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房屋门口
像是风中一尊衣衫褴褛的雕像
十月的风把腐烂的床垫吹得吱吱作响
床柱倒塌
没有希望
没有*
饥饿的魔鬼
尖叫着泥土的天启
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Patrick Kavanagh)的长诗《大饥荒》（The Great Hunger）的结尾。在诗人笔下，帕特里克·马圭尔（Patrick Maguire），这一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无比贫穷的农民的悲惨境遇是爱尔兰全国性悲剧的缩影。“马圭尔”作为一种隐喻，象征着1845-1852年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大多数爱尔兰农民的境况。陆地上发生的灾难并不是爱尔兰大饥荒的全部，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移民潮，构成了如今爱尔兰民族全球大流散叙事的主体。整个大饥荒时期，有大约一百万爱尔兰人死于这场灾难，更有超过二百万的爱尔兰人选择移民，从此背井离乡，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谋求生存。乘船跨越海洋，是所有移民的必经之旅。
《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
奇安·麦克马洪（Cian T. McMahon）的《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The Coffin Ship: Life and Death at Sea during the Great Irish Famine）试图利用爱尔兰移民在海上航行旅程中的日记和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的信件，将爱尔兰人的跨海移民经历从被忽视的历史中发掘出来。麦克马洪从移民本身的视角出发，还原了爱尔兰人准备移民资金或船票、前往港口登船、海上生活、面对死亡、抵达新世界的移民全过程。作者认为移民作为一种救济方式，重塑了爱尔兰人的生活与共同体意识。
棺材船：认识爱尔兰移民的主体性
“统舱，是一个长长的房间，从主甲板的舱口进入，是普通移民在整个航行过程中食宿的地方。移民们的铺盖放在双层甲板舱的木架上，木架沿着统舱的墙体搭建，按照6英尺乘6英尺的大小分割成舱位，每个舱位住有4人，甚至更多”（11页）。这是19世纪帆船内部空间布局的基本特征。爱尔兰移民乘坐船只住宿环境的拥挤与恶劣，加上人们对移民航行中高死亡率的恐惧，使这些满载移民跨越海洋的船有了一个特殊的名字：棺材船。1852年爱尔兰地方报纸上刊登的一封信中，乘客表达了对此的真实感受：“舱位内有两个箱子，箱子里面叫铺位，不过说它们是棺材倒更贴切，因为你经常会想到自己死在海上的结局”（119页）。实际上，“棺材船”这一词汇虽来源于移民们所乘坐的船，但其在大饥荒时期却鲜有人提及。“棺材船”更多地成为了后来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反抗英国政府时所使用的“武器”，暗示着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暴政（4页）。然而，当麦克马洪将研究聚焦于“移民”这一过程时他发现，“大饥荒时期的移民远航是一种相对危险和可怕的经历，单凭统计数据是无法理解的……‘棺材’和‘船’这两个简单的词汇，简洁地概括出过高死亡率和大规模移民，这是大众关于大饥荒记忆的两大支柱。这在19世纪以来国内外的爱尔兰人的身份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方式往往把对实际经历理解的细微差别排挤在外”（214页）。
爱尔兰移民被禁锢在“棺材船”中，使得真实的海上移民过程简化为了千篇一律的受害经历，爱尔兰人在其中所发挥的主体性与创造力就全部丧失了。如果不从历史行动者本身出发，就难以全面地认识大饥荒的深远影响，以及爱尔兰的全国性悲剧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跨海移民将爱尔兰人带离故土，分散在世界各地；但在航行的过程中重新凝聚了他们的共同体意识，共同的海上生活经历塑造了爱尔兰人之间全新的纽带。
准备与登船：人际关系与全球流动的网络
依赖马铃薯这种单一作物的农业经济为爱尔兰大饥荒的灾难埋下了伏笔。1845年枯萎病席卷爱尔兰，马铃薯歉收甚至绝收使农民们失去了几乎唯一的收入来源。这片土地已经无法养活他们，他们只能前往新的土地，乘船移民成为了他们的归宿。许多爱尔兰人想要通过变卖家产来凑移民的费用，但很快他们发现这已是奢望。如今他们家徒四壁，靠自己无法成功。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很多人愿意为移民们伸出援助之手，资助他们的航行。赞助人包括已经移民北美、澳大利亚的亲戚朋友，私人慈善组织，爱尔兰地主或者殖民政府等。大饥荒时期移民资金的来源途径多种多样，贯穿每一种渠道的关键是爱尔兰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大饥荒时期，家庭成员的汇款是爱尔兰移民收到的经济援助的主要来源，通过“链式移民”（chain migration）最终实现整个家族的迁移。