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分别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
写短篇小说很难吗?
文 | 刘庆邦
*本文根据刘庆邦先生访谈整理
我对写短篇的要求“三不放过”:不放过每一句话,不放过每一个字,不放过每一个标点,对字字句句都要进行推敲。如果你开始写,你最想表达的情感,你最真挚的情感,不吐不快的情感,不防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给它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就是一个故事的形式,那就行了。语言朴实再朴实,自然再自然。一开始写容易很夸张,我的感情这么饱满,好像要喊出来一样的。
语言的表达一共三种状态,不急、正好、太过。不急就是没有达到,情感没有表达出来,太夸张了,这种毛病犯得比较多。我要求大家“中”,所谓中庸之道,不是说指人的一个方法,这个“中”就是正好、正合适,这就是沈从文先生说的正好,不多不少、不胖不胖、不高不低,这就是正好。一开始写往往容易用力太过,不要太用力,就完全是心平气和的,用最恰当的语言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首先把你自己感动,自己看完以后觉得挺感动的,我觉得这就成功一半了。
怎么样才能把细节写细呢?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细节心灵化,赋予细节心灵化的过程。世界上什么最细?先是海明威说:什么最广阔,他拿天、地、海洋这几个来相比,最后说人心最广阔。我现在来说什么最细,我认为不是毫米,不是微米,也不是纳米,人心最细,比纳米还要细。所以,我们要把细节写充分,就必须把它心灵化。我比较喜欢王安忆的小说,她把一个细节能写好几页,她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心灵化的过程,在心灵化的过程当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找到我们自己的真心,也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和自己的心结合起来。
我的作品《鞋》写钟情之美,写一种我们老家订婚之后的仪式,就是女孩子要给未婚夫做一双鞋,做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对女孩说,是非常大的考验,一个就是考验你的针线活,更要考验你做鞋的一个虔诚程度。所以说这个姑娘对做鞋非常重视,这个就体现在一针一线,千针万线,一丝不苟。小说有很多的细节,来描写这个过程,比如说这个鞋底子,要拉出很多花样,我们知道这个做鞋子要做出很多花型,有对等的,有梅花形的,有枣花型的,具体哪个的花样,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我大姐她们都会,她们有一点空就做这些针线活,我知道这些细节。这个姑娘,她做一个枣花型,因为这是四月春深,枣花开的正盛。我细细地用工笔把这个枣花描绘了一番,这个枣花呢,是显绿不显白,白也是绿,绿也是白的一种枣花。它看着是不争不抢的,又很独立,枝头诞生了这个枣花,蜜蜂是嗡嗡地围着转,有这个蜜蜂,你就知道枣花是何等的淳朴,醇香,美好。这是大大的赞美了枣花的,很细的赞美,然后姑娘就看看枣花,也就把一个枣花搬到鞋底上,那么接着呢,又一朵一朵的纳在鞋底子上。表面上看是纳鞋底子,其实写人的,是拟人化的一种写法。是把这个姑娘比喻成枣花,是这么个意思。这样写出的这个小说,放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副主编秦万里写了一个点评,题目就叫《细节的魅力》,他一下子就注意到了细节的魅力。他说最终让人称道的是小说的细节,纳在鞋底上的细密针脚,以精细的笔触描绘出一个少女的柔情,朴实的姑娘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懂得卿卿我我的游戏,而通过普通的做鞋,看到她的全部幻想和恋情,看她身上所散发出的动情的生命气息,就像她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作品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靠的就是细节的魅力。
