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示威已过月余，自10月17日冲突爆发以来，民众要求由反Whatsapp征税一路上升到抗议政府失能，示威规模也日渐庞大，最后贝鲁特街头瘫痪不止，连总理萨阿德·哈里里也被逼下台。这波冲突牵涉出广泛的政经议题，动员了脉络互异的社会群体，其中自然包括各宗派妇女，她们不仅身先士卒、坚守前线，也将性别议题引入示威话语中，从而折射女人的困境与渴望。在黎巴嫩的宗派社会下，妇女相对脆弱；但在这场街头战里，她们却显现出集体的力量。
从阳刚到母性
要谈此次示威中的妇女形象，还得从＂惊天一踹＂说起。示威第一天（10月17日）傍晚，贝鲁特市区已聚集不少抗议民众，这时教育部长阿克拉姆·切哈耶布（Akram Chehayeb）的车队恰好驶过街头，就这么冤家路窄地成了包围对象；面对窗外的群情激愤，部长保镖随即下车对空鸣枪，没想到人群中忽然冲出名手无寸铁的女性，对准保镖胯下就是一踹，踹得对方一阵踉跄，连枪都拿不稳。这一画面被人录下上传后，立刻成为各大社群网站的焦点热搜，也被标举为此次示威的女力象征。
描绘女示威者踹保镖胯下的图像，图源：https://www.bytheeast.com/2019/10/18/lebanese-protesters-want-to-kick-out-the-government/
然而，女示威者并非只有一种形象。随着警民冲突加剧，女性也在拉扯推挤中，化育出新的角色身分。原始的“惊天一踹”符码，始于攻击男性胯下，暗含阉割、击碎、瓦解权力，无论对象是政府、镇暴警察或父权体制。图像本身燃着阳刚怒火，予人亚马逊“女武神”的既视感，象征女人不仅能与男人并肩，更能超越男人；然而现实世界中，示威妇女的角色实践已渐脱“女武神”形象，转向隔绝暴力的“人盾”，她们往往会以肉身隔开扭打的警民双方，或干脆走在游行队伍最前线，以避免暴力进一步激化。
“人盾”体现了对峙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即示威者们相信警方等国家安全部队不会真对女性开火，故一旦冲突现场渐趋失控，妇女们便一涌而上，站在水炮车与橡胶子弹前，筑起人墙保护身后的男性；而男人们也会考虑前线妇女的人身安全，不再奋力冲锋，于是在双方的自我克制下，一块阴性的缓冲区由此而生。“人盾”的符码既与和平示威紧密相连，也象征整起运动进入漫长持久战，人们期待的女示威者不再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前线刺客”，而逐渐往“示威现场维和部队”的角色过度。
然而女性对示威的参与并不仅止于此。在冲突横生的镜头外，吃重的后勤工作几乎全赖妇女统筹执行，她们或为示威者提供帐棚、毛毯与保暖衣物，或到现场烹煮热食，或上台高歌鼓舞人心，或为示威团体设计标语与海报；这些女性虽没冲到前线组成人盾，却是场外不可或缺的沉默温流，支撑着示威者一路前行。这种由妇女扮演暴力调节者、担负后勤工作的母性示威传统，可说是14年前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所留下的政治遗产。
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黎国政坛因而掀起轩然大波，背后的纠葛还得从黎巴嫩内战谈起。1943年的《国家公约》（National Pact）揭开黎巴嫩宗派主义的制度化序幕，内容规范大致如下：马龙派基督徒必须放弃对西方身分的主张，接纳黎巴嫩成为阿拉伯国家；穆斯林也不能再推动黎巴嫩并入叙利亚的政治运动；总统和黎巴嫩军队司令必须出身马龙派，总理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国会议长则非什叶派穆斯林莫属；国会议员席次中，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比例应为6：5等。
《国家公约》虽对各宗派职务约法三章，却明显偏袒基督徒，这原不是什么问题，毕竟基督徒在建国之初占了人口多数；但日子一久，穆斯林的人口比例高了起来，旧秩序自然难再服人，黎巴嫩又因地缘因素卷入以巴冲突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为逃避以色列炮火，将自身的作战基地迁至黎巴嫩南部，致使黎南武装冲突频现，最后暴力与宗派冲突合流，黎巴嫩终于在1975年爆发了内战。