现金和预付船票是最直接的资助。赞助人寄来的预付船票的背面往往写有给移民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来自赞助人的亲身经验，所以很有借鉴意义。建议主要涉及移民应该如何充分利用他们为数不多的钱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比如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和衣物。虽然每艘船都会向移民提供食物，但实际情况下只能保证人们不会挨饿。我们从中可以窥见移民海上生活中的饮食结构：土豆、燕麦、面粉、培根、鸡蛋、黄油，这些易于保存的食物是移民船餐桌上的常客。除了这些食物外，赞助人也会建议乘客携带茶叶和糖，一杯热茶可以在必要时帮移民驱散寒意，甚至在航行过程中使移民保持健康。赞助人一再强调移民对资金的使用要精打细算，避免浪费，因为这关系着他们能否在海上活下来。衣服也是移民必备的生活用品。衣服不只影响移民在船上的舒适程度，更影响着其他人对移民的看法：肮脏、破旧的衣服象征着移民贫困的处境，同时会使目的地的官员与居民把移民与传染病联系起来，登陆时穿着干净的衣服则会让他们稍显体面。
预付船票会替在农村生活的爱尔兰人省下很多精力，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民或劳工，对国际海运的规则并不熟悉。船舶运行有着严格的时间表，移民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准时到达出发的港口。移民从家乡到港口的交通运输体系也在这几年中逐渐完善，移民的交通需求使得出行方式发生了变化，铁路网的扩展对移民出行的影响尤为重要。1845年爱尔兰岛上还只有3条加在一起不到70英里的铁路线在运营，到1850年铁路线的总长度就发展到了400英里。1853年贝尔法斯特到都柏林的铁路线通车，标志着遍布全岛的铁路网已经贯通成型。铁路交通的速度和便利使得乘坐火车成为爱尔兰人远距离旅行的最佳交通方式。当然，火车票并不是所有移民都能负担得起的，传统的出行方式还包括马车、运河。虽然客流不可避免地向铁路转移，但与火车的竞争使得马车、运河运营商在提高速度的同时降低价格。
马车是将村庄与城市相连的基本交通方式。大饥荒时期流行的马车被称为“比安科尼车”，得名于它的设计者——意大利移民卡罗·比安科尼（Carlo Bianconi）。1848年，比安科尼本人宣称“其运输范围扩展到爱尔兰全境，比安科尼车1小时走8-9英里，每名乘客每英里平均收费1.25便士”（76页）。到19世纪50年代初“这种廉价、组织得当、用马牵引的运输工具使爱尔兰境内的交通运输与早些年相比更加便宜和便利”（75页）。运河是无力购买火车票却又想省时的移民的出行首选。“19世纪20年代，香农河到都柏林的运河航程70英里，用时18小时”（78页）。到19世纪30年代，快船（fly boats）的普及提高了马拉驳船在运河上的航行速度，减少了航行时间；而付不起快船费用的乘客，仍可以选择乘坐较慢的旧式夜船(night boats)。极端贫穷的移民也会采取沿着运河两岸步行的方式前往出发地。
预付船票背面的建议有时会详细地指导移民从家前往港口的行程规划。规划中也体现出人际关系网络的作用，赞助人会建议移民写信给某人或者在途经地寻找特定的朋友，让他们提供帮助。在路上，一张热情、值得信任的脸庞会让移民感到心安，同时降低他们无法准时到达目的地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爱尔兰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纽带得到强化。虽然建议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至少会告知移民应到达港口的最晚时间以及提醒移民保管好自己的船票，这是他们登船的唯一凭证。移民成功到达港口后，接下来便是等待起航。
犯人以及乘坐囚犯船的人是移民中比较特殊的存在。19世纪英国政府惩罚犯人的流放制度为爱尔兰人移民提供了一条特殊的路径。爱尔兰人将囚犯船视作廉价或者免费的移民船，甚至主动犯罪寻求流放。囚犯船的目的地一般是澳大利亚殖民地。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心甘情愿地为有工作能力的爱尔兰人提供财政支持，因为殖民地急需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流放制度成为了英帝国内部劳动力流动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将爱尔兰人自身移民的渴望、英国政府自由放任的救济政策和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劳动力需求有机结合在一起，成为19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让人困惑的难题：爱尔兰人宁愿成为犯人，也要离开故乡。他们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勇气，将流放制度转化成为自身牟取利益的冒险事业。
