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溪古镇
封面新闻记者 李贵平
峡江船工终日劳碌奔波，当然有歇店住宿的地方：河铺子。
河铺子不一定是在水码头上，也许是一处住着零星人家的河滩。河铺子，是用巴茅草和山竹子编成的小平房，有的做客栈，有的做茶馆，有的做小库房，有的卖吃食。出于乘凉考虑，沿岸河铺子四周被种植了许多榕树、山藤、桉树、苦竹、菖蒲、檵木（免枧）。叶子呈暗红色的檵木很有个性，枝干龙爪般在山野间伸展出去，或者将根须抓伸进岩石的缝隙，虎虎生风。
当落日熔金，夜色四合，月出东山，大宁河携带着清凉风儿吹亮了河铺子的桐油灯盏，灯光从门口溢出，追到江面上。远远望去，一江灯火，蓬蓬勃勃。这时候，有人提着竹篮高声叫卖，有人走到船边拉客，茶铺子里有歌声，有笑声，有打情骂俏声，有猜拳行令声，也有评书人说得兴起时的嘶吼声。有道是：“有沽酒处便为家，菱芡四时足。明日又乘风去，任江南江北”（陆游《好事近》）。
我以前在重庆读大学时，经常从巫溪县城乘船去巫山，每过庙峡，就从船舷望到不远处那株黄葛树越来越大。我知道，龙溪镇又到了。
龙溪古镇
龙溪，这个静卧于大宁河中游的老镇，在历史的褶皱中凸现出花岗石般的质地——南宋时的天赐城，清嘉庆年间的禹王宫、寨子堡、擂鼓台，道光时期的堤道、法国教堂、乡绅碉堡乃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批斗台……沿河老屋，一扇扇用竹竿撑起的窗户，依旧半开半掩，是在听风、听雨、听梦，还是在等待另一次久别重逢？重重山峦间，一弯绿水忠实地呵护着老镇的记忆。
龙溪镇当年开有许多河铺子，铺子门面上大多挂着小酒幡。店主大多是桡夫子的女人。女人平时在镇上一边纳鞋垫儿一边卖点小杂货，她们生命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等候男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桡夫子管这些女人叫滩姐儿。滩姐心忧男人常年在外，出门如断线的风筝再无踪影。那些望穿秋水始终等不回情郎的滩姐儿，也乐于把一些萍水相逢的桡夫子当情郎对待。若对方想留下过夜，她一般不会拒绝。若浓情时女人的旧相好不期而至，她会镇定地抹抹发髻儿瞥去一眼：着么子急？找个家伙打一架吧，哪个赢了我跟哪个好。
龙溪河畔那棵千年黄葛树，神奇得近乎天方夜谭。我听当地人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它竟在短短一月内经历了由绿叶变黄、黄叶掉光、发出新芽、再重新恢复枝繁叶茂的“变脸”过程，浓缩了一年的四季更替。可怜大树或许是长久杵在荒僻岸边太寂寞了，才变着戏法儿自娱自乐。
龙溪以南十五公里处的大昌镇，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商周时代的珍贵文物。早年，这里的建筑都是砖木结构，飞檐鳞瓦，有的墙体有了裂缝，有的墙脚长满苔藓。鸡舍、猪食槽和石磨散在路边。如今，这里已被商业的惊涛冲刷成“油漆古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重庆读大学时，每次乘船经大昌都要上岸打尖，坐在河边的长条石凳上边吃东西边看船来舟往。石凳光滑冰凉，凳面油亮如镜，被当地人称为“美人凳”。
大昌自古是个出美女的地方。不知何时开始，镇上一些年轻女子喜欢来石凳上静坐，她们微托粉腮，对过往客商或浅浅一笑或淡淡一瞥；更多女子则久坐不走，窈窕的腰肢儿像是与石凳生生连在一起似的。原来，这些女子是在思念自己的情郎，盼着他早些归来。风雨如磐，年年月月，未改初衷。