瞎想归瞎想,在动剪子剪袼褙时,她还是照原样儿一丝不差地剪下来了。男人靠一双脚立地,脚是最受不得委屈的。
做底的功夫在纳鞋底上,那真称得上千针万线,千花万朵。在选择鞋底针脚的花形时,她费了一番心思:是梅花形好、枣花形好?还是对针子好呢?她听说了,在此之前,那个人穿的鞋都是他姐姐给做,他姐姐的心灵手巧全大队有名,对别人的针线活儿一般看不上眼。待嫁的闺女不怕笨,就怕婆家有个巧手姐。这个巧手姐给她摊上了。不用说,等鞋做成,必定是巧手姐先来个百般验看。她说什么也不能让婆家姐姐挑出毛病来。守明最后选中了枣花形。她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枣树,四月春深,满树的枣花开得正喷,她抬眼就看见了,现成又对景。枣花单看有些细碎,不起眼,满树看去,才觉繁花如雪。枣花开时也不争不抢,不独领枝头。枝头冒出新叶时,花在悄悄孕米。等树上的新叶浓密如盖,花儿才细纷纷地开了。人们通常不大注意枣花,是因远远看去显叶不显花,显绿不显白。白也是绿中白。可识花莫若蜂,看看花串中间那嗡嗡不绝的蜜蜂就知道了,枣花的美,何其单纯,朴素。枣花的香,才是真正的醇厚绵长啊!守明把第一朵枣花“搬”到鞋底上了。她来到枣树下,把鞋底的花儿和树上的花儿对照了一下,接着鞋底上就开了第二朵、第三朵……
——节选自《鞋》
我的短篇小说没什么新奇的,不过都是一个个故事形态。构不成故事形态的,我不会动笔写。一旦动笔写了,我竭尽全力也要把它写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故事。现成的故事少而又少,它也不是新闻意义和民间传说意义上的故事,而是小说意义上的故事。它多是虚构出来的,是在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辟一条新路,一步一步抵达新的天地。抵达新的天地后仍不满足,还要向更广阔的远方遥望。
写作不要科班训练。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在厂上当工人,完全是为了吸引女朋友,表达一种爱意,我就蒙着写了第一篇小说,写完小说没地方发表,女朋友看了说不错,好。就放到那,放了六年以后,1978年拿出来以后就发表了,发表就说明路子走对了,也就是说没有胡编乱造,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体验。
我们这一代作家赶上了国泰民安的好时候,写作时间长一些。长时间持续写作,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既考验我们的写作*和意志力,也考验我们的写作资源。怎么办?没有别的路径可走,我们只有到生活中去,不断向生活学习。我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热爱现实,对现实生活一直抱有兴致勃勃的热情。在创作上,我无需更多的主义,能把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到底就算不错了。我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比较宽阔,认为只要不是写人的前世,也不是写人的来世,只要写了人的今生今世,就是现实主义。前世和来世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源于一种想象。不管往前想象,还是往后想象,想象的基础还是今生,还是现实。我的想象离不开脚下的土地,离不开我的经历。加上我的小说本来就是写实的,及物的,是严格按照日常生活的逻辑推动的,怎么能脱离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人生经验呢。
宋春英用一个搪瓷大茶缸蒸了半茶缸米饭,把炒好的鸡蛋压在米饭上头。为了保温,也是为了让饭菜保持干净,她给茶缸盖了盖儿不算,还在茶缸外面包了一个厚塑料袋,并用橡皮筋把袋口紧紧缚住。赵焕民又来牵青骡儿时,宋春英让他把饭菜也带上。
赵焕民说,嫂子,我在窑下不吃饭。
在窑下八九个钟头,饿着肚子对身体不好。你大哥活着时,我每天都给他带饭。
我已经习惯了,在窑下真的不吃饭,再说也没时间吃。
我叫你带,你就带,你说这么多废话干啥子嘛!你放心,我不会扣你一分钱工资。
话说到这份儿上,赵焕民只好把饭菜接在手上。
下班后,赵焕民向宋春英送还空茶缸子时,顺便从窑口给宋春英扛去了一块煤,那块煤亮晶晶的,很大,没有八十斤,也有七十斤。虽说窑工和窑工家属烧煤都不花钱,赵焕民给她家扛去大煤,她就不必去捡装车时撒在地上的碎煤了。赵焕民说,嫂子做的饭真香!
