留下的合作画中，以他与关良(1900--1986)的合作画最多，两人交往亦密。1917年，25岁的朱屺瞻与17岁的关良去日本求学时都拜在同一位老师—藤岛武二的门下，但彼此并不相识。朱屺瞻因为家庭原因在日本学习数月后便返回了上海,而关良则在日本一直学习至1923年才回国。1934年两人在上海美专相识，而后的1937年关良辗转于昆明、广州、重庆等地的艺术院校任教，在这期间两人联系不多。直到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正式建立后，两人同为画院画师，还同为上海文史馆馆员，经常在一起切磋，交往也频繁起来。关良曾为朱屺瞻的幼子绘制一本册页，朱屺瞻家人十分珍视这本册页。

朱屺瞻与关良之间在艺术理念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痴迷于戏曲，也都创作过大量速写人物的戏曲，最为关键的是，在艺术主张上二人早年都最醉心于印象派、野兽派，后来又回归中国传统水墨，而且不约而同地追求作着艺术上的“拙趣”，只不过朱屺瞻是“朴拙”，关良是“稚拙”，朱屺瞻在《癖斯居画谭》中曾说：“关良作画，以‘稚拙’为座右铭。他的水墨人物画所以可贵可风，就在‘稚拙’二字上。在求拙这一点上，我与关良有同好。实践上自愧不及老友。”

关良和朱屺瞻的合影

两人在一起的合作画，无论是《武松景阳冈打虎图》、《武松大闹飞云浦》还是《醉打山门图》，经常是关良画人物，朱屺瞻配景。虽说是朱屺瞻补景，但人物与配景之间的结合几乎达到了高度统一，犹如出自一人之手。朱屺瞻曾解析关良的戏曲人物说：“画得笔笔松秀，一笔不懈，不多也不少，添不得，减不得，就是高度准确，松是弹力大，起笔落笔交代清爽。”可以看到朱屺瞻非常熟悉和了解关良的人物画法，才有了如此相得益彰的配景。显然，这些合作画既是两人笔墨上的交相辉映，更是其深厚友谊的见证。

关良、朱屺瞻，《武松景阳冈打虎图》，1976 （良公画人物，屺瞻补景）

结语

朱屺瞻与近现代中国画群体的交往事迹，集中在朱屺瞻与黄宾虹、齐白石的交集，“梅花草堂”画室的雅聚以及画院的创作活动之间。朱屺瞻在与黄宾虹的莫逆之交中，得以深入鉴别并理解传统书画之精髓，反过来又影响到朱屺瞻此后中西绘画并陈的艺术面貌；而朱屺瞻对于齐白石艺术的嗜好，则促成两人在志趣上的交流共鸣，最终发展为深厚的忘年至交。朱屺瞻的“梅花草堂”画室和集册，不仅承载和记录了朱屺瞻的艺术创作和交往聚会，亦成为近现代中国画艺坛的某种写真，和朱屺瞻广泛交往的象征之物。而朱屺瞻与画院同仁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建国初期的大量写生活动，此外，彼此的合作画作为集体创作的物质呈现，也是朱屺瞻与画院同仁们笔墨交流的主要方式，这不仅是他们丹青笔墨的交相辉映，更是其友谊的绝佳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