这场内战看上去仅是宗派冲突的武装化，其实与大国势力脱不了关系。叙利亚始终心怀收复“黎巴嫩行省”的统一大梦，自然要藉内战驻军黎巴嫩；以色列则以歼灭巴解为名为内战加码；接着伊朗也声称要反制以色列，扶植了什叶派武装民兵势力，也就是今日的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15年后内战结束，各方签订《塔易夫协议》，穆斯林成为宗派主义的最新获益者，但黎巴嫩却沦为周边大国的俎上肉，叙利亚、以色列与伊朗的干预就此成为常态。
往后总理决策不仅要权衡宗派分歧，也得考虑境外势力的立场；另一方面内战虽已告终，但黎巴嫩政坛的暴力事件依旧频繁，这导致拉菲克·哈里里总理之死成了一场罗生门，各方势力嫌疑都不清，联合国先是剑指叙利亚，后又转控真主党与伊朗，真主党则反称一切都是以色列的阴谋。结果一阵口水战后，叙利亚成了众矢之的。平心而论，暗*拉菲克·哈里里的凶手至今仍在五里雾中，叙利亚未必就是幕后藏镜人，但当年舆论之所以由“为哈里里复仇”一路转向“驱逐叙利亚”，除了拉菲克·哈里里生前立场如此外，也与叙利亚高调驻军黎巴嫩有关，亲叙与反叙两方纷纷动员群众上街示威，从而引爆了雪松革命。
对黎巴嫩国体来说，革命结果就是叙利亚撤军；但对黎巴嫩妇女而言，雪松革命正是奠下母性示威传统的关键。当时全国有两大阵营相互对峙，分别是亲叙利亚和伊朗的＂3月8日联盟＂，以及反叙利亚和亲美的＂3月14日联盟＂， 这两派人马不只互比外援，也在民心上较劲。3月8日联盟动员了80万人上街感谢叙利亚，3月14日联盟自然也不甘示弱，叫来140万人上街反呛叙国干涉内政。而双方阵营内皆不乏活跃的女性*，前者有真主党的女性高官利玛·法赫里（Rima Fakhry），后者则包括知名德鲁兹宗派领袖之妻诺拉·朱布拉特（Nora Jumblat）以及拉菲克·哈里里之姐巴希亚·哈里里（Bahiya Hariri）。
2019年11月6日，在黎巴嫩贝鲁特，妇女们手持蜡烛与黎巴嫩国旗上街游行。
这些女政治家响应组织号召，透过宗派渠道动员不少女性，没想到意外开启革命的母性副本。这些妇女上街后虽跟着游行喊口号，却也同时进行男性示威者罕有的举措，一是在街头彻夜静坐祈祷，二是向前来驱散群众的士兵递送鲜花。祈祷意在抚慰人心，送花则为感化士兵，表明己方无意进行暴力示威，以期军方共同节制。整场革命持续月余，却无人伤亡，妇女的努力可说居功厥伟。
此外，雪松革命的后勤工作也全靠妇女支持，例如诺拉·朱布拉特夫人便以黎巴嫩国旗为蓝本，设计了示威用的红白制服，并组织妇女集体赶工缝制；其他工作包括发送食物、国旗、示威横幅与标语，举办供示威者纾压、联络感情用的马拉松，也全赖妇女团体操持支持。在这场革命中，女性被塑造成黎巴嫩的母亲、姊妹、女儿与恋人，既毫无保留地爱着黎巴嫩，也为黎巴嫩所护佑，爱国、母性、反霸三位一体，难以分割。
然而虽说妇女在雪松革命中有所发挥，但到头来，掌握话语权的女人全是男性领导的亲眷，一般女性根本无法进入决策圈，宗派主义与亲属政治才是作用关键；另外雪松革命与2019反政府示威还有一点不同，即前者的议程中少有女权要求，人们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家国情怀上，例如当年最流行的两句阿拉伯语口号：“Hurriyye, Siyede, Istiqlel（自由、主权、独立）”、“Haqiqa, Hurriyye, Wehde wataniyye（真相、自由、国家一统）”等，即便妇女已撑起革命半边天，平权的曙光却依旧模糊。
综观中东革命史，黎巴嫩的女性与革命关系绝非特例。从北非、海湾到沙姆地区，女性从不缺席重要示威，也不怯战于革命，甚至可说示威就是女性领袖的摇篮，早期有埃及的胡达·莎拉维（Huda Sha'arawi），近期则有也门的塔瓦克尔·卡曼（Tawakkol Karman）与苏丹的阿拉·萨拉赫（Alaa Salah），她们呐喊爱国口号、也强调女性战斗力，彷佛示威本身不仅是对政权的起义，更是妇女对父权的战争。然而，不论各场示威结局如何，女权议题的进展都很类似：这些女性领袖一度被视作示威的“吉祥物”，即便示威能暂容她们与男性战友平起平坐，*乱退去后，她们又得回归妻子、姊妹与女儿等角色，过去曾大破大立的许诺、赞美、期待，不过又是南柯一场梦。
在今年10月的示威现场，黎巴嫩妇女再度上街。或许将来某一天，这种源于雪松革命的母性示威传统在累积足够能量后，能蜕变为黎巴嫩女权运动的新破口，但2019会是那一刻吗？
将女权议题嵌入示威话语