宋春英说,香吧,我说让你带你还跟我客气呢,你个傻瓜!你要是吃着香,以后下了班自己就不用做饭了,我提前给你做好,你就在我这儿吃。
窑上没有澡塘,窑工们下了班,都是自己临时烧水,烧了水倒进盆子里,各自在宿舍里洗。赵焕民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才去嫂子那里吃饭。因他洗得细致,洗得慢,宋春英等的时间就长一些。终于有一天,宋春英对赵焕民说,以后我提前给你烧好水,你就来家里洗澡吧!说了这话,宋春英的脸很红。
赵焕民的脸比宋春英的脸还要红。
人心里头开花儿应该怎么唱呢?
——节选自《车倌儿》
中国的汉字根源深、诗性强,变化无穷。用汉字写出来的短篇小说讲究味道、气韵,注重感情的饱满。当代外国作家的短篇小说我也看了不少,看时很费劲,看完就忘了,能让人叫好的短篇实在不多。他们的短篇大都从一个理念出发,在玩形式,弄玄虚,比深刻,思想的力量大于情感的力量,不能使我感动。我觉得中国的汉字是有生命的。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祖祖辈辈地用,从创造出来开始,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的底蕴是很厚的,根是很深的,我们真是应该了解它,对它的词根来历,真正得了解它,然后才能用。用这些字的时候,我是怀着敬畏之心,生怕哪个字用的不是地方,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推敲。
我们的写作总是要对素材挑挑拣拣。任何写作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捡到篮里就是菜。如果说记忆是第一次选择,写作的过程要进行第二次选择。这第二次选择,是清醒的、主动的,也是主观的。主观是虚的,从客观到主观的过程,就是从实到虚的过程。我们的写作总是离不开感情。不管任何门类的艺术作品,都是用来感人的,情感之美是艺术之美的核心。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所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情绪,都是虚的东西。我们只有捕捉到虚的东西,才能升华为艺术,超越地域和种族,为全人类所共享。我们的写作总需要有思想的引导。
作品的质量取决于情感的质量,情感的质量又取决于思想的质量,没有思想的引导和提升,情感可能是肤浅的、苍白的。作品的高下之分,很大程度上是思想的高下之分。思想是抽象的,虚而又虚,凡是好的作品,其中所包含的虚的东西就越多、越深刻。我们的写作总得使用文字。文字看似实的东西,其实也是虚的东西。因为文字是一种符号,它已经把实的东西虚化了。比如我们写到一朵花,它并不等同于长在路边的一朵花,它是我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一朵花,是生长于心的一朵花。
三月三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好,一大早就与往日不一样。鸡叫得响,鸟叫得脆,驴子叫得悠扬。空气格外清新,吸一口全身透络丝丝。阳光见人分外亲,人走到哪儿它照到哪儿,伸手抓一把,满把都是金。人们一照面,都说这天儿多好,声调里透着洋洋喜气。吃过早饭,村子里会出现一阵短暂的宁静,没经验的小孩子会以为赶会的人都已经出发了,急得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找人。原来,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躲进屋里梳洗打扮去了。她们换上早已浆洗过的衣服,木梳蘸清水,对着窗台上的镜子,把头发梳得漆亮漆亮。还有的妯娌们互相结成对子,脸上扑官粉,拿丝线做成绞子,互相绞脸摘眉,把脸绞得到边到沿,饱饱满满;把眉摘得如柳如月,细细弯弯。各家的男人,也坐在院子里,消消停停吸上一袋烟,把要卖的东西做一番清点,把要买的东西做一番盘算。母亲问星采穿什么衣服。星采说:“你不用管我。”母亲要星采跟她一块去。星采说:“我去不去还不一定呢。”母亲知道,星采一定会去的,闺女大了心事多,不愿意跟娘在一块儿。母亲说:“不知道张庄的那孩子会不会去赶会。”母亲真是的,差点把星采的想法说破了,星采生气似的赶紧叫了一声“妈——”才把母亲的话截住了。
——节选自《春天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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