囚犯船上也会有自由乘客。这一群体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犯人的家属，多为犯人的妻子或者孩子，他们的船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另一类是贫穷的居民，他们的船费由私人慈善组织提供。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会在囚犯船上谋求一项工作，利用运送犯人的机会让自己和家人成功移民。虽然政府在极力压低每艘囚犯船的成本，但总体上物资不再成为移民的难题。囚犯船的优势在于：1848年后政府规定每艘载客100人及以上的船都需要配备一名医生。大部分商船出于利润的考量都不遵守这项规定，而囚犯船有政府任命的船医随船航行能够满足这一要求。船医在海上生活中能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19世纪，随着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船医的角色不仅局限于治疗病人的基本医疗服务，船医也开始承担着维持船只整洁、管理船上秩序的责任，从而降低发生传染病和混乱的可能性，使得航行更为安全。
无论如何，爱尔兰人上船的那一刻，过往和故土就都被他们抛在身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移民与爱尔兰共同体之间的彻底断绝。从筹集资金到登船航行，人际关系在移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际关系与19世纪资本主义要素的全球流动共同结成了一张巨网，移民船是这网络上的关键节点，旧的社会关系并不凭空地从爱尔兰岛移植到新大陆。移民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在海上生活中建立起全新的共同体。
海上生活：塑造情感共同体
1849年，塞缪尔·哈维（Samuel Harvey）乘船从贝尔法斯特移民纽约，当他站在甲板上看着远处的爱尔兰岛渐行渐远，强烈的思乡之情就涌上心头。向故土告别是移民旧生活的结束，也是海上新生活的开始。思乡并不是移民们在上船后的初始阶段要克服的唯一情感。无论船舶开往何处，广阔的海洋是它们所处的统一空间。海洋环境与陆地环境截然不同，对于初次驶入深海的移民来说，海洋风景十分新奇。塞缪尔·哈维认为他眼前波澜壮阔的海洋是他梦中才会出现的风景。独特的海洋生物也会给移民带来欢乐与食物补充，但初到海上的新鲜感很快就会消失。加上船上的住宿环境十分闭塞，移民的舱位彼此相隔且狭小，铺位一遇到风暴就摇晃异常，乘客来到甲板上的大部分时间也只能看到一望无际的海洋。曾经让移民感到美丽与震撼的海洋景观，如今再看只会感到单调、枯燥。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伴进一步激发了移民们的孤独感。航海新手们还要经历晕船的困扰，这些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适是移民在船上生活要面对的首要挑战。
移民船是一个海上共同体，是一座漂浮的海上城市。虽然海上生活的环境特殊，但是移民船复刻了陆上生活中森严的等级制度。一般来说，船长处于船上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顶，船长之下是随船的外科医生，再之下是船员、水手，乘客则处于最低一级。在移民船上，移民更容易遭到船长或船员的暴力压迫，因为他们比一般的乘客更为贫穷。
相互合作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移民在海上生活中建立新共同体的常见手段。共同分配生活物资、主动参与公共事务、联合反抗暴力压迫，各种方面的互帮互助是将移民凝聚在一起的仪式。这些复杂仪式将移民基于共同经历所产生的相似情感联系在一起。数个月的海上航行中，无聊并不是移民船上的全部。移民会展开唱歌、跳舞等公共娱乐活动，以此度过艰苦的时光。前往北美的船只监管一般较为松弛，公共娱乐靠乘客自行组织；囚犯在船上的娱乐活动则往往处于政府监管之下，会被要求严格遵守道德规范。在海上偶遇其他船只也被视为难得的娱乐机会，船长会利用这个机会交流信息和交换资源，而船员、乘客则会采取喊话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这样做有利于他们缓解孤独感。
酒是乘客们在长时间的海上旅途中放松精神的重要物品，并且往往在航行初期发挥重要作用。资金赞助人也会根据经验建议移民准备几品脱的酒携带上船。然而，酗酒与移民船上的宗教要求格格不入。虽然19世纪时水手普遍都是无神论者，宗教在海上生活中存在的痕迹并不明显，但总体上19世纪与海员相关的慈善组织都在呼吁让船员遵守基督教美德，强化远洋船上的道德规范。加之为了妥善管理移民船上数量众多的乘客，宗教作为一种整治秩序的有效手段，在海上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特别是移民船面临风暴等灾难时，船上的牧师会带领乘客进行祈祷以安抚惊慌的乘客。宗教活动以及乘客间的同心同德成为移民海上生活中的慰藉，这是移民在精神上与死亡抗争的为数不多的手段。移民旅程本身就是爱尔兰人求生的途径，与死亡抗争是移民海上生活中的永恒挑战，死亡对塑造移民海上共同体的影响尤为深刻。
塞缪尔·哈维在前往纽约的航行中曾经主动陪伴一位身患痢疾即将去世的女子。哈维所乘坐的移民船上的病房只是从操舵间隔出来的一个小房间。当哈维身处其中时，绝望感在他心头蔓延。病人近在咫尺的垂死*，混杂着风吹索具吱吱作响以及海浪像打雷一样的轰鸣声，整个船体摇摇晃晃。而他只能喝一杯白兰地壮壮胆子，看着这个女人在黑暗中如此孤独地死去。