此次示威的主议程原是反对政府的Whatsapp政策，但随着参与团体日趋多元，各式要求也渐次浮上台面，女性也终于在国政语汇外，喊出两性平权的响亮口号。爬梳各类报导，黎巴嫩妇女的改革主张可分为两大方向：制定单一的个人身分法、废除歧视女性的国籍法，前者将力促黎巴嫩转型为非宗派的公民国家，后者则会降低无国籍孩童的比率。
虽说与某些中东国家相比，黎巴嫩妇女已拥有相对宽阔的人生空间，但平权长征一路走来，步履蹒跚、屡兴波折，而社会与宗教歧视的两座大山，至今仍是屹立不摇，难以撼动。近代黎巴嫩女权运动与其他后殖民国家面临的挣扎类似，即女权主义的话语资源无一例外，全都来自曾经的殖民母国，不仅偶会南橘北枳、适应不良，还要受反殖保守派、宗派主义、武装冲突的干扰。
近代黎巴嫩第一波女权运动盛行于1940-60年代，并与独立后的国家建设、自由主义话语镶嵌在一起。其*物多为西化的上层阶级精英，关注妇女的教育、就业与议会代表性。然而性别革命尚未成功，各大女权团体便受宗派主义的歪风浸染，开始内哄。例如黎巴嫩妇女联盟（Lebanese Women Union）与基督教妇女团结协会（Christian Women’s Solidarity Association）的斗争。前者成立于1920年，由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左翼政党一手创办，主要目的并非推动女权，而是要吸引有心投入左派运动的黎巴嫩妇女；后者则诞生于1947年，由黎巴嫩全国共20个地方基督教会推派精英妇女代表组成，虽说都是女性组织，但在盛行宗派主义的国家里，各方往往只凭出身标签便决定敌我。然而尽管两大组织内斗激烈，黎巴嫩妇女还是在1953年取得了投票权与被选举权，标志着这波女权运动带来的社会进步。
1975年黎巴嫩爆发内战，平权的理想主义被枪林弹雨炸得一文不值，各女权团体只好退而求其次，将目标聚焦在难民救助、战时性暴力受害者收容上。此时的要角多是黎巴嫩左派政党、共产党成立的妇女委员会，其面对以色列、伊朗与叙利亚三国势力干预、目睹国家因宗派与部落斗争而日渐碎片化，提出“国家去部落化”、“反对外部势力干预”等政治理念，强调唯有黎巴嫩和平，女性的平权之路才有未来。1989年内战结束，黎巴嫩的女权运动又重回法律建制路线，并在1995年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DAW）。国内的女权NGO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包括主张就业平权的职业妇女联盟（Working Women League）、关注家暴与性暴力的黎巴嫩反妇女暴力理事会（Lebanese Council to Resi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LCRVAW）等，后者尤擅政治游说，力促性侵与名誉*人入罪化，同时也为受暴妇女提供法律服务。此外还有黎巴嫩女性研究者协会（Lebanese Association of Women Researchers，Bahithat）、发展行动研究与培训社（Collective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on Development-Action，CRTD-A）等，其将家暴、性等禁忌话题引入公领域，促成LGBT运动的诞生。
尽管一切看似缓步前行，但近日爆发的示威中喊出的两大修法议题，彻底挑战了黎巴嫩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不过在现实的重重困境治下，诉求短期之内恐难有长足进展。
2011年3月13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烈士广场，数万名黎巴嫩反对派支持者在纪念雪松革命六周年的集会上要求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首先是制定统一的个人身分法，这在许多国家是天经地义的存在，但在宗派立国的黎巴嫩却难上加难。目前黎巴嫩不存在统一的个人身分法，而是根据登记在案的宗派，分出15种宗教法，不同信仰者适用不同律法。然而不论是何种宗教，或多或少都存在歧视女性的条文，一旦明文立法，便会形成制度上的性别压迫。