大昌古镇千年榕树
我一直觉得，那些看似清凉的石凳其实是有温度的，它的温度如深藏在山体内核的岩浆，总在默默积蓄能量，或许它是在等待一个热切诉说的喷火口。朝云暮雨，寒暑更迭，石凳熨帖地感知着远去桡夫子的生死冷暖，也陪伴着女子们流水般逝去朱颜，更承载了眷属对男人风里来雨里去的担忧。九曲十八弯的大宁河，隐藏着太多噬人的暗礁，有着太多未卜的生死，有的桡夫子回来了，有的永远没有回来。这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边城》里那句话：“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峡江男人活着的使命，仿佛就是待他们稍稍长大就握着蒿杆、提着铁锚，和家人道个别便一脚踏进木船，从此把身影融进江涛河雾中。多少年来，许多船毁人亡的惨剧，是很久之后被过往客商当下酒菜聊出来的。“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无数个月圆之夜，大昌的年轻寡妇沿着茅草丛生的青石板路，走过半拱形石桥，来到河边洗衣浣纱，一搓一揉中，她们心头淤积的苦痛贯注在一双手上，动作越来越急速，最后用铆劲儿捣衣来砸跑失去亲人的悲痛和不安。秋风萧瑟的午夜，女人还坐在冰凉的石凳上望着银光闪闪的河面，盼着踏月而来的船影上捎来一丝男人的气息……
可惜，大昌镇那个长条石凳终因旧城改造不知去向。石头上的故事，也被凌冽峡风吹得无影无踪。它来不及诉说什么。
“不知远郡何时到，犹喜全家此去同。万里王程三峡外，百年生计一舟中”（白居易《入峡次巴东》）。一代代峡江船工，为了生计起早贪黑，流血淌汗，前赴后继，行走江河。而木舟、大船、驳子、划子，来来往往又不至于翻江倒海——这看似松散的船队、船帮背后，始终有根无形的绳子如铁锚系舟般将大家拴在一起。这根绳子，就是帮规。
对三峡地区民俗文化颇有研究的重庆市巫溪县档案馆副馆长吴健先生告诉我：晚清和民国时期，活跃在三峡一带的船队大致分为八大帮派。船帮是由船主们自发组建起来的民间协会组织，主要是协调船帮内外关系，维护船运秩序和船工利益。
吴健说，当时，从宜昌到重庆沿江每三个县的船主都会结帮，如巴东、秭归、兴山三县的船舶结为楚帮，楚帮的船只打的“顺”字号旗，奉节、巫山、大昌结为巫奉帮，船只上悬挂的是金黄旗；云阳、开县、万县结成的船帮悬挂的旗号则是三角形镶黑边旗；丰都、涪陵结成的船帮悬挂的旗帜，则是四方形的泡花旗。有了自己的旗号，桡夫子就有了归宿，有了活命的奔头。
活跃在重庆到湖北的八大帮派，从地域“码头”上看有着较明显的对峙意味，比如上游的川帮在同下游的楚帮争斗中多占便利，自称“上江的”，楚帮则被称为“下江的”。按当时道上规矩，船到“公海”，一杆纤桩儿竖在哪儿，哪儿就是各自的领地。平时井水不犯河水，互不来往。当然，如果船队扎堆又逢过节啥的，大伙一高兴，还可以抱出各家的红苕酒，就着干鱼片和烧腊什么的，坐在一起烧起篝火，痛饮几杯，划拳玩牌，再对着明月清风说说女人。
十九世纪末，外国机动轮船开始驶进重庆，标志着川江航运的机器时代到来。这股由金属激起的惊涛骇浪给木船运输带来灭顶之灾。船帮和船工们莫可奈何，任由木船业走向衰落，一如洪涝之中的房屋塌方般被水冲走。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峡江一带的船工们带着难以言说的心情，终结了他们手工运船的沧桑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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