麦克马洪在书中重新梳理了学界对爱尔兰移民死亡率的估算，在结合移民的日记、书信等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后，他认为对大饥荒时期爱尔兰移民死亡率的统计有时难以还原像塞缪尔·哈维这样在海上面对死亡的独特体验。移民在海上死亡的经历往往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因为传染病的威胁，尸体大部分时候只能被装在裹尸布里扔到海中处理，重视丧葬的陆地传统习俗因此被破坏。无法妥善埋葬的尸体证明了海上生活中死者的苦难，更显示出了海上生活中生者在面对死亡时的坚强，移民自身的道德感与责任感使得他们在面对死亡时会自发地团结在一起，互相给予支持和安慰。
总的来说，从海上生活中的娱乐、宗教活动甚至面对死亡的经历中，移民发展出一种基于海上生活的共同经历而非亲缘的新型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爱尔兰人新的陆地生活中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他们的新生活提供了帮助。
海洋视角下的移民史
经历长达几个月不等的海上生活后，移民在目的地港口登岸。受亲戚朋友资助的人会立刻投奔这些牢固的关系，也有人在航行中认识了新朋友，约定结伴在新城市寻找工作。人际关系发挥关键作用的原因在于，移民在出发和到达时的港口都是极其弱势的群体。游荡在港口的移民被视为“猎物”，他们容易遭遇各种诈骗甚至抢劫。关心移民的政府官员会尽力帮助他们，采取法律手段保证移民的利益。在殖民地，一些负责移民事项的富有善意的官员会通过财政救济的方式积极帮助移民寻找一份工作或一个稳定的落脚点。《爱尔兰人移民美国指南》《威利和帕特南移民指南》等大饥荒时期的畅销手册也为移民提供了适当的帮助，这些移民指南是爱尔兰民族凝聚力最为生动的体现。
19世纪中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资金、预付船票以及信息的流通都有赖于正逐渐形成的全球交换网络，移民船本身也是全球交通的重要载体。囚犯船承载的移民是英帝国内部劳动力流动的象征，前往美国的移民航行组成了英美之间形成的“新三角贸易”航线：从美国南方查尔斯顿等港口出发的商船运送棉花到英国利物浦，从那里满载爱尔兰移民前往美国北方的费城、纽约等城市，为美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然后再将生产的工业商品运往南方，循环往复。
大饥荒时期，移民前往美国时乘坐的商船主要由科普家族轮船公司提供。科普公司的船会依照安排好的时间表运行，所以预付船票背面会写有赞助人给出的时间建议。这些建议涉及爱尔兰移民传统的依据农业劳作形成的时间观念与以船舶跨海航运为代表的全球流动的准时体系的碰撞。时间体系的变化不仅局限于船只出发、到达港口的时间表，船上的作息也是资本主义时间观念的重要体现。海洋劳工史学者马库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认为，远洋船是当时最精密的机械，如同一座海上工厂。水手在特定的劳动环境中按照固定的时间安排工作。毫无疑问，移民在船上也要遵守同样的时间秩序，在固定的时间吃饭或者到甲板上放风。移民也要定期承担清理船舱的任务，这些工作受到船员的严格监督。麦克马洪认为“对于爱尔兰农民来说，航船严格的日程安排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到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在《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中分析的内容。从划分工作班次的钟声，到安排每周集合、用餐和弥撒的时间，每艘船的组织结构为那些从田地转到工厂的人提供入门指南”（138页）。在航行的过程中，爱尔兰移民提前适应了到达新大陆后可能要遵循的资本主义工厂式的管理。至此，资本主义的劳动力流动与规训都通过移民船而完成。
陆地生活—海洋生活—陆地生活是大饥荒时期移民的行动轨迹。正如前文所说，爱尔兰移民之间的民族凝聚力与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从爱尔兰岛直接移植到新大陆的。传统的陆地中心史观忽视位于中间的海上生活，使爱尔兰人移民的过程成为两个孤立且静止的片段，这种情况下“棺材船”只能被视为爱尔兰民族苦难的象征，我们无法从中认识到爱尔兰人在航行中所发挥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海洋视角下的移民史试图在同情移民遭遇的基础上，将移民主体的行动与以海洋为空间的更为广阔的全球背景相联系起来，更为深刻地理解“移民”这一宏观主题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事实上，移民在大饥荒时期是一种救济的手段，是爱尔兰人充满活力与勇气的冒险。虽然海上生活存在欺骗、孤独与死亡，但也无时无刻不体现善意、团结与新生。海上生活创造了将爱尔兰人重新凝聚起来并形成新的共同体的条件。跨洋航行是爱尔兰人寻求新生活的途径。移民不是为了抛弃故土，而是与亲友再次相聚，然后永不分离。