以离婚妇女争取孩童监护权为例，黎巴嫩天主教会法规定，天主教妇女在孩子断奶后便自动失去监护权，假如孩子哺乳期较长，最多也不能延过2岁，但法院仍保有一定的裁量权；黎巴嫩希腊东正教法（注：在黎巴嫩15宗派中，东正教还细分为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东正教、叙利亚东正教）则明订，只要男孩14岁、女孩15岁，母亲便自动丧失对子女的监护权；逊尼派穆斯林把男女年龄统一订在12岁，什叶派则分别订成男孩2岁、女孩7岁。总之不论是何种宗派的教法，女性一旦离婚闹上法院，十之八九都要失去孩子的监护权，即便当下能短暂同住，分离不过是早晚的问题。故许多妇女宁可枯守一段梦魇般的婚姻，强忍身心煎熬，也不愿让宗教法庭拆散骨肉亲情，更别提有的宗教法庭还拒绝受理由妇女提起的离婚诉讼。此外某些宗派教法允许童婚，即便是9岁以下的小女孩也在合法标准内；而为“尊重宗派自主”、“维持宗派关系和谐”，黎巴嫩政府迟迟没有将法定结婚年龄强制上修到18岁，形同默许此番悲剧重复上演。另外由于没有宗派关注“婚内性侵”议题，黎巴嫩对此也缺乏相关法律规范，致使许多妇女饱受身心摧残却无法可诉。黎巴嫩妇女看似衣着自由、职场就业率高，实则分分秒秒受宗派宰制。
此次示威中出现的另一修法议题是废除歧视性的国籍法。这条法律虽也涉及宗派主义，长远来看却算以巴冲突的外溢成本。当今的黎巴嫩国籍法规定，女性公民一旦与他国男子成婚，那么其子女将无法继承母亲的黎巴嫩国籍，其配偶也不得成为黎巴嫩公民；但倘若情况颠倒，是男性黎巴嫩公民娶了外国女性，那么其子女与配偶都将自动获得黎巴嫩公民权。此般条文诞生于巴勒斯坦难民大外逃的年代，黎巴嫩一下涌入几十万难民，一旦他们全数归化为黎巴嫩人，势必冲击国内的宗派平衡，因此政府索性立下此法，以避免巴勒斯坦男性借由成婚“盗取”黎巴嫩国籍。然而此法令一出，影响范围远超巴勒斯坦难民之外。公民权与合法居留权、工作权、受教权、社会服务、医疗保健等权利义务环环相扣，没了公民身份，一切保障都是镜花水月；许多儿童更因此成为无国籍人。几十年来，妇权团体屡屡要求修法，甚至举出证据表明，本国妇女与巴勒斯坦人结婚对宗派平衡冲击有限，却仍不被接受。
制订统一的个人身分法、废除歧视性国籍法，以上两大修法要求影响层面深远，且将可大为改善妇女生活，但政府让步的机率其实微乎其微。黎巴嫩的宗派僵局早就药石罔效，自雪松革命以来，3月8日联盟与3月14日联盟的相互抵制早成政坛常态，就算是非争议性法案的审查也能拖上一阵子，更何况是这种注定要地动山摇的提案。现下总理萨阿德·哈里里已辞职，未来的黎巴嫩将要经历漫长的总理空窗期，想整合派系冲突进而修法，无疑缘木求鱼。
尾声
世界经济论坛去年发布的《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指出，黎巴嫩的性别差距指数在全球149个国家中排名140，甚至落后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公认的女权低落海湾国。除了宗派主义的压迫外，黎巴嫩妇女的国会代表性也严重不足，128席中仅有6席是女性。
在黎巴嫩示威中，妇女既是暴力调节者，也勇于冲锋陷阵，更为操持后勤竭尽心力，然而制度却未必能一遂其改革心愿。在纷闹的的街头上，女人或许能做男人的母亲、姊妹与伙伴，为其遮挡暴力、操持衣食；但她们一心渴求的平权改革，却会令保守父权制下的男性战友感到威胁——他们亲手建立的政治秩序将会分崩离析。
很多时候，示威现场看似团结一心，事实上却四处涌动着性别征服的暗流，有时女示威者连后勤伙伴都做不成，只能沦为“性客体”，加害者不仅有国家安全部队、更有同一阵营的男示威者，这在阿拉伯之春时尤为明显。此次黎巴嫩示威虽说平和一片，但许多参与其中的妇女都表示受到过性*扰。甚至连一些媒体都甘为性化革命女性的帮凶，例如沙特的欧卡兹报（Okaz）就刊登了一篇名为《黎巴嫩之美：这些美女都是革命家》（حسناوات لبنان.. كل الحلوين ثورجية）的报道，内文不只充斥着物化女性的字眼，还附上许多女示威者的特写照，这篇文章虽招致黎巴嫩妇女的漫天批评，但也揭示出威中的男性视角——面对强大外敌时，女性可以是暂获解放的同路人；但威胁的潮水褪去后，苍白的性别阶梯便裸露出来。
现下的黎巴嫩并无余裕检讨宗派主义以改善妇女境况，这一月来的慷慨激昂、惊天一踹、静坐吟唱，也终将随着时光流逝，隐遁到贝鲁特的寂寞夜色里，示威就像场精美的产品展示会，让女权被摆到跟民族、政治同等的位子上，虽说女权标签吸引到的镁光灯也不少，但也许会期结束后依旧